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

1 2 |下一頁? 最末頁 <>< b="">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 b="">我首先要說明的是，由亞杜斯俱樂部主辦、布雷拉圖書館協辦的這場演講，對象並非樂此不疲的藏書家，或藏書甚豐、對此知之甚詳的博學之士，而是包括年輕一輩在內的普羅大眾，是從來不看書的那群人以外的人──根據義大利統計數據顯示一年閱讀不超過一本書的民眾。而且統計數字還無法說明這類閱讀人口中有多少人看的書其實是食譜，或警察笑話大全。如果說因為場地太過嚴肅、演講題目艱澀，吸引了較多德高望重的大主教而非菜鳥教徒前來，也無關緊要。我建議大家可以把這場演講當作誦經修士在不同場合對不常誦經的修士循循說教的範例。一，從亞當開始，人類就暴露出兩大缺點，一個是生理的，一個是心理的。生理缺點是，人終將一死；心理缺點是，人不喜歡死。既然無法修正生理缺點，人類就努力從心理層面著手，試圖找出死後的另一種存在模式。呼應這個問題的有哲學、啟示的宗教及其他神話、神秘信仰。<><>< b=""><><>< b="">某些東方哲學說生命之流不會停歇，死後會轉世投胎為另一個生命。但是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們自然會心生疑問：我轉世投胎後是否還記得我是誰，我的舊記憶可以與未來的記憶合而為一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會很傷心，因為身為不知道自己以前是誰的另一個人，跟徹底消失並無差別。<><>< b=""><><>< b="">我不想要變成另一個人活著，我要做為我而活著。問題是我不再擁有軀體，便一心希望靈魂永存。而所有人給我們的答案，都告訴我們靈魂就是記憶。誠如法國哲學家梵樂希所說：「我之為我，我在每個瞬間，都是一個巨大的記憶」。說起來，那些信誓旦旦向我們保證死後仍會記得自己一切的宗教有人性多了，而地獄會讓我們永遠記得被懲罰的原因。如果我們知道在地獄裡要受的苦，不過就是不記得自己以前是誰的話，大家應該都會肆無忌憚地犯錯吧：一個既不擁有我的軀體，也不擁有我的記憶的傢伙受苦，與我有何相干呢？記憶有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也就是大家公認的功能，是將我們過去的經驗值留在回憶裡；第二個功能則是過濾經驗值，淘汰掉一些，把剩下的保留住。你們之中或許不少人知道波赫士的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富內斯是一個對一切皆有所感照單全收的人，而且滴水不漏把一切都記在腦中：我們看一眼，看到的是桌上有三個杯子。富內斯看到的卻是葡萄藤架上的枝條、葡萄串和每一顆葡萄。他記得一八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黎明時分南方朝霞的形狀，而且能跟記憶中他只看過一次的大理石皮紋書封比較，跟奎布拉喬之役前夕他在尼格羅河上看到船槳激起的水花比較。那些記憶並非只是記憶：每一個視覺影像都跟肌肉、溫度等等感覺息息相關。他可以重現所有夢境，他睡夢中的所有影像。他曾經有兩、三次重現了一整天的時光，沒有半點猶豫，但每一次重現都需要耗掉一整天的時間。他跟我說：<><>< b=""><><>< b="">「我一個人的回憶，比開天闢地以來所有人類的回憶總和還要多。」他說：「睡夢中的我，跟清醒時的你們一樣。」還說：「先生，我的記憶，跟垃圾場一樣。」黑板上的圓形、直角三角形、菱形這些形狀，我們是用直覺感受，富內斯看到的卻是一匹小馬飛揚散亂的鬃毛、山崗上數不清的牛群、漫長守靈期間死者面容的千變萬化。我不知道他能看到天上多少星星（……）。<><>< b="">他不只記得每一座山上每一棵樹上的每片葉子，也記得每次看到或想像那片葉子的樣子。他決定把過去的每一天簡化為七萬個回憶，並加以編號。但是有兩個理由讓他打消了念頭：一是他意識到這件工作將永無止境；二是這麼做毫無意義。他想，恐怕到死的那一天，都還來不及把兒時回憶分門別類。只不過記得一切，卻意味著喪失了辨識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他幾乎無法做一般的、純理論的思考。他不但無法理解「狗」這個普通符號，也包括許許多多不同大小、不同形貌的個別的狗；麻煩的是，他也搞不清楚編號3-14的狗（從側面看）跟編號3-1/4的狗（從正面看）是同一個名字。他每次看到鏡子裡自己的臉、自己的手，都會嚇一跳。斯威夫特說小人國的皇帝能看到時鐘分針的移動，富內斯持續看到的則是腐爛、蛀牙、疲憊在悄悄發展。他能看到死亡和潮溼的進程。他是瞬息萬變、不容絲毫誤差的大千世界中孤獨而清醒的旁觀者。巴比倫、倫敦、紐約的絢麗輝煌抹殺了人類的想像力，在這些城市擁擠的高樓和匆忙的街道上，沒有人會感受到快樂的富內斯在南美洲那貧窮的郊區裡不分日夜所感受到的那份真真切切的熱力和壓力。他很難入睡。睡覺讓他自外於世界。富內斯躺在行軍床上，在黑暗中，想像著他周圍房舍的每一個凹陷和凸起。（……）他很輕鬆就學會了英語、法語、葡萄牙語和拉丁文，但我懷疑，他不太具備思考能力。在一個處處都是富內斯的世界裡，除了細節什麼都沒有，而且是近乎直覺的細節。我們為什麼能在多年後認出一個我們在意的人（即便他的容貌已變），或每天找到回家的路，即便牆面上張貼了新的海報，轉角商店重新裝潢換了新的顏色？因為我們對愛過的那個人的臉、每天走過的路，只記得基本的輪廓，就像一個圖表，雖然表面上做了許多修正，但本質並未改變。否則如果媽媽多了一根白髮，或家裡的窗戶改漆一個顏色，我們就會覺得是新的經驗，完全認不出來。這種選擇性記憶十分重要，讓我們得以做為個體存活下來，在團體生活也能發揮功能，讓我們能夠在群體中存活。從人類發出最初的有意義的聲響開始，無論家庭或宗族都需要老者。或許在之前，老者是無用的，當他們再也無法尋覓食物的時候，就會被拋棄。有了言語之後，老者變成了人類的記憶：他們坐在山洞裡的火堆旁，訴說年輕一輩出生前發生的事（或假設發生過的事，發揮神話的功能）。在這樣的集體記憶得以累積之前，人出生後毫無經驗可言，也來不及累積經驗，就結束了一生，但有了集體經驗之後，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彷彿活了五千年，在他出生前發生過的事，以及老者學習到的經驗，都成為他記憶的一部分。用言語將自身之前的經驗傳遞給每一個人的老者，以其最進化的程度，代表的是有機記憶，也就是用大腦記錄、管理的記憶。隨著書寫發明，我們也目睹了礦石記憶的誕生。我以礦石名之，是因為最初的文字元號是刻在陶土板上，或鑿在石頭上的，而建築也可算是礦石記憶的一種，因為從埃及金字塔到哥德式教堂，聖殿同樣記錄了神聖數字、數學計算，並藉由雕像或繪畫傳遞故事和道德教誨，其所建構的正是一部石頭打造的百科全書。如果說最早的形意文字、楔形文字、盧恩文字、字母文字是在礦石上，最新的記憶也同樣記錄在礦石上。我說的是電腦，電腦的主要材料是矽。今天因為有電腦，我們才可以儲存大量的集體記憶，只需要知道登入資料庫的方法，不管哪一個議題，都可以找到我們需要知道的，只要輸入一個主題，就可以找到上萬條目錄。不過極致的喧譁帶來的是更多的沉默，過量的資訊反而導致絕對的無知。面對電腦所能提供的巨型記憶庫，我們全都變成了富內斯：耽溺在數百萬項細節中，失去了選擇的準則。知道關於凱撒的書有一萬本，跟什麼都不知道是一樣的。如果只建議我看一本，我會去找來看，如果得在一萬本中勘查搜尋，我會放棄。不過隨著書寫發明，第三種記憶誕生了，我決定稱之為植物的記憶，因為雖然羊皮紙是用動物皮，但莎草紙卻是植物，而且自從紙發明後（西元十二世紀），書本就是用麻、大麻纖維和亞麻舊布製作完成的。更何況就詞源學來看，「書」的希臘文biblos跟拉丁文liber原意都是樹皮。(待續)<><>< b=""><><>< b="">書早於印刷，剛開始的形式是書卷，後來才慢慢變成我們今天熟悉的樣貌。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書，都讓書寫更為個人化：書寫體現了部分記憶，雖然是集體記憶，但經過個人觀點的篩選。我們看到方尖碑、石碑、石板或刻在墓碑上的銘文，都會想要解碼，想要認識以前的字母，知道傳遞的訊息為何，例如是誰長眠於此、今年收成多少捆麥子、這個跟那個國家打敗了這位君主，卻不會問誰起草內容或負責銘刻。但我們看到一本書，想找的卻是人和看事情的個人角度。我們想要的不只是解碼，也想要詮釋一個想法跟企圖。既然想要探究的是企圖，會對文本產生質疑，也就會有不同的解讀。閱讀變成了一種對話，但對話的對象（這是書弔詭的地方）不在我們面前，說不定數百年前就已過世，留下的只有他的書寫。對書提出質疑（是為詮釋學），既然有詮釋學就會有書本崇拜。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就是以不斷質疑他們的經文而得以發展的。於是對質疑者而言，書本搖身一變，成為它保護、揭示的真理的象徵，要結束爭論、支持一篇文章或殲滅對手，可以說「這裡有寫」。<><>< b=""><><>< b="">我們對我們的生物記憶時常存疑：「我好像記得……但我也不確定」，而植物的記憶卻可以拿來展示，以消弭一切懷疑：「水真的是H2O，拿破崙真的是死於聖赫勒拿島，百科全書上是這麼寫的。」在原始部落中，老者信誓旦旦地說：「在遙遠的那個夜晚發生了那些事，這是祖先口耳相傳直到今日的傳統」，部落很信任傳統。今天書本就是我們的老者。我們明知道書本常有錯誤，但還是願意認真看待它們。我們要書本將我們短暫一生無法累積的記憶交給我們。我們無法體會的是，文盲（或那些識字但不閱讀的人）的人生只有他自己，而我們卻經歷了許多人的人生，因此富裕。有一次邦皮亞尼想了一個口號：「閱讀的人，增值雙倍」。應該說增值一千倍吧。藉由書本的植物記憶，我們除了記得兒時遊戲，還記得普魯斯特；除了年少夢想，還記得尋找金銀島的吉姆的夢想；除了我們犯的錯之外，也從皮諾丘的自以為是或漢尼拔在卡普阿的判斷錯誤中學到教訓；我們不只為自己的愛情煎熬，也替阿里奧斯托筆下的安潔莉卡一掬同情淚，或在看完《百劫紅顏》中的安潔莉卡後比較不那麼自憐自艾；我們或多或少吸收了一點所羅門王的智慧，為聖赫勒拿島颳風的夜晚而顫抖，重溫奶奶說給我們聽的童話之外，也重溫了《一千零一夜》中莎赫扎德說的那些故事。有人（例如尼采）認為如此一來，彷彿我們才剛出生，就已經老了。但文盲（無論先天或後天）從小就得忍受動脈硬化，而且不記得（因為沒有讀過）三月十五日發生了什麼事。當然，書本也可能讓我們記得許多謊言，但它們有互相反駁的優點，並教導我們要用批判的態度評估書本交到我們手中的資訊。不識他山之石，何以攻錯。書是人生的一種保障，是關於永垂不朽的一個小小預告。不過是對過往的人生（阿門），不是對未來。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經驗是否能在個人死後保存下來，但很確定我們保存了前人的經驗，後人也將保存我們的經驗。雖然我們不是荷馬，依舊可以在未來的記憶中擔任主角，例如，八月十四日晚間在米蘭-羅馬高速公路上意外發生車禍。這個結果不甚了了，但總好過什麼都沒有。為了能讓後人記得自己，黑若斯達特斯放火燒了以弗所的阿蒂蜜絲神殿，但後人記得的是他的愚昧。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去參加柯斯湯佐脫口秀節目當笨蛋，也一樣可以成名。二，偶爾有人會說今天閱讀的人口減少了，說年輕人不看書，說我們進入了某位美國評論家所稱讀寫能力下降的年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的確看很多電視，只看電視是有風險的，正如同喜歡在體內注射有毒物質也是有風險的：但不容否認的是，我們這個年代的印刷量達到顛峰，書店到處林立，跟夜店一樣擠滿了年輕人，即便不買書，也在翻書、看書或詢問書。書也面臨的問題是，出版數量龐大，選擇困難，不知從何辨別。這很正常，植物記憶普及就跟民主一樣是有缺點的，因為要確保所有人都可以發言，包括言語空洞、甚至言語粗鄙的人都得讓他們講話。沒錯，問題在於要學會選擇，如果不懂得選擇，站在書本前面就如富內斯面對無窮盡的感知一樣：如果一切都看似值得記憶，其實毫無價值可言，值得遺忘。要如何學會選擇呢？舉個例子，我們可以自問，現在準備要拿起來的那本書會不會在看過之後就被我們扔掉。你們會說，還沒有看過無法知道。那麼，如果在看了兩、三本書之後，我們發現不想留下來，或許就該重新審視選書的準則。看完一本書之後把它扔掉，跟剛和一個人發生性關係就不想再看到他是一樣的。會有這種感覺，表示那是生理需求，不是愛。我們其實需要跟人生中的這些書建立起愛戀關係。如果成功，表示那些書禁得起各種考驗，每一次重讀都能給我們不同的揭示。我說那是一種愛戀關係，是因為只有在相愛狀態中的戀人才會帶著喜悅，覺得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當你覺得每一次都像是第二次的時候，就差不多要準備離婚，或就書而言，是準備要被丟進垃圾桶了。可捨可留，表示書是一個物，被愛不僅是因為內涵，也是因為外表。這場演講是由一群藏書迷組成的協會主辦，藏書迷也會因為一本書的排版、紙張、裝幀是否精美而收藏書。其中不乏本末倒置者沉迷在一本書的視覺、觸感中，如果書邊尚未裁切，他們就不將書頁割開，以免降低其商業價值。不過，每一種熱情都會衍生出專屬的戀物癖。藏書迷會渴望擁有同一本書的三個不同版本並沒有錯，因為各個版本之間的差異會影響我們閱讀的意願。我有一個朋友，是位詩人，偶爾會找到其他義大利詩人的古版書，他再三告訴我閱讀今天的但丁《神曲》口袋版跟閱讀阿蒂納版是截然不同的樂趣。很多人找到當代作家的初版作品，在閱讀那些曾經被最初的讀者閱讀過的文字時，也會有一種異樣的悸動。書除了原先要傳遞的記憶外，還有它屬於物的實體記憶，以及浸淫多年的歷史香氣。一般咸認為藏書這個癖好所費不貲，如果我們想要擁有一本由古騰堡印刷、最早的四十二行《聖經》，至少要準備七十億。我說至少，是因為市面上僅有幾本流通（其他都由公立圖書館視如珍寶，妥善收藏），而其中一本在兩年前就是以這個金額賣出，如果買主今天出讓，可能會開出雙倍價格。不過想加入藏書行列，未必需要富有。大家或許不知道，今天大約只要五萬里拉，就可以買到某些十六世紀的圖書，只要少去餐廳兩次或少抽兩條菸就可以存下這些錢。古版書未必昂貴，有些二十年前印刷的熱門藏書反而是天價。用買一雙Timberland的錢，就可以享受書架上有一本美麗對開本的喜悅，你可以觸摸羊皮紙裝幀、感受紙張質感，甚至藉由斑點、潮溼水漬、蠹蟲辛勤工作挖掘上百頁留下跟雪花同樣美麗的痕跡來體會時間的流逝和外在環境的變遷。即便是殘缺不全的一本書，往往也可以說出感人肺腑的故事：為了躲避嚴格的審查制度將出版社的名字刪掉，某些書頁被有意見的讀者或過於謹慎的圖書管理員撕下，因為印刷時用了廉價材料導致紙張變紅，長時間囤放在某個修道院地窖而留下印記，簽名、批註、畫重點，訴說的是兩、三百年來不同主人的故事……無須追求古書，可以從蒐集近兩個世紀的圖書開始，在舊書攤、二手市集搜尋初版書和毛邊書。大多數人的荷包都可以負擔這樣的遊戲，而且樂趣不僅限於找到，而是尋找的過程，啟動嗅覺、翻找、在脆弱的小樓梯上攀爬，挖出舊貨商在多年沒有清撢灰塵的最後一格層架上究竟有些什麼。收藏書，即便是少量的，即便是「當代收藏」，都是一種善舉，我是從關心生態的角度出發，因為需要我們拯救的不只是鯨魚、地中海僧海豹和馬西干棕熊，還有書。<>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一九三二年出生於義大利皮德蒙的亞歷山卓，現任波隆那大學高等人文科學學院教授與院長。艾可身兼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和美學家等多種身分，更是全球最知名的記號語言學權威。其學術研究範圍廣泛，從聖托瑪斯．阿奎那到詹姆士．喬伊斯乃至於超人，知識極為淵博，個人藏書超過三萬冊。已發表過十餘本重要的學術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讀者的角色──記號語言學的探討》一書。　　艾可在四十八歲時，才推出第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該書自一九八○年出版後，迅速贏得各界一致的推崇與好評，除榮獲義大利和法國的文學獎外，更席捲世界各地的暢銷排行榜，銷量迄今已突破一千六百萬冊，被翻譯成四十七種語文，並改編拍成同名電影。　　儘管第一本小說就獲得非凡的成就，他卻遲至八年後才出版第二本小說《傅科擺》，也一如各方所料，再度轟動世界各地，成為最熱門的閱讀話題。一九九四年他推出第三本小說《昨日之島》，目前銷量也已超過二百萬冊，中文版並入選《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和《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而他於二○○○年出版的第四本小說《波多里諾》，更被國際出版界視為當年的頭等大事，義大利文版首刷即高達三十萬冊，對於一本嚴肅的文學作品來說，無疑是十分罕見的天文數字！二○○四年，艾可首度嘗試結合小說和大量圖像的創新形式，推出《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引起熱烈討論。而二○一○年的最新小說《布拉格墓園》（暫名，皇冠即將出版），在義大利出版不到一個月便狂銷四十五萬冊，並已售出三十餘國版權！雖然每隔好幾年才會推出一部小說，但大師一出手便不同凡響，每一次都是擲地有聲的超重量級巨作！　　艾可另著有《倒退的年代──跟著大師艾可看世界》、《別想擺脫書》、《艾可談文學》、《艾可說故事》、《帶著鮭魚去旅行》、《誤讀》、《智慧女神的魔法袋》、《康德與鴨嘴獸》、《意外之喜──語言與瘋狂》等雜文、隨筆、評論集和繪本。艾柯：康德和鴨嘴獸二○○○年二月 第二卷第四期--------------------------------------------------------------------------------康德和鴨嘴獸趙子明1　去年四月，法國一家出版社推出 Kant e l』ornitorinco 的法文譯本。一時間作者 Umberto Eco 又成為大眾傳播媒介爭相採訪的紅人。此書原文於九七年在義大利面世。兩年後，作者接受法國 Telerama 周刊訪問，精簡扼要地說明此書的論題、他本人的基本觀點、以及此書跟他以前出版的作品之間的關聯。2　按Eco 所說，這本書 (我們暫譯為《康德和鴨嘴獸》) 旨在透過「認知科學」的啟發來重新研究既有的幾個哲學問題。他指出「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人類的大腦運作和語言活動在認知過程中的重要功能。他嘗試利用這些觀點來回答如下問題：我們如何辨認和命名那些未見過、從不認識的東西？我們如何把上述的東西歸類？我們如何命名那些司空見慣的東西，並且再三辨認它們呢？3　在回答上述問題的過程中，Eco 說了一個有關馬可波羅 (Marco Polo) 的故事來闡述自己的基本立場。故事是這樣的：馬可波羅到東方遊歷，途經爪哇的時候，看到一頭犀牛。由於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動物，一時間無以名之。突然間，他腦海中浮現一個念頭，於是他說自己碰到了一隻獨角獸。然而他把自己所見的動物與想像中的獨角獸再三比較，最後總結說：「那是一隻獨角獸。但是我得承認，它並沒有具備獨角獸的性質，因為他是黑色的，並且不似獨角獸那樣令蚤子不敢高攀。」Eco 希望這個例子能夠使讀者明白，人的認知其實是自然和文化協商的結果。此話怎講呢？他認為人在認知的過程中，一方面運用文化傳統留給我們的圖式 (Schema)來認識事物，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妄顧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直接獲取的經驗訊息。因此他說，認知是文化和自然(或者說圖式和經驗訊息)之間的協商過程。4Eco 把《康德和鴨嘴獸》一書視為他為先前所寫的兩本書——Opera Aperta 和 I Limiti del l』interpretatzone——的延續。他說自己在第一部Opera Aperta 中致力論證如下觀點：任何讀本 (Text)都只有在讀者解釋它的時候，它才存在。但是，有些人卻把「解釋」的可能性誇大了。有人誤以為讀者可以對讀本有徹底的解釋權，並且可以為所欲為。針對這種誤解，Eco 寫成了第二部曲I Limiti del l』interpretatzone，藉此為「解釋」的可能性劃清限界。然而，Eco 認為至此為止，他只注意到我們在解釋語文讀本時的限制。在《康德和鴨嘴獸》一書裏，他卻要提出我們在「解釋」自然事物時要注意的其他限制。5　正如我們在文章開始時所說，Eco 只精簡地交待了其新書的中心課題、他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看法，以及此書與其他作品的關係。他的論證都寫在書裏，留待讀者自己去發掘。有興趣翻閱上述作品的朋友不妨試試回答下面的問題：為甚麼作者把此書命名為《康德和鴨嘴獸》呢？--------------------------------------------------------------------------------　這種「研究」顯然混淆了先驗主體和經驗主體。先驗哲學不是認知心理學，「看」（theory）的方向和層次根本就不一樣。康德的「先驗邏輯」不是認識論，而是關於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本體論」。康德和鴨嘴獸——艾科訪談錄(劉自立譯) 2011-02-07 1世界馳名的義大利符號學家和小說家W.艾科於九十年代中葉，一度在他的新書《康德和鴨嘴獸》出版之前，前往美國布朗大學，並在所羅門大廳發表了他的演說。以後，又接受了出版者的採訪。這裡是他接受採訪的中譯文。 訪者：首先，可否談談你最近的工作？及最近的計劃？ 艾科：我剛剛完成了一本怪書，今年夏天我打算收集一些新的材料。現在我準備寫一本新書，大概要準備半年到一年，這本書的題目叫《康德和鴨嘴獸》。寫作此書是要試圖回答我的學生和研究者提出的問題，何以二十年來我一直拒絕將《符號學原理》加以重版。符號學理論肇始於1975年，在那時候這個理論還可以約略可言，但是今天，由於文化研究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試圖一般性的概括這一理論已經不再可能。我不可能談及心理案件，是因為那時候這樣做是被禁止的。如果我們不把這樣的素材置於\\\\\\"黑箱\\\\\\"操作，我們又如何將它加以描述呢？是的，那是基於一種學院的要求。我想過，我必須回到康德和他的概念系統。我一度確信康德在很晚才在他的體系中引進了這個系統概念，因為直接觸及這個系統將使得它處於爆炸的狀態。 所以我們何以要提到鴨嘴獸？鴨嘴獸是一種虛構的動物，它挑戰每一個已經存在的門類器官。當它出現的時候，我們無法對其一辨真偽，因為它一度被帶來倫敦，動物學家說過，\\\\\\"那是一種虛構，它是動物標本製做人的杜撰。\\\\\\"而後，人們花費了八十年的時間來確認它是不是一種哺乳類動物。康德出版了他的最後一本書以後，鴨嘴獸方得發現，所以，我確信康德無緣與之相見，對它聞所未聞。所以，我們的困難是，對於康德，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是否他一定要界定鴨嘴獸？我的意思是，一個動物學家，他對於狗的情況了解很多，而我，卻知之甚少，而我們兩人都能夠說，\\\\\\"這是一隻狗。\\\\\\"從而分享這一共同的知識。這樣的知識來自於直接的目擊物，而非像我們識別一隻狗那樣，依靠一種與之相符的虛構系統。 在《符號學理論》一書中，還有一些我沒有涉及的關於鴨嘴獸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使用鴨嘴獸這個用詞。你看，鴨嘴獸這個詞，不是我們對於理解它的最好的方式嗎？對它進行一種設計。是作為一個畫家而不是作為一個科學家去理解它。也許用人工的視覺來複制鴨嘴獸，把它當作一幅藝術作品來看待，設計它和再生它，你能夠發現它的運動，它的姿態，甚至可以從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它。這是建立概念系統的一種方式，以至於它只能透過美學的功能才可實現。 是的，關於這個系統。我有一個理性的系統，比如說看待老虎，一個孩子，可能在先沒有看過老虎，知道他後，才看到它，在戲院，在動物園，但是社會已經提供他一個充分的，定型的，因果的，關於老虎的臆像，而我相信，這是一個社會的結構。然而對於鴨嘴獸又發生了什麼呢？在這一點上，我不能尋求社會幫助我。為什麼他們把鴨嘴售叫做水鼴鼠呢？因為他們運用了前世的社會系統。一隻鼴鼠--這隻鼴鼠生活在水裡，他是一隻水下的鼴鼠。我以馬可。伯羅的故事，作為我的書的開篇。他看見過獨角獸。然而事情並不全對，他說，它不是白的，而是黑色的。它看起來像一隻斑鳩。它有那樣的皮毛，而且，是一隻犀牛，他對他的作為饒有興趣；他從來沒有見過犀牛，他的第一次衝動是鱗選了前世存在的社會文化系統，然後付諸應用。然而這個社會文化系統的應用，卻耗費了幾百年的時間。 我為什麼談論這個系統呢？一如我說過的，我正在談論我的未成之作。這個問題至今仍舊困惑著我。 訪者：你打算怎樣解釋\\\\\\"作者和他的詮釋\\\\\\"這個難題。 艾科：你知道，作為個人我是分裂的。我能夠做一種很為學院風的演講，但是當我來選擇適當的人選的時候，我被要求隨大溜了，這就是我要選擇的演說。首先，我要解釋，何以我不相信小說家的寫作能力受到懷疑這個問題。這本書，這個文本，qua的文本，是具有權威性的，是符合這些詮釋的，即便它反對我的意圖。有時候我也許會說，他們可能是正確的，即便我並不理解，或者了解。在另一方面，我也許會說，用這樣的方式閱讀此書是不可能的。 訪者：你經常寫到你的讀者誤讀你的著作的情形。你是否發現，在聆聽你的演講的你的不同的讀者之間有哪些改變？ 艾科：這裡明顯地存在不同，我為學者及其團體撰寫的那些文章，不同於我為大眾所寫的文章。我要強調我的理論的軸心觀點；寫作產生類型的和理想的讀者。所以，我不能在寫作時考慮我要為家庭婦女寫些什麼，比如說，為士兵寫些什麼，抑或兩者兼顧。我希望能夠產生反饋得當的讀者，我希望他們接受我的傳達而成為我的文本的正確的理解者，不論他們是家庭婦女，是戰士，是司機，抑或是哲學家。我想，只有兩種作家為了前世的目標而寫作：為追求書籍印數的通俗寫作，明顯的，我想把書賣給家庭婦女和士兵；最暢銷的小說--我想，是寫給那些海濱讀者，或者是從書中喚起性感和慰籍於傷感文字的讀者。依隨這樣的感覺，那些讀者都有明確的閱讀目標，並且有著明確的閱讀規則。現在，典型的所謂後現代寫作的描述，是一種反諷。我想我在擔當著雙重的角色，反唇相譏的遊戲空間，是在披風和短劍之間進行的，所以我希望讀者參考前述文字的閱讀標準，以了解我的plein doel或者反諷地了解相關的兩個主導觀念。然而我同時理解有一批完全民族性的讀者，在剛剛接觸我的書的時候，會出現雙重的理解，不管是他，還是她。有鑒於此，我認為\\\\\\"是的，我不只是為了他們--我的客戶寫作。\\\\\\" 訪者：所以對於你的作品可以有許多方式的解讀，被不同的讀者所閱讀？ 艾科：你看，我們可以提及在《玫瑰之名》這部電影中發生的情形。這是一部好電影，的確。導演非常精彩，很有修養。很明顯，他把電影處理成為一部犯罪影片，而不是聚焦於它的理論色彩，政治性或者它原本應該具有的那種哲學的性質。所以按照這種方式，JeanJacques Arnaud是把它看作一部民族電影而作出反映的。他必須作出選擇，所以他選擇了犯罪故事的線索及故事的其它方面。這是這部作品可能的骨架之一。你的讀者選擇了一些情節，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確信，雖然他們可能作出選擇，他們做出了選擇，也就是說，他們寧願選擇犯罪題材，以替代一部理論性的著作，這個犯罪的題材，是按照他們的頗有想像力的框架形成的。 訪者：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你的小說試圖引導那類讀者？在全世界，你影響了幾百萬的讀者。你希望傳達哪一類的信息？ 艾科：我認為存在著一個新的閱讀圈子，他們愈來愈希望讀到複雜的故事並對此加以欣賞。也許，我不是指我本人，而是當代的許多作家，但是，也有一種可能，有過一些出版家，他們認為讀者基本上都是一些笨蛋，從而塞給他們一些劣質貨色。但是他們不願意這樣。他們有著太多的這樣的贗品。他們希望挑戰經驗。我記得有一位偉大的女士，海倫。沃爾夫，也就是海淪和科特。沃爾夫書店，為了出版我的《玫瑰之名》，在紐約與我見面，她的義大利文甚佳，她告訴我，\\\\\\"我很喜歡這本書，然而你知道，在這個國家，沒有人還能見到哥特式教堂--紐約客，一些舊金山人，可能是一些很有修養的人，喜歡這部書的人他們生活在中西部，這本書大概可以賣出3000本，你能接受最高3000本的印數嗎？\\\\\\"我說，\\\\\\"可以。出吧！\\\\\\" 實際上，賣出了一百萬另一半，也許是二百萬。最有挑戰意義的投書來自中西部。這些提出挑戰的人，關注少數幾個問題，他們被那些來自異鄉的經驗所刺激，因為書中的描述與他們顯然無關。所以，他們並不希望獲得《文摘》。或許，是的，一周六天出版，然而第七天安息日，有些事情你會咀嚼。這意味著出現了新一代的讀者，他們不需要為智力工作效勞，他們應該受到尊敬。 訪者：撇開智力工做這一話題，你如何回顧這些年來符號學的著作，在義大利，法國和美國，你如何看待它在發展中的一些變化？你認為符號學已經落在了後結構主義的後面了嗎，抑或它在政治和理論領域尚有其衝擊力？ 艾科：首先，我對於符號學是不是一門學科，考慮得並不久，抑或說它是一種科學。我想，它是一種單元的名稱，抑或是一所學校的名稱。當我們說醫學--何謂醫學？你可以說有外科，針灸，核子醫學，小兒整型。所有這些學科都有其共性？正是從不同的觀點出發，他們都有其共同的難點。我想，符號學面臨同樣的問題。你有一個技術上的困難，當我們說符號學家的時候。在依據認知的觀點今天接近它的時候，你會有興趣你了解這個詞的意義是哪種方式，抑或在你閱讀政治文章的時候，遇到過這種方式。我發現它賦予成果，它們比較這些成果。 早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引起歐洲人的興趣的，也就是說，羅蘭。巴特，所謂技術利益相當於社會政治利益。與此同時，他們分析了廣告，政治術語等等。屆時也許在美國，它首次上升到學院語言研究的水準，然後一步一步地固定了它的性質，文化研究，等等，由此，在這個方式里，產生了與此相反的運動。但是我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有關於此的麻煩，在這個國家裡，許多人混淆了符號學和解構。對我而言，它們的確是大向廷徑的。我會對此講講我從六十年代迄今，造訪美國書店的故事。一段時間，書架上胡塞爾，佛羅依德，馬克思等人的書籍都算做了\\\\\\"大陸\\\\\\"學派，放在一起。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裡，像符號學一類書籍，都歸入\\\\\\"結構主義\\\\\\"，但是在七十年代的某些書店裡，書架上被冠以\\\\\\"結構主義，女權主義，電影藝術\\\\\\"。似乎符號學，成了人們智力於電影和心理學的手段。然後，在《BARNES AND NOBEL》一書中，你發現了後結構主義，在這本書里，你發現了德里達，符號學，迦馬，等等，等等。但是在劍橋的哈佛大學的書架上，它們統統歸放於\\\\\\"知識\\\\\\"（cognition）欄，但是我發現我的書被放在了\\\\\\"符號學\\\\\\"的位置上，而另一些，放在\\\\\\"哲學\\\\\\"欄上，《讀者的角色》放在\\\\\\"文學\\\\\\"架上。混亂在持續著。現在看來，似乎文化研究有了另一種規則和新的因素。有時，它可能寧原改變我的書的封面，而叫它為文化研究，抑或叫傳播學，而後，它們會放上別的書架。 訪者：你怎麼看當代媒體和文化研究之間的衝突，也就是說，比如說伯明翰學校，這個州的作品，和符號學？這裡，比如，在布朗，符號學現在改名叫做\\\\\\"現代文化與媒體。\\\\\\"你如何看待這種衍化，在不同的傳統之間，它們是一個涵義嗎？ 艾科：我想這經常是一種表面現象，在這種現象中，標籤往往變得異常重要。在此情景中，在歐洲，事情被中心論控制，有時是如此怠墮於改變一個單元，一個規則的概念。你保持老名字，你欲其所為。在這裡，一些相反的事情發生：為取得研究經費，你必須貼上新的標籤。長久以來，\\\\\\"認知\\\\\\"往往變得時髦，因為你有此選擇就會得到鈔票，如果你選擇了心理學，無人會感興趣。人們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在此意義上說，我不準備太多地考慮標籤的問題。 所以你不想看到不同的閱讀方式？或者，這些標籤固然重要，但是，它們太多重複，特別是研究不同文本和文化時的話語系統？例如，倫理學研究，抑或\\\\\\"高級\\\\\\"研究，和人口文化扮演的角色？ 艾科：解釋自然必須根據不同的規則。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能否依據他們自己的宗教詮釋，來準確地關注康德呢？我的印象是，土著美國人閱讀康德只能採用一種方式，而顯得不那末自由，不論是男，是女，然而不論是他還是她，都會保持一種宗教的猶太保留地。在他們寫作的時候，他們有權理解十八世紀的文字的含意。多元文化的困難在於，不能使得每一個人，都拘禁在他自身的猶太居留地。我絕對同意亞洲人或者黑人知識分子的觀念，在學校里，一定要教授可蘭經和佛教，然而，如果有人說，\\\\\\"我想自由自在地閱讀莎士比亞而依據dogon的神話，\\\\\\"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經驗，是的，好，你準備允許了解一種經過選擇的閱讀方式。二者兼備，是你閱讀的權利和特權。我覺得煩惱的是，歐洲的學校，總是教授伊利阿德和奧德塞，而非聖經，抑或可蘭經。我是一個世俗的人，然而我只是欣賞他們只是教授荷馬。在此情形下，多元文化是一種被動的力量。但是把穆斯林的小孩放在學校里，只是教授他們可蘭經的主意，相信是他們的權利，不，那是一種新的壓抑和禁錮的方式。 訪者：用何種方式能夠在你的百科全書里包容所有這些差異，這些文本？你如何建設這個多元文化的世界歷史？ 艾科：啊！是的，首先，我在最寬范的意義上，一直在說，今天的學校，有權處置各種不同類型的教學動機，比如說看網，看電視，等等。今天，一個孩子，知道到哪裡去尋找伊拉克，利比亞，等等，靠著電視。靠著一個優秀的cd-rom，你可以教授一個男孩或者女孩地理知識，只用一周時間。我的百科全書，在此情形之下，是對出現不同文化交叉參照系統的幻想。 所以，我告知你，基於一個神秘的理由，西班牙城市VALECIA決定在2000年舉辦一個巨大的國際展覽會，聚斂很多錢。我應一些朋友的建議而參與其中。我建議在一處極大的開闊地上舉辦一個身體展覽，而且，他們能夠被濃縮到cd-rom中去。2000年發生的這件事，將產生橫向的文化互補，歐洲文化走進美國，等等。所以，這個托盤使得閱讀人類的歷史成為可能，至少，可以了解埃及的，關於Neanderthal人和Cro-Magnons人的些微信息，從而在歷史的時間裡開始，讓我們說，這是5000年輪迴的發現。它將顯示歐洲的事情發生在古羅馬帝國，也可能發生在中國。過而言之，也可能發生在斐濟島。這個托盤還允許使用者進行兩種操作：一是確認連接點，像1492年哥倫布的的航行，還有英國航海家科克。 訪者：這項工做如何進行，你如何把日期，名姓和事件鏈接在超文本（hypertextaul）之中？ 艾科：鏈接，是的。一段時間，各種文明有所接觸。設想這個托盤是一次展覽，你有許多平行的走廊，一處是歐洲的走廊。在馬可。波羅時代，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走廊是開放的。1492年，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走廊之門打開了。你馬上能夠看見那時候的文化碰撞，抑或發生一些文化中的交叉事件。然而，你同樣有權知道，在那段時間，讓我說一下，聖。奧古斯特還在世：是的，這裡有一個文化交叉的鏈接。聖。奧古斯特是一個非洲人，以至於他成為西方教堂的博士，和小亞西亞的東方教堂有所接觸，在那段時間，三塊大陸有許多橫向互補。而你有權知道，他在世時，斐濟島上發生了什麼？你能夠審視斐濟島那條走廊，即便你現在不能對它有所觸及，因為這個托盤無法鏈接，在這個現實的博覽會上，沒有門。可能在2000年後，斐濟島上會發生雷同的事情，不存在發生改變的巨大因素。所以，如果你勘查聖。奧古斯特時代的斐濟島，再勘查那個時期的哥倫布，你會發現，發生的事件都是一樣的。然而，你對中國做同樣的勘查，你會看到另一種局面。如果你看墨西哥，你會看到阿茲台克人和托爾台克人的帝國的興衰，等等。所以，你會成為一名十字軍般的探險家，意識到如果事情發生在歐洲的話，會發生在所有的地方。法國革命，在故事中，成為與此無關的話題，因為它不是文化交叉的話題，除去拿破倫出售路依斯安那島給美國。羅伯斯庀爾的被斬首，在那個景象里引起憂慮。與此有關，路易xiv的角色至關重要，僅僅是因為法國向太平洋的拓展。 訪者：你如何估價這個超文本系統，也就是多元線索，試圖放鬆契入歷史的歐洲中心論嗎？ 艾科：有此企圖。它並不否認路易xiv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有時候，我們不要把他看成那末中心，還要看到其他被隱藏的，被遮蔽的現象，但是，這只是第一種看法。為之工作的人們開始了一個真正困難的結構。 訪者：你參照斬首這個詞的聲音，也許可以做成一個比喻；我記得不久以前我採訪你時，你談到如何看待互聯網的\\\\\\"acephalous\\\\\\"--即無首系統。 艾科：你看，從翻譯的角度看，我以為不能替代斬首也就是a propos 。但是，是的，對。 我想許多人混淆了不同的難點。在我昨天的演講中，我試圖界定讀物和參考書的關係。參考書是百科全書，字典，歷史手冊，像我的百科全書一樣的超文本。莎士比亞是一種參考書，比如說，我想在他的書里找出\\\\\\"end\\\\\\"這個詞的出現。但是如果你認為莎士比亞是一種讀物，讀物是一種交響樂。這種開放的故事，像喬依斯的台詞，相當於新阿爾良擁擠的大學。爵士樂的出現，並不能廢除貝多芬，或者伯遼茲。今天的演奏不同於昨天的，所以一部交響樂可能總是一樣的，然而在紐約的三次演奏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可能有兩種不同的文字，或者人們的舉止。 訪者：所以二者之間無法競賽。 艾科：不，他們能耗相安無事。聽交響樂，玩吉他--或者依我所願，錄音者--是完全不同的實踐。並不是因為我能彈奏吧哈而不願意聽古爾德的哥德堡變奏，或者和朋友一起演奏即興曲。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種台詞的敘述會出現兩種實踐。你需要閱讀單一權威的書籍。我說過，當我閱讀《戰爭與和平》，我寧願娜達莎嫁給安德列，而不是從ANATOLE逃跑；我偏向於我喜歡的這種方式。然而命運的意象，生活的意象是我無法改變的。這本書已經完成了！就這樣。你可以加以詮釋，詮釋，而它，是存在的，存在的，你必須了解，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你不能移動它。而後，還存在別的材料。我不認為巴蕾就那麼好但他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巴蕾和搖滾不同--二者都令人興趣盎然。我不能只選其一，不選其二，因為，好吧，也許巴黎歌劇院的舞蹈家和滾石樂舞蹈家，都能讓我舉案齊眉，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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