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歷史上的首次大規模反浪費鬥爭
力倡節約，反對浪費，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我黨歷史上的首次大規模反浪費鬥爭，發生於我們黨締造的第一個全國性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次反浪費鬥爭，從1931年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開始，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歷經近3年時間，取得了偉大的成績。
我們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政權是完全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當時參加到這個政權中的各級工作人員絕大多數廉潔奉公，艱苦奮鬥，為保衛蘇維埃建設蘇維埃作出了貢獻和犧牲。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也存在著諸多產生腐敗的因素，特別是貪污和浪費兩大問題嚴重地危害著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政權誕生之初，即面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1932年江西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描述說，「過去各級政府的浪費情形實在驚人，一鄉每月可用數百元，一區可用數千元，一縣甚至用萬元以上」；由於「浪費過度，土豪富農已打盡了，於是由富農打到中農，甚至有一時期連貧農稍有少數現金餘存儲蓄的都打起來了」。其結果是造成了蘇維埃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裂痕，發生了群眾「不信仰蘇維埃政府」的現象。
對貪污浪費等腐敗問題，我們黨有著清醒的認識。1931年11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即提出必須將嚴格黨的紀律，反對官僚腐化現象作為黨的建設工作中心任務之一，對一切違反蘇維埃法律、對革命有損害行為的黨員，必須進行更嚴厲的紀律制裁。到1932年初，反對貪污浪費等腐敗鬥爭即開始擺到毛澤東等最高領導人面前。2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員會常務會議，提出中央政府要立即對那些執行上級命令和國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現象，對一切貪污腐化分子給予嚴厲打擊。接著，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五號命令指出：「這些工作的檢查，刻不容緩，各級必須堅決執行」，「各級政府應絕對執行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3月1日，人民委員會常務會議舉行第八次常委會，提出積極應嚴辦貪污分子。3月2日，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農檢察部部長項英發表文章《反對浪費嚴懲貪污》，指出「現在正當紅軍在前方進行革命戰爭，奪取贛州的緊張時刻，所有後方的同志，除了積極領導群眾去參加革命戰爭建立鞏固的後方外，最的就是要節儉經濟來供給紅軍，幫助紅軍去進行革命戰爭，誰要不努力去做這一工作，就是怠工」。「這個時候，誰要浪費一文錢，都是罪惡，若是隨意浪費，那實際是破壞革命戰爭」。文章嚴厲批評「許多政府每月開支浪費得很，一個區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經費，有一個區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2900個，吃仁丹一個人一天吃了8包，諸如此類的很多。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啊」！強調「對於一切浪費經濟，特別是貪污分子，都要給以嚴厲的懲辦」。
自此，在反貪污鬥爭的同時，我們黨領導蘇維埃各級政權開展了堅持不斷的大規模反浪費鬥爭。到1933年12月25日，毛澤東主席簽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6號訓令——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就懲治貪污浪費規定了量刑處罰標準，開始從法制上反對貪污浪費。1934年1月4日，《紅色中華》載發中央工農檢察部指示《怎樣檢舉貪污浪費》，提出要提高對貪污浪費的警覺性，要發動群眾反對貪污浪費，要注意機關里的貪污浪費，根據中央政府新頒布的懲治貪污浪費法令從嚴治罪，要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貪污浪費。1月23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強調，「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指出「反對貪污和浪費的鬥爭，過去有一些成績，以後還應努力」，對各種貪污浪費消極腐化應立即懲辦絕不姑息。4月2日，項英簽發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關於《繼續開展檢舉運動》的訓令，號召在粉碎第五次「圍剿」的緊張戰鬥中，繼續開展檢舉運動，檢舉清除各種貪污浪費消極腐化分子。結合反貪污鬥爭，整個反浪費鬥爭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
廣泛開展節儉運動。節省一切開支，充實戰爭經費，是中央蘇區廉政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指出：「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作為反貪污浪費鬥爭的重要內容和基礎工程，中央政府從1932年2月開始即多次發出訓令和通知，號召開展節約經濟活動。1932年2月17日，中央政府發布《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通令各級政府務必立即實行節儉運動，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預算雜費、特費等，必須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員一律裁減」，號召蘇區軍民實行廣大的節儉運動來積累資金或糧食，以作供給紅軍發展革命戰爭之用。7月21日，發出第14號《關於戰爭動員與後方工作》的訓令，號召「各級蘇維埃政府要領導群眾團體節省一切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需盡量減少，尤其紙張信套，更可以節省使用」。 1934年1月16日，《紅色中華報》號召全蘇區革命工農群眾進行大規模的節省運動，實現六項節省規約：每天節省一個銅板；不進館子，不吃小食；節省辦公費30%；普遍建立節約箱；每個伙食單位建立一個菜園；殘酷地開展對一切浪費的官僚主義作鬥爭。在中央蘇維埃的號召下，各級政府、紅軍後方機關、國家企業、學校等工作人員和蘇區廣大軍民積極行動起來，厲行節約，力戒浪費。1933年11月，博生縣各級政府工作人員自願節省伙食費1200餘元；江西郵務工友節約1060元；中央內務部、司法部兩個培訓班，學習期間節省伙食費31元3角；崇安沿山兩地婦女節省大洋85元寄給中央以幫助紅軍。文溪新圩鄉在選民大會上，紛紛把紅軍借谷開出的借谷票退還給中央政府。1933年12月，中央各部的工作人員節省行政費20萬元。特別是1934年3月人民委員會提出在4個月內節省80萬元的號召後，中央各部於1934年4至7月共節省行政費130餘萬元，超過節約計劃62%。1934年初，中央工農檢察部就各地開展節省運動進行專項檢查，結果表明在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各地廣泛開展的節儉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大力懲治浪費行為。在開展節儉運動的同時，蘇維埃中央廣泛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各種貪污浪費行為，堅決查辦貪污浪費案件，懲治浪費現象。1933年夏，中央工農檢察部收到匿名舉報，舉報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浪費。經初查後，部長何叔衡聯想到瑞金縣蘇維埃大手大腳公款吃喝的傳聞，於12月中旬又親自帶隊調查，查實瑞金縣蘇維埃政府中大量浪費行為。如10月份超過預算858元；10月平均每日實有200人吃飯，出了307人伙食數（如許祥煥回家1月余還領伙食）；毛邊紙用了15刀以上，10月買了7元2角毛筆，買了8元的複寫紙亂用亂丟，買了33元的郵花，特別快信貼了一半；買了60多元葯，吃補藥也算公家的數；買了50元銀礫做印色油；不管有無事燈總亮到天明。另外，還有大量貪污行為。12月28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彙報，決定對瑞金縣相關人員給予嚴懲。查處的其他典型浪費案件如大興土木的洛口縣蘇維埃建房案。1933年11月，洛口縣政府經省財政部批准修理辦公用房，核定經費為大洋20元，但洛口縣不經上級批准，改修理為新建，建了兩間新房花費了大洋200元。有關人員受到了撤職、開除、監禁的處分。
各級領導帶頭節約奉公。在反浪費鬥爭中，中央領導率先垂範，節衣縮食，節約奉公。毛澤東、博古、鄧穎超、陳雲、毛澤覃等23人聯名寫信給《紅色中華報》，提出自己節約奉公的做法：「一，每天節省二兩米，使前方紅軍吃飽，好打勝仗；二，今年，公家不發我們熱天衣服，把這些衣服給戰士穿。」並建議大家「響應《紅色中華》節省運動的號召」，開展個人節儉運動。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張聞天自帶伙食辦公，連下基層也自帶乾糧。有一次他去瑞金消費合作總社檢查食鹽採購情況，開飯時謝絕了客飯，自己從包里掏出凍得又冷又硬的幾個蕃薯熱後吃掉了，讓當地幹部們極為感動。在中央領導的帶動下，蘇區許多幹部自帶乾糧辦公。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躍在節省運動中，帶頭回家背米去省蘇機關吃，既不要公家發口糧，也不要公家發伙食費。妻子一時感到不理解，埋怨他說當個主席，連飯都賺不到吃，真是沒用。劉啟躍聽後耐心地給她講道理說，我們共產黨人當官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人民謀幸福。我們現在苦一點，可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這就很好嘛。妻子的思想終於通了。後來劉啟躍因公務繁忙抽不出時間回興國老家拿米，她就主動挑著大米走100多里路送到寧都。見到劉啟躍，她笑著說：「老公老公，飯要我供。」劉啟躍也笑嘻嘻地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窮。」當時，在蘇區流行的一首歌謠唱道：「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飯包去辦公。日著草鞋幹革命，夜點燈籠訪貧農。」真實地表明了蘇區幹部在人民群眾中節約奉公的良好形象。
輿論監督反對浪費。在中華蘇維埃時期，輿論監督對從上到下的反貪污浪費鬥爭和廉政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蘇區的主要報刊《紅色中華》、《青年實話》、《鬥爭》等都擔負著監督蘇維埃政府的職能。這些報刊一方面刊登黨和政府廉政建設大政方針政策，對反貪污浪費鬥爭等反腐倡廉工作進行指導引導，宣傳節儉奉公的先進典型，一方面對黨政幹部中貪污浪費等腐敗行為和不良風氣進行毫不掩飾的揭露和批判。《紅色中華》和《青年實話》分別闢有「紅板」、「黑板」和「反貪污浪費」專欄。「紅板」專欄專門刊登蘇維埃工作人員廉潔奉公的先進事迹，「黑板」專欄專門批評那些消極怠工、立場不堅定的工作人員，「反貪污浪費」專欄則專門揭露那些貪污浪費案件，報道對有關人員的查處結果。輿論監督，收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推進了反浪費鬥爭。
（作者單位：江蘇省宿遷市紀委派駐紀檢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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