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反思冤假錯案

不能僅靠小概率事件糾錯

幾年前，因為一個偶然機會，我見到一位有過蒙冤入獄經歷的朋友。當時，他剛剛出獄，話並不多，一直低著頭，避開光。問他原因，他沖我笑笑：「關久了，強光一照，眼睛就疼。」那天談了什麼，我大多忘了，只記得散席時，曾向他強烈推薦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他問為什麼，我說：「看完您就知道了。」之後，我倆再未聯繫過。

《肖申克的救贖》改編自美國作家斯蒂芬·金的小說，講述一位因被冤枉殺妻而被判終身監禁者如何突破逆境，奮力求生的故事。與現實中多數蒙冤者一樣，主人公安迪並沒有等到真兇落網或「死者」復現這樣的小概率事件，若不是因為其他機緣，他只能把牢底坐穿。

當然，安迪的遭遇，並非只是小說家言。近些年，隨著DNA技術的發展，美國各州都出現了民間發起的「洗冤項目」，項目組織者通過申請檢測已決刑事案件的生物證據，尋找為無辜者「翻案」的可能。在各州「洗冤項目」的推動之下，全美已有300多起冤錯案件曝光，200多人沉冤得雪，但也有不少無辜者已被處決。根據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統計，這300多起錯案中，97%以上是謀殺案和強姦案。不過，也有美國學者指出，靠精液、血液等生物證據定罪或翻案的案件畢竟是少數，更何況許多陳年舊案的證據已經毀損，所以，無論「洗冤項目」如何努力，作用範圍終究有限。

既然中外司法機關都辦過錯案，那麼，催生錯案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呢？有無特定規律可循？如果無法寄希望於小概率事件或「洗冤項目」，他們靠什麼糾錯？面對錯案，西方的理論、實務界人士又是如何反思的？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不妨以西方國家關於冤錯案件的圖書為線索，看看他們是如何反思錯案的。

冤假錯案終有因

有錯案就有反思。在英美國家，許多法學院都有專門研究刑事錯案的學者，學術成果汗牛充棟，且以實證研究為主。此外，也有許多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撰文著書，總結教訓，探究產生錯案的深層次原因。許多類似題材的書籍已被譯成中文，引入國內。影響較大者，有《錯案》、《雖然他們是無辜的》、《美國八大冤假錯案》、《陪審團睡了》、《清白的罪犯》和《專橫的正義》等。

最早被譯為中文的《錯案》於1984年出版。當時，「嚴打」方興未艾，剛剛經歷過「文革」洗禮的讀者，對這個敏感題材格外感興趣。這本相對專業的著作，也因此創下10萬冊銷量。該書作者、法國律師勒內·弗洛里奧逐一點評了法國歷史上諸多錯案，細緻分析了錯案成因。

弗洛里奧指出：「公正審判極難實現。即使你是最認真、最審慎的法官，也可能被外界因素欺騙。殘缺信息、可疑證據、偽造書證、虛假證言、頂罪被告人、錯誤鑒定、惡意誣陷和馬虎法官，都可能導致錯案發生。」儘管法國後來採取各種改革措施，避免錯案發生，但2005年曝光的「兒童賣淫集團案」，還是讓司法部門顏面掃地。由於預審法官法畢斯·布赫格濫用權力，逼迫13名無辜被告人認罪，使法院乃至預審法官制度招致社會各界強烈批評。

催生錯案的潛規則

與注重個案分析的法國律師不同，同樣有豐富刑辯經驗的哈佛教授艾倫·德肖維茨在《致年輕律師的信》一書中，提煉出英美法系的十三條「刑事司法潛規則」。在他看來，正是這些行內人熟知的「潛規則」，主導著美國的刑事司法，催生了各類錯案：

規則1.幾乎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是有罪的；

規則2.所有的刑辯律師、檢察官和法官都了解並相信規則1；

規則3.違反憲法比遵守憲法更容易給被告人定罪，有時不違憲就難以定罪；

規則4.為了能將被告人治罪，許多警察都謊稱沒有違憲；

規則5.所有檢察官、法官和刑辯律師都知道規則4；

規則6.為了能將被告人治罪，許多檢察官暗中鼓勵警察謊稱沒有違憲；

規則7.所有法官都知道規則6；

規則8.大多數初審法官明知警察說謊，但也假裝相信他們；

規則9.所有上訴法院的法官都知道規則8，但許多人會假裝相信裝作相信警察的初審法官；

規則10.多數法官不相信被告人關於其憲法權利被侵犯的陳述，即使他們說的是真話；

規則11.如果法官和檢察官認為被告人在被控犯罪中是無辜的，他們不會故意定罪；

規則12.規則11不適用於有組織犯罪者、毒販、職務犯罪或潛在的告密者；

規則13.沒有人真的想要正義。

公允地說，德肖維茨歸納的這13條規則，並非美國司法工作的常態，但的確是充斥在執法辦案人員腦中的一種「潛意識」，並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司法實踐。《雖然他們是無辜的》、《美國八大冤假錯案》、《清白的罪犯》和《專橫的正義》記載的上百起美式冤案，便是上述規則的最好註腳。這四本書中，濫用權力的警察和檢察官、玩忽職守的法官和敷衍塞責的律師，成為催生錯案的主因。

當然，除了控、辯、審等主觀因素，導致錯案的原因其實非常複雜。陰差陽錯的巧合、科學鑒定的偏差、模稜兩可的證詞，都可能引發錯案。美國法庭心理學家伊麗莎白·羅芙托斯和作家凱撒琳·柯茜合著的《辯方證人》一書，就通過大量實例說明，受害人或證人易被自己的記憶欺騙，又或受制於某種微妙的心理，會在有意無意間給出錯誤證詞。例如，嫌犯被捕後，警方要求目擊證人出面指認，證人很快在一堆人中認出嫌犯，問題是，嫌犯照片那些天一直在當地報紙、電視滾動展示，作者追問：到底是證人被媒體的地毯式報道「植入」了記憶，還是的確對嫌犯長相印象深刻呢？這一問題的答案，直接影響到司法公正。

需要糾正的八大司法迷信

曾經有人提出，美國的冤錯案件，主要是英美法系司法制度的產物，對中國並無借鑒意義。因為美國的刑事定罪絕大部分由辯訴交易確定，極少數才交陪審團決定。辯訴交易取決於被告人是否認罪，陪審團審判則消解了法官的錯案責任。持這一論點者，不妨讀讀2012年出版的《冤案何以發生：導致冤假錯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書。該書作者之一吉姆·佩特羅擔任過俄亥俄州檢察總長，任職期間一直致力於用DNA技術偵破罪案，為聯邦調查局的資料庫提供了21萬份DNA圖譜。2005年，佩特羅成為全美首位介入「洗冤項目」的檢察總長，為一名無辜者成功翻案。2007年卸任後，他乾脆直接加入「洗冤項目」，推動刑事司法的改革。

在《冤案何以發生》一書中，佩特羅結合自身經歷，不僅分析了冤錯案件來由，還總結出導致錯案的八大錯誤信條，逐條予以駁斥，並闡述解決之道：

迷信一：監獄中的每個囚犯都會聲稱自己無罪。許多司法人士認為，狡辯是罪犯的本能，大聲喊冤者不值得關注和同情。但是，佩特羅的研究表明，多數真正有罪者不會聲稱自己是無辜的，相反，大部分蒙冤者其實並無前科。所以，不能漠視喊冤者的申辯，更不能隨意作有罪推定。

迷信二：美國的司法體制很少冤枉好人。根據美國學者的觀察，美國的警察和檢察官大都不夠重視DNA證據，認定強姦犯的犯錯幾率達到25%。另外，按照美國學者馬文·扎爾曼的實證研究，美國刑事司法系統的錯案率在0.5%到1%之間。而在伊利諾伊州，錯案率更是高達6%。因此，佩特羅堅信，美國大牢中的無辜者肯定比大多數美國人預想的要多得多。

迷信三：有罪的人才會認罪。佩特羅認為，即使忽略暴力逼供因素，警察偵訊過程中的程序違法仍廣泛存在。如「馬拉松式」的長時間訊問，又或以其他手段威脅，導致被告人被迫認罪，甚至產生錯覺，誤以為確是自己所為。又或者無辜者基於種種原因，故意替罪犯頂罪。因此，佩特羅提倡進一步規範警察的訊問程序，確保全程錄音錄像，並充分保障被告人接受訊問時的沉默權和律師在場權。

迷信四：發生冤案是由於合理的人為過失。工作失誤的確可能導致錯案，但根據美國學者的觀察，許多錯案都是因為警察、檢察官濫用權力，甚至故意隱瞞無罪證據。一些法官基於偏見，也會故意剝奪被告人與「敵意證人」當庭對質的權利。佩特羅據此指出，必須完善訴訟機制，真正保障被告人在程序法上的權益。

迷信五：目擊證人是最好的證據。就像《辯方證人》一書總結的，受記憶、認知、偏見等因素影響，目擊證人的說法未必可靠。更糟糕的是，許多謀殺、強姦案中的蒙冤者都是被害人在群體辨認中指認的，然而，組織辨認的基本都是案件的偵控人員，他們可能基於各種動機，故意暗示或誘導被害人指認特定嫌犯。為此，美國律協已倡導改革辨認程序，讓不知道誰是嫌犯的警察組織多組辨認，並告訴被害人或證人：每一組中都既可能有嫌犯，也可能沒有嫌犯。

迷信六：錯誤的有罪判決會在上訴程序中得到糾正。現實中，很多人以為陪審團的錯誤裁判會被上訴法院糾正。但事實上，多數刑事案件是以辯訴交易形式結案的，根本不存在上訴可能。即使被告人上訴，上訴法院也只著重審理法律問題，如果被告人曾經作出有罪供述，基本沒有翻案可能。因此，必須夯實一審的事實審功能，儘可能避免失誤。

迷信七：質疑一個有罪判決將會傷害受害者。很多檢察官認為，質疑或糾正有罪判決的做法，會讓被害人或其家人受到二次傷害。但是，如果放任錯案發生，不僅傷及無辜，還讓真兇逍遙法外，這才是對受害者不負責任。所以，無論偵控部門還是媒體，都應明白一個道理：查明真相，既是為了法辦真兇，更是要保護潛在的受害人。

迷信八：如果司法體制存在問題，體制內的職業人士將會改善他們。體制內人士當然是改革的重要力量，但是，任何改革都難免受到部門利益的局限。改變刑事執法模式，需要司法部門的自我調整，更離不開「洗冤項目」這樣的民間機構和廣大學者、律師的呼籲和推動。

如何從制度上減少錯案

無論在哪個國家，徹底杜絕錯案都是一個無法抵達的目標。但是，通過優化司法環境，完善訴訟程序，加強制約監督，依靠制度最大限度減少錯案還是可能的。

認真研讀佩特羅的「八大司法迷信」和德肖維茨的13條「刑事司法潛規則」，我們可以發現，哪怕中美兩國在國情、制度、文化上有天壤之別，滋生錯案的原因，卻有許多共通之處。例如，逼迫被告人「先認罪，再取證」的辦案邏輯和「不管違反什麼程序，順利破案才是王道」的慣性思維，不僅為美國警方獨有，在我國也廣泛存在。打破這樣的常規辦案模式，不能單靠偵控部門自覺「改進工作作風」和「增強責任意識」，還必須通過強化律師在偵查訊問階段的作用，建立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從源頭上遏制「硬」刑訊和「軟」逼供的發生。例如，美國伊利諾伊州政府在認真反思一系列死刑冤錯案件成因之後，於2000年成立了專門的研究委員會，並於2005年推出一攬子改革規劃，涉及訊問全程錄音錄像、改革組織辨認制度、強化對告密者證言的審查、加強對參與死刑案件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培訓力度等85項改革措施。

另外，與前述幾本直面本國問題、深究制度缺陷、探索改革路徑的著作相比，我國司法機關在分析成因，避免錯案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深挖本土資源，為改變體制內的「潛規則」作出更多努力。例如，若想避免錯案，首先得把偵控部門從無所不能的神壇上拉下來。類似「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這樣的口號，還是少提為妙。因為它貌似不偏不倚，實則等於啥也沒說，更無法落到實處。許多情況下，「不放過一個壞人」，就是以「冤枉一個好人」為代價。與其如此，還不如強調「寧可錯放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

「命案必破」的口號更是如此。偵查辦案自有其規律，受證據、線索或技術局限，總有短期內破不了的「冷案」。近百年來，倫敦的「開膛手傑克案」真相如何？刺殺肯尼迪總統的幕後主使者是誰？殺死辛普森妻子的真兇是否另有其人？這些問題，至今無解。如果輕易作出「命案必破」的承諾，進而將「批捕準確率100%」、「起訴定罪率100%」作為「政績」或「考核指標」，必然會使偵控部門在功利心的驅使下「明知故犯」。甚至法院還未作出有罪判決，就已召開慶功大會，嘉獎辦案人員，對法官審案形成「倒逼」之勢。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就社會廣泛關注的「朱令令案」發布公告，承認確有一些案件受偵辦條件限制，礙於證據滅失等客觀因素，最終無法偵破，希望社會公眾客觀理性看待，尊重偵查工作規律，理解支持公安機關依法辦案。個人認為，這才是對偵查辦案的務實之見，既然主動提到「尊重偵查工作規律」，公安機關今後就更應慎提「命案必破」之類的口號。

除了祛除各類不合理的口號和指標，為法院打造一個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良好環境，也至關重要。例如，地方黨政負責人不能以「維穩」為導向，為追求一時的「社會效果」，逼著法院對疑案作有罪判決。媒體最好不要被「網路民意」牽著鼻子走，單憑一些碎片化的零散信息，就直接給一些案件定性。至於廣大民眾，更應確立一個意識，那就是：犯罪後果的嚴重、情節的惡劣，與相關證據能不能證明是被告人乾的，完全是兩回事。當網路、媒體上殺聲一片時，人們在加入喊殺行列時，更應該停下來，想一想，想想近年那些蒙冤者們的遭遇，想想是不是得看看法官怎麼判。這，或許是現代社會公民應當具備的覺悟。

說到蒙冤者，我又想到本文開篇提到的那位朋友。2012年年底，我在《新京報》上看到一則關於他的報道。他已在南方安居，日子過得不錯。採訪中，他說：「我看過《肖申克的救贖》，那個片子只有我們真正經歷過的人才能看得懂，懂到骨子裡去。你們，不可能懂。」讀到這些，我很欣慰，因為他不但看了，而且懂得。我希望每一位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們，尤其是我的法官同行，都嘗試著理解冤假錯案對無辜者人生的破壞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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