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胡適史評三部曲之文化篇（連載1.1）

山水微言

摘要：胡適「暴得大名」，雖有運氣，更是實力。他是中國新文化的引進者、啟蒙者、開拓者，在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開風氣之先，領時代之先，其思想方法和學術觀點影響深遠，澤被後世。

胡適（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字希疆，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入康乃爾大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學校長。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

文學革命 暴得大名「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這首20世紀80年代初流行的台灣校園歌曲，名叫《蘭花草》，改編自胡適1921年10月4日寫的白話詩《希望》。

胡適對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最大、最深、最遠的貢獻，是他首倡白話文運動，掀起「文學革命」，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第一部白話學術論著，他的《終身大事》是第一部白話戲劇，他的《短篇小說》是第一部白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集，他的《嘗試集》是第一部白話詩集，白話詩《希望》就是其中一首。這些均為開山之作。

《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新文學的「八不主義」，是胡適的成名之篇。先在《留學生季報》發表，反響風平浪靜，泡沫都沒起一個，又抄了一份寄給國內的《新青年》。陳獨秀獨具慧眼，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上發表後，文章轟動全國，胡適風靡學界，成為文學革命的「宣言書」、「播種機」。胡適當初沒想到，「一稿兩投」竟然無心插柳柳成蔭。歷史弔詭之處在於，這篇大作拉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帷幕，卻用文言文來寫。

胡適打響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槍」。陳獨秀接著寫了篇《文學革命論》，首提「文學革命」概念，狠批「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比胡適的「火藥味」更猛。胡適繼陳獨秀之後又寫了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他剛出道、出名，典型的文藝「小鮮肉」，鼓吹「革命」還有些心虛，所以標題中加了「建設」兩字緩衝。

陳獨秀、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雙子星座」，或者說是「雙發動機」。兩人帶領志同道合者推波助瀾，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勢。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自1920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 4月再發通告，分批廢止舊國文教科書，逐步採用經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其他各科教科書也「參改語體文」。流行了幾千年的文言文，僅用3年多時間，就被白話文取代了。

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演講中認為，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周策縱在《胡適對於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中評價，「白話文在一切寫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是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 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感慨：「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胡適也不矯情，毫不吝嗇地稱讚了白話文的作用和地位。認為語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內容的更新無從談起。白話文運動就是中國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破除掉第一層「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他在《嘗試集自序》中寫道，「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在《口述自傳》中又說：「這一個轉變簡直與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說轉向太陽中心說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樣。」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舊文化難免有碰撞、有火花。蔡元培主掌的北大「兼容並包」，各式學術大腕雲集，趣聞逸事也多。黃侃推崇「國故」，師從章太炎，瞧不起新文化。這個「狂狷」思維敏捷，口才了得，與胡適涇渭分明，互存芥蒂，常調侃胡適。

例如，黃對胡說：「你口口聲聲說要推廣白話文，未必真心。」胡不解，問何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該叫胡適之，應該叫『往哪裡去』才對。」又如，黃侃常在課堂上大罵新文化，大罵胡適和師弟錢玄同。「假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話文發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個字，而用文言只須『妻喪速歸』即可，光電報費可省2/3。」

清華出身 北大棟樑「胡適系反黨，不能派。」

胡適與中國的兩所名校清華、北大淵源很深。1910年，胡適考中游美學務處（籌備清華學堂）第二批庚子賠款留學生。同批金榜題名、後來擔任浙大校長13年的竺可楨保留了一份榜單，其中趙元任列第二，竺可楨列第二十八，胡適列第五十五。

1924年2月22日，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致函胡適，聘請他「擔任籌備大學顧問」。同時動員他出任籌建的清華研究院院長。胡適有自知之明，表示只做顧問不做院長，清醒又謙虛地推辭：「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同時他建議清華研究院採用宋、元時代書院的導師制，兼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論文專題研究的辦學方針。

胡適的真知灼見，曹雲祥深以為然。清華國學研究院 「四大導師」如日中天、輝煌難及，背後其實有胡適這位伯樂「推手」。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有「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詩句，說的就是胡適推薦王國維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故事。

中原大戰結束後，清華大學呈文，請示在周貽春、趙元任和胡適三者中選一位校長，政府以「趙元任非辦事人才，胡適議論乖謬，礙難予以任命，而周貽春又堅辭不就」為由全部否決。1931年3月17日，清華派三位學生代表赴南京請願，蔣介石接見時乾脆回應：「胡適系反黨，不能派。」胡適哭笑不得，3月18日的日記中記錄：「今天報載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反黨）。」

胡適因《文學改良芻議》一舉成名後，趁熱回國。1917年9月10日，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時年26周歲還差3個月。進北大時不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1927年才學位到手），蔡元培愛才、惜才，幫他學歷「造假」。1922年，胡適任北京大學教務長。1932年，又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國學功底深厚的名教授擔任。胡適來北大後，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重新編寫講義，拋開「三皇五帝」，把五千年歷史「截斷眾流」去一半。「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經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聽講者大為驚駭，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胡說」，激進學生開始折騰趕走這位「胡說」教授。此時，顧頡剛建議學生領袖、同舍好友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傅聽了幾天後，告訴小夥伴們：「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傅斯年也成了他的得意門生，後來還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胡適晚年深情地回憶，「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傅斯年）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他對北大學生也頗為賞識，認為儘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

在眾多的身份與頭銜中，胡適對「北大校長」頗為看重。即使1949年4月離開大陸，無論寓居美國還是漂泊台灣，仍舊以北大校長自居。在1957年6月4日所立的遺囑中，他將留在大陸的「102箱內全部我的書籍和文件交付並遺贈」給北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