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記憶的人

撰文：瑪莎·格森

翻譯：布爾喬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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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這位女士來杯綠茶」，有人喊道：「她剛得了諾貝爾獎」。67歲的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成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曾在柏林這家嘈雜飯店裡的一張桌子前一坐就是十年。兩周前的周末她也曾在這張桌子前舉行獲諾貝爾獎新聞發布會。阿列克謝耶維奇五英尺高點，身型有些矮壯；一頭齊肩直發染成了比先前更紅一些的紅棕色。女侍者恭恭敬敬地點點頭，示意她明白，便向那沓厚厚的書堆走去。市中心已經封路，大街上，德國人在抗議美國和歐盟之間簽訂的貿易協定。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訪談之後（大多數問題都與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政權之間的關係有關），阿列克謝耶維奇走上街頭，吹了吹幾個街區的寒風後，又縮回飯店，現身於一幫朋友和眾媒體們面前。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次頒發給記錄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的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大都與歷史事件有關：二戰，阿富汗的蘇聯戰爭，切爾諾貝利核難，以及蘇聯解體。書中都是關於普通民眾聲音的記錄。口述歷史被剝離成這麼原始的段落，增強了事情的可信度，也伸展了讀者對痛苦的容忍。《切爾諾貝利的悲鳴》一書，最早曾在1997發表於俄羅斯，（書中曾有一段記載是關於）一位年輕女人親眼目睹作消防員的丈夫，因核輻射而死的描述：

停屍間內，他們問：「想看我們如何給他穿喪服的嗎？」想！他們給他穿上正式的制服，給他戴上帽子，但沒法給他穿鞋，因為他的腳已經腫得不成樣子。他們不得不將制服剪開，因為實在無法給他穿上，他的屍身已經不完整了。身體碎成一塊一塊的，遍體—鱗—傷。在醫院的最後兩天，——我舉起他的胳膊，剛舉起來卻聽到骨節在噼啪作響——胳膊已經和身體斷開了。他的肺，他的肝全都從他的嘴裡冒出來。他被自己的內臟嗆得透不過氣來。我只好用紗布纏住手，從他的嘴裡把那些東西慢慢摳出來……這種感覺難以描述。也沒法寫下來。更沒法活下去了。他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的愛啊。他們竟然找不到一隻合適的鞋子給他。就讓他光著腳，把他埋了。

阿列克謝耶維奇曾對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平庸的環境中。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就夠了。但你會如何度過呢？你會如何剝去平庸的外衣？你必須讓人們沉澱到他們自己的深處。」宣布完獎項後，瑞典學院終身秘書薩拉·達尼烏斯承認阿列克謝耶維奇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稱「如果可以的話，（我認為）這是部人類情感史——靈魂史。」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遍布全世界，但都由一些小出版社出版，《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即是十年前由美國一家非盈利性的達爾凱檔案出版社出版（譯者是我的哥哥，凱斯·格森）。她也曾獲過不少獎，包括2005年的「美國圖書批評界獎」，及2013年的「德國圖書交易和平獎」。但是她獲諾獎之前的那項獎項是法國「梅第奇獎」，這個獎項是專門頒發給那些才氣大過名氣的作家的。

用俄文寫作的阿列克謝耶維奇，來自白俄羅斯。這是一個人口不到一千萬的國家，自1994年開始即由前蘇聯軍隊執行官亞歷山大·盧卡申科統治。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關係密切，可能是蘇聯15個國家中最具蘇維埃特徵的——國家控制主要的經濟命脈、嚴格控制言論自由和集會。很長一段時間裡，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只能被人從白俄羅斯帶到了俄羅斯的黑市上出售。近年來，盧卡申科為了和西方世界搞好關係，已經允許書店售賣她的書。

阿列克謝耶維奇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處小公寓里度過——兩個房間和一間廚房組成，這幢公寓是幢十層樓高的蘇聯時代的公寓，地處（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父母都已過世，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女兒——其實是她最小的妹妹的女兒，自4歲時就一直跟著她長大，現在在明斯克一所商業中學裡教書，現在也已經有了自己的女兒。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住在臨近的公寓里。

近幾年，阿列克謝耶維奇一直都想找個更大一些的公寓，但又不願意放棄這間公寓里明亮的光線，以及維斯洛奇河的景色，她打算就在這棟樓里再找間公寓，窗子也要開在同一個方向。但搬家的想法，又一度令她十分恐慌。近一百萬美元的諾獎獎金其實並不頂什麼用，因為她不可能找人翻修，她說在整個明斯克都找不到跟她擁有相同品位的人。她喜歡四四方方的格局，線條簡單，有條不紊。

阿列克謝耶維奇是憑藉採訪類作品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人。這導致很多作者嘲笑諾獎委員會，竟然（將文學獎）頒發給一名記者。《洛杉磯時報》的頭版竟然也稱她是記者，這對她來說完全是個侮辱性的稱謂。「我從五歲開始，就知道自己要成為一個作家」，而非一名記者，她說。在俄羅斯出版界，敘事類和非敘事類作品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她的書被分類成Proza，文學小說類，但實際上，新聞稿和文學作品的界限是不可僭越的。

她的父母都是農村學校的教員，她是家裡三個孩子中的老大，十分窮困，即使拿蘇聯的標準來衡量，他們家過的只能算很一般的生活。長大後，她申請去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繫上學，因為這是她所能想到的最接近寫作的院系。此前，斯大林統治時期，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父親被迫中斷學業加入了紅軍。不久以後，隨著一名親戚的被俘，父親成了一名新聞工作者。

她後來在一家報社工作，寫寫詩歌、創作戲劇和電影劇本，後來，她開始嘗試「創作一種新的文本。」她從她的導師——白俄羅斯作家阿勒斯·阿達莫維奇那獲得靈感，阿勒斯創作的就是口述史，但她並未像阿達莫維奇那樣學過那麼多的作家指南。阿勒斯最被人熟知的著作是他與蘇聯時期的革命黨人丹尼爾·格拉寧合著的《圍攻術》（The Book of the Siege），此書與1941年到1944年期間人民圍攻列寧格勒的民族史有關。「這是一個小男孩和他媽媽的故事，他的母親與一位行竊的女子同住」，阿列克謝耶維奇告訴我，「他和他的母親都快餓死了」。阿列克回憶道，小男孩知道這個女人還藏著半個肉丸子，他一直在偷與不偷之間苦苦掙扎。「突然，有關俄羅斯知識分反思人性的三頁內容出現了。就像我經常念叨的『不要讓自己靠近肉丸子，這種誘惑你是擋不住的。』」

阿列克謝耶維奇打算將作者的聲音與基本的歷史年表和社會背景放在一處。她想回到童年時代聽到的一些聲音，那個時候鄉村婦人晚上聚集時都會講有關二戰的故事。一般情況下都是女人在講，因為男人們都在二戰中被殺了，就算僥倖活下來的，也早就因醉酒死去。阿列克謝耶維奇於戰爭結束三年後，在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出生，後又在白俄羅斯長大。這裡，納粹分子曾將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斯拉夫人屠殺殆盡，還放火燒掉一個又一個的村莊。

當她開始為第一部書搜集材料時，她說她一心想找那些與她童年記憶里的故事相似的人，並探詢「那些我想知道的事」。她去訪問那些曾在軍隊里生活過的女人們。「我對她們曾怎樣殺人、殺死過多少人毫無興趣，我只想知道這些女人當時的感受。」她說：「那時候我還很小，所以她們就像一個年長的女人對年輕的女人說話似的告之於我。」將注意力集中在女人身上是十分明智的，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女人們都很會講故事。她們飽含深情，關注自身和自己的生活。男人們則更勝於行動。對他們來說最終要的結果。」阿列克謝耶維奇後來的書記載的也主要是女人們的聲音。

後來，這本《戰爭的非女性面孔》，被白俄羅斯的雜誌以宣揚「和平主義和自然主義」為由拒絕後，1984年莫斯科的一家雜誌《十月》發表了該書的刪節版。書中記錄了大量女倖存者的獨白。當時，蘇聯媒體為宣傳「偉大的愛國主義戰爭」的榮耀勝利，讓蘇聯作家們讚揚蘇聯軍隊以提高蘇聯人民的士氣。而這些女人講述的卻是戰場上下血肉模糊的屍體和不堪入目的慘狀。

阿列克謝耶維奇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曾在一篇演講辭中引用過這段，使其成為了文字上的標尺。這是文字走向自由黎明的開始，是文學和知識分子生活的新開端，自此蘇聯人民開始純粹而痛苦地審視自己國家的歷史。《戰爭的非女性面孔》最終以書籍的形式於1985年發表，在俄國就賣出了二百多萬冊。阿列克謝耶維奇還因此獲得了被視為蘇聯榮譽市民獎的「列寧共青團獎」。而另一個版本未通過審查的，直到六年後蘇聯解體才獲出版。

繼《戰爭的非女性面孔》之後，《最後的證人》一書也於同年出版。書中，阿列克謝耶維奇以一個孩子的身份與那些經歷過二戰的人們談話。與第一本書中的女人不一樣的是，許多敘述者並未參過戰。1985年，俄國開始經濟改革，也是這一年，阿列克謝耶維奇成了家喻戶曉的作家。突然，形勢又轉向了「不得公開詢問蘇聯時期的謎團和政治問題」的時期，阿列克謝耶維奇只好借她剛建立的名聲來到了阿富汗。自1979年開始，蘇軍就已入駐阿富汗，打擊阿富汗叛軍和聖戰組織。

1989年，《鋅皮娃娃兵》出版，書中記錄的是蘇聯士兵、他們的母親和成了寡婦的妻子們的聲音。這一年，蘇聯從阿富汗撤兵。（標題中現存的英文翻譯「Zinky Boys」，指的是那些不幸犧牲，遺體被裝在鋅皮密封的棺材裡運回蘇維埃政府的人。）阿列克謝耶維奇戳破了蘇聯軍隊的另一個秘密：她向世人展示，這些士兵都是些驚恐、迷茫、窮困而又受侮辱的男孩。「那是我第一次處在戰爭之中，」她告訴我。「我對所看到的一切十分震驚——死人、隨隨便便殺人、如何喝伏特加、欺騙、狂笑、暗中交易。那還是蘇聯時期，他們想為母親買點紀念品，可怎麼弄錢呢？於是他們賣掉了子彈，這些被買走的子彈，可能第二天就要了他們的命。」

1992年，《鋅皮娃娃兵》中的一些人和某個組織一起，代表那些兒子喪生疆場的母親們，控告阿列克謝耶維奇誹謗蘇聯軍隊。一個所謂的見證者，同時也是某個陣亡士兵的母親說道：「你覺得我應該恨這個國家和政黨嗎？可是我很為我兒子自豪。他在戰爭中以身殉國。他的同志們都很愛他，我也一直愛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為我的兒子是為它捐軀的。我恨你！我不需要你那些恐怖的真相。」

最終，阿列克謝耶維奇在法庭中獲勝，但這場審判卻成了一個轉折點——1991年蘇聯解體，接受了「重組」（字面意義上來說等同於改革）政體。過去的蘇聯時期，大多數時候，人們的自然反應是——質疑蘇聯意識形態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可能侮辱那些已經為之失去太多的悲慘人民。近年來，在弗拉迪米爾·普京的掌權下，官方意識形態演變為反對民主、民族主義以及質疑如阿列克謝耶維奇們的聲音。因此，她在海外雖然聲名遠播，她在俄羅斯卻逐漸不為人所知了。

諾貝爾獎公布的前夕，科爾塔，一家高調的俄羅斯網路文化出版物發出了一則很短的頭條新聞：「你為什麼需要知道斯維塔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是誰。」文章的核心內容是要俄國人必須要小心這個作家，因為外國人已經注意她了。

俄羅斯官方媒體向諾貝爾文學獎致意一事，讓人不禁想起早前蘇聯報紙對大多數獲諾貝爾獎的俄語作家的態度。毫無疑問，瑞典學院一直都意識到這些作家們是反對蘇聯政體的。1933年，這個獎項被授給流亡作家伊萬·布寧，這個被《文學報》標上「發育成熟的狼一樣的反革命分子」的標籤。1958年，在美國中情局人員的幫助下，帕斯捷爾納克將《日瓦戈醫生》偷運到西方，終獲獎。「他是因將自己扮作掛在生了銹的蘇聯宣傳局魚鉤上的誘餌，而被授獎的」，《文學報》寫道。為此帕斯捷爾納克被迫放棄領獎。1970年，當索爾仁尼琴獲獎時，他的書還是被蘇聯禁止出版的。1973年，當第一卷《古拉格群島》在西方出版後，索爾仁尼琴被剝奪蘇聯國籍並驅逐出境。約瑟夫·布羅斯基也曾因寫詩，而非老老實實地干一份蘇聯工作被趕出俄國，15年後的198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今年，俄羅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扎克哈爾普里列賓在《消息報》上寫道，阿列克謝耶維奇不是「作家」，而且已經被選為與克里姆林宮唱反調的人——而非作為一個俄國人。「我們還可以腦補這些人的畫面：布寧、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羅斯基」，他寫道。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代理人——住在科隆的戛麗娜·杜爾斯特霍夫，除了收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賀信，還收到很多來自俄羅斯的仇恨性郵件。有作者衝進諾貝爾委員會怒斥他們竟然將獎項授予一個「仇俄者」，一個「猶太人，還是個同性戀」。（可阿列克謝耶維奇並不是猶太人，她也從未在公開場合談論過自己的私人生活。）

阿列克謝耶維奇略微不屑地說 「信息」這個詞，對另一群白俄羅斯人來說是為「資本主義」儲備的。在她眼裡，信息雖掌控了世界卻並不意味著什麼。「我不相信『新的現實』可以幫助我們明白所有的事，」她對我說，言下之意，是指最近幾本關於俄羅斯和前蘇聯的書。很多時候，受訪對象的名字、年齡和職位全都詳細地記在書里。這些都很重要，因為他們表達了「我們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以及「我們觀察生活的角度。」偶爾，她也會做個最簡短描述，用以確認敘述主體的證詞。比如在《二手時間》（2013）一書的末尾（這本書也是關於前蘇聯的口述歷史），記載了一段曾與一位57歲的作家的談話內容，這位作家的父母也死於政治流放。

我與弗拉迪亞一起走著……我們拿著一個羽毛披肩……這個漂亮的東西像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織得很整齊。弗拉迪亞知道怎麼織的，我們一直靠這個活著。女人給了我們錢，然後說道：「我給你們割些花吧？」給我們割一束花？……我們僅僅想過麵包，但是這個人讓我們知道，我們還可以想想別的東西。這意味著我們與其他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就像——你被鎖起來，被關上門，但還有個破窗是留給你的——她不是撿，也不是揪，而是從自己的花園中給我們割了一些花。就在那一霎那……好像有把鑰匙……而那把鑰匙就在我手裡……它讓我轉身……我記得那些花兒……是一大束滿天星……現在我也經常在我自己的宅院里種著。（我們這時正好談到她的宅院，裡面種著花和樹。）

這個女人所描述的倖存事件，遠比很多讀者想像得要悲慘、艱難和令人恐懼：被流放，住在一個泥屋中，失去了父母和姐姐。阿列克謝耶維奇還順帶回答了一些問題——他們還活著嗎？她與家裡其他人重逢了嗎？真相被揭露了嗎？不是說這些問題是讀者腦海中自然存在的，而是作為一個用小說家的方式提問的採訪者，她的性格決定了她想知道答案，當然，也許永遠無法知道。「我是一個恰好會運用新聞方式創作的作家。」她補充道。

1980年代，當她開始寫演說稿時，阿列克謝耶維奇意識到不能僅靠紙筆來做筆記。她需要保存敘述主體的每一個字，包括沉默。「人們開始講述的時候，要注意他們是如何一句句措辭的，」她說。那時，一盤磁帶，在白俄羅斯需要花50盧布，這大約是她三個月的薪水。她向阿達莫維奇和其他幾個老作家們借了些錢。她發現了一些一直到現在都還使用的方法：錄下談話內容，然後記下來，再整理記錄的內容，就用普通的方式記，再大聲預讀一遍所記下來的內容。完成一本書通常需要耗費五至十年的時間，內容是從三五百個受訪對象中選出的、能分別代表不同地域的聲音。磁帶里記錄了一百多種聲音，以十幾二十個人個人的聲音為主。這些受訪對象每人都要訪問二十多次。「就像畫一幅肖像畫一樣，」她說，「需要不斷的返工，調色，偶爾添上一筆什麼的。」

阿列克謝耶維奇告訴我《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是她最早要寫的一本書：那次事件比任何時間都特殊，「因此人們沒有要求文化保護。」1986年，事故剛發生時，她幾乎立即就開始著手研究，因此獲取到了第一手的資料。「我意識到必須按照歷史順序來記，」她說「當然這種體裁只適用於這種歷史敘事性的故事。」直到現在，這次事件依然潛藏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我嘗試繪製一副時代的畫像，讓人們都住在裡面。」

當阿列克謝耶維奇創作這本書時，她意識到自己是在為蘇聯人民（她稱他們為「紅軍」）寫連載。從紅軍形成時期的最早神話事件開始，到愛國主義戰爭，一直到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是這個系列的第四部書。第五部，也是她的最後一部——《二手時間》是她最具野心的一部：一堆女人及一個男人談論失去的蘇聯意識形態：後蘇聯的種族主義戰爭、古拉格遺產，以及蘇聯經驗等各個方面。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我們身邊是不是遍布受害者？是誰害的他們？外星人嗎？這類問題已經出現了，但都已經在處理——我只要逐步解決就行了」。

阿列克謝耶維奇正在創作的兩本書——一本關於老齡化和死亡問題，另一本則是關於愛。都與歷史事件無關，但都不太容易開展：「開始記錄的時候，我遇到了一些問題。上一代人一直生活在蘇聯體制之下。讓他們談論自己，他們卻沒任何經驗。當你同他們談論愛的時候，他們談當年那代人是如何建立明斯克的。你希望他們談論老齡問題，他們向你傾訴戰爭年代如何艱難。聽起來他們從沒為自己活過一天。」

經濟改革那段時間挺溫暖的，阿列克謝耶維奇說：「人們變得很有趣。他們那時才真正開始關心過去生活的細節。他們是另一群人。」當她創作《二手時間》時，她意識到自己的受訪對象並沒想過要從過去的或現在的生活狀態中，發現什麼新的東西。他們只是希望改革帶來的後果能徹底消除，再重複過去的路，重拾過去的觀念。這個發現，令阿列克謝耶維奇有段時間十分絕望，她認為自己在寫一本關於自殺的書。1993年，針對這個主題她出了一本小書，名字就叫《死亡魔咒》；這些故事後來也被收錄到《二手時間》中。

阿列克謝耶維奇與她的受訪對象們一直保持聯繫，有時他們會告訴她一些新的故事；一個電話，就可能「為先前的內容添加爆炸性的信息量。」因此她經常更新版本，擴充內容。「人物是怎麼形成的？」她說，「這與很多因素有關，情感、交往的朋友、看過的書，甚至與你是早上探訪他，還是晚上探訪他都有關係。任何一件事都意味著什麼。」所以，什麼是人物？「當然，你不一定能在現實中與他們面對面碰到——這些都是說不準的——當然，你也可以探索到事物的本質。」大多數時候，她經常與痛苦相遇——很多受訪對象都會談到「承載」或「轉移」痛苦，似乎這是他們與採訪者之間建立聯繫的方式——他們以這種方式傳輸自己的苦痛。

早些時候，阿列克謝耶維奇一直打算離開白俄羅斯以抗議盧卡申科的獨裁統治。「沒人端著衝鋒槍在後面追我。」與其他要麼被捕、要麼「消失」的白俄羅斯知識分子不同，阿列克謝耶維奇一直因為享有國際聲譽而受到保護。同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她認為自己應該聲援那些弱勢的反對者們。2000年，她參與建立了一個稱為「赫爾辛基十一」的「人—權」組織。「可是我在這個戰壘中待太久了」，她說，「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逐步喪失了戰鬥激情。這對於一名藝術家來說是很危險的。革命很危險，戰鬥堡壘也一樣。那都是知識分子的圈套。俄羅斯文化是一種壁壘文化。我想把自己解放出來，我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可以模仿的先例——因為沒誰可以從中解脫。」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唯一的出逃途徑就是宗教（柳德米拉·尤里斯卡婭和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朋友奧爾加·塞達科娃兩位作家就選擇了這條路），但這對於阿列克謝耶維奇來說並不奏效。「當我看到長滿鮮花的花園的那一刻，我是相信上帝的，」她說，「可其他時候都不信。」

後來她搬到了西歐，在那，她得到了一兩年的創作資助。後來她輾轉於義大利、德國、法國、瑞典，卻絲毫沒學一門外語，一個詞都沒學。她每次結交新朋友，都要帶上翻譯，她也只看根據自己的書改編的戲劇——這些書都是強調人權的，這也為他們提供了搬上舞台的機會。「世界變得更更加色彩斑斕，更加層次分明。」她希望自己身居異國他鄉時，盧卡申科的統治能垮台。但最終，她說，「我錯了，我不可能坐等他倒台。」她發現自己又陷入了另一個知識分子的陷阱中：一直身處一個創作自由的國度，卻沒有好好運用（這個條件）。幾個月里她一直在前蘇聯國家穿行，發現連受訪者使用的語言已經在變化。許多年以前，她也曾回過明斯克。

事實證明，這地方比她預想的還要孤單。她的導師已經去世，同齡人要麼移民要麼淡出民眾視線。在西歐，阿列克謝耶維奇有一大幫七十歲以上的有意思的朋友，但是在白俄羅斯，人們過了五十歲，就差不多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即使是一些生活過得很悠閑的熟人都不見蹤影。「機場里，當我想去個什麼地方時，發現已經碰不到我這個年紀的人了，」她說，「他們哪都不去了。」

此外，一些傳統的擴大交際圈的方式對她也不奏效。「我不教課，因為我受不了重複自己，」她說。「而且，有天分的年輕人也不太多。」現在她的書已經在白俄羅斯公開售賣了，她也已經有了自己的讀者群，「但是除了一些陳詞濫調，讀者們也給不了你什麼。」這不是說她不喜歡自己的讀者——她只是不願意和她們交談。「我不太喜歡那類人，」她說,「一場真正的交談應該是知識和智慧的真正交換——但這樣的交談太少了。」她去莫斯科看了畫展。她發現，長期接觸那些視覺圖像，對於她的創作是有益的。音樂也有助益：阿列克謝耶維奇喜歡聽一些當代的前蘇聯作曲家的曲子，比如烏克蘭的瓦倫丁·希爾福斯特羅夫，愛沙尼亞的阿爾沃·帕特，以及俄羅斯的謝爾蓋·涅夫斯基。

而今，她已經沒有耐性再讀小說了，儘管曾喜歡過。「我試過重讀普拉特諾夫，但是他那種巴洛克式的風格，已經不再適合我了。即使是托爾斯泰——我讀《塞瓦斯托波爾紀事》，也已經無法再忍受裡面的男性崇拜情結了。」她更喜歡散文，但是鑒於俄羅斯已經越趨與世隔絕，被翻譯出來的有意思的書越來越少了。

而今，她依然擁有利於創作的兩個重要條件：時間和孤獨。關於隱私，阿列克謝耶維奇想了很多，無論是她自己還是她的受訪對象。比如《切爾諾貝利的悲鳴》中的最後一個故事，是由一個在家照顧臨死丈夫的的女人敘述的：

這事我能說嗎？還是用文字？有很多秘密——但我還不知道什麼是秘密的。即使是在最後幾個月，他依然在夜裡呼喚我。他有慾望。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愛我。白天，我看著他，我簡直無法相信晚上發生的事。我們一點也不想分開。我愛撫著他，像對寵物一樣……我需要接下去說嗎？我能說嗎？我對他像一個男人對待一個女人一樣，除了給他葯我還能給他什麼？還有什麼希望？他一點都不想死。

我什麼都不能告訴我母親。她理解不了我的處境。她只會批判我，詛咒我。因為這不是人人聞風喪膽的普通的癌症，而是更令人恐懼的切爾諾貝利癌。醫生對我說，如果他的腫塊開始轉移到體內，那他的生命馬上就該結束了。可是，腫塊一直順著身體往上發，發到了臉上。他的身上開始出現淤青。下巴已經歪了，看不到脖子，舌頭掉了出來。他的靜脈爆裂，開始流血。從脖子，到臉頰，到耳朵。到處都是血。我端了盆涼水，用濕布堵住，一點用都沒有。太悲慘了，枕頭上肯定也會到處是血。我從衛生間拿了一個盥洗盆一樣的容器過來，讓血往裡流，像流進牛奶桶一樣。那聲音，是那麼的平緩，那麼的沉靜，以致到現在，我每天晚上都能聽見這個聲音。

阿列克謝耶維奇從書中摘錄了這個故事發表時，她把女人的名字換掉了。「兩天後，她給我打電話還問我『為什麼把我名字改了？』」阿列克謝耶維奇回答那個女人，「天知道，我並不想把你暴露給大庭廣眾啊！」可是女人說：「我受了那麼多苦，他也受了那麼多苦，我不希望這中間有任何不真實的成分。」

阿列克謝耶維奇只是對其做了匿名處理。她也拒絕那了些想曝光在危險之中的受訪對象的要求。「暴民能接受藝術，但會分裂民眾」。受訪者有時候也會對自己說過的話感到擔憂。《戰爭的非女性面孔》中的女人們說，若是書能夠重寫一遍，希望阿列克謝耶維奇能用她所反對的平庸之事替換那些痛。「我在想，《古拉格群島》中的受訪者是不是也想重寫這本書。」她說。

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獎是在阿列克謝耶維奇受獎的45年前授予的。現在，她說，她感覺自己被過去俄羅斯作家所獲的諾貝爾獎的「巨大的陰影」包圍了。比如，布寧、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我得開始忙活了，」她說。

本文譯自《紐約客》雜誌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10/26/the-memory-kee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