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的蘇聯印象

　　編譯說明：1957年，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懷著對社會主義的同情與好奇，踏上了蘇聯的國土。文學家特有的敏銳洞察使馬爾克斯觸及到蘇聯社會生活中許多鮮活的細節。在作者眼中，蘇聯民眾不乏創造力，卻與世界文明潮流相隔離；不乏友善與真摯，卻深陷於孤獨自閉的境地。在一個政治上開始出現鬆動跡象的「解凍」時代，斯大林體制的強大慣性力依然無處不在。第一次的訪蘇印象歷經多年，始終難以從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大師馬爾克斯的記憶中消退。作者獨特而生動的記述，為世人打開了一扇窺望蘇聯歷史的窗口。

　　本文系馬爾克斯對俄羅斯當代作家愛德華·拉津斯基一篇評述的摘譯，材料出自俄語網路。

　　歷史有如一口深不見底的水井，也許我們永遠都需要從中汲取智慧，辨析愚妄，獲得知識和有益的經驗。而俄國歷史，更是一口與眾不同的井，它充滿神秘，獨具俄羅斯式的「波瀾起伏」。

　　……1957年，我第一次來到蘇聯，儘管著名的蘇共二十大已經召開過了，我還是覺得自己進入的是一個斯大林的俄國。誠然，隨著每一天對蘇聯近距離的認識，我知道，許多事物都改變了。這一次的所見所聞我終生難忘。我和我的朋友，記者、現任駐葡萄牙大使普里尼奧？阿布萊羅？門多索來蘇聯是為了參加世界青年與大學生聯歡節。「社會主義的麥加」（當時的西方經常這樣稱呼蘇聯）首先就帶給人以震撼。莫斯科的建築物看上去像是放大到極點的農屋（難怪莫斯科被叫做「世界上最大的農村」），各方面都呈現出龐然大物的派頭，規模、氣勢和多得不可思議的大理石裝飾令人目瞪口呆。我稱之為「大糕點式的建築」。一個英國人對我說：「自從來到莫斯科，我經常覺得自己眼中的一切都是透過放大鏡看到的」。

　　我總是說，而且從不放棄這種說法：最有趣的人們生活在俄國。蘇聯同志強烈希望結交朋友。經過革命後的幾十年，「鐵幕」後面第一次開始涌動外國的人流。我問過很多人：「過去與如今區別在哪裡？」他們則愉快地、近乎孩子般地回答：「如今我們有許多朋友」。或許，在聯歡節的一派忙亂中，警察難以監控每個人，他們終於覺得自己有了那麼一丁點自由……

　　時常有人在街上攔住我們，觸摸一番，彷彿想要確信，我們外國人也是血肉之軀。他們連走路時都在學習外語，為的是同我們打交道。我們的翻譯米沙，肉聯廠工人，老是穿一件烏克蘭襯衫，為參加聯歡節，用六個月學會了西班牙語。我們第一天會面時，他的西班牙語說得就連上帝都不懂，動詞「despertar」（叫醒）和「amanecer」（天亮）竟然也被混淆，不過他對拉丁美洲的了解卻不亞於一般的拉丁美洲人。與我們的交往擴展了米沙在拉美方面的知識，結果他成了或許是唯一通曉巴蘭基亞[1]司機行話的蘇聯專家。

　　蘇聯人熱衷於向我們贈送禮物。任何東西都可以給予——不管有用沒用，但這種行為一定是發自內心。曾經有位老太太，穿過人群，鄭重地交給我一把梳子。我們在烏克蘭旅行時，在一座車站上，有個德國代表團成員見到一位俄羅斯姑娘身旁放著的自行車，誇讚了兩句，沒想到姑娘說要把自行車送給他。德國人婉言謝絕。列車剛一開動，這位可敬的女士就在幾個小夥子的幫助下，硬是把自行車塞進了車廂，一不小心，還弄破了德國人的腦袋。過了一段時間，已經回到莫斯科之後，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副畫面：德國人頭纏繃帶，騎著自行車在首都四處遊逛。還有一次，一個陌生人在大街上攔住我們，把一枚珍稀的沙皇時代的硬幣放在普里尼奧手中，莞而一笑，轉身就走了。然而，有件事情卻使我迷惑不解：每當我們請求去莫斯科人家裡作客時，他們總是多心而固執地表示反對。也許，是因為當局禁止他們在自己家接待外國客人。只有幾個人在我們一再堅持下讓步了。他們覺得自己過得很好，而事實上他們卻生活在惡劣的條件下。

　　如果代表們有誰想跟俄國人交談，只要他用俄語對人群喊上一聲「友誼」，立刻就會有上百人將我們團團圍住，提出五花八門的問題，要求留下簽名和通訊地址。不久，回國之後，我開始不斷收到一堆堆來自蘇聯的信件，根本來不及讀完。我感到羞愧難當。

　　在任何地方，我都不曾經歷過類似於在蘇聯的友好相待。有一回，我耽誤了最後一趟地鐵。當時是深夜兩點。我看見一位姑娘，手裡抱著一堆塑料小烏龜。我向她走過去，費力地解釋說自己無法返回賓館，因為身上只有法郎，連計程車都打不了。姑娘給了我五盧布，送了一隻小烏龜，還向我指示打車的地點。等了兩個小時不見計程車的影子，我只好走到哪算哪，結果居然闖入了警察局。我向民警出示了自己的聯歡節代表證（這種票證每個代表都有一張，上面標記著其姓名的俄文拼寫、國籍和在莫斯科的住址）。沒過多久，我和幾個在警察局大吵大嚷的俄羅斯醉漢一塊兒被帶上巡邏車。我睡著了，直到民警響亮而準確地叫我名字，才驚醒過來。我們一起來到賓館。民警把代表證還給我，我用俄語說了聲「謝謝」。他立刻把手抬向帽沿立正身體，對我行禮，同時迸出一句：「不客氣」。

　　從那以後，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依然時常回想起我的第一次蘇聯之行。順便說一句，回國不久，我就寫下了關於那場旅行的長篇特寫，題目是：《蘇聯：22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一則可口可樂的廣告》。現在我明白了，自己對蘇聯生活中諸多事件與現象的評價並非完全正確。事實上，當時究竟是否有可能用客觀的眼光看待一切？蘇聯歷史的主人公——約瑟夫？斯大林，依然佔據著我的思想。令人困惑的是，他的力量何以無所不在，他那迷幻的古老國度的子民何以對他崇信之至。這簡直是一種非現實的撲朔迷離的權力：很少有人親眼目睹過斯大林的真容，他只是存在於人民的想像中。50年代初，他年過七旬，變得老態龍鍾，「主宰者」便用不計其數的肖像來掩蓋自己的年齡。赫魯曉夫不是這樣，他是塵世間的凡人，他向蘇聯人民呈現著對於真實性的回歸。他沒有燃起屬於自己的「個人崇拜」，反而遍訪農村和集體農場，剛喝完伏特加，就徑直和農民們打起賭來，證明他擠牛奶的能力。而且真的擠了。我實在想像不出斯大林坐在小板凳上拉扯母牛乳房的樣子。

　　斯大林創立了一個人的帝國，它離開他便難以存在。就在他死後第二天，整個體制開始鬆動了。他曾經絕對掌控著一切，甚至是文化。在他統治之下，蘇聯出現了一股小農式的偽善之風，致使真正的藝術遭到扼殺。在西方廣受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大林卻稱之為反動分子，舉世聞名的謝爾蓋？愛森斯坦[2]，則被扣上形式主義的帽子——那個年代「傳統」的惡名。一切都是單一化的。偵探題材從蘇聯文學中消失了，我後來才明白，原因是這個國家幾乎連犯罪行為都沒有了。有人對我說；「貝利亞曾是我們唯一的暴徒。而如今，甚至連蘇聯百科全書里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鐵幕」背後極權隔離中的40年，導致蘇聯人無可挽回地落後於西方世界，面對外國人，他們時常處於尷尬的境地。我們想不到，在一個擁有強大重工業、核武器和航天飛行器的超級大國，在一個大河奔流、湖泊廣布的國家——人們對許多最基本的物品竟沒有概念，90%的居民身著醜陋的劣質服裝，食品店的櫥窗，客氣地說，看上去十分寒磣，勞動力短缺的狀況則成為某種揮之不去的全民共識，因而婦女只能和男人一樣拿著鎬頭和鐵鍬在公路和鐵路上幹活。一家人擠住在同一個狹小的房間里，不可能幹任何別的事，儘管如此，他們卻仍然自豪於蘇聯衛星的最先發射升空。

　　科技水平與社會日常生活水平之間的這種反差，形成荒誕的不和諧現象。我舉幾個例子。有位瑞典代表，在國內花了很長時間都沒能治好自己的慢性濕疹。後來，在一所普通的莫斯科醫院，他接受了值班醫生的診斷。醫生給他開了藥方，四天後，濕疹就消除了。一切都是絕對「西方式」的，假如藥劑師不是用一片舊報紙來包裝藥粉的話。

　　在一所莫斯科銀行，我注意到有兩名工作人員非但不理會顧客，反而專心地來回數著一些串在木框上的白和黑的小珠子。隨後我又發現，許多其他公共機構的工作者也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我猜想，這可能是莫斯科最流行的遊戲，所以打算了解一下它的名稱和規則。可我們那家賓館的經理卻解釋說，這是一種計算工具。我著實吃驚不已，因為通過聯歡節上分發的官方宣傳冊我得知，蘇聯擁有17個類型的電子計算機。而事實上，普通人對此卻一無所知。

　　要說廁所嗎？你是否見識過遍佈於一個核大國的公共廁所？那只是帶有半打窟窿的長長的木台而已。半打可敬的同志，蹲在這些窟窿上面，解決著便溺的需要。

　　而你所熟知的圖-104，在兩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舒適度：機艙之間的電話聯絡與極其簡便的通風系統。這一技術思想上的偉大產物在倫敦機場卻被禁止著陸，因為英國的醫學家們認為，目睹這架「外星」飛行器，當地居民的心理將受到巨大危害。

　　然而，不管怎麼說，俄國人的博學多才還是不止一次讓我們感到了震驚。在我們訪問莫斯科的最後一個夜晚，一個25歲左右的小夥子當街攔住了我，問我從哪裡來。他說自己正在寫一篇關於世界兒童詩歌的學位論文，希望得到哥倫比亞方面的資料。我對他說出拉菲爾？龐波的名字——我國19世紀最有名的詩人之一。他的臉一下子紅了，露出遺憾的神色：「不用說，關於龐波我全都知道。」於是，在坐下來喝啤酒的幾個小時里，他向我朗讀了一部不錯的西班牙語詩選中的拉美兒童詩。我確實驚呆了。遠非所有拉美人都能以如此激情，字正腔圓地誦讀拉美大陸詩人的詩作。恐怕，俄國人我永遠都無法理解。當然，「他人之心，幽深莫測」，而俄國人的心靈——簡直不啻於幽暗無底的深淵！

　　奇怪的是，很多在西方早就得以成功運用的物品，卻被蘇聯人視為自己的發明。在50年代末期的莫斯科，你可以碰到堅決聲稱發明了電冰箱的人，而他既不是騙子，也不是瘋子，他真的能夠親手裝配起一台冰箱來。原因在於，幾十年來，為了創造「鐵幕」之外早已成為日常用品的東西，俄國人一直在孤絕無援的狀況下拚命追趕。誰都無權指責他們的做法。一切都是預先註定的。我們從來沒有嘲笑過俄羅斯人。我們饒有興趣地傾聽著他們，驚異於他們的率真、坦誠和才能卓著。與此同時，「赫魯曉夫的解凍」雖然已經來臨，我卻處處隱約感覺到，那個永遠銜著煙斗、短髭中透出冷笑的喬治亞人彷彿還在晃動著身影。

　　我同許多人談論過斯大林，確切地說，是試圖談到他，因為他們通常都會儘力把話題轉移到別處。我以故作無知和深沉冷酷的口吻不斷地向幾乎所有人提問：「斯大林果真是一個罪人嗎？」回答我的是他們不動聲色地從赫魯曉夫那篇揭批報告（報告是秘密的，但整個國家無人不知）中拿來的論斷。不過，也有不少人相當自由地表達了個人觀點，認為綜合分析能夠消除神話。一位年輕的蘇聯作家對我說：「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我們才會明白斯大林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個人對他不滿的只有一點——他想用掌管雜貨鋪的方式來掌管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我們問一位來自列寧格勒的音樂家，斯大林時代與當代蘇聯之間區別何在。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區別就在於，現在我們有了信仰。」這大概是對斯大林最耐人尋味的控訴。

　　有一次，我和普里尼奧一起坐計程車去看戲。半道兒又上來一位上年紀的女士，大約60歲左右，長得酷似讓？科克托[3]劇作中的角色，用機關槍的速度嘰里咕嚕地說著五種語言。她說自己是高爾基劇院的美工。這位女士要我們相信，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即將遭到失敗，因為新任國家領導人雖然不壞，卻不得不把時間和力量都消耗在改正以往的錯誤上。當普里尼奧問道，誰是造成這些錯誤的罪魁禍首，她朝我們俯過身子，用法語說了一句：「Lemoustachu」（「小鬍子」）。一路上，她用的都是這個綽號，從不稱呼「主宰者」的姓名。我們的新朋友憎恨斯大林，不承認他有任何功勞，言辭中絲毫沒有對他的敬意（也許，最激進的智利愛國者談起皮諾切特來都不至於此）。她把滔滔不絕的控訴狠狠砸向斯大林，痛責他荼毒人民、實施恐怖、偽造司法程序。按照她的觀點，假如斯大林還活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已經爆發了，這次的聯歡節也就不可能在莫斯科召開，誰都不肯離開自己的棲身之所，而貝利亞的走狗和劊子手們則會把所有代表都槍斃掉。當然，她的腔調過於誇張，但在很多方面，無疑又是正確的。

　　這位女士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往日的朋友們——著名作家、演員和戲劇活動家。他們在斯大林當政時期幾乎都被鎮壓了，她自己則苟活於長期恐懼之中。她說，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是美國，她卻只能生活在蘇聯。她熱愛俄羅斯，說來奇怪，她卻並不反對共產主義，反而由衷地讚賞中國走向馬克思主義。不過，她又認為毛澤東不該對赫魯曉夫施加影響，致使後者未能將斯大林的神話消除殆盡。當我們到達劇院樓前時，我們的同路人說：「大家都把它叫做『土豆』劇院。它最優秀的演員如今正躺卧在泥土裡。」不，這個女人不是瘋子，但可悲的是，在蘇聯的大背景下，看起來卻像是個瘋子。在她交往的人群中，事物的本質以最大的亮度顯現著。

　　我和普里尼奧幾經周折去參觀大陵墓——蘇聯最重要的聖地，列寧與斯大林心安理得的長眠之地。前三次努力都白費了：要麼是因為沒有特別通行證而進不去，要麼是去得太晚，來不及排長隊。在回國前兩天，我們犧牲了午餐，做了最後一次努力。默默地排在隊伍後面，過了半個鐘頭，終於站在厚重的花崗岩修砌的陵墓入口下方。警察甚至沒有要求我們出示通行證。拾級而下，穿過幾條專門的通道，我們進入一間低於紅場水平面的內室，裡面停有兩具棺槨，分別裝殮著列寧與斯大林的遺體。他們被紅色的聚光燈自下而上映照著。人流從右向左移動，絕對不得停留。所有參觀者都試圖將所看到的細節保留在記憶中，結果卻難以做到。參觀完大陵墓幾小時後，我聽到幾位代表們的交談。他們在爭論，斯大林身上的制服到底什麼樣——是白色還是藍色，而且在堅稱白色的人當中，有一個人曾兩度參拜聖地。我個人則清楚地記得，制服其實是藍色的。在斯大林的右胸上，別著三道寬大的勛標。勛標底端是幾根細小的藍色絛帶，與制服的顏色交融在一起，給人以樸實無華的印象。為了看清楚它們，我不得不眯縫眼睛。因而，我確信，他身上的制服是深藍色的——正如列寧的衣服顏色。他的身體既結實又單薄。臉上彷彿仍有一絲嘲弄似的笑，看上去栩栩如生。頭髮略微捲曲，鬍鬚完全不像是斯大林的，雙下巴。而最讓我感到驚訝的地方竟然是精心保養的雙手，留著長而透明的指甲。這是一雙女人的手。

　　多年之後，在巴塞羅那，當我正在寫作《家長的沒落》——一本關於拉丁美洲獨裁者的書時，我又回想起自己參觀大陵墓的情景。我反覆推敲，以便讓這名獨裁者區別於其他任何人，與此同時，他應該擁有一副拉美大陸上一切獨裁者應有的容貌。然而，他身上終究還是帶著某些來自斯大林這名亞洲暴君的特徵，其中包括一雙精緻的女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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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哥倫比亞港口城市，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此度過了青少年時代。

　　[2]蘇聯電影導演，蒙太奇手法的創立者。

　　[3]法國作家、畫家、電影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