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思維下的「中國道路」解讀

辯證思維下的「中國道路」解讀

賀新元

　　十八大報告提出的「道路自信」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國夢」，實質上都是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就是「中國道路」。

　　「中國道路」的命題受到世人的熱議，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片面，也不乏全面，呈現出多種思考和議論，甚至還出現借議「中國道路」來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攻擊中華民族復興的種種錯誤論斷，炮製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前景不確定論」等等。面對這些，我們需要從本質上揭示「中國道路」演化的系統性與必然性，在歷史的縱向發展中(從時間維度)認識「中國道路」強大而內在的生命力，在國際橫向比較中(從空間維度)認識「中國道路」演化的艱巨性與優越性，進而獲知「中國道路」內在的社會主義價值取向。

　　對於「中國道路」，歷史已作答，人民已選擇。理論證明不能替代歷史證明，歷史證明則需要邏輯分析，而邏輯分析要靠歷史生活來驗證。

　　一、「中國道路」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的辯證統一

　　歷史是人的歷史，邏輯是人在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思維及能力，邏輯來自歷史，歷史是邏輯的實踐體現與現實展開。

　　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活的靈魂，是認識事物的主要方法，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恩格斯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對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予以高度重視。他說：「對經濟學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也可以採用兩種方式：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既然在歷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獻的反映上一樣，大體說來，發展也是從最簡單的關係進到比較複雜的關係，那麼，政治經濟學文獻的歷史發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線索，而且，大體說來，經濟範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發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樣的。」①同理，在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中形成與發展的「中國道路」，其上面覆蓋著許多令人眼花繚亂的表面現象。因此，按照上引恩格斯的話來理解，「中國道路」必然伴有歷史與邏輯發展的高度一致，但要洞察其中的本質規定性，必須要搞清楚「中國道路」的歷史起點與邏輯起點。

　　「中國道路」的歷史起點始於哪裡？目前，學界有不同觀點，大致可歸納為四種：第一種觀點是把歷史起點定格在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認為「中國道路」就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種觀點是把歷史起點定位於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認為「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之路；第三種觀點則是把歷史起點定位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認為「中國道路」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之路；第四種觀點認為，「中國道路」就是一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其歷史起點應該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何來複興？是因為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開始淪為帝國主義侵略與剝削的對象，進入百年屈辱階段。筆者認為，前三種觀點看似都有道理，但缺乏對歷史縱深和國際地緣變化的把握，從而有盲人摸象之嫌。第四種觀點則體現了歷史起點與邏輯起點的統一，這也是筆者完全認同的。

　　「中國道路」是一個時空概念，是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內探索、生成、演化、延伸的。這裡的「一定的時間」是指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一定的空間」不僅僅是指地理空間，主要是指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相遭遇的政治、經濟、文化空間。在時間上，「中國道路」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在空間上，「中國道路」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義。因此，「中國道路」的歷史起點應定位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主要理由如下：從外部而論，在西方資本主義以先進工業文明為武器的全球殖民擴張中，在西方人眼裡，豐饒的「東方帝國」自然成為其擴張的一個主要對象，1840年便成為中國與西方空間上的遭遇在時間上的體現，也是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正面深度「接觸」的關鍵性一步，儘管這一步是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被迫展開的。從內部而論，數千年的封建中央王朝和周邊藩屬國之間的這種「華夷秩序」或「天朝禮治體系」下，從來沒有出現一個能完全與中國相抗衡或相對稱的國家力量。據統計，清王朝在1820年的GDP還佔據著世界總量的近1/3。但是，自縛於「天下唯我獨尊」之繭的清王朝，無視外部世界發生的深刻變革，依然把自己關閉在一個「天朝帝國」的「天花板」之下，致使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都相繼落後於西方，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才在「洋人」的重擊之下慢慢睜開朦朧的雙眼，看到的卻是一幅滿目瘡痍的景象：中國開始逐漸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從內外結合而論，1840年鴉片戰爭成為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分水嶺。中國的古老體制和傳統農業文明在西方新老列強以及新崛起的日本的衝擊下慢慢解體和轉型。自此，中華民族在水深火熱中經受著封建主義煎熬的同時，相繼遭受並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開啟了一條中華民族復興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句話既為「中國道路」的歷史起點是1840年做了權威註解，又點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所當然成為「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邏輯起點是一種理論或思想起始的範疇，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表現。一般情況下，它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四個要件：其一，此邏輯起點是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質的規定；其二，此邏輯起點是構成該理論或思想的研究對象之基本單位；其三，此邏輯起點的內涵貫穿於該理論或思想發展的全過程；其四，此邏輯起點的範疇有助於形成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由此觀之，「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就應該屬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道路」研究中的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質的規定，是「中國道路」研究中的一個最基本概念，貫穿於「中國道路」發展的全過程，也只有藉助於此基本範疇才能更好地理解與研究「中國道路」的必然性、客觀性與完整性。這與1840年鴉片戰爭這一「中國道路」的歷史起點完全統一對應起來。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歷史的起點同時也是邏輯的起點。對此，恩格斯說：「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②

　　歷史起點與邏輯起點統一的「中國道路」是一條與西方不一樣的現代化道路，前途光明，過程曲折。從進入20世紀後，中華民族在一次次失敗中吸取教訓、借鑒經驗，找到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是由各路仁人志士為救亡圖存而奮勇探索，由中國共產黨人率領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走出來的一條光明大道。

　　按照一定歷史階段及其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為標準，走過173年的「中國道路」可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和四個時段，第一個歷史階段即為第一時段，是從1840年至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80年，主要是各路仁人志士為探求救亡圖存而作出的各種嘗試與努力，雖然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與挫折，但這些嘗試與努力沒有白費，對「道路」進行了不斷試錯式的探索，儘管這種方式付出了血與生命的極大代價，卻換來了對「道路」的深刻認識和對正確道路的選擇。這條道路就是那些仁人志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探求救亡圖存的道路」。第二個歷史階段是由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開始，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站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不斷引領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現代化，這一歷史階段可分為三個時段，即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這三個時段最終孕育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道路」就是行進在這四個時段合成的兩個歷史階段中，第一個歷史階段是比較，是試錯；第二個歷史階段是選擇，是展開。前者是基礎，是前提；後者是開花，是結果，即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花，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果。

　　第一個歷史階段的近百年歷史，實際上就是一幅中國各路仁人志士前赴後繼不斷抗爭、救亡圖存的鬥爭圖景。在此圖景里，一面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一系列侵略戰爭，西方列強之間為爭奪勢力範圍而發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中國封建統治者不斷簽訂的割地、賠款以及部分主權淪喪的不平等條約；另一面是中國經歷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等一系列的「自強」和抗爭運動。從中可以看到，中國不同的階級和政治力量，紛紛登上政治舞台，提出並實踐著各式各樣「主義」下的救國方案，有舊式的農民起義、有封建貴族內部的改良、有民族資本主義的改良、有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而，這些「主義」與「運動」都未能把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從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境況中解救出來。對此，毛澤東說：「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③這一次次的抗爭與失敗教育了人民：不觸動封建根基的改良運動和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改良方案，都不可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怎麼辦？中華民族的希望到底在哪裡？歷史和人民在經過近百年血與火的奮爭後，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主義」與「運動」以及領導者和依靠力量。這個「主義」就是俄國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運動」就是社會主義運動、階級鬥爭，領導者就是中國共產黨，依靠力量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階級。從此，「中國道路」進入第二個歷史階段，中華民族的命運開始了歷史性的變化。

　　第二個歷史階段的近百年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的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一面是剛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霾中走出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復又於1929年陷入全球經濟危機，為轉移國內經濟危機繼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催生了全球民族解放運動浪潮；隨著大批民族國家的獨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西方採取了一系列戰略戰術如「馬歇爾計劃」、和平演變等來圍堵、遏制、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內外因素的發酵，蘇聯解體了、東歐劇變了，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一面是中國共產黨人團結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披荊斬棘，歷經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及土地改革，在鬥爭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開闢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獲得了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這就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政治前提與制度基礎。

　　從仿照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到結合國情改造蘇聯模式為我所用，從國民經濟的恢復到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成，從「三面紅旗」到「文化大革命」，從遭遇西方封鎖到重返聯合國，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取得了成就、經歷了曲折、留下了教訓、積累了經驗，進而從正反兩方面為中國能夠成功走出一條「新路」奠定了一定的物質與思想基礎。這是探索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後果，使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對如何認識與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認識。這些認識使黨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成功地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主要表現在：在對建設社會主義路徑的認識上，從解放思想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至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在對經濟體制的認識上，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上，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到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上，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位一體」到「五位一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上，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展觀並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凝聚力量統一思想上，從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到1992年南方談話再到習近平2012年南方考察；在經濟成就上，從1978年GDP總量世界排名第15位到2010年躍居第二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演化上，從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十三大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總路線，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十六大宣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十七大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括為「一條道路」和「一個理論體系」，再到十八大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道路」、「一個理論體系」和「一個制度」統一起來，並要求全黨應該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並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達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個個歷史事件證明了中國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於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④。這就是改革開放的道路，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可以說，沒有第一個歷史階段的探索，也就很難有歷史與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選擇，或者至少還得在黑暗中繼續摸索很長時間。

總之，自1840年以來，救國尋路，民族復興，是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

作者簡介：賀新元(1970-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