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父親張志沂:如何握手言歡
[摘要]這種姿態給了她自信,在煌煌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覺。日後,胡蘭成接演了聆聽者角色,可惜,卻沒有了張志沂的那份真誠。
張愛玲(右)與父親張志沂、弟弟張子靜
張愛玲的小說《心經》,講一個女孩和自己父親慘烈的感情,叫人毛骨悚然。張愛玲說自己的小說,大多有藍本,讓人不禁聯想到她的生平。
從默契融洽到分道揚鑣,好像一隻曾經精美的瓷瓶,被摜碎在地。張愛玲和她父親,各自掉頭走開,卻在別人沒注意到的瞬間,拾起殘瓷一片,珍藏在心。
即便被那稜角劃得傷痕纍纍,仍然無法捨棄。當他們輾轉於各自的人生路途上時,想到生命里的那個人,是否各有各的委屈?其間的酸楚難言,倒跟愛情有點相似。
張愛玲與父親張志沂
張愛玲寫父親的文章寥寥。「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個怪異的世界。」
也許,沒有誰比這個女兒更懂他,只是,懂得是把雙刃劍,慈悲的另一面是殘忍。
時間的流水嘩嘩地淌過,這對父女在各種的人生中跌宕起伏。張愛玲從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國,無論是漂泊,還是暫時的穩定,於她,都像是在無日無夜的荒茫之中。
張志沂也許關注過女兒的成長,但那種關注,只是茶餘飯後的一點念想。他的日子,還是要按照原先的節奏過下去。
1953年,張志沂去世,享年六十。
要說清這一場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張志沂這個人。張愛玲筆下的張志沂,是個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煙、逛妓院,不求上進,沒有責任感,行為方式堪稱簡單粗暴。
但是,張愛玲的文字和眼光,從來就不是平面的——他是時代斷裂造就的「多餘人」,他長成這樣,不能由他自己負全責。
《孽海花》為李鞠耦編織了一個美麗的傳奇,說她在籤押房裡與張佩綸相遇,豪門小姐憐惜落魄才子,她為他寫的詩偏巧被他看見,更加幸運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戲碼,演變成童話的結局。
但是,李鞠耦和張佩綸唯一的兒子張志沂說:這個情節是假的,那首詩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詩都是爺爺自己做的,而且,奶奶決不可能在籤押房裡與爺爺相遇。
他乾淨利落地剔除了所有傳奇元素,將故事還原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婚姻——只因李鴻章擇婿不按牌理出牌。
其實,李鞠耦還算是幸福的,她和張佩綸婚後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風晨雨夕,庭前階下,他們煮酒烹茶,談詩論畫,簡直有點像當年的李清照和趙明誠了。
可是,就像李清照的快樂生活終究風吹雨打去般,誰又能在時代大格局隱隱的威脅下堅守住個人的幸福堡壘?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
真實的幸福,會讓人對於生活更有信心也更有勇氣,那是從自身生長出來的力量。而張佩綸晚年自稱「生不如死」,李鴻章寫給女兒李鞠耦的家書里也總勸她要開心,讓我們看到了風花雪月的背面。
《對照記》里,有李鞠耦中年時的照片,眼睛定定地排空地看著鏡頭,就像一個最平凡的母親,內心所有的穩定,來自膝下的一雙兒女。
這雙兒女,就是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和姑姑張茂淵。
這些年來,李鞠耦配合張佩綸,上演隱士夫婦的高雅風範,但「煊赫舊家聲」里的浮華影跡,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她把動力放在了培養兒子上。
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進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鞠耦立意在兒子身上複製他們的成功,打小就盯著張志沂背書。「三爺背不出書,打呃!罰跪。」這是老女僕的回憶。
多年後,張志沂還能將古文甚至奏摺倒背如流。這份童子功是紮實得可以,但又有什麼用?
1905年,張志沂十歲左右清政府廢除了科舉,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終身的年代了。張愛玲聽她老爸背書總是覺得心酸,這樣孜孜於背誦「毫無用處」的東西,是慣性還是潛意識中的一種抗議?搭進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進一肚子無用的學問,不惆悵是不可能的。
李鞠耦從娘家帶來的先進經驗里,似乎只有一點是可取的,那就是培養兒子飯後「走趟子」的習慣。
所謂「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謂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多年後,張愛玲經常看見她爹圍著鐵檻一遍遍地轉圈,在煙榻酒桌之間,秉燭夜遊之餘。沒有了李中堂家國在身的莊嚴感,張志沂的繞檻而行,就有了一種諷刺意味,一種籠中獸的荒誕感覺。
在母親的精心教育下,張志沂還沒長大就過時了。
回望張愛玲父母的十餘年婚史,會發現他倆之間梗著的,是一個新時代。張志沂和新時代不投緣,和舊時代更能彼此相知。
黃素瓊作為女子,在舊時代可沒佔到什麼便宜,纏小腳、不識字,嫁給不稱心的男人,舊時代是一隻可惡的手,把這個心氣挺高的女子摁得死死的。
危急關頭,新時代現身,像一個光明磊落高大英挺的男人,對她露出親切的甚至是慫恿的笑容。黃素瓊丟下一切包袱擁抱新時代,張志沂心中則有一種酸溜溜的悻悻然。這個男人更加不走運之處在於,和他關係最為親近的兩個女人全對新時代心悅誠服,另一個,就是他的女兒張愛玲。
父母離婚這年,張愛玲九歲。她對母親帶回來的新世界一見鍾情,離那樣一個光明的世界更近一點,把父親拋棄掉也沒什麼關係。
她忘了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認真閱讀她的所有文字,和她暢談《紅樓夢》。張志沂打心眼裡沒把這個女兒小看,他知道她什麼都懂。
很多年以後,張愛玲在美國,著文回憶父親帶她去買點心。她要小蛋糕,他總是買香腸卷,那年在多倫多,她看見類似的香腸卷,一時懷舊起來,買了四隻,卻不是那個味了。
淺淡的文字間,透出當年這對父女的好時光,他們也曾經那樣親密溫馨過。
只是,那時,張愛玲是個成長中的少女,且有從母親那裡繼承過來的文藝氣質,即使她足夠早熟,也難以避免該年齡段普遍具有的矯情:無限誇大自己對某些事物的愛好,無限強調自己對某些事物的厭惡,企圖在這種誇張的表情里突出自己,建立自己。
而黃素瓊和張志沂客觀存在的差別,正使得這種矯情,有了生根的土壤。
即使跟父親在一起時,更輕鬆,更快樂,更有其樂融融的情調,但張愛玲還是暗示自己:父母的世界是光明與黑暗的兩段,屬於父親的這端是黑暗沒落腐朽的。
「那裡什麼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作《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在那裡住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
而母親的這端則是冷冽的新天新地,即便有點涼,卻像是「在新屋子裡過年」,是有指望的。
和黃素瓊離婚後,張志沂這邊的生活,也在有序進行著。他再娶,仍秉著門當戶對的原則,娶了原北洋總理孫寶琦的女兒孫用蕃。
後媽與繼女之間總有天生的恩怨。張愛玲總偷偷去母親那兒,孫用蕃忍無可忍地發飆了,一個耳光打過去。張愛玲本能地要還手,被拉住,孫用蕃已經一路銳叫著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打我!」
父親趿著拖鞋衝下樓來,揪住她,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張志沂對於黃素瓊的感情是複雜的,每時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愛,愛中生恨。心情相對平和時,她在他心裡,模糊是個可愛的女人;心情沒那麼好時,再想起這個女人,就是個尖銳的盛氣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過去的張愛玲,也跟著變得可惡起來。他暴怒的另一面,是被傷害的感覺。
張愛玲被她父親關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張志沂處於絕對強勢,但是,當午夜夢回,張愛玲在被羈押的房間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殺機時,張志沂是否也曾輾轉難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與女兒握手言歡?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如何讓自己柔軟下來。
多年後,已經離開父親許久的張愛玲想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擺在她眼前的問題是:錢從哪兒來?戰爭爆發後,她與母親失去聯繫,姑姑又沒多少錢。
弟弟張子靜敘述了那次父女相見的場面:張愛玲面色冷漠地走進了父親家,在客廳里,見到了張志沂。她簡略地把求學的事說了一下,張志沂很溫和,叫她先去報名,「學費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兩人相見不過十分鐘,張愛玲把話說清楚就走了,他們打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面。
這種決絕,談不上原諒不原諒。有一種感情,你是不可以對它做決定的,是拿它沒辦法的,你只能一動不動地待在原處,聽憑不講道理的命運隨意調度。命運沒有安排這對父女再見面,他們便不見。
對於這段往事,張愛玲一字不提,那裡面有太濃厚太糾結的感情。得到父親的資助,張愛玲還是沒有完成學業。戰爭帶來的幻滅感,使她覺得沒有一個地老天荒放在那裡任你慢慢鋪陳:「想做什麼,就立刻去做,也許都來不及了。」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也等不及。在人生重大的關口上,張愛玲總能憑著直覺,迅速找到那條正確的道路。從父親那裡逃出來是這樣,放棄學業選擇寫作也是這樣。
張愛玲堅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沒多久,就獲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在《紫羅蘭》雜誌上發表,出了名。
據張子靜說,他把這本雜誌拿回家,告訴父親,姊姊發表了一篇小說,他只「唔」了一聲,接過書去。
張志沂後來對此隻字不提,但他一定仔細看過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筆,從容的敘事,亦得益於當年他曾與她「共話文學」,他的觀點給她啟發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誠地聆聽並欣賞過她的見解。
這種姿態給了她自信,在煌煌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覺。日後,胡蘭成接演了聆聽者角色,可惜,卻沒有了張志沂的那份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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