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虹：胡適與梁啟超的白話文學因緣

　　內容提要：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啟超的"文學改良"止步之處向前推進。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語文學"，胡適提出的"文學工具的革命"對舊文學的破壞更徹底，因其從根本上顛覆了文白高下的傳統價值認定，"白話"因此與"國語"划上了等號。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後的俗語文學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但其俗語文學進化史觀僅僅成為一種設想，未能充分展開論述。胡適則認為，"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此說對後來的文學史書寫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塑造和奠定了現有中國文學史的基本面貌。

　　關鍵詞：文學革命 文學改良 文學史觀

　　眾所周知，胡適之暴得大名，緣於提倡"文學革命"。而他所以能在學界具有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則顯然與其早年致力於文學史研究與建構的工作密不可分。表面看來，前者批判與掃蕩舊文學，充滿破壞性；後者努力發掘舊文學中的精華，又以建設為目標。當胡適面對同一對象時，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完成從破壞到建設的轉化，確實令人好奇。

　　不過，上述設問的方式未免絕對化，即是將破壞與建設截然對立。而青年時代便熟讀梁啟超著述的胡適，對梁氏在《新民說·論進步》中昌言的"破壞論"其實始終不能忘懷①。梁所謂"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固然講得痛快淋漓；但他又明確反對聽憑自然的"無意識之破壞"，因而將自己所肯定的"破壞"定義為"用人力"、"為有意識之破壞"。其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有破壞無建設"，故破壞"可以曆數百年千年"而不已；後者"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1]。援照此義，胡適既認定由其發軔的"文學革命"與歷史上"無意的演進"不同，而以"有意的主張"為特點，並以之為"這個運動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2]，因此，胡適的"文學革命"論也應該用他後來的表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3]來指稱，才更近實際。

　　不過，對於是否使用"文學革命"這樣激烈的詞語，胡適本人也有過猶豫。儘管在1916年4月5日的留學日記，以及同年8月21日寫給陳獨秀、提出"八不主義"的信中，胡適使用的都是"文學革命"的說法②；而一旦正式成文，刊載於1917年1月的《新青年》雜誌時，胡適卻將論說的題目改換成《文學改良芻議》[4]。幸得陳獨秀一意孤行，先是自撰並發表了標題顯豁的《文學革命論》[5]以示聲援，繼而又以"老革命黨的口氣"[6]，斷然拒絕了一切對於"文學革命"內涵的否定與質疑，聲稱"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7]，如此，由胡適首發的新一輪"文學改良"，才終於以"文學革命"的名義永載青史。其中的差別不只是由於性格與學術背景不同造成的平和與激進，與陳獨秀大刀闊斧的專意"破壞"不同，胡適在高談"破壞"的同時，也正在進行改造舊文學體式的實驗，那構成了其《嘗試集》中最早的幾篇詩作。

　　有趣的是，胡適與陳獨秀聯手打造的"文學革命"，最初反以溫和的"改良"名目登場；而此前十幾年由梁啟超倡導的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改良"，卻被發起人自命為"革命"（分而言之，則有"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此中的糾葛不能展開細說，這裡只想從破壞與建設各自的構想及實施，略為分疏胡適區別於晚清"文學改良"的新質。

　　《文學改良芻議》中所提出的"八事"，即"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其中一、二、四條在先前的《寄陳獨秀》[8]信中，原分列為最後的八、七、六三事，且均歸入"精神上之革命"，其他五條則屬於"形式上之革命"。這樣先後顛倒的改變，按照胡適日後的自白，全是因為"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6]27。而胡適真實的想法，則是在"文學革命"的次第中，形式革命應先於並重於精神革命。這正好與梁啟超著名的論斷"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9]相對應。顯然，胡適所做的工作，是將晚清"文學改良"已經率先開始的文學的"精神革命"，再向前推進到"形式革命"的層面。

　　一般而言，"精神"總是高於"形式"。但由晚清的"文學改良"進展到五四的"文學革命"，情況顯然已異於尋常。此時最具革命性的變革，實為被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置於末項的"不避俗字俗語"。這一相當委婉的消極表達，到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才變為積極的斬釘截鐵的宣言：

　　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而這一以"白話"為中心的"文學革命"構想，凸顯了"形式革命"的關鍵意義，在胡適本是留學時期已經形成的"新覺悟"。意識到"『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礙束縛文學的本質"的胡適，此時也大膽地斷定："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6]9-10因而，相對於梁啟超的"文學改良"論標舉"以舊風格含新意境"[9]，胡適提出的"文學工具的革命"其實難度更大，對舊文學的破壞也更徹底。

　　曾經有論者為胡適的"白話文學"理論尋根求源，追蹤到晚清的白話文運動③。此說很有道理。不過，就像早已認識到"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的梁啟超，除小說創作外，在"文學改良"期間，仍然無法如其所肯定的那樣，為了"思想之普及"，將白話推行到"凡百文章"④。其中的緣故，雖然有胡適指出的"『他們"、『我們"的區別"，即梁啟超們把白話作為單純的"『開通民智"的工具"，"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但更重要的，還是這種分而治之內里所潛藏的對文言與白話一高雅一低俗的價值認定。胡適則旗幟鮮明地將此一文白高下的觀念顛倒過來，"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做『死文學""[2]19。因此也可以說，推崇白話的統貫立場是五四"文學革命"最終成功的根基。

　　而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便已揭櫫了這一革命的精義：

　　......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注略）。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注略），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文言既被認作"死文字"，胡適又進而斷言"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宣判了文言與古文的死刑，其眼中的"活文字"白話於是在建設新文學上變得至關重要。而在胡適的語彙中，"白話"不僅很快取代了"俗語"，更進而爭得了"國語"的榮名。由此，胡適也將這一場"文學工具的革命"的目標提升為："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3]

　　細究起來，以"白話"取代"俗語"，不只是屏棄了原先隱含其中的輕蔑意味⑤，實際上，胡適還經由對"白話"的釋義，界定了"國語"的標準。他所謂"白話"有三個意思：

　　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10]這一濃縮了"八不主義"、更近於自然的"白話"，才是能夠創造"活文學"、"新文學"乃至"國語的文學"的合格工具。

　　作為晚清白話雜誌《競業旬報》的主編，胡適在留學以前，已經歷練出一副寫作白話文的好身手。而其過來人的經驗，也足以使他洞悉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癥結。儘管其言說有割斷歷史聯繫之嫌，但抉發"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1]19，畢竟是一針見血、鞭辟近里的批評。針對晚清的白話文之為非文學的啟蒙文字，以及"文學改良"只限於以白話作小說，胡適因此將"文學革命"的作戰目標簡潔地概括為"用白話來作一切文學的工具"，而其要義又全在"用白話作文作詩"一條。胡適認為，這一基本理念兼具破壞與建設兩重功效："一面要推倒舊文學，一面要建立白話為一切文學的工具。"[11]。

　　從胡適留學時期所受到的批評看，梅光迪所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任鴻雋所言"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卻不能用之於詩"⑥，實際仍屬於晚清"文學改良"時代的見解。即如梁啟超可以在"文界革命"論中提倡"俗語文體"，在"小說界革命"中用白話翻譯、撰寫"新小說"，卻還是執意在"詩界革命"中要求保留"舊風格"⑦，為文言留下了一方禁地。而由晚清盛行一時的演說風氣催生的白話演說文，雖尚不被時人作為"文學"看待，卻已大舉侵入文章的領地，與文言文形成了雙峰並峙的局面。因而，五四"文學革命"能否成功的關節點，最終落在了"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13]的實踐上。

　　胡適《嘗試集》中的新詩作因而誕生。而其創作的意義更多在於首開風氣。不過五六年的光景，到《〈嘗試集〉四版自序》[14]寫作時，胡適已經在用"纏過腳後來放大了的婦人"的眼光，妒羨地看著那些"少年詩人"如同"一班天足的女孩子們跳上跳下"，"大膽的解放"地創作新詩了。白話不僅大舉闖入了古文學最後的一塊根據地，而且長駐不走，白話詩從此成為新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道景觀。

　　躬行實踐固然屬於破舊立新的工作，而建構新的文學史觀，在胡適也視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題中應有之義。應該說明，喜發新論的梁啟超在這一點上對胡適亦有啟迪。依據"俗語文學大發達"的歷史事實，梁氏曾高度肯定："自宋以後，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⑧不過，限於"俗語文體"當年還只是與啟蒙的急就章聯繫在一起，其獨立的文學價值並沒有得到確認，由此導致梁氏的俗語文學進化史觀也僅僅成為一種設想，未能充分展開論述。

　　在梁啟超失手的地方，胡適卻用了大力氣。而且，從根本上說，其"文學革命"論的發生，也與以白話為中心的新文學史觀的確立相輔相成。在寫於1916年4月5日的《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一則札記中，胡適已經肯定：

　　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諸文人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依據這一"革命"也即"進化"的必然趨勢，胡適關於"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14]的呼號也具有了歷史的正當性。

　　除了散見在各文中的論述，胡適也專門撰寫了《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與《白話文學史》，將梁啟超發明的"自宋以後"、其先前自言的"至元代而登峰造極"的白話文學進化史，又向前追索到《詩經》的《國風》，向後推展至五四"文學革命"以來的"國語文學的運動"，成為一條完整通貫的文學史線索。胡適自述寫作目的時，也明白宣示："老實說罷，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⑨這一全新的文學史敘述，不只印證與支持了"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五四"文學革命"論，而且對此後的文學史書寫也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論述塑造和奠定了現有中國文學史的基本面貌。

　　言其大者，元代以後的文學史敘述之以戲曲、小說為重心，論述框架中的"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15]之認識，通俗文學的演述貫穿全史，凡此，均留下了明顯的胡適徽記。即使對於具體文學作品的評判，如在明清白話小說中最推崇《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與《紅樓夢》，稱《海上花列傳》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16]，以至細微到剔發《老殘遊記》中白妞說大鼓書一段文字描寫的精彩⑩，胡適的敏銳又穿越了時空的限隔，為新世紀的學者提供了重新書寫文學史的資源與動力。

　　只是，對於胡適來說，其文學史論述始終未曾脫離"文學革命"中有關"建設新文學"的思考。胡適既認定："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為此，歷史上的白話文學不但在一般的意義上成為"新文學"的源頭，而且，用這些"模範的白話文學"作為學習典範，以創造"國語的文學"的現實需要也應運而生。而被胡適置於"模範"首列的，正是《水滸》、《西遊》等白話小說[3]。與晚清"文學改良"同人的差異在此又一次呈現。梁啟超1902年發表的名言"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17]，雖然將小說送上了文學殿堂的首座，但其看重與利用的，實在只是以小說作為"開通民智"的教科書一項功能。啟蒙的附加值一旦剝離，小說的地位仍會迅速下墜，以致不能進入"好文學"的行列(11)。胡適則不然。堅守"白話中心"的理念與立場，對於從《水滸傳》到《老殘遊記》十餘部明清白話小說的考論，便成為其"整理國故"的一大實績。出於同樣的理由與心理，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胡適對文學語言也表現出特殊的敏感及興趣。他早已說過："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12)撇開"雅俗"之分的胡適，又為古代文學的鑒賞與批評提供了"死活"的評價新尺度。嗣後，他更將白話寫作的"活文學"，以是否近於語言的自然再分出等差。

　　討論詩歌，胡適便認為："由詩變而為詞，乃是中國韻文史上一大革命。"因為"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而詞的"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據此，胡適也對詩詞之體別立新說："故詞與詩之別，並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語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語之自然也。"[18]這一逐漸接近自然的詩歌語言發展趨勢，在胡適眼中，要到白話新詩出現，才算真正完成。因此，他對於新詩的主張是：

　　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詩體的大解放"，也被胡適移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關於白話文學的基本表述，將其歸納為"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19]。

　　說話既然是最接近自然形態的語言表達，胡適評論小說，於是每每稱讚："旗人最會說話；前有《紅樓夢》，後有《兒女英雄傳》，都是絕好的記錄，都是絕好的京語教科書。"與方言的"生動，漂亮，俏皮，詼諧有風趣"、乃是最鮮活的語言相比較，胡適竟至對他極為欣賞的《儒林外史》也生出不滿，"那樣人人都說著長江流域的普通話，也叫人起一種單調的感覺，有時還叫人感覺這種談話的不自然，不能傳神寫實"[20]。胡適因此得出結論：

　　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在此意義上，胡適預言，"如果從今以後有各地的方言文學繼續起來供給中國新文學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海上花列傳》開創的方言文學便"真可以說是給中國文學開一個新局面了"[16]732,739。

　　從"活文字"到"活的方言"的論析，顯示出胡適對白話文學的思考越來越深入。而其日益精密的認識，又來自他的文學史研究。可以說，"文學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為胡適的文學史建構提供了新眼光，而其對中國文學歷史的延伸考察，又彌補了"文學革命"構想中原有的疏漏。至此，胡適已經與梁啟超漸行漸遠。在梁氏止步之處，胡適又發力前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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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①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大段徵引過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里關於"破壞"的論述。見該書102-103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41年。

　　②分見《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下冊284-28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寄陳獨秀》，《新青年》2卷2號，1916年10月，寫作時間據《胡適留學日記》卷十四《寄陳獨秀書》。

　　③代表作為譚彼岸《晚清的白話文運動》（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④《小說叢話》中飲冰語，《新小說》7號，1903年9月，實為1904年1月以後出版。

　　⑤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胡適曾說明，其"把『白話文學"正名為『國語文學"，也減少了一般人對於『俗語"『俚語"的厭惡輕視的成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24頁）。

　　⑥梅光迪、任鴻雋1916年7月24日分別寄胡適信，見胡適《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胡適留學日記》卷十四，下冊375、376-377頁。

　　⑦梁啟超關於"俗語文體"的論述，見《小說叢話》中飲冰語及楚卿（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的引錄（均見《新小說》7號）；梁氏翻譯過《佳人奇遇》、《十五小豪傑》等小說，撰寫過《新中國未來記》；其要求保留詩歌"舊風格"之說見《飲冰室詩話》（《新民叢報》29號）。

　　⑧《小說叢話》中飲冰語，《新小說》7號。

　　⑨胡適《白話文學史》之"自序"、"引子"，《白話文學史》自序3-6頁、引子3頁。

　　⑩參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8頁）、《〈老殘遊記〉序》（《胡適文存三集》卷六，728頁）。

　　(11)見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之"韻文書類"與"治國學雜話"，《清華周刊》281期之"書報介紹附刊"3期，1923年5月。　　『

　　(12)胡適《答梅覲庄--白話詩》(1916年7月22日作），引自《〈嘗試集〉自序》，《胡適文存》卷一268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胡適留學日記》卷十四所載稍有不同，句為："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下冊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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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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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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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胡適.嘗試集[M].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

　　[14]　胡適.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M]／／胡適留學日記：下冊：卷十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87.

　　[15]　胡適.《詞選》自序[J].小說月報，18卷1號，1927年1月.

　　[16]　胡適.《海上花列傳》序[M]／／胡適文存三集：卷六.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728.

　　[17]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J].新小說：1號，1902年11月.

　　[18]　胡適.論小說及白話韻文[J].新青年：4卷1號，1918年1月.

　　[19]　胡適.《嘗試集》自序[M]／／胡適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277.

　　[20]　胡適.《兒女英雄傳》序[M]／／胡適文存：三集：卷六.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7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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