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研究：印度看中國崛起:亞洲的一個潛在霸權

中國和印度是轉型中的巨型社會和崛起中的亞洲大國。過去20多年，中印兩國的綜合國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崛起的中國」和「崛起的印度」。

關於中國的崛起，人們談論得已經很多，但對印度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的崛起，我們了解得並不多。中國和印度的發展起點相似，曾共同提出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中印關係的發展並不平坦，目前也存在一些分歧。中印關係要更好地發展，首先需要我們相互增進了解和信任。

　　一、三種不同看法和反應

　　事實上，不少學者已就印度對中國發展的看法和反應進行了研究。蘇米特·甘古利認為，印度國內對華立場有三種：一是「友好派」(appeasementgroup)，他們的對華看法主要建立在對中國的敬畏上；二是「戰略性接觸派」(strategicengagementapproach)，要求印度通過發展自身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來對付中國的挑戰）；三是「對抗派」(confrontationalists)，對華持敵視態度。[1]莫漢·馬力克指出，印度的對華態度可以分為三派：理智派（pragmatists）認為中國是一個長遠的威脅，中國與巴基斯坦在核和導彈方面的合作是他們最大和最直接的擔心，因此主張一種「接觸—制衡」(engagebutbalance)的政策；超現實主義者（hyperrealists）視中國為「明確的和眼前的威脅」，因此建議「就像中國對付印度那樣對付中國」，也就是「遏制加包圍」(containment-cum-encirclement,orconcirclement)；親善派（appeasers）則認為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對印度構成威脅。[2]此前，美國威爾遜中心和亞洲協會在一份研究報告中也指出，印度的對華戰略思維存在三種明確的看法，「大多數屬於主流看法，即認為近期中國不會構成軍事威脅，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威脅）是不確定的，因此印度需要防備中國未來在該地區（指亞太特別是南亞地區）的力量滲透，」然而，「在印度同時還有另外兩種看法，儘管它們不佔大多數：（一）即使從長遠來看，中國也不是威脅；（二）中國是現實的和直接的威脅。」該報告同時指出，「印度正形成一種一致的看法，它主要反映主流派的觀點，同時日益受親華派的影響。」

　　這三派分別是由哪些人組成的？他們對中國經濟增長、軍事現代化和地區影響又有什麼不同看法和反應？

　　馬力克認為「友好派」即親華派，主要包括共產黨、左傾的學者和記者、和平主義者、反核和反美分子，以及理想主義者。甘古利則認為包括國大黨、印度外交部的主要成員和反美派。據筆者的考察，它還應包括大量經濟界人士、左派政黨和對中國越來越了解的年輕人。他們或從經濟考慮，或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歡迎中國的崛起，認為這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對抗派」或「超現實主義派」，主要是少數強烈民族主義者。他們局限於部分軍隊、思想庫和一些對中國不了解的教育機構，對中國存在許多誤解。他們看到的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佔領」西藏，60年代「侵略」印度，70—80年代向巴基斯坦「出售」核武器和導彈，90年代「武裝」印度的鄰國和「支持」印度少數民族地區的武裝分子。此外，他們抱怨中國對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沒有明確支持。因此，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認為這對印度是一個最嚴重的挑戰。印度學者也認為，「現在印度對中國的看法存在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把中國看成侵略性和擴張性的威脅，另一個極端是認為中國是兄弟」。但大多數印度人還是處於這兩種極端看法之間。「制衡—接觸派」包括大多數政府官員、媒體、學界和商界。他們的看法部分地建立在中國對印度的態度和政策上。他們一方面認識到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對印度和亞洲總體上具有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也關注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和中國與印度鄰國不斷增強的軍事關係。因此，他們的看法可以概括為：經濟上歡迎，安全上擔擾。

　　如果說印度人對中國崛起的看法主要與基於個人經驗的感情、想法和觀點有關，那麼，印度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則主要表現為建立在印度國家利益和公共輿論基礎上的政策和行動。在印度，人們普遍的看法是「親華」或「反華」都不能界定或反映印度的對華政策。儘管在國內問題上存在巨大的觀點和政策差異，印度兩大政黨卻有基本一致的對華政策。上述兩種極端儘管有不同的政策傾向和主張，但都在現政府實行的中間路線的對華政策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接觸—制衡。其差別主要在於是更多的「接觸」還是更多的「制衡」，是「經濟高於安全」還是「安全高於經濟」。隨著2003年瓦傑帕伊訪華、中印特別代表邊界問題談判的舉行、2004年國大黨的上台，中印關係取得進一步發展，「對抗派」的聲音已大為減少。

　　總之，對中國的崛起，印度並沒有一種統一的看法。正如印度前外長辛格所說，「由於中國的崛起存在積極和消極兩種前景，大多數印度人似乎處於兩個極端之間——現實主義者把崛起的中國視為亞洲的一個潛在霸權，而自由主義者視崛起的中國為亞洲的積極力量。」

　 二、印度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解

　　關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印度學者有大量的分析和預測，並對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模式進行了比較。中國於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比印度早13年。有趣的是，根據摩根·斯坦利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估計，中國經濟比印度經濟發達13年。在印度學者看來，有大量因素促成了中國經濟的成功。除了改革開放政策和穩定的國際環境，大規模開發、出口導向戰略、中央主導的投資、國家團結、國民支持等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度在國民生產總值和其他經濟硬指標上落後於中國，是由於印度開放較晚，較低的國民儲蓄率，較少外國直接投資，較低的行政效率，以及與巴基斯坦的長期對抗。

　　但印度學者也指出，有一些問題會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包括如何保持改革進程的動力，處理社會文化不平等的能力，執政黨的政治穩定和意識形態作用，能源供應的可靠和穩定性，以及利用獲得的戰略力量影響戰略環境的方式等。還有印度學者認為，儘管中國經濟增長背後有許多內部問題和負面結果，但中國人民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也有利於印度改革派和支持全球化的社會力量在印度國內的地位，並成為印度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改革的動力之一。

　　印度學者還表示，一方面印度在許多宏觀指標上大大落後於中國，但另一方面，由於主要依靠有機增長，印度更充分地利用資源並選擇一種更能可持續增長的道路。相反，中國的發展在現有制度力量內已達到了最高點。同時，如果中國不能成功地改革其銀行體系和建立真正的資本市場，中國早期的資本推動型增長的優勢有可能變為弱勢。

　　在印度學者看來，相對於中國的「快速型增長」模式，印度的「漸進型增長」模式具有潛在的優勢。與中國經濟相比，印度經濟也有自身的優勢：第一，更健康的銀行體系。由於資本化較徹底、較完善的風險評估制度、較少不良資產，印度的金融業更為強大。第二，更優越的制度框架。印度有更好的軟環境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發展經濟。除了政治民主，印度的軟力量至少包括對私有財產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媒體的有效監督、法治體系和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第三，更強大的私營企業。印度有一大批世界級的私營企業，並且多集中在軟體和信息產業。其先進的公司治理使印度的私營企業能在國際上與歐美同類企業相抗衡。第四，較高的資本效率。考慮到印度的國民儲蓄率只有中國的一半，外國直接投資比中國少90%，而其增長率只比中國低約20%，這表明印度的資本利用效率更高。此外，印度的證券市場也表現得更好。第五，勞動力更年輕。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力資源數量相當，但更為年輕。不僅如此，儘管印度的普通教育不及中國，但印度的高等技術和管理教育更先進和發達。第六，「世界辦公室」。由於印度人有天生的數學和邏輯能力，加上語言優勢，印度發展了世界領先的信息產業。印度軟體工程師和出口都居世界第一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向印度訂購軟體服務並把其海外研發中心設在印度這個軟體超級大國。

三、印度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看法

　　如果說印度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解還比較合理和持肯定態度，那麼，印度對中國軍事現代化多持消極的看法。早在1998年，一位印度學者就認為，「日益上升的民族主義，制度穩定中意識形態的關鍵作用，以及現實主義的戰略文化使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成為亞洲不確定、不安全和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規模、日益增長的戰略和常規力量、組織結構調整和準備"高技術條件下的有限戰爭』的新戰略，都是亞洲鄰國不得不給予嚴重關注的因素。」自從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1964年中國核試驗，1965年後中國與巴基斯坦形成戰略關係，直到1998年印度核試驗，「中國威脅」一直困擾著印度的某些戰略家。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年國防開支的兩位數增長，先進武器的大量進口，軍事戰略的更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織調整和人員訓練都使印度的戰略家甚為憂慮。

　　印度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負面看法在1998年印度核試驗前後一段時間特別突出。當時，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公開稱中國為「頭號潛在威脅」。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在給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密信中則把「來自鄰國的威脅」作為其進行公開核試驗的借口。但此後，印度對中國的這種消極看法已有極大的改變。在印度學者看來，這主要是由於中國亞洲外交的變化、兩國關係的改善和中國對亞洲事務更為敏感。

　　印度對中國國防現代化和對外軍事關係的關注主要包括：

　　第一，認為中國在西藏高原和其它地區部署的導彈有可能針對印度。印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指出，「印度每個主要城市都處於中國的導彈射程之內，這種能力因為潛射導彈而正在進一步加強。核力量的不對稱明顯有利於中國，隨著中國為對抗美國導彈防禦項目而採取對策，（這種不對稱）將進一步擴大。」在印度看來，在中國眾多的導彈基地中，昆明和西寧的導彈部隊是負責對付印度的。但是，眾所周知，中國的國防力量包括導彈力量都是防衛性的。事實上，印度的威脅感主要建立在中國的力量而不是意圖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的歷史負擔。

　　第二，中國與巴基斯坦長期和不斷深入的軍事關係，特別是核和導彈合作。儘管注意到近年來中國南亞政策的調整，在卡吉爾衝突中較中立的政策，導彈出口管制的加強，以及在國際不擴散領域的積极參与，許多印度官員和學者對中國能否言行一致和放棄「巴基斯坦牌」持保留態度，並認為中印巴關係依然是高度關聯的。一位印度分析家指出，「當印度希望"包圍"巴基斯坦和"遏制』中國.時，中巴也在追求相似的目標，即戰略上"擠壓』印度。」

　　第三，中國不斷擴大和深化與印度其它鄰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印度官員、媒體和學者對近年來中國與孟加拉國和緬甸的軍事關係給予特別的關注。事實上，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的利益和目標主要是經濟上的，即更多的貿易夥伴和安全的石油通道。但經濟利益需要良好的政治關係和穩定的安全環境來確保。中國與印度以外的南亞國家發展軍事關係也是這一過程的一部分，而不必被理解成為是針對印度的。遺憾的是，從官員到學者，印度並不能立即接受這樣的看法。

　　此外，印度對中國的國防開支和國防預算外的軍事項目特別關注。印度學者主張，儘管印度的經濟規模只有中國的一半，但由於印度有廣闊的戰略空間和複雜的國際環境，印度的國防開支和年增長率必須與中國保持相同的水平。同時，印度還認為，中國正通過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建立和擴大軍事存在而努力成為一個海洋大國，這對印度也構成了一種挑戰。在印度看來，中國正為在沿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和霍爾木茲海峽的軍事存在做基礎工作，以保護其經濟和安全利益。

四、印度對中國地區影響的反應

　　中國的崛起，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軍事現代化，都會產生一定的地區影響。但是，不同的國家會對此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反應。印度認為，其戰略範圍包括「從西邊的波斯灣到東邊的馬六甲海峽，從北邊的中亞共和國到南部的赤道附近。」一位美國學者曾指出，「地緣政治的對抗支配著印度與中國的關係」，為此，「自從1949年以來，印度和中國為競爭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影響經歷了5個階段。」一位印度學者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從喜馬拉雅到南亞、西南亞和東南亞，中國和印度有著共同的戰略空間，這就造成了戰略和地緣政治競爭。」但另一方面，在筆者看來，如果雙邊關係穩定，這也為兩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區域合作提供了一種動力。至少在三個次區域，中國和印度的利益和影響已經相遇或即將相遇。

　　首先是南亞地區。南亞地區的一大地理特徵是，印度與所有其它南亞國家相鄰，而這些國家都互不接壤。這使印度處於非常特殊的地位。中國是南亞國家最大的鄰國，與南亞多數國家交界（除了孟加拉國和兩個島國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在印度看來，中國是南亞地緣政治和戰略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儘管印度和南亞現在還不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中心和外交政策的重點，但南亞已引起中國越來越多的關注。印度決策者認為，無論積極或消極，「中國在南亞及其周圍的軍事戰略、力量部署和經濟利益關係到印度的國家利益。」一位美國學者指出，「印度堅信，次大陸及其周邊是印度天然的安全範圍，而中國則認為，不能讓印度在其南部邊界居支配地位，」因此，「印度總是對中國與印度的南亞鄰國發展關係，特別是安全關係持懷疑的眼光。」中國與印度的鄰國，特別是與巴基斯坦和緬甸不斷擴大和深入的防務合作關係被認為是對印度形成了包圍圈，引起印度戰略上的擔心。一位印度分析家認為，除了印度，南亞其它國家對中國在次大陸的作用有三類看法：一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視中國為友好國家，歡迎中國在南亞擴大影響和起平衡作用；二是尼泊爾和不丹，它們在中國龍和印度象的夾縫中生存，一方面與印度有緊密的安全關係，向印度開放邊界，另一方面也尋求與中國的和平關係；三是斯里蘭卡和緬甸，它們同時與印度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而印度的看法是獨一無二的。作為南亞的主導性國家，印度對中國在南亞的活動持有複雜的看法，即「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既構成挑戰，也提供機遇。」在經濟領域，是把中國排除在本地區多邊組織之外，還是把中國吸納進該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之中，對印度來說還是一個疑問。但事實是，對中國為加強次區域經濟合作而提出的各種倡議，印度由於政治和安全的考慮而態度消極。相反，印度提出自己的區域合作設想，都把中國排除在外。可見，「中印對立的想法仍支配著印度跨地區合作的行動。」

　　其次，東南亞地區。歷史上這一地區就是中國和印度為擴大影響而相互競爭的地區。正是因為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特點，人們把這一處於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地區稱為「印度支那」。2002年11月9日，當時的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在出席首屆印度—東盟峰會後回國途中，聲稱中國和印度在發展與東盟國家關係時存在「競爭」，而這種競爭是「健康的」。這是印度政府首腦第一次公開把中國描述為「競爭者」。在許多印度學者看來，這種競爭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不局限在東南亞地區，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安全領域。自從1999—2000年以來，中國對地區多邊組織的態度由懷疑轉變為參與甚至組建。中國試圖通過多邊渠道加強與東盟的經濟和政治關係。印度也是如此。就在中國與東盟國家批准在未來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協定的第二天，印度與東盟國家簽署了相似的協定。2000年，中國開始與東南亞國家在「10﹢1」和「10﹢3」框架內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定期峰會。兩年後，為加強其「看東方」政策，印度與東盟國家也開展類似的峰會。兩國都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參加東盟地區論壇。但是，在與東盟國家的經濟聯合和安全合作上，中國比印度更為緊密。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南中國海行為準則」。2003年1月，中國作為第一個東盟外國家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與東盟還在更廣泛的地區組織（如亞太經合組織、亞太安全合作委員會、亞洲合作論壇等）中相互合作。此外，根據東盟新的地緣戰略，即「共同圈外交」，中國處於東盟外交的第二圈，而印度位於第三圈。

　　第三，中亞地區。中亞地區吸引大國的關注不僅是因為其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是由於其在全球反恐行動中的獨特地位。作為印度戰略利益地區的一部分，中亞被印度稱為「直接的和戰略上的鄰居」。中亞對印度的重要性不僅是歷史和文化上的，更是地緣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與此相似，中國是中亞新的「大國遊戲」中一個崛起和積極的角色。美國學者就指出，「中國的決策者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地區性的和世界性的大國，在中亞擴大利益需要中國在該地區加強其存在。能源、貿易和通過多邊努力實現共同安全需要支配著中國對該地區的政策。」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將地區合作制度化和把合作安全概念付諸行動的第一次努力。一些印度學者感到，中亞新的政治環境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變化。「從中國的立場來看，上海合作組織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政治和經濟機制：既起到穩定的效果，又獲得經濟好處。中國在該組織的利益已從解決邊界問題擴大到把中亞國家納入其戰略範圍。事實上，這些趨勢表明中國實行的政策是把對巴基斯坦的政策複製到中亞地區。」關於印度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關係，印度國內對此還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官員和學者曾表示了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願望，也有人認為印度現在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並不明智。而在經濟領域，印度表現得較為積極。由於擔心印度被孤立在「聯接中亞和中國西部從而歐洲和亞洲的國際運輸和交通要道」之外，有印度學者主張實施一個「從中亞沿中國西部到印度北部建設石油和天然氣"能源高速公路』」的項目。總之，為了應對崛起的中國在中亞的影響，「現在是印度把中國因素包含到我們的中亞政策之中的時候了。」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是本世紀和亞洲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因為國情不同，雙方各有優勢和不足，兩國將採取不同的發展模式，相互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中印關係要更好地發展，除了擴大經濟上的相互往來，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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