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轉型中國的三大文化隱喻

朱大可:轉型中國的三大文化隱喻(2009-09-07 10:12:08)

標籤:朱大可轉型中國文化隱喻文化 分類:學術探索

朱大可:轉型中國的三大文化隱喻

我們置身其中的是一種轉型社會,它是混合政體,由多種社會形態拼貼而成,文化邏輯曖昧而混亂,總體上呈現為動態、多元和精神分裂的特性。我們被告知,它兼具了早期社會主義、器物資本主義和符號資本主義等多重元素,它們形成了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織體。這種複雜景觀不僅導致了價值判斷的尺度錯亂,也製造了文化闡釋的障礙,令理論解讀變得更加困難。

轉型時期的二元對立事物的共時性並置,是文化結構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它包括城市社會和鄉村社會(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並置、居民社會和流氓社會的並置、實存社會和匿名社會(哄客社會)的並置、富有階層和貧困階層的並置,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並置,以及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並置,如此等等。在這種並置結構中隱含著尖銳的矛盾與衝突。

以上各項事物的共生和對立,引發了文化領域的激烈爭議。其中,文化的功用及其周邊環境,是論爭的一個重要話題。決定社會演變的主要動力,究竟來自文化,還是來自製度?文化決定論宣稱,文化才是決定社會本質的核心要素,而制度決定論則認為,只要解決了制度問題,包括文化在內的任何社會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關於文化的生長環境,也出現過嚴重的理論分歧。弱經濟論認為,文化是由經濟不發達的社會如古希臘創造的(恩格斯)。強經濟論則堅持經濟繁榮是文化發展的邏輯前提,而後者正是目前最流行的觀點。

轉型中國的文化研究,不僅要面對上述理論分歧,還要面對三種重要的文化隱喻。首先是布爾迪厄關於大寫文化(Culture)到小寫文化(cultures)的觀點。他以字母的大小寫為隱喻,要求知識分子從真理敘事、經典文本、高雅品位和神聖使命中解脫出來,轉而關注大眾的日常生活。在符號資本主義體制中,文化創造和消費的權利,不再被社會精英所壟斷,而是向全體大眾(中產階級)擴散。這不僅是一種權利位移,而且也是一次公共倫理和美學趣味的變革。

布爾迪厄的字母隱喻,似乎為文化產業提供了美妙的理論前景。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數,21世紀以來,以湖南衛視、各地都市報、類型小說和互聯網博客為標誌,文化的小寫化運動已然發動。2005年,超女和芙蓉姐姐的聯袂出演,開啟了中國娛樂元年的全新曆程,它意味著符號躍出知識圈層,成為大眾消費的主要對象。一個龐大的符號市場正在形成,並且要對中國經濟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第二個隱喻來自近年的漢字爭議。在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簡體字歲月之後,人們突然發現,原有的「繁體字」比「簡體字」更能表達符號的多媒體特徵。以漢字「聽」為例,簡體字的「聽」的組字原理不知所云,「斤」既不是義傍,也不是音傍,「口」作為義傍,跟「斤」之間沒有任何關聯。而繁體字的「聼」則完全不同,我們不妨把「耳」當做對耳朵和聲音的喻示,把「罒」當做對眼睛和視像的喻示,把「心」當作對語義和思維的喻示,而這正是「形音義」的三位一體——— 多媒體符號的基本特徵。

王羲之書法作品:沒有任何一種文字像漢字那樣,深刻預言了這場「符號逾越節」的降臨。

「聽/聴」的漢字隱喻,闡釋了作為消費對象的符號的基本樣態。新的文化邏輯要求符號擺脫傳統的單一維度(如傳統文學),而投奔針對多重感覺器官的多維媒介,以滿足消費者的感官慾望。經歷了上百萬年的進化,人類的感官已經鈍化,而慾望卻在不斷升級,向科技籲請著新的發明。20世紀下半葉以來,符號的靈魂開始從文學之類的二維平面上掙扎出來,向全新的多維度媒體逃亡,藉助電影、電視和網路遊戲,在21世紀初葉獲得了重大勝利。沒有任何一種文字像漢字那樣,深刻預言了這場「符號逾越節」的降臨。

我們要談論的第三個隱喻,來自另一位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他以隱喻的方式,談論了垂直書寫和水平書寫的文化關係。福柯宣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都屬於水平書寫的文明,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由左到右,還是由右到左。只有儒教文明是垂直書寫。福柯以明快的風格,解決了不同文明的分界難題。而更耐人尋味的是,一旦加快由左到右的水平閱讀,就會產生搖頭效應,而一旦加快垂直閱讀,則會出現點頭效應。依據這樣的轉喻,我們似乎可以把基督教文化稱作「搖頭文化」,而把儒教文化命名為「點頭文化」。

經過邏輯演繹的書寫/閱讀隱喻,最終可以用來喻指東亞文化和西歐文化的差異性。中國作為點頭文化的策源地,保留了跟「點頭」語符對應的各種文化屬性:奴性、附庸性、繼承性、保守性、拒絕性等等,並由此構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陰影。而在轉型時期,它又顯示為文化複製和抄襲,並且無視知識產權的節制意義。對於急需向文化創意飛躍的中國製造業而言,這是一場嚴重的自我挑戰。

字母C的大小寫、漢字「聽/聴」的變異以及垂直書寫和點頭文明,這三種跟文字相關的隱喻,分別喻指了大眾文化的興起、符號敘事的多維特性,以及中國符號工業所面臨的文化障礙。而這些都是文化研究所要直面的重大難題。(原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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