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舊體詩人的迷與覺
張寧
(湖南城市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舊體詩是傳統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文體,在舊式文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甚至已演變成風流、智識與雅趣的象徵。因此,它帶有一定的精英文化色彩,創作、傳播和流行受到不少限制。曲高而和寡亦是現代文學史上舊體詩發展的瓶頸,作為一種少數人諳熟的文體形式,它成為大眾文學時代的「小眾」文學。詩人們通過詩歌酬唱、結社、出版刊物等各種形式結成一個個的詩圈。這些詩圈或獨立,或交叉,構成詩壇的關係網,成為舊體詩人安身立命的文學空間。
「骸骨迷戀」之情懷
郁達夫曾於1925年1月10日在《文學周刊》第4期發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自我調侃談舊體詩寫作的心得,強調他的性情最適宜寫舊體詩。佛家有「迷」、「覺」之說,指芸芸眾生誤入歧途抑或幡然醒悟的兩種狀態。郁達夫借用這組對立的關係,來表達自己喜歡舊體詩卻因為感覺到白話詩的流行帶來的壓力而不得不改弦更張。在新文學倡導者的眼中,舊體詩已然「古董」,舊體詩人頑固不化,執著於此,猶如佛家所說的「迷」,他們沉溺其中,離文學發展的「正途」越來越遠。胡適就有過類似的描述:「嘗謂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其下焉者,能押韻而已矣。稍進,如南社諸人,誇而無實,濫而不精,浮誇淫瑣,幾無足稱者(南社中間亦有佳作。此所譏評,就其大概言之耳)。更進,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盦之流。」這些頗為「刻薄」的言辭直指舊體詩圈,帶有群體性評價的意味。
新文學家們以頗具優越感的姿態審視舊體詩圈,認為這些「混跡」於此的舊體詩人「執迷不悟」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這種帶有「文學進化」意味的論調,既說明他們對新文學前景的樂觀,也反映出他們的「想當然」。他們不願承認舊體詩之長,也不肯走近舊體詩圈,去理解「落伍者」的思想與精神,只想通過一種帶有貶低意味的強勢話語來削弱舊體詩的合理性,以此孤立舊體詩圈,使後來者望而生畏,止步於詩圈之外。
局內人的自適與自得然而,無論時代風氣如何變化,公共輿論如何喧囂,篤守傳統文化的舊體詩人卻一仍其舊,沉浸在各自的詩歌圈中,不為所動。安徽籍大詩人陳詩從其所好,絲毫不在乎別人的冷嘲熱諷,陳三立在《皖雅序》中稱讚道:「獨念鶴柴當盛倡滅古嬗新體之日,大勢之所趨,大力之所劫,毅然甘屍呵護殘遺、拘狃頑舊之名,不恤時流之訾笑,以孤寄其意,鑽研別擇,不倦不惑,又所謂『從吾所好,不知老之將至』者歟?」陳三立的欽敬之意,自然也折射出他的立場和態度。
當此之時,舊體詩人常以雅集結社為樂,通過儀式化的詩酒文會追摹古人,展示理想化的人生姿態。比如,約成立於1918年秋天的武進苔岑吟社,由最初友朋間的「蟋蟀吟」,很快發展為跨省的大型文學社團,它的發展壯大主要是因為成員千里同心,自覺體認蘭亭集會般的雅趣。而羅溪吟社「為之於眾人不為之日,稱之於舉世羞稱之時」(孫延庚《〈羅溪吟社詩存〉序》)。今雨雅集社則「以觴以詠,有元嘉樂苑之風流」(趙繼聲《今雨雅集社壬戌詩選序》),藉助鳴琴、彈棋、雅歌、清吹,步武古人,盡顯風流,使內心得到滿足。
當然,舊體詩人的雅集、唱和與結社難免有「局內人」的封閉性。然而,面對紛亂之時局、變幻之人事、多舛之命途,他們卻能在花、鳥、蟲、魚、山、林、河、泉的吟詠中,表現從容自得的文學風度和雍容典雅的文學品位,在自我傷悼中真誠坦露豐富的生命體驗,在同題共詠中反覆體味志同道合的人生期許,具體而細膩地展示獨立高蹈的群體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找尋到了精神排解與情感宣洩的最佳途徑。
多元的文學需求和取向新文學家以文學之「革命」向舊體詩人宣戰,老輩詩人儘管對此深感不滿,卻大都各自「埋頭」,無意與其開戰。倒是不少年輕學人挺身而出,為舊體詩搖旗吶喊,由此舊體詩的反對者與支持者劍拔弩張,各自作出「糾誤」的姿態,夾雜著個人意氣,「論」在一定程度上被「爭」掩蓋。反對者只攻其缺點,以文學進化論為依據,卻無法從學理上證明舊體詩滅亡的理由。擁護者雖指出舊體詩的種種好處,卻難說明其不被新詩取代的合理性。當雙方普遍朝有利於自身的方向論證,並有意忽略對方的合理性時,也就說明他們其實已經意識到對方的合理之處。這既是一種論辯策略,亦是當時人們在文體選擇和文化認同上的矛盾心態。就其實質而言,雙方的博弈使歡喜新詩者繼續歡喜,青睞舊詩者繼續青睞,並不以一方之勝敗作結。時移世易,舊體詩人退守詩圈,新舊格局就此形成,並長久延續。
與此同時,新舊詩人在創作中也逐漸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點。一方面,新詩借鑒古典詩歌中意象、意境等傳統詩學理念,這在胡適、新月派詩人以及部分現代派詩人的作品中皆有體現。如聞一多提出「三美」理論,注重音節、詞藻、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與舊體詩強調字斟句酌與意境營造有相通之處。戴望舒的一些詩歌具有晚唐風韻,特別是代表作《雨巷》中「丁香」的意象,頗具古意,葉聖陶認為該詩「替新詩的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充分肯定其仿古求新的探索。另一方面,舊體詩的題材、用語和意趣,與新詩有相近之處,表現出清新、白俗的傾向。如舊體詩捍衛者吳宓不少描寫愛情的詩歌就語意直露、情感奔放,如他在組詩《吳宓先生之煩惱》中就大聲疾呼:「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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