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 | 農曆真是「洋人」傳過來的嗎？

近幾年，流傳一種說法，認為現行的「農曆」是明清之際來華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編製甚至創造的。這一說法完全顛覆了許多人原來關於「農曆」的印象。

今天小年，即農曆臘月廿三，我們就來講講，與中國人息息相關的農曆究竟是怎麼來的？

什麼是「農曆」？

「農曆」是民國時期才開始出現的一個名詞，主要用來指按照傳統格式編製和印發的民用曆書。其內容除了年月日和節氣等核心的日期信息外，還包含有逐日列出的每日宜忌等附加內容，以供擇日使用。

在古代，這種曆書一般有一個專用的名字。例如，清朝，這種曆書最初名叫《XX年時憲歷》。但從乾隆朝開始，為了避皇帝的名諱（弘曆），又改名《XX年時憲書》。

民國時期，每年仍然會印發這種民用曆書，但印刷和發行的渠道已經突破了政府專營的限制，因此曆書的形式和名稱也就變得多樣化起來。這些曆書有的沿用了清代曆書的名稱，叫做《民國XX年時憲書》。但「時憲書」是一個帶有舊時代烙印的名稱，所以，許多曆書就是用了《民國XX年農曆通書》這樣的名字。

不管用什麼名字，這些曆書的日期信息除了清代曆書中包含的年月日和節氣外，還加上了歐洲的格里高利曆的日期信息。在曆書中，這部分信息一般被冠以「陽曆」的名稱，而來自傳統曆書的日期信息則被冠以「陰曆」的名稱。

這樣的冠名方式其實並不科學，因為格里高利曆固然是陽曆，但是中國傳統曆法中使用的卻不是純粹的陰曆，而是陰陽合曆。也就是說，其中的月份是按照月亮的圓缺周期（朔望月）來排的，而年份則是根據太陽運動的回歸年周期來排的，直接體現回歸年周期的就是二十四節氣。

民國時期的民用曆書中一般還保留有每日宜忌這樣的擇日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帶有這種農曆通書曾經短暫的存在過。但從1953年起，有關宜忌的內容都被類似於「歷史上的今天」之類的信息所取代。但是，所謂的「農曆」中，仍然同時列出了格里高利曆（「陽曆」或者"公曆」）和中國傳統的陰陽合曆（「陰曆」）中的日期信息。

由此看來，如果不考慮每日宜忌之類的附加內容，那麼「農曆」的核心就是：格里高利曆+傳統陰陽合曆，前者來自歐洲，後者直接來自清朝曆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代通用的「農曆」是民國以後才有的，根本不是湯若望等傳教士編製的。

什麼是中國傳統的陰陽合曆？

如果把「農曆」僅僅理解成清朝傳下來的傳統陰陽合曆，那是否可以說「農曆」是湯若望編製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一般來說，陰陽合曆應該包含三大要素：回歸年+朔望月+置閏規則。之所以要有置閏規則，是因為12個朔望月只有355到356天，比一個回歸年的365到366天要短不少。如果不加調整，過不了幾年，月份與反應太陽運動的季節就會完全錯位。這個時候就需要人為地在十二個朔望月之外加上一個月，也就是置閏，以便複位。什麼時候才能加上一個閏月，這個月應該載入哪個位置，這些需要一定的規則，也就是置閏規則。

中國傳統陰陽合曆中是使用二十四節氣來反映回歸年的，其主要特徵是：二十四節氣+朔望月+置閏規則。其中的二十四節氣系統萌芽於先秦時期，最遲到西漢初期已經成熟，並完整地出現在《淮南子·天文訓》中。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發動了一場曆法改革，完成了《太初曆》。這部曆法中的日期安排完全遵從了二十四節氣+朔望月+置閏規則的模式。二十四節氣系統規定，從立春開始，逢單數的為「節」或者「節氣」，逢雙數的則叫「中」或者「中氣」。為了保證回歸年與朔望月周期之間相對穩定的對應關係，《太初曆》首次規定：在正常情況下，每個朔望月里必須包含一個「節」和一個「中」，「節」在月初，「中」在月末；一旦某個月（如二月）的「中」跑到下個月去了，那就應該在這個沒有中氣月份後加入一個閏月，把它叫做「閏X月」（如「閏二月」）。從閏月後的那個月開始，回歸年與朔望月周期之間的對應關係就會得到回復。這個規則被稱作「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在以後歷朝歷代都受到遵從，一直到清朝結束都是如此。

顯然，這樣一套系統是中國所獨有的，並且早在《太初曆》中已經創立，根本就不是舶來品，更不是湯若望帶來的。

湯若望給中國曆法帶來了什麼？

毫無疑問，湯若望是明崇禎年間曆法改革中的主將之一，也是唯一活到清朝初年的改歷主將。那他究竟給中國曆法帶來了些什麼？

首先，中國曆法的內容不光是推算年月日和節氣的安排，對日月五星位置以及日月食等天象進行計算也屬於曆法所涵蓋的範圍。湯若望等傳教士給這次曆法改革帶來的是第谷的天文學系統，外加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等歐洲近代天文學大家的一些工作成果，並把這些知識都編入了《崇禎曆書》這部百科全書式的天文學著作之中。與中國固有的天文學系統相比，該書中所包含的系統在日月五行位置和日月食等天象的計算上能夠達到更高和更加穩定的精度水平。

其次，中國古代曆法在考慮節氣安排時有兩套方案。一套方案叫做「平氣」法，是把一回歸年平分成二十四段，每段十五天多一點，從年初開始往後順推，由此安排一年的節氣。另一套方案叫做「定氣」法，是把天球上的黃道均分成二十四段，按照太陽實際進入每一段的日期來安排二十四節氣。由於一年裡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速度並不均勻，所以不同節氣的長度是不一樣的。

「平氣」法人為成分較高，但簡單易行，並且能保持大月（30天）和小月（29天）之間的自然（一大一小）循環。所以，《太初曆》之後的絕大多數曆法均採用這種方法。

「定氣」法雖然更能反應太陽運動的實際情況，但安排起來比較麻煩，尤其是無法保證月份一大一小的自然循環，造成連大月的出現。

所以，儘管歷史上有曆法家建議使用「定氣」法，但往往是短命或者無果而終。湯若望等人經過同反對西方天文學的中國天文學家們的反覆爭論，最後終於使「定氣」法得到永久性的使用。

但是，「定氣」法是隋朝天文學家劉焯在公元604年前後編製的《皇極曆》中發明的，而不是湯若望首創的。

當然，陰陽合曆的編製會涉及到對太陽和月亮運動的計算。與同時期的中國天文學系統相比，湯若望等人引入的第谷體系在這類計算上確實佔有一定的優勢。但是，這種計算方法是可以改變的。到了乾隆年間，德國傳教士戴進賢等人又在《曆象考成後編》中引入了牛頓的日月理論，受到清朝官方採納，由此徹底取代了湯若望等人引入的第谷系統。而到了當代，農曆編算中對日月運動的計算早就採用了用天體力學方法推出的歷表，也完全不是湯若望和戴進賢當初的理論所能夠同日而語的了。

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曆法」都得依靠印度佛教徒、中亞伊斯蘭教徒嗎？

歷史上印度天文學和伊斯蘭天文學曾經傳入中國，併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這是事實。但在明末之前，它們在精度上始終都沒有表現出超越中國本土天文學的明顯優勢。

唐代是有不少印度天文學家在官方的天文機構中供職，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哪一次修歷是「依靠了外國佛教徒引入的印度曆法做底本」。作為一位高僧，僧一行的《大衍曆》有一兩處提到過印度天文學家的一些工作。但與唐代傳下來的其他所有曆法一樣，這部曆法從形式到內容上來講都沒有脫離中國自有的傳統。

宋代《應天曆》在計算太陽進入黃道宮以及星期制方面可能受到外來天文學的影響，但該曆法整體上同樣也沒有超出中國固有傳統。歷史上沒有任何記載表明，「從宋朝開始，皇家制定的曆法就得靠伊斯蘭學者的技術輸出了」。

到了郭守敬時代，雖然有大量的伊斯蘭天文學家在北京工作，但他們與中國天文學家相互之間語言不通，基本上無法正常交流。郭守敬的《授時歷》也是一部純粹的中國曆法，代表了中國傳統曆法的最高水平。至於西域人扎馬魯丁的《萬年曆》，最多只是在編製回回曆書時才派上過用途。由於郭守敬編製的《授時歷》是元朝採納的官方曆法，所以，也根本不存在「回回司天台」力壓「漢兒司天台」的事，就像不存在後者力壓前者一樣。

至於明朝初期，伊斯蘭曆法的某些方面受到朱元璋的重視，並受到了翻譯，但《回回曆法》只獲得與位居正統的《大統歷》參照使用的地位。明初設立的回回司天台不久就被撤銷，回回曆法家也被收編到漢人主導的欽天監回回科里。而按照明朝的法律，回回天文學家只能世襲回回科的位置，史料記載中根本沒有出現過「伊斯蘭天文官家族世代壟斷欽天監關鍵業務崗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