反思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

前言

從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到21世紀初的世界恐慌、經濟危機，直到2010年代的東日本大地震，這一過程即最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日本經濟，經常被稱作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所謂「失去」（lost）並不是「消失了」的意思，而是含有「失敗」的意思。在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日本經濟曾經達成了不亞於任何國家的高增長，甚至獲得了「japan as number one」的美稱。然而，這樣的日本經濟為何卻遭受了「失去的20年」呢？安倍政權提出的所謂安倍經濟學試圖動員一切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增長政策以擺脫「失去的20年」，但是為何至今仍看不見任何出路？對這些問題，《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日本經濟》（桜井書店、2009年、中國語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和《21世紀日本的經濟與社會》（桜井書店、2014年）曾做出了部分探討，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總體上反思2016年節點上「失去的20年」問題，通過批判安倍經濟學，探索擺脫「失去的20年」的道路。

１．1990年代的泡沫破裂

從1950年代後半開始到70年代初期，戰後的日本經濟持續了年均9%的高速增長。然而，以71-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停止黃金與美元的兌換、移向浮動匯率制）和73-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契機，日本經濟一度遭受挫折，74年度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為-0.5%，是戰後首個負增長。

但是，靠著較早引入ME技術的「減量經營」與對歐美各國的大量出口，75-79年度增長率回復到4~5%，即便在7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中，也不過下降到2~3%的Gross Recession水平安然度過。1979年，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寫下了《Japan as Number One》，在書中，他高度評價了日本的經營體制以及其背後的社會、經濟體制。這一書名為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隨後成了讚美日本經濟實現了相對高於歐美各國經濟增長的世界性廣告語。

1985年的廣場協定後，一邊是飛速的日元升值，在美國的壓力下將當時「史上最低」的低利率（央行再融資利率2.5%）從87年2月持續了2年3個月到89年5月，貨幣存量（M2+CD）從87年到90年連續4年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另一邊，前川報告（86年4月）和日美結構協議（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89年7月～90年6月）宣言依靠放鬆管制、都市再開發和擴大公共事業以擴大內需。日本經濟的泡沫化開始了。泡沫化的主要契機是廣場協定和前川報告代表的擴大內需政策，但試圖依靠不合理的擴大內需政策解消日美經濟的不均衡是巨大的錯誤。

遠超過實際GDP增長的貨幣存量的上升為何沒有造成通脹，僅提高了資產價格呢？恐怕原因在於日元的急速升值中，以出口產業為中心的合理化、削減成本的壓力增強的同時，原油為首的進口品價格顯著下降，導致商品部門幾乎沒有任何通脹預期。與此相對，金融自由化的制度變化過程中產生的金融創新觸發了金融、房地產部門的貨幣增發，只要股價、地價上漲，擔保增值的股票、地產的金融機關的貸款也增大，使得貨幣進一步增加，導致了泡沫的自我增殖。

當然，僅把遊離於實體經濟的泡沫經濟當作86年日元升值後日本經濟不景氣的特徵是不正確的。因為，日元升值下，受合理化、成本削減的壓力，87年以後民間設備投資連續4年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這4年間，實際GDP增長率也達到了年均5.8%。然而，超級金融寬鬆政策下誕生的低利率也造成了膨大設備投資的扭曲。這些設備投資中的大部分不是依存於銀行，而是從證券市場調來的資金；或者雖說投資的資金是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但因為投資基準的市場利率較低，預期利潤率較低，所以低生產率、高成本的項目也能得到投資。90年代後，這種無效率投資成了過剩設備繼續留存，隨著金融資產、房地產的跌價，它們成了90年代不景氣長期化的重要原因。

伴隨著1990年初的股市下跌、91年後的地價下跌，20世紀末的日本泡沫開始破裂了。日經平均指數由89年末的頂峰38915日元下跌了三分之二，到2000年末跌倒13385日元。全國地價調查價格（每平米）從90年的峰值約48.2萬日元，下跌到2000年的約13.8萬日元，不足原先的三成。據核算，90年代中，股價、地價的資本損失大約超過1000萬億日元。

在90年，實際GDP增長率尚能維持6.2%的高水準，到了91年就下降到2.3%，92-93年幾乎是零增長（93年為-0.5%）。

以90-91年度的泡沫破裂為契機，日本經濟從91年起，進入了所謂的90年代不景氣。以資產（虛擬資本）的價格暴跌為契機，隨後是實體經濟的生產過剩和生產萎縮（失業增加），持有不良債權的金融機關的緊縮銀根（惜借、催還）成了經濟復甦的絆腳石。90年代的不景氣從某些方面來看十分古典、典型。雖然宮崎義一將泡沫不斷破裂的90年代不景氣稱作「複合不景氣」（1992年），但以金融危機（信用恐慌）為契機引發生產過剩的實體經濟的危機，可以說是危機的典型模式，它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一環。但是，這一不景氣又帶有特殊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脆弱的浮動匯率制下，以金融全球化為先鋒，全球化的進行建立在異常的速度下。同時，美國壓力下的廣場協定後，（日本）在對美金融協作的名義下持續採取超金融寬鬆政策，導致了泡沫的擴大。因此，泡沫破裂伴隨的資本損失高達GDP規模的2倍以上。

97-98年的金融危機是90年代不景氣的頂峰。95-96年度經濟曾有2.7%左右的實際增長，但橋本龍太郎政權將其誤認為真正的經濟好轉，從97年開始將消費稅從3%上調到5%，上調健康保險的個人負擔額，並廢止了不景氣下的特別減稅，將9萬億日元的收入從民間部門轉移到政府部門，試圖重建穩定的財政。然而，由於遭受97年7月開始的亞洲貨幣·金融危機，同年11月，隨著三洋證券、山一證券的相繼破產，13家大型商業銀行的一角——北海道拓殖銀行破產，第二年，長期信用銀行和日本債權信用銀行也因破產被暫時國有化。在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98年日本的實際增長率為-1.5%，這是戰後第三次負增長。這次金融危機的教訓是，90年代初期的泡沫破裂帶來的不良債權只不過被推遲了，並未得到最終處理（利潤或折舊）。

為應對1997-98年的金融危機，（政府）於98年制定了金融早期健全化法和金融再生法，確立了可以通過存款保險機構靈活投入公共資金的制度。長期信用銀行和日本債權信用銀行的暫時國有化和2003年理想（Risona）銀行的短期國有化都是該制度的功勞。另一邊，在1996年11月橋本政權的日本版大爆炸宣言和98年的反壟斷法修正案下，（政府）在20世紀末期開始著手大銀行的合併、重組，並在2006年成立了所謂的三大銀行體系。這樣，日本的金融體制一度被視作世界比較安定的體系。即便05年4月日版大爆炸的一環——存款保護［1］解禁了，也沒有出現實際執行的例子。08-09年世界金融危機和歐元危機時，日本也常常成為國際熱錢的避險地。其根據之一就在於日銀的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這些政策使數百萬億日元規模的存款者利息收入轉移到了銀行部門，起到了「隱性銀行補助金」的作用。

1 存款保險指加盟存款保險制度的金融機關如果破產，為保護存款者，將對存款者直接支付保險金（清算方式）的制度。——譯者注，摘自三菱UFJ信託銀行關於存款保護的說明頁（http://www.tr.mufg.jp/life/payoff.html）

2．「失去的20年」的根源

好不容易控制了金融危機，01年度受美國IT泡沫破裂影響經濟收縮後，02年到07年日本經歷了被稱為「超過伊邪那岐（景氣）2」的長期（73個月）的「沒有實感的經濟好轉」。這6年間，年均GDP增長率不過名義1.6%，實際1.7%左右，正所謂「沒有實感」，相比90年代的不景氣時期毫無改觀。支撐這次經濟回復的是02年開始到07年為止，大約增加了1.8倍的出口和企業受益。與此相對，民間消費和設備投資不過分別增加了1.09和1.29倍。

民間消費並沒有在回復期有增長，是因為工人每人每月現金收入額從02年的34.35萬日元下降到了07年的33.03萬日元。回復期完全失業率較低但工人平均工資減少，一部分因為全球化帶來了大量低工資工業製品的進口，這形成了國內工資的下降壓力；另一部分因為IT革命帶來的勞動多樣化、分散化和個別化增大了非正規就業者（派遣工人、兼職等）的比例，從而弱化了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非正規就業者占就業者總數的比例在1985年還是16.4%，但到2000年已經大到26%，05年上升到32.3%，10年34.4%，15年大到37.5%。在它的背後是標榜著勞動市場自由化、靈活化的1985年《勞動者派遣法》的制定。雖然制定當初被限定在軟體開發、翻譯等13個業種中，但99年修正後，除製造業以外的業種原則上也自由化，04年小泉政權進一步修正，將派遣勞動的適用範圍擴大到製造業和醫療、護理勞動。

1990年代以後非正規就業的急劇擴大也與資方的戰略相關。在95年發表的舊日經聯（後與經團聯合併為日本經團聯）的《新時代的日本經營》中，提出工人應被分為三組。即①簽訂永久就業契約（不設僱傭期間）的「長期積累能力活用型組」，②有限期僱傭且從事企劃、技術開發等的「高度專門能力活用型組」，以及③在製造現場從事一般工作的「就業靈活型組」三種。①是指長期僱傭的正規就業者，②和③則是指短期僱傭的非正規就業者。

上述非正規就業者的擴大雖然在短期削減了勞動力成本，但卻帶有下述兩個矛盾。第一，有僱傭年限的非正規就業者難以積累熟練度。僱傭時間、上班時間都不確定的非正規就業者沒有掌握技能和提高熟練度的時間和機會。資方雖然提到「高度專門能力活用」，但「高度專門能力」是無法在大學或專科習得的。而長期僱傭的正規就業者卻可以在OJT（在職培訓）和JR（職位輪換）中積累「多方面」的「高度專門能力」。迎來人口減少期的日本經濟必須提高生產力才能依靠提高品質彌補勞動力量的減少，無法積累熟練度的非正規就業者比例的擴大對日本經濟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第二，非正規就業者比例的擴大導致就業者整體收入的下降，從而帶來了消費的絕對下降，從價值實現的角度來看，生產將難以擴大。據日本國稅廳的《民間工資收入現狀調查》，90年代以後民間工資收入者（含法人職員）的年工資收入總額的頂峰在98年的222.8375萬億日元，到2006年，這一數值下降到200.346萬億，2014年也只到203.809萬億日元。工人工資雖然是企業的成本，但同時也形成企業生產出的貨物、服務的消費需要。正因為工資收入在90年代末以後處於絕對下降狀態，想擺脫「失去的20年」是絕無可能的。

若要問「失去的20年」的根源是什麼，答案只能是全球化帶來的工資下降壓力和IT革命帶來的工運的弱化，資本家利用它們促進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靈活化，在短期內急劇擴大非正規就業者的比例，壓縮了工人工資總額。

3．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對日本的影響

02年-07年的「毫無實感的經濟回復」碰上了以次級房貸關聯證券的破產和雷曼倒閉潮為契機的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別說「擺脫失去的20年」了，日本經濟創下戰後最大的實際增長率跌落，陷入了更深的泥潭。

對08年經濟危機的性質，日本內有過爭論。一種見解（井村喜代子等）認為它並非經濟周期的一環，即危機（crisis），而是金融破產也多少波及到了實體經濟的金融危機。另一種見解（川上忠雄等人）認為它是無法恢復原狀的災難（catastrophe）式經濟變動。我認為08年的經濟危機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時期最初的、真正的世界經濟危機，它具有下述歷史特殊性。

第一，對日美歐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危機前的景氣期內對實體經濟的投資活動很弱，與此相對，金融部門提供的豐富的貨幣供給刺激了信用提供活動，即所謂的「經濟的金融化」。

第二，全球資本主義化推進的信息通信技術（ICT）革命帶來了勞動力的多樣化、分散化和個別化，非正規就業者的比例增大，工人運動弱化，就業者的人均所得沒有增加。

第三，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新型各國（金磚五國等）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了資本，以低工資等動力和資源為武器增大出口，實現了出口主導型經濟增長。它們的成長力在08年經濟危機中，扮演了緩和世界經濟收縮的角色。

08年的經濟危機正是勃發、展開於這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中。隨後，靠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大規模金融機關救濟政策和擴大財政支出政策，僅就實體經濟而言，09年中危機基本告一段落。從08和09年主要國家的實際GDP增長率來看，美國為0.4%和-3.5%，日本（財政年度）為-3.7%和-2.1%，歐元圈為0.5%和-4.3%，英國為0.5%和-4.4%，中國為9.6%和8.7%，2010年全部轉為正增長。

但是，雖說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在09年中途已經築底，但從10年開始，經濟卻並沒有開始恢復，只是靠財政支出的擴大和中央銀行的金融寬鬆政策支撐，些許從底部爬上了一點而已。從經濟周期論來考慮，09年中期以後，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狀況屬於蕭條（depression）的局面。

如上述08、09年增長率數據所見，發達資本主義各國中，日本2年合計-5.8%，是實體經濟收縮率最大的國家。與美國和歐洲、英國相比，受次貸關聯證券和雷曼倒閉潮影響的程度較少的日本，為什麼反而實體經濟下滑得最厲害？

其原因應該從08年經濟危機前「相對景氣」的特殊特點中尋找。08年經濟危機前，美國處於次貸導致的住宅泡沫中。歐洲則處於歐元泡沫以及由此帶來的住宅、不動產泡沫。與此相對，如前所述，02-07年日本曾有過超出1966-70年的「伊邪那岐景氣」［2］的史上最長的「毫無實感的經濟回復」。雖說冠以「史上最長」之名，但同期年平均名義增長率也不過1.6%，而且增長動力主要來自出口，國內需求幾乎沒有增長。在工人的工資總額減少下，國內消費需求不會增加是理所當然的。

因此，在美國的住宅泡沫、歐洲的歐元泡沫下，它們從中國和日本大量進口。日本擴大了對中國·亞洲的生產資料、半成品出口，和對美國的機動車、電機等高附加值製品的出口。當時已被稱作「世界工廠」的中國在向美歐日出口低附加值製品的全球循環中，03年小泉政權下的日本通過大規模買入美元干預日元貶值，利用外匯市場搭上美歐泡沫的便車，顯著地擴大了出口量。

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名義出口額：名義GDP）傳統只有10%左右，與通常超過30%的韓國、中國、印度相比要低得多。然而，在「毫無實感的景氣回復」的末期，06年上升到了14.8%。可以說這是美歐的泡沫直接或經由中國·亞洲間接吸收的日本製品，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為日本國內的消費不足、投資不足導致的儲蓄過剩已經無法僅靠財政部門吸收，只能轉向出口了。

雖然從02年到07年，日本的名義GDP增加了13.1萬億日元，但同期出口增加了31.8萬億日元。這意味著即便出口增加1萬億日元，GDP也僅增加了4120億日元，所謂的出口乘數效應已經完全喪失。此外，雖然同期日本的出口增加了26.2%，但同期世界GDP之增加了25.6%，日本的出口增速對世界GDP增速的彈性為1.023，這意味著該時期日本出口增速的擴大速度與新興國家並駕齊驅。顯然，日本成了以美歐泡沫為基礎的生產過剩、貿易過剩的重要一端。

在這一背景下，08年的危機爆發了。由於大量持有次貸相關證券的主要是美歐的金融機關，直到08年夏為止，日本政策當局一直在隔岸觀火。然而，在雷曼倒閉潮後，國際銀行間市場幾乎處於凍結狀態，日本的出口、工礦業生產和GDP急劇下降，股價也暴跌。與此聯動，日元對美元和歐元急速升值。07年7月尚且徘徊在1美元對120日元的外匯市場到08年3月已經變為95日元，雷曼倒閉潮後進一步變為80日元左右。日元升值對以汽車、電機、機械為中心的出口產業產生了深刻打擊，為勉強靠出口支撐起來的「毫無實感的景氣回復」划上了句號。08和09年度，日本經濟的下滑幅度超過了歐美。

2 伊邪那岐景氣，指1965-1970年（昭和40-45年）長達57個月的高度經濟增長時代。伊邪那岐為日本《古事記》中出現的天神，為天照大神的父神。——譯者注

4．東日本大災害

從01年4月到06年9月執政的小泉內閣是日本戰後政治史第三長的長期政權，但是後任的第一次安倍內閣、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各政權都是只持續了1年的短期政權。09年8月的大選中，民主黨提出「重要的是人不是混凝土」（比起公共事業更重視社會保障）的公約，獲得壓倒性勝利，與社會民主黨和國民新黨組成聯合政府，並於09年9月建立以民主黨為中心的鳩山由紀夫政權。這是自1994年的羽田政權以來，15年首次出現的非自民黨政權。

鳩山政權一邊主張沖繩普天間基地「最差也要搬遷到（沖繩）縣外」、廢除美方的年度改革要求書等，糾正一貫的親美崇美政策；另一邊組織了提倡「新公共（事業）」的圓桌會議，製作了「新公共」宣言。但是，受其「反美」傾向和自己的政治資金問題影響，10年6月鳩山被迫辭職，向菅直人移交政權。

先不說民主黨中心的正確的經濟政策是否有效，2010年日本經濟達成了名義1.2%、實際3.3%的GDP增長，3年來首次實現正增長。儘管歐洲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的財政、金融危機表面化，美國持續高失業，但靠著向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出口商品和輸出資本，日本開始摸索復甦的道路。2010年的幾乎所有經濟指標都較09年有所改善。

正在日本經濟逐漸從08年的經濟危機中走出，開始緩慢回復的微妙時期，2011年3月11日，以東北地區太平洋海域的巨大海底地震（里氏9級）為起點的東日本大災害襲來了（通常被稱作大地震，本文與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事故一起合稱「大災害」）。這一地震被稱為1100年前的貞觀地震（869年）以來最嚴重的地震不僅使東日本太平洋側遭到了震級6~7的衝擊，而且還帶來了波高10米以上、逆流距離30公里的連環海嘯，導致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冷卻電源損壞，引發了堆芯熔化（melt down）和氫氣爆炸等嚴重事故（事故等級為最高級7）此次東日本大災害造成的損傷包括死者15852人、失蹤者3268人、128753棟建築物完全損壞、245384棟建築物損壞過半、避難者343000人、直接經濟損失（不包含核電站關聯受害）16.9萬億日元（據日本學術會議報告書，2012年4月）。

雖然大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除核電站關聯影響）16.9萬億日元不過是GDP的3.6%，但是，東北地區廣泛分布的汽車、電子、電機關聯的供給鏈斷裂導致日本，甚至美國、中國、亞洲等地的製造業收縮，核電站事故後的一段時間的計劃停電也導致了日本生產規模的縮小。LNG等核電替代燃料進口的增加和製造業收縮帶來的工業品出口減少導致了日本此後的貿易赤字。

然而，外匯市場在大災害後，日元一轉開始升值，11年3月14日創下1美元對76.25日元的新高。這是由於投機者認為，為支付保險金，日本的保險公司需要將在海外保有的資產兌換為日元。但是，日本的出口企業除了面臨部品不足、電力不足等供給面的困難，還不得不面對日元升值這一販賣面的新困難。同時，中國、韓國、台灣、印度等新興國家和地域除了擴大本國市場外，也趁機佔據了更大的歐美市場份額。

雖然對日本來說，東日本大災害是罕見的悲劇，但如果損害僅停留在地震和海嘯面上，在08年危機後的不景氣=需求不足的經濟下，20萬億日元規模的災後復興需求甚至有可能成為支撐GDP增長的因素。雖然只不過是把破壞了的東西重新建起來，並沒有增加人們的財產福利，但在GDP流量的面上，災後復興需求有提高增長率的作用。

然而，11年的增長率與前一年比不過名義-2%，實際0%，礦工業生產率下降1%，貿易赤字大幅增加。為什麼災後復興需求反而給11年日本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呢？

首先，如前所述，分布在東北地區的主要出口產業的供給鏈崩潰，因部品不足，工業品生產面臨困難。這警示我們，工業品的供給鏈雖然依據最優區位生產的原理分散在國內、全球各地，有助於削減成本、分散風險，但是哪怕只要有一個地方的生產停止了，整個生產體系都將無法正常運轉。

第二，雖然制定了10年間財政支出23萬億日元作為東日本大災害復興對策費，其中12.5萬億日元靠復興債，10.5萬億日元靠復興特別徵稅的預算，但資金的調度方法卻成了問題。復興債帶有建設國債的特點，但普通建設國債的償還期為60年，而東日本大災害復興債的償還期卻只有10年或15年，給財政造成了緊縮壓力。另外，復興特別徵稅採取從13年開始，連續25年將個人所得稅上調2.1%的方式，但對法人稅不過是凍結原計劃從13年度開始的減稅3年，而且最終年度連凍結也解除，實施了減稅。這導致了稅制的顯著不對稱。這次特別徵稅與14年度開始的消費稅增稅共同導致了消費需求的低迷。

第三，最嚴重的問題在於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事故的調查和污染處理沒有進展，對核能應在日本的能源政策中佔據怎樣的地位，國民尚未達成一致。雖然民主黨中心政權提出要在將來去核電化，但第二次安倍政權卻將核電當作基底負荷電源之一。但是，僅僅過去30年間，就有三里島、切爾諾貝利和福島三次堆芯熔化嚴重事故發生，這使我們不得不認為核電不管是因為人為失誤還是自然災害，一定會引發事故。不管因何種原因導致的事故都可以自動糾正、維持安全的核電技術尚不成熟。而且，核電的致命缺陷還包括不存在處理用完的核燃料的有效方法。如果把事故時的處理費用和用完的核燃料的處理費用算入核電電力成本中，恐怕將會成為一個天文數字。因此經歷了廣島·長崎、比基尼島環礁3和福島的日本應儘快形成去核電化的國民合意，推進可再生能源的開發。雖然當前原油價格的低水準不利於風力、太陽能、潮汐能、地熱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但如果在國民間形成了去核電化的認識，就一定可以創造出吸引投資和就業的技術創新吧。

5．安倍經濟學的破產

08年經濟危機後，世界經濟雖然脫離了危機的谷底，但受歐元危機和資源價格下跌的影響，即便是靠著金融、財政政策勉強阻止了不景氣的進一步惡化，終於擺脫了零利率政策的美國，其實體經濟的活力仍然十分脆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雖然靠著08-09年以公共事業為中心的擴大內需政策維持了10%的增長，但隨後就直面歐元危機帶來的出口放緩和國內金融泡沫破裂，開始由出口主導型經濟向消費主導型經濟的結構轉型，但至今尚未抵達穩定增長路線。應該說，現代經濟仍未擺脫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實體經濟危機的惡性循環。

第二次安倍自民黨-公明黨聯合政權推行的安倍經濟學將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的根源視作物價和實體經濟同時收縮的通縮，試圖以超級寬鬆的金融政策為突破口，通過一系列經濟政策擺脫通縮。15年9月，在通過新安保法後的記者發布會上，安倍首相表示安倍經濟學進入了第二階段，將實現名義GDP600萬億日元、「編織夢想支援育兒」、「1億總活躍」社會稱作新三支箭。不過，新三支箭是重疊在舊三支箭上的。

眾所周知，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政策工具）中，第一支箭是被稱為「異次元」的超寬鬆金融政策。安倍政權於2013年3月任命黑田東彥為日本銀行總裁，後者迅速在4月的金融政策決定會議中，以多數表決發布《有關導入「量化、質化金融寬鬆」》的會議紀要。經14年10月日銀會議的追加、補充，16年1月在同一會議上導入了負利率政策。

這一超寬鬆金融政策包含以下具體內容。①通過購買長期國債，以每年80萬億日元的速度擴大基礎貨幣。同時，將買入國債的平均到期時間（距離到期償還剩餘的時間）確定為國債發行餘額的平均時間，即7年。②基於資產價格的溢價觀點（允許金融資產可以有更高風險的觀點），以每年約3萬億日元的速度持續買入ETF（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並以每年900億日元的速度持續購買J-REIT（日本房地產上市投資信託）。③對金融機關存放在日銀的部分活期存款徵收0.1%的利息，以擴大金融機關的對外放貸。

現在，這第一支箭已經加入了超過量化寬鬆（QE）領域的負利率操作，成了危機經濟活動根基的東西。對金融機關而言，它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將貨幣分配到最合適的部門。但在負利率的世界，金融機關的審查能力會劣化，貨幣分配導致泡沫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本來，將通縮一概視作貨幣現象，試圖通過日銀購買國債以增加基礎貨幣從而提高物價，這貨幣數量論的謬誤，早就被現實所證偽。13年度以後，雖然基礎貨幣以每年40%的速度增加，但貨幣存量不過增加了2~3%左右，除去消費稅增稅的影響，消費者物價幾乎沒有上升。原本應該是物價水平靠生產力、成本等供給條件和消費、投資、出口等需求條件共同決定，將物價乘以實際GDP得到名義GDP，由此決定流通中必要的貨幣量（貨幣存量.貨幣的流通速度）。雖然大部分貨幣存量是銀行放貸時創造出的存款，但銀行必須將一定比例的存款（最高1.3%）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存入日銀。實體經濟活躍的時候，銀行的放貸和存款同時增加，日銀的活期存款也必然增加，但日銀可以靠從銀行那裡買回國債的形式將活期存款返還到銀行，以促進實體經濟的活躍和物價上漲。13年就任日銀副總裁的一人曾公開表示，2年內如果目標物價上升率沒有達到年均2%就將辭職，看樣子現在他不得不履行自己的承諾了。

安倍經濟學的第二支箭是「機動的財政政策」。第二次安倍政權在13年度預算中，一邊基於國土強韌基本法的設想大幅增加公共事業費用支出，另一邊減少國家、地方的公務員，削

減了公務員工資支出1.7萬億日元。此外，儘可能壓縮社會保障費用的自然上漲，強行修正（削減、縮小）生活保護的保護基準。

安倍經濟學的所謂「機動的財政政策」一邊增加公共事業費用擴大財政赤字，指出為填補赤字，消費稅增稅是必要的；另一邊以公務員工資和社會保障費為人質，主張為保障公務員工資和社會保障費的自然增加需要上調消費稅。它們都是為了實施14年4月的第一次消費稅上調（從5%到8%）。安倍經濟學的第二支箭和消費稅上調路線最開始就是一體的。

第一次消費稅上調前的13年度，出現了「趕在增稅前消費」的需求，名義GDP增長1.7%，實際GDP增長了2%。然而，增稅後的14、15年，以個人消費為中心的實際經濟陷入了悲慘的境地。14年GDP增長率為名義1.5%，實際-0.9%，15年為名義2.2%，實際0.8%。礦工業生產指數（2010年為100）14年為98.4,15年繼續下降到97.4。2人以上家庭的消費支出增幅14年為-5.1%，15年為-1.2%。零售業零售額增幅14年為-1.2%，15年為0.8%。消費者物價指數（除生鮮類）14年為2.8%，15年為0%。

安倍政權被第一次消費稅上調帶來的超預期副作用震驚了，使出了2014年12月解散眾議院，以大選決定是否將第二次消費稅上調的時期從當初的15年10月延遲到17年4月的奇招。這一奇招被認為是以延遲增稅和安倍經濟學為幌子，背後是為了確保能夠修改憲法9條的必要多數席位。15年國會的最大焦點正是是否承認新安保法，該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使日本自衛隊可以在世界各地與美軍一起協同作戰。

聚成第一次消費稅上調帶來的財政收入14年為5萬億日元，15年為8萬億日元。安倍政權雖然簡稱這部分稅收是為了補充社會保障費用並支援育兒費用，但錢上又不寫名字，一部分收入被用作16年國防費的增額和法人稅減稅的解釋恐怕也說得通。一直以來，國家、地方的法人實效稅率為32.11%，但在安倍首相的強烈要求下，16年下調到29.97%。可以說，一邊對大眾課徵消費稅，另一邊又為大企業減稅，這正反映了安倍經濟學的本質。安倍首相在16年6月1日的記者發布會上以世界經濟的危機為借口，宣布將第二次消費稅上調的實施時期進一步推遲到19年10月，正是自己宣布自己的安倍經濟學破產。

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即13年版的「增長戰略」和14年版的「日本復興戰略」中提示的，對日本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方向的結構改革。

例如，在「奪回日本的『頂樑柱』」項目中，包含了將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強化為股東主權，增加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GPIF）資金運用中的股份部分等。關於公司究竟是誰的，有許多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安倍經濟學得出的卻是「公司是股東的」這樣單純的結論。而眾多日本人認為，所謂公司，是股東、經營者、員工、債權人、地域居民等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互相協議、工作的地方。過去日本式經營成功之處之一正在於一部分管理層人員是從現場選拔的。而且，從近年來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CSR）的潮流來看，新自由主義的股東主權論也不恰當。可以說，GPIF的說明書里有關增大股份份額的部分是露骨的抬高股價的策略。

此外，關於「創造中堅力量——促進女性的活躍和改革工作方式」，即解決所謂的留守兒童問題，擴充「放學後兒童俱樂部」，從而創造有利於女性工作的環境可謂理所當然。但是，

以「改良對女性上班族中立的稅制、社保制度」為名，廢除配偶者支援金和（個稅的）配偶者扣除等，實際上減少了工人家庭收入或增加其稅收的政策，必須要謹慎討論。應當考慮在社會就業的工人和家庭內勞動的家務工作者之間新的平衡關係。

與「工作方式」相關的最重要的項目是「實現柔軟、多樣的工作方式」。首先，「強化防止過度勞動的機制」這一理所當然的內容是值得評價的，但是，若不大幅增加勞動基準監督署的數量和員工，這句話就是紙上談兵。接著，在「建立不以時間而以成果評價的工作方式的改革」中，有如下記述：以滿足一定年收入條件（例如年收入至少1000萬日元）、有明確的職務範圍和高度的職業技能的工人為對象，為確保健康、調和工作與生活，創設分離勞動時間長度和工資關係的「新的勞動時間制度」。這也不過是2006-07年第一次安倍政權提出的「勞動大爆炸（BigBang）」的一環——「白領豁免」的再現罷了。雖說要想不支付白領的加班費需要滿足一定條件，但該條件可以無限制緩和，結果多數工人多可能拿不到加班費。上一次因為工人的廣泛反對，該法案沒有成立，但安倍經濟學對白領豁免抱有深深的執念，至今還打著同樣的算盤。

在「培育新的增長引擎和支撐地方經濟的產業」中包括了農業改革和醫療改革。農業改革的要點是靠農地中間管理機構推進農地積累和農業經營的法人化（股份公司化），以創設競爭力強的大規模農業。這將導致大量的小規模農家被淘汰和農地荒蕪。不僅如此，改革還肢解了在戰後日本農業的保護耕地（保護環境）和增大共同收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農業委員會和農業協作工會。廢除農業委員的選舉制度，改為市町村長的任命制。農協雖然在5年內的改革集中推進期間內可以進行「自我改革」，但根據安倍政權的「提示」，即中央組織移向其它組織、全國組織的股份公司化、單位協同工會的金融事業轉交一般金融機關接管等，這些的全部實現事實上就意味著農協的解體。

醫療改革包括○1創立提供醫療、護理一體服務的非盈利控股公司型法人制度；○2公共保險外的服務業活性化；○3大幅擴大保險外並用療養費制度（即大幅擴大所謂的混合醫療）三點。尤其是，一旦導入混合醫療，不適用於公共保險的自由診療比例必然增加，患者就不得不為了應對自由診療簽訂新的私人保單。這正是美國的保險業和醫療、醫藥產業通過TPP盯上的目標。導入擴大自由診療的混合醫療，或多或少將導致對健康問題抱有不安的高齡者將自己的金融資產讓渡給保險業和醫療、醫藥產業，而這些產業多數是美國系公司掌握著霸權，它恐怕將破壞日本的全民保險制度。

顯然，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不僅偏離了目標，還會帶來副作用，經實證檢驗，第二支箭反而傷及了本國國民，還沒有放出的第三支箭則是致命的毒箭。

6．擺脫「失去的20年」

在前一小節，我們詳細地看到了安倍經濟學如何試圖克服1990年代的泡沫破裂、2000年代初期的「毫無實感的景氣回復」、08年世界經濟危機對日本的影響、2011年東日本大災害和長期通縮，以及它是如何失敗的。最後，我將回到最初的話題，讓我們探討如何擺脫「失去的20年」，構建可持續的日本經濟吧。

首先，讓我們運用反向思維，看看「失去的20年」中「新得到的東西」。日本在「失去的

20年」里失去了眾多東西，但並不是喪失了一切，「新得到的東西」也並不少，它們將成為日本今後發展的基礎。

第一，作為ICT革命的一環，90年代後期互聯網革命開始，進入21世紀，多功能移動終端（智能手機等）的普及帶來疊加效果，到2013年，日本的互聯網利用者已經達到人口的8成以上（總務省通信動向調查）。互聯網社會雖然也帶來了數碼隔閡與信息犯罪等弊病，但也使大眾可以不依靠政府公布或傳媒大亨就可以水平地、相互地交換信息。事實上，互聯網在伊拉克反戰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與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事故相關的反核電運動、新安保法反對運動等當中發揮很大威力，比起企業為首的組織性的意思決定，它帶有更明顯的水平特徵。

第二，1992年，「環境與發展的聯合國會議」（里約峰會）在里約熱內盧召開，峰會提出了《氣候變動框架協定》。隨後，1997年「第三屆氣候變動框架協定締約國會議」（COP3）於京都召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承諾在2008-12年完成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的義務。日本承諾的目標數額是以1990年為基準，將溫室氣體排放削減6%。雖然因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和08年危機對策的優先性，該目標沒有達成，但在達成「保護地球環境需要限制經濟活動」的國際共識上，它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其後，在2015年11月的COP21（巴黎）上，不僅（發達國家）設置了新的數值目標，新興國家也同意盡量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雖然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導致的福島核電站嚴重事故是一起不幸的事故，但是它也打破了傳說中的核電安全神話，使「核電是不可控制的能源變換裝置」的信息向世界擴散。福島核電事故後，德國、瑞典、義大利決定在一定期限內停用核電，2012年，日本暫停了全部核電。然而，作為核電事故當事國的日本的首相卻在13年9月的IOC總會（里約熱內盧）發表「福島核電站已經得到控制（undercontrol）」的空虛辯解，為出口核電技術奔走於土耳其和阿聯酋，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判斷。

第三，參照90年代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機的經驗，如前所述，90年代末已經完善了以存款保險機構為中心的危機管理體制，將金融廳從財務省獨立出來，強化了對金融業的監管體系。同時，在1997年的日本銀行法修正案也保障了日本銀行對政府的獨立性和政策決定的透明性，提高了日本中央銀行的國際信用度。但是，在實際運營中採取負利率政策、靠擴大購買國債大量保有貨幣、停止有關發行日銀券的日銀規則等，不得不讓外界懷疑日本銀行能否履行維持信用秩序的義務。

當我們回到「失去的20年」，確認這20年間我們「新得到的東西」，在此之上尋求擺脫「失去的20年」的道路時，能夠導引我們的關鍵詞是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公正（fairness）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

可持續性包含保護地球環境和維持人類社會存續兩方面含義。保護地球環境的重要性已不消多說。雖說最近已經很少提到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動，但地面殘留的氟利昂氣體排放還在破壞保護地球免受宇宙射線侵害的臭氧層。近年來美國為首的各國加快了頁岩油、頁岩氣的開發，但這對防止全球變暖決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必須要尋找可再生能源和原料。

如果繼續採用短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視角，人類社會的可持續性將會受到威脅。如前所述，現代日本有三分之一的勞動者時非正規勞動者，其中半數以上（1000萬人以上）是年收入200萬日元以下的所謂「窮忙族」。200萬日元以下的年收入恐怕難以維持正常形式的勞動力再生產。而勞動力的再生產是與資源的適當分配、提高勞動生產率並成為一切社會共通的經濟原則之一，這一經濟原則如果不能很好滿足，將會危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性。

公正是包含自由、平等、人權保障，能夠得到人類同感（sympathy）的狀況。1970年代為止的日本社會，不太準確地被稱為「一億總中流社會」，反映了那時還相對平等。但隨著80年代開始出現的收入基尼係數的上升，現在雖不及美國，但已經成了和英國、義大利一樣的貧富分化社會，在平等的維度上，不用說同北歐國家，就連同德國、法國比也落後不少。尤其是公共教育支出上，日本是OECD30個國家中最低的，教育機會均等這一平等社會最重要的條件名存實亡。

基於ICT革命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的國際自由流動，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還將持續到21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雖然有向美國一極集中的特徵，但隨著08年經濟危機為契機，開始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本來，全球化就是互相認可多樣性的基礎上進行自由的國際交流，成為國際和平的基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曾經證明，相互多樣性將產生比較優勢，從而帶來國際分工的利益。把大國的規則當作國際準則、強求制度的一體化的做法並不是全球化，而是霸權主義。

在可持續、公正和全球化的三個關鍵詞下，擺脫「失去的20年」的道路可能是下述的模樣：

第一，強化90年代末形成的金融危機管理體制和金融業監管體制，決不允許泡沫再現。泡沫一經出現必定會破裂，泡沫破裂將帶來長期的惡性循環。90年代以正規就業為長期僱傭習慣的原則崩潰，從而導致不公正的貧富差距社會的背後原因，正是泡沫破裂後企業損人利己的應對結果。金融機關不僅供給貨幣，而且是證券（易兌換為貨幣）流通的中介機關，比一般的事業單位具有更強的公共特性。因此，對金融業施加更強的公共規制是理所應當的。放寬對金融業的監管，從世界各地吸引熱錢、採取金融立國的路線，可謂是愚蠢之極的判斷。

第二，應吸取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事故的悲慘教訓，關停現存的所有核電站，同時在全國各地創設風力、太陽能、地熱、潮汐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產業。另一邊，為削減二氧化碳排除，應降低對火力發電的依存度，必須向節能型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轉變。產業政策上，應把重點放在知識集約的磨合型產業和對人服務業上，儘可能用完耐久消費品和OA機器的使用年限。若出現故障，應建立修理後再利用的習慣，這樣還可以創造修理業的新增就業。

第三，轉換過去小泉政權推進的「從官到民」的路線，推進「從民到公」的路線，擴大經濟社會中「公」的領域，同時將企業、尤其是大型股份公司變為社會的公物。2005年制定、06年起開始施行的公司法中雖然規定了股東主權制，但現實中，股份公司絕不僅僅是股東的私有物。股東以其所有的股份為限，可以參與利潤分配、參加股東大會表決，但這不意味著他擁有這家公司。更合理的做法是，除股東以外，使經營者、從業員、債權人、交易對象和地區居民等利益相關者都能參與公司方針決定。

過去日本式經營的全盛期時，靠互相持有股份，股東權相互抵消，因此對被公司長期僱傭的僱員來說，公司就是「城池」。僱員共同體式的公司擁有對公司忠誠度很高、易積累較高熟練度的員工，但另一方面卻十分閉塞，有將不公正和失敗隱蔽在公司內部的短處。21世紀的日本式經營應該強化公司的公物性，有必要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和一般社會人也能參加公司的決定，也就是建立社會型公司。

如果真正建成了滿足上述條件的日本經濟體制的話，或許就能走出「失去的20年」了吧。

（譯者：高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