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近三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變與不變

來源:《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08．6．134—145；《中國近代史》2009年第3期摘要:近3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從中分為兩段，兩者關注的問題、觀察的對象、探索的題目等不同。思考「問題」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也互異。要理解「三十年」的史學，應回溯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之中，從學術積累的延續和中斷方面考察分析。今後的研究，要警惕哪怕是無意識的封閉傾向，保持開放的心態，充分考慮近代「在中國」的各類外來因素及其作用和影響。Tag:歷史研究中國近代史史學文類時代思潮發現在中國的歷史本文①是為第四屆中國文化論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30年」(汕頭大學，2008年7月5—7日)所作，論壇要求「立足當代中國的立場，面向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基於學者各自學科和研究的狀況，從思想塑造的維度，比較細緻深入地總結、反思、批評包括學者自我在內的30年中國學術」。換言之，除原則性的「立場」和「面向」外，也意味著陳述者不僅要討論其自身參與之事，還要做一些自我的追溯、反思和檢討。任何討論自身參與之事已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把自己作為「研究」和表述的對象更是一件特別令人躊躇的事。最直接的考慮當然是較難做到「客觀」，尤其兩者也都還在發展的進程之中。為尊重論壇的要求，文中會適當從個人感受出發。稍多回顧我這一代歷史學人是在怎樣的學術氛圍中成長的。另外，現在是一個分工的時代，學術亦然。所謂「術業有專攻」，下面所述及的，基本是我較熟悉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我想先說明一點：對中國內地既存的史學研究取向，不論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其實20世紀50年代最初幾年跟後面十多年也相當不同)還是最近30年，學界尚乏真正深入的認識。憑藉既不足，本文無意也不可能系統論述近30年的研究。實際上，以有限的篇幅討論30年的研究，恐怕也只能避實就虛。用舉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以關注和思考的問題而已。②其中多屬個人平素閱讀的感受，可能還與一些統計數據相衝突。③如果將目前中國內地的近代史學界做一大致分類，我自己大致屬於所謂的「另類」(an alternativeapproach)。④「另類」這一辭彙在目前內地學界仍是負面的含意多於正面的，至少是屬於「有爭議的」一類，然其英文表述或顯得更正面一些。「另類」學人的存在不一定意味著「另類」史學的存在，但如果存在的話，這樣的史學恐怕要應對兩個方面——既要關注國外的整體史學發展(不僅是中國史研究，更不能限於近代)，又要適應中國大陸本身的思想和學術語境。中聽以有時可能出現非驢非馬的狀況，但也不排除產生「童牛角馬」的結果，融合出一些新的取向。一、引言：史學文類的轉換在某種程度上，近3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從中分為兩段。若允許誇張的表述，或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許多史學論著已成為一種與70—80年代作品不同的文類(genre)——不僅兩者關注的問題、觀察的對象、探索的題目等與所謂「問題意識」相關者大不相同，根本是思考「問題」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都有較大的差異。從這些方面看，也許不止一種與前不同的「另類」研究取向已經出現。例如，關於清末民初不少讀書人所思考和討論的「中國文藝復興」，可對比兩階段中發表的題目相近的兩篇文章。⑥前文主要論證清季士人希望像西方一樣文藝復興的「合理性」；後文基本不考慮這一問題，而是討論時人的具體憧憬，特別是清季所謂國粹學派以及民初趨新學者如何認知歐洲的文藝復興，希望由此認識20世紀前期不少中國讀書人想讓中國像歐洲一樣「復興」的共同期盼。又如，關於帝國主義，前者大體視其為一個意志和謀略共同的群體，其視角基本是從帝國主義一邊看過來，而較少考慮被侵略地區和人民對侵略的制約(這方面的內容僅在討論反侵略時處理)，也基本不注意、不呼應二戰後蘇聯以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後者反之，從帝國主義和被侵略地區兩面看，側重雙方的互動，強調被侵略地區諸因素對侵略者和侵略方式的制約，⑦注意到並適當回應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成果(主要是西方學界曾探討的一些馬克思未曾處理或未曾「解決」的問題)。其他類似的例子很多，如晚清改革，前者仍多關注其性質和評價(但具體的「性質」和評價則與所謂「十七年」不同)，後者幾乎不考慮這些，而希望回到時人立場探討具體言行並展現其動態進程。還有一種看似後者實近前者的傾向，即雖探討一些此前較少注意到的改革面相，但基本持「凡改革皆進步」因而也都予以肯定的態度。在「十七年」的時段里，對晚清改革的肯定基本是就「資本主義」對應於「封建主義」的層面言，也到此為止，常常還會指出其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現在這種一體肯定的態度(可能也受到外在時勢的影響)，表面已不甚關注其「性質」，但論事重評價，且評價標準鎖定在進步、落後方面，與此前的思路仍非常接近；而其心目中的「進步」和「落後」，與此前也基本異曲同工。從目前的學術刊物看，就數量言，前一文類恐怕仍占多數；以影響言，後一文類的追隨者明顯呈增加的趨勢，似越來越吸引著史學新手的關注。實則數量最多的可能是那種半新半舊的文章，在題目的選擇和材料來源及一些表述方式上或較像新文類，但其真正思考和處理的「問題」，或試圖「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其因應的背景性學術大問題，仍更偏向於舊文類。這樣的過渡現象，當然不一定意味著我所說的「另類」研究取向以後就會成為主流。現在的新問題是，後一文類中觀念和取向的歧異日漸凸顯，一些新的爭論往往出現在後一文類之中，甚或一些可能出現的爭論也會在後者之中。為什麼說「另類」研究取向不一定成為以後的主流呢?這並非故作謙遜，我對此確持懷疑態度。目前各大學的歷史教學是非常多元甚或多歧的，即使同一歷史系，同事之間的學術標準可能相去甚遠。確有一些老師在本科教學中較多介紹「另類」方面的論著，但我的經驗，多數學校的本科教學似並不傾向於所謂新文類。只要多參加幾次招生的口試，就會發現考碩士的本科生和考博士的研究生所讀的書有很大的差異。簡言之，兩類人心目中的學術前沿和學術榜樣相當不同。由於研究生已經進入半自學的階段，他們所體現的不同，或不一定是受老師的指引，而更多是從自選閱讀中得來。這當然只是一個傾向性的概括，不同學校和系科間的差異可能較大，實際存在的現象會更具多樣性。出現上述的「另類」研究取向，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識努力的結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無心插柳的後果，還很難說。若將特定文類的產生和發展置於其語境之中進行考察，這裡是否有各自的思想、社會、學術語境的促動和制約，及是否存在某些人為的對某一文類或表述方式的有意識推動，我自己現在也都還在探索和了解之中，希望以後會有更清晰的認識。從整體言，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中國社會本身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經濟的多元化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勵，連政治也較前更為多元，地方和基層的聲音在決策中的影響可見明顯的增加。在全球範圍里，1989年中國特別是歐洲的事變扭轉了西方學界的思路，兩極化世界的終結也導致對黑白分明的簡潔論述模式之反思，⑧史事本身和史學詮釋的豐富性因以彰顯。在這樣內外變化的大語境下，整體的中國學術和具體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表現出類似的走向，似乎也比較自然。近30年間史學新文類的產生和舊文類的延續，是我這一輩人的親身經歷。要知道我們這一輩是在怎樣的學術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則不能不對所謂「十七年」的史學有所了解，然後才能理解近「三十年」的兩個階段，及其變與不變。二、從學術傳統看「十七年」文革以前所謂「十七年」的中國內地史學，有兩個日益明顯的主要取向：一是繼承了清季以來所謂「新史學」試圖尋求歷史公理、公例的努力，不過是在(以蘇聯模式為主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框架下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一是在上述框架內越來越強調以階級觀念來認識和解釋歷史(這多少也可看做是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的發展)。20世紀的中國「新史學」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中國的傳統史學理念基本未曾進入研究者的思想資源之中(不僅中國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史學思想亦然，包括那些曾以文化見長而後已淪落人「第三世界」者)。很多時候，傳統史學理念反倒成為質疑的目標。例如，中國傳統史學特別注重「人」，所謂「紀傳體」史書，就是以人為本位來構建歷史。這一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在近代遭到強烈質疑。主要的開風氣者是梁啟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流傳甚廣，百年來多被視為對舊史學的正確概括。⑨後來史學著述「可讀性」的降低，多少也與「人的隱去」相關。⑩這當然只是就大趨勢言，具體的研究無形中仍常常受到傳統的影響。這與特定研究領域本身的學術積累也有關係：相對而言，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源遠流長，20世紀的古代史研究似乎也更能借鑒往昔的傳統；⑾而中國近代史是個名副其實的新興學科，其研究史尚不足百年，積累既淺而負擔亦輕，就更多體現出20世紀「新史學」那種「向前看」的特點。同時，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中國內地研究者，與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西方史家，有些基本問題意識常常也很接近，即多在思考和解釋傳統的或儒家的中國是否能以及是否發展出了資本主義，以及為什麼。一個類似而更早(至少從新文化運動起就進入集體意識層面)受到關注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曾產生「科學」，以及是否可能產生出「科學」；更多是直接探討一個答案已經確定的問題，即中國為什麼未能像西方那樣產生出現代科學。在所探索的大問題方面，當然也有中國與西方不同之處。在西方，特別是美國。20世紀50—70年代中國史一個主要的「問題」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何以成功?這在大陸和台灣都較少得到分享，無疑是受到政治的影響(儘管是出於不同的考量)。不過，在大陸有一個略相似的問題，即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由於都是想要詮釋既成事實，所以西方和中國學者所問的問題基本都是答案已經前定的，不過在西方可能還有多種不同的解答，需要相對更多的探索方向而已。無論如何，在試圖從歷史理解當代現象這方面，雙方基本是共同的。對於「十七年」，中國史學界存在一個顯著而迄今認識不足的現象，即自身學統的中斷，而且很可能是一種「自覺」的中斷。相當一些學者，甚至包括不那麼年輕的學者，對以前的、特別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採取不看或視而不見的態度。我們今日特別提倡「創新」，其實出新正須溫故；無源之水式的創新，往往事倍功半，還未必討好。有些年輕人對「十七年」的研究不聞不問，可能因為他們受學時便未曾聽老師言及；還有人之所以採取不屑一顧的態度，則或許認為那本無多少參考價值什人以為，「十七年」的研究確不令人滿意，恐怕也沒有那樣差)。關鍵在於，學術傳統不論是否「優良」，一旦中斷，學術積累便雖有而亦似無，實際也就失去了「創新」的基礎。試舉一例：柯文(PaulCohen)教授總結出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取向，[1]近年受到許多國人讚賞或仿效，但這些國人似乎並未注意到，這一取向本是不少中國同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家所長期貫徹的。⑿熟悉中國馬克思主義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兩個過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⒀若認真看，毛澤東在論述「兩個過程」中列舉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⒁而「三大高潮」分別是太平天國、戊戌維新和義和團，以及辛亥革命，這也是認識近代(當年的分期僅指1840—1919年)中國的主線。將兩個取向做一對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說實際淡化處理了19世紀三個重大涉外事件——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不論提出「三大高潮」者主觀上是否有意識地通過對「兩個過程」進行詮釋以凸顯中國的本土因素，從客觀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於相對次要的地位，的確體現出以中國本土事件為重心的傾向。在中國近代史這一新興學科里，直到20世紀50年代，不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研究模式，基本是以中外關係為中心的。或可以說，「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實際挑戰了中外既存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模式。但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內在理路看，「三大高潮」與「兩個過程」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緊張，至少體現出側重和傾向的不同：就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來說，「三大高潮」顯然更多呼應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僅相對而言)。不排除「三大高潮」的研究傾向無意中受到中共革命實踐的潛在影響，因為中共長期實施了一種「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而在絕大部分中共實際控制的鄉村區域里，帝國主義侵略(包括經濟和文化侵略)還是相對間接的，那裡的「半封建」因素的確要強過「半殖民地」因素很多。因此，就詮釋中共革命的勝利而言，「半封建」因素可能確有更直接的相關性。但對更廣義的中國近代史來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兩因素顯然同樣重要(近代中國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幾乎都不能脫除外國印跡，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從來強調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這裡隱伏著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幅員遼闊」在中國有著非常實際的意義，而西潮衝擊更擴大了原本存在的區域差別。所謂城鄉差別、沿海和內地的差別，都是近代最為凸顯的現象。頗具詭論意味的是，在受到「三大高潮」說影響的具體研究中，城市和沿海區域實際受到更多的關注，而內地，特別是鄉村，卻始終是相對薄弱的環節。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個在「半封建」領域裡探索「半殖民地」因素的奇特現象。無論如何，「三大高潮」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影響了中國內地的近代史研究，其一個後果可能導致不屬於「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無意間被研究者所忽視。⒂如果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夠充分，遑論更廣義的所謂「西方衝擊」了。但其另一後果，卻是很早就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傾向(儘管可能不是有意的)。我想，要總結過去30年中國內地的近代史研究，這一或許是無意之中形成的傾向，特別是其怎樣形成的發展過程，還值得進一步深入認識和分析。今日不少中國學者忘卻自身的傳統，專從外國學者那裡重新輸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國既存的取向，最能揭示上面所說的中國自身學統的「自覺」中斷。因此，要真正了解近「三十年」史學的變與不變，特別需要整理「十七年」的研究狀況。三、「十七年」與「三十年」從「十七年」到「三十年」一個很明顯的延續，是同樣繼承了20世紀「新史學」那種不把中國傳統史學理念作為研究思想資源的特點。而「三十年」與「十七年」最大的不同，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引用日漸減少(這是「三十年」中兩個階段的共通趨勢)。在「三十年」中被引用的西方史學理論，前一階段較多的西方史家是克羅齊和柯林伍德(前者是回歸30—40年代的中國，後者較多受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海外影響)；後一階段開始轉變，大致出現多個群體，尚未表現出明顯的「個體優勢」；但可以看出的是越來越多非史學學科的論著被援引，且仍在與時俱進之中，即不僅追趕，而且要追趕最新的。這中間已產生一個尚未引起很多人注意的問題，即我們的史學目前追趕「國際前沿」的速度已經相當快(有意思的是，「走在前列」的常常是非專業者，甚或是學術愛好者)，但對於從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的西方論著(包括研究中國的論著)，則極為生疏，所知甚少。問題是今日西方的「國際前沿」正是在那基礎上產生的，其回應和修正的很多問題，正是那個時代的學術取向和學術成果。追趕者若不了解其針對性，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由於這一斷層的存在，有些在西方影響很大的論著，在我們這裡卻幾乎沒有什麼反應。最典型的例子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在美國影響廣泛臼中波及西歐)，涉及無數學科；該書在1980年就有中譯本(雖然譯得不夠好)，但在中國一直影響非常有限。這與我們基本不了解此書出版前的美國和西歐學術狀況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如果允許我用一個前些年的術語，二戰後直到現在的西方思想界和學界都相當「左傾」，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後來仍很有影響。我們近年逐漸疏遠馬克思主義，未必有利於理解今日的西方思想和學術。任何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發展，所受學術積累的影響，可能看似無形，而實則相當深遠。對史學而言，資料、專門知識、學者習慣、學術傳承、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都會影響到學術傳統的形成，特別是一定時期內相對定式化的學術思維方式，對具體研究的制約甚大。柯文在其《在中國發現歷史》被譯成中文時，就曾擔心中美「兩個世界」的長期「相互隔離」可能影響對其著作的理解。[2]的確，雙方的隔離歷時不短，對個體學人而言可以說很長，在此隔離期積累而成的學術傳統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時間會更長，故其改變也需要較長的時間。即使有形的「隔離」全不存在，無形的「溝通」不足還會持續相當的時日。在努力溝通對話的同時。也要清楚地認識到彼此之間從「問題意識」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都存在著相當的差異。章太炎在清季時說，「世變亟，一國之學，或不足備教授，又旁采他方」。對新異的「他方之學，易國視之，若奇偉然」。對此要避免「豪毛相似，引類附會」，更不能有意「顛倒比輯之」。而之所以出現「引類附會」或「顛倒比輯」現象的一個原因，就是有些為他方之學所眩惑者，其本身又「自疏國故」。[3]在「國故」已疏的前提下，若「他方之故」也不熟。則可能出現更多的誤解。例如，在「三十年」的前期，克羅齊和柯林伍德的見解多被引用，但二人有一個共同傾向則甚少為國人所注意，即他們當年面對各種社會科學的衝擊，曾特彆強調史學的自主性(凸顯史學自身的科學性，就是其中一個重點)。在我們這裡，不少常引用克羅齊和柯林伍德言論的學者，同時也是鼓吹史學社會科學化之人；他們似乎並未看到其間的緊張。恐怕多少也是對此二人所處時代的思想和學術語境了解不足所致。又如，現在很多人都在批評所謂的「西方衝擊—中國反應」模式，卻幾乎沒有人涉及50年代在美國流行的行為科學理論，那正是「衝擊—反應」模式的理論淵源。還有，西方曾經風行的所謂「解構」取向，近年也曾影響到中國；若不熟悉其所解之構，最多不過人云亦云而已，自己恐難有實際的收穫。我們雖也曾翻譯過幾本結構主義的書，但對結構主義在歐洲(特別是法國)那巨大而廣泛的影響所知甚少，因此很多人雖樂道傅科(MichelFoucauh)，卻未必了解到傅科所因應或顛覆的究竟是什麼。不少人跟著他說什麼「言說」(discourse)，似並不清楚其具體所指乃是一個時代用以表述或再現的知識系統，充斥著權力和控制等等。不僅理論，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亦然。如市古宙三在上世紀60年代曾提出一種假說，從紳權擴張的視角論證清末廢科舉對士紳的負面影響不大，本來反對廢科舉的士紳此後頗識時務，另闢辦學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權。由於士紳能抓住新的機會，故廢科舉後不僅未受大影響，且日子比以前還更好過，直到1949年都基本維持其原有的社會地位。⒃對於這樣的「理性」詮釋，芮瑪麗(MaryWright)當時就表示，雖然市古先生的論點表述十分得體，她本人所見史實並不支持這一見解。⒄兩人所見各異未必表明市古宙三的假說就不成立，但若士紳群體真是從晚清到1949年都基本維持其原有的社會地位，中國的近現代史可能需要整體改寫。不幸類似觀念近年又有一些中國學者複述，複述者可能有些既疏「國故」又疏「他故」。所以才被原已受到置疑的他方新異之見所眩惑。今日中國史是一個世界範圍的學問，幾乎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參考非漢語世界的中國研究成果。不論是想要趕超，還是僅僅在基本的學術規範層面做起碼功夫(即任何研究者都必須了解相關題目的既存論著)，都需更多注意這一前「三十年」(「十七年」加文革)和後「三十年」間的斷層，並有所因應(今日中國學人讀外語的能力大大增強，青年學者尤強，故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直接影印一批歐美大概不會重印的專業書)。在借鑒外國方面，「三十年」的史學還有一個明顯的弱點，即多注意歐美的中國史論著，而較少注意其背後隱伏的歐美史論著。歐美史家研究其本身歷史的著作，才是他們學統內的主流。其研究中國的論著，則相對只是其支流。讀外國史家關於中國的論著，除了解當時當地的思想學術大語境外，恐怕還要先了解其史學的學術榜樣，然後才容易知其論著之所欲言。讓人高興的是，這一點目前已開始在改善，越來越多的歐美史名著被譯介到中國。不過，不少研究中國的學者仍視為非本專業的書而不怎麼看，儘管他們實際比較喜歡引述外國的中國研究。若在更多關注歐美史學主流的基礎上閱讀其中國史論著，想必會有更多陳寅恪所說的「了解之同情」。下面我要非常簡單地反思近30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變與不變。需要說明的是，我討論的基本是中國內地的情形，而且會較多注意與「十七年」的異同，有時仍會回溯到前面。四、「三十年」的變與不變「三十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就變化的一面言，文革結束後，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史學界對過去研究狀況的不滿可以說是老中青共同的。最明顯的不滿是30年間「史學危機」的議論不絕於耳，⒅儘管不同的人對「危機」的具體指謂可能相當不同，無疑仍體現出一種對史學研究狀況的持續不滿。不滿自然會思有所變，這是各方面比較共同的一點；具體怎樣改變，則相當不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20世紀50年代起在西方受到較多關注的韋伯式「資本主義興起」問題逐漸受到大陸學者的關注，這與「十七年」基本在馬克思主義框架內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雖有一定的繼承關係，但其思想資源已相當不同。而且，韋伯問題的引起注意，與20世紀70年代所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有直接的關聯。很多人其實討論的不是韋伯關於「資本主義興起」與基督教新教的關聯，而是他關於資本主義能否在其他文化體系產生或興起的疑問，有些人實際就是想要論證儒家與「四小龍」經濟起飛的關聯性。可以說，這一討論進入大陸，與當時所受的港台影響是分不開的；儘管進入大陸後討論的重心已有所轉變，韋伯的名字常常出現在那時學者口中，卻是不爭的事實。與韋伯觀念的流行相關，60—70年代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比較流行的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問題也開始為中國學者所關注。在中國近代史領域裡，現代化甚至一度成為想要「替代」所謂三次革命高潮模式的議題，大致也是「三十年」的前一階段最為人所接受的議題。直到今天，如果立足於補充而不言取代，即使最標準的「革命高潮」論者也相對更能容忍和接受這一模式(詳後)。有意思的是，進入21世紀後，「現代化」又逐漸被「現代性」論述所掩蓋，呈現出一種有些詭論意味的現象，即相對年長的「革命高潮」論者還在針對和因應「現代化」模式(包括接受和拒絕)，但在較年輕的一輩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和處理「現代性」問題。後者中不少人基本是趨時性的術語轉換，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現代化」和「現代性」兩說的一些關鍵區別(在近年相當數量的中國近代史論著中，若將「現代性」一詞置換為「現代化」，其整體論述仍然成立，有時可能還更通順)；但這樣一種不甚了解的追隨，恰最能體現兩者間的轉換。「三十年」中最顯著的變化，可能是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近代」為1840到1949年這一時段，打破了「十七年」以1919年劃分中國「近代」和「現代」的舊框架。這雖是多年來學界較為普遍的主張，但直到近幾年才基本確定。現在很多大學的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兩教研室都已合併成一個「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雖然仍在「磨合」之中)。2006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張海鵬主編)，也是一個典型的標誌。其餘變化尚多，不能一一縷述。從思路和論題言，若相對抽象地說，大體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改革開放」之初，部分可能受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發展方向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對中國近代史「發展線索」提出新的看法，修改或重新釐定近代各「革命高潮」；也有人提出以「現代化」作為基本詮釋模式，以取代或涵蓋「革命高潮」論，或至少與之並存。目前相關的討論仍在繼續，但參與者似不如20世紀80年代那麼踴躍了。⒆在具體問題的研究方面，可見相當一些人持續關注著與「高潮」或特定「運動」相關的重大事件，但在所涉及的具體內容上開始出現較大甚至重大的突破。還有一些人轉向與「高潮」或重大事件不甚相關且不論大小的具體人和事，包括一些重要但過去視而不見的人與事，甚至真正無名之輩的言說和行動。如果以上面所說的兩階段看「三十年」，在後一階段中第二類的研究可見明顯的增多。同時，在這兩種類型的具體研究中隱伏著一個從研究題目較難看出的重要區分，即不論選擇什麼題目，一部分人思考的基本仍是過去特別關注的問題，另一部分人則已較少思考那些問題了。但我必須指出，變的一面不能太誇大。一方面，如傅斯年晚年論「傳統的有效性」所說：「傳統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變前，尤其不死。」⒇另一方面，即使傳統真「死」了，如馬克思所說，「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4]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確實有相當地方可見「傳統不死」的一面；有些被我們視為「變化」的面相，在立意上並未見多大的變化，只不過是一些長期得到提倡的取向和做法此前較少真正進入實踐，或至少未能廣泛推行而已。這種變化掩蓋繼承的現象，可以近年顯得熱鬧的「社會史」研究為例。《歷史研究》雜誌在1985年召開了關於「史學危機」的座談會，編輯部會後提出：「圍繞著"史學危機』的種種議論，正是要求我們的史學從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轉向研究整個社會。」[21]這裡已可見轉向「社會」的意向，雖然其所說的「整個社會」與很多人心目中的「社會史」可能有些距離，更多可能是在提倡研究「非政治」的歷史；[22]但「社會」的出現仍提示著某種特定的指向。早在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新史學就有面向基層和大眾的傾向，[23]即表彰底層的民眾反抗運動，如肯定太平天國，有時也包括義和團。然而，正因這些肯定多是以政治目的為主(如受清季革命黨人觀念影響，誰反滿就肯定誰；到反滿不再是政治目的後，此類肯定便不發生多少作用)，就導致一個詭論性的現象，一方面當時人提倡的「民史」和「群史」似乎正是要寫後人所謂「沒有政治的歷史」，同時他們所提倡的又都帶有強烈的政治關懷。結果是陳黻宸在20世紀初期提倡的「知民俗之原」和「證閭里之事」那樣的「民史」，[5]並未得到真正的發展，就連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一類民眾反抗運動，直到20世紀末也仍存較大的爭議。20世紀初的中國學人雖然競相提倡「民史」而反對「君史」，但其內心似並未出現真正沿此方向的轉變。觀早年所出各史書中，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學歷史教科書》最不講民史(但多言社會進化)，恰最受各方讚賞；而那些真嘗試寫「民史」者雖一度銷售不錯dC0曾鯤化的《中國歷史》)，卻少得著名學人稱讚。[24]可知精英學人在意識層面已認識到撰寫「民史」的必要，然多側重於學術之外的宣傳，其真正欣賞的，還是相對傳統的學術標準。史書的內容是否真以「民史」為主，實際是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後)的。此後相當時期的中國史學仍以政治史(逐漸包括經濟史)見長，特別是後來興起的左派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也並未以「民史」為核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世紀20—30年代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雖處處可見「社會」二字，其實僅體現了早年「民史」取向中那種尋求「全體國民」歷史規律的傾向，很少涉及實際的社會史事。這種狀況到1949年後有較大轉變，但仍更多偏於理論的主張(並屢有爭議)；即使在討論備受重視的農民戰爭時，也不過較多涉及經濟層面而已。儘管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不斷提出寫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歷史，這方面的具體研究卻始終不多，看上去像是在設法「抵制」(多數史家並非在意識層面故意「抵制」上面的指示，但越是無意之中的不追隨，反越可見真「民史」實不為史家所重視)。不過，雖然真正的「民史」至今尚未能較成功地樹立起來，早期的願望仍為近些年的社會史興起埋下了伏筆。在某種程度上，將近年「社會史」在中國的復興看作20世紀初學人們反對「君史」而呼喚「民史」或「群史」的蕩漾餘波，似亦不為過。一個世紀之後，百年前的「民史」目標第一次表現出真正實行的跡象。側重基層社會、尤其「吃喝玩樂」面相的史學，近些年已逐漸壓縮政治、軍事、經濟等以前的史學「重鎮」。[25]對突破過去以帝王將相和精英士大夫為中心的史學，「民史」取向的確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嚴格說也有其學術局限性，更要警惕近年逐漸呈現出來的矯枉過正傾向。竊以為，歷史研究應特別注重和強調研究對象的時代性。「大眾興起」是20世紀一個顯著現象，如果後人研究今日的西方和中國，誠然應多注意下層和普通人；蓋社會等級雖仍存在，社會成分實已非常多元化，尤其商業、文藝等更日益呈現出適應大眾的明顯傾向(不喜歡者徑稱之為「媚俗」)。而19世紀以前的中國社會本是以精英為中心的等級社會，政治上層和社會精英的作用實在太大。過去史學的確太忽視民眾，適度提倡面向基層的史學，可以大大拓寬我們的視野，補前人研究之不足，使我們對往昔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但若矯枉過正，整個史學界都來從事基層研究，而置上層精英於不顧，等於是全據邊緣以言中心，恐非正途。[26]或可以說，在大眾興起之後的「媚俗」時代，多關注基層應無不妥；在世風尚雅而尊崇精英的時代，仍不能不以當時社會所重者為研究中心。套用林肯的一段話：對19世紀以前的中國史而言，部分史家長期研究底層或全部史家在一段時間裡研究底層皆無不可，若全體史家長期研究底層，絕對會成大問題。具體到中國近代史，前半段仍在尊崇精英的時代，後半段士人的地位開始下降，然餘威仍不時可見，故基層社會在整體歷史中的地位，尚須謹慎斟酌。另一方面，在「國家」意識和「國家」力量日益增強的近代，「社會」受政治的影響實在很大，若言社會就排斥政治，難免也會誤入歧途。[27]近年不論中西，關注庶民或下層人的史學仍不脫某種俯視的眼光，故相對側重大眾與精英的差別和歧異，較多看見下層對上層的「反抗」、弱勢抵制強勢的「控制」等等。問題是，若回顧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自發」和「自為」的論述，當階級的仇恨和反抗也需要灌輸和「發動」(譬如「憶苦」)時，可能提示著多數庶民或下層人的感覺並不很差(當然也可以說其尚乏「自覺」)；在一個眾人基本接受「思不出其位」觀念的社會，並非多數士兵都想作元帥，下層人當然希望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但也未必都覬覦著上層或想要進入上層，這意味著他們的自我感覺至少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差。如果受到引導，則很多人可能會產生受壓迫感、貧寒感等等不平的感覺。例如，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曾引起爭議，其中一個主要議題就是貧寒子弟的讀書問題。當年有人曾折中八種既存的社會調查數據，假定中國一家最低生活費為每年130—160元，年收入在這數目以下的家庭便是窮人，即貧窮標準是個人年生活費約30元。[28]而當時爭論中自感貧寒的人包括交不起數元報考費但可以讀師範(免學費)的人，寓居城市每月消費10元的人，和進入清華而年支出250元學費的人。他們的自我貧寒感都是真實的感受，可知那時很多人都眼光向上，其看見和對比的更多是那些更為富裕的，而對其身邊更貧寒者卻往往視而不見。這一心態是導致社會不滿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可能也是被引導的結果。[29]另一方面，現在研究下層的一個常見傾向是用後來的眼光看往昔，如「國家」如何想方設法儘力將其「控制」向基層的滲透和延伸，幾乎已成眾口一詞的論述。其實在一個小政府大民間(或大社會)的時代，國家的威權可能更多以威儀來體現，即國家通常以各種禮儀來表明其不可挑戰的尊嚴之存在，[30]而地方社會的基層「管理」實際是留給當地士紳一類人物來實施的，呈現出較明顯的「自治」意味。這一「控制」方式成本甚低，不支付或少支付管理成本意味著國家對被統治的人民可以收取相對低的賦役；而低稅收是一種德政，也向被視為德政，往往是得道(即統治正當性)的體現，又何樂而不為。由此看來，「國家」是否真想，以及為什麼想將其對地方的「控制」落實到基層的具體管理層面，大可推敲。只是在四民社會解體之後，由於既存社會體系崩塌，地方精英與文化的關聯日益淡化啣的劣化就是最明顯的表徵)，也由於統治正當性觀念的更新，「國家」才開始需要也想要增強對地方的控制。有此願望和努力，才會出現今人關注的「國家」控制向基層的滲透和延伸。但這在近代中國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且由於幅員遼闊，各地發展未必同步，故綜合性地討論「國家」控制向基層的有意延伸，或討論一地而引申到全國，都要相當謹慎。實際上。過去民謠中的「天高皇帝遠」，最能反映「國家」不在基層，而老百姓反而期盼著「國家」的接近；這一民謠在近代並未消失，且常常重複，多少可以反映民眾的實際感受。這樣看來，現在關於國家總想控制地方的通行敘述，多少表現出一種與百姓意願和民眾感受相反的趨勢(假如被敘述的大眾可以參與討論，他們是否贊同，還很難說)。這就提示出「民史」取向中某種傳統的影響，即今日的大眾敘述仍帶有明顯的「代言」傾向。過去是讀書人代聖人立言，如今被轉化為代大眾立言。當年略帶反智傾向的林白水等人是一種代言，[31]今日的研究又是另一種。或可以說，今日史學中的大眾敘述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種以精英為閱讀對象並更多反映精英喜好的言說；基層鄉街民眾都像監獄中的葛蘭西(AntonioGramsci)所想像的那樣每天熱衷於權勢爭奪，恐怕就是用精英的眼光看庶民的一例。[32]近代史研究中似變而實不變的面相還有許多。上面僅是一例。要避免過於傾向一端的取向，可能需要更加多元地認識和表述那無語的往昔。[33]近年我們認識近代中國的取向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化的趨勢，多少也反映著近代中國這一認識對象本身的多歧發展。對於近代中國的多姿風采，應予充分的承認，並將這方面的探索上升到意識層面；甚至不排除在表述時也不那麼簡白，即史學應該適當呈現歷史的豐富性，為此可以考慮採取更有層次的表述方式。這個問題只能另文探討，下面非常簡單地展望一下今後可能的發展。五、餘論：今後可能的發展從前面關於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簡述可以看出。試圖從歷史理解當代現象的傾向一直存在，故學術受外在世局的影響是很顯著的。中國本身(有時也包括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狀態往往可以影響研究取向和研究典範的形成，如1949年的中共掌權，如所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以及80年代末歐洲和中國的事變，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西方學界的思路轉變(就美國而言，越戰的全方位影響更是無論如何不能低估的)。近3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又在衝擊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恐怕用不了多久還會出現一次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導致對近代中國史的再次重估。剛開始進入學界而又試圖趕超歐美的史學新手，可能要充分注意這一點。我當然不是建議初學者放棄目前，而致力於想像什麼預案，以搶佔制高點云云。任何將來的轉變，一定產生在過去和現在的基礎之上，所以最初的一步仍是把握過去和現在。但有此思想上的預備，更能提示研究者保持一種更開放的心胸，以適應可能很快會面臨的變化。蒙文通嘗據孟子所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提出：「觀史亦然，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浩浩長江，波濤萬里，須能把握住它的幾個大轉折處，就能把長江說個大概；讀史也須能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6]然而「瀾」本形成於水「流」之中，濤起濤落的前後，可能是很長一段平靜的水面。此正如「潮」之有漲有落，且高潮的時間不長，高潮之後還會有一個時間更長的退潮過程。假如只在轉折處看波濤翻滾之剎那形態，豈非觀「瀾／潮」而忘「水」?但若保持一定的距離，或更容易看清潮起潮落的變化。重要的是對整體水流要有清晰的把握。水流那相對平緩的部分，或歷史那不變的一面，不論是否表述出來，都要始終存於胸中，決不能忽視。從整個水流的全局看，有時「未來視野」對歷史轉折的認識也有重要的推進。如果我們知道所研究的時段正處於變化之中，正如潮水尚未達到頂峰，則已發生的「巨變」對於未來者而言可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其變之「巨」就可能大打折扣，而研究者也可以更平緩的心態來觀察和分析已發生或正發生的變化。[34]面向未來本是許多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共同心態，[35]這一思路正可以借鑒到史學之中。同時，聞一多稍早所說的，他「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一語，[7]更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尤其在近代，外國在華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China)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這一點無需太高的學理修養也能認識到，孫伏園很早就觀察到，帝國主義的「力量是沒有一個鄉僻的地方不到的」。或用芮瑪麗後來的術語，即外國無所不在(theforeign omnipresence in China)。[36]前面提到，柯文教授《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近年在中國很有影響。該書翻譯之時，他本人也曾擔心，由於中國學者對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多年以來努力探索的爭論焦點不甚熟悉」，以及對其「用來表述這些爭論焦點的一套慣用術語感到陌生」，他們「是否就能理解這本書的論證，從而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對美國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義」呢?[8]從今日的後見之明看，他的這一疑慮絕非多餘；「在中國發現歷史」口號的流行，已經產生某種不可忽視的誤會，不少人開始較為封閉地考察近代中國(雖未必是有意如此，更多可能是無意所為)。所以，針對「在中國發現歷史」這一口號在中國引起的誤會。我曾提出去「發現在中國的歷史」。[37]當然不是文字遊戲。蓋西人所長本在中國之外，柯文所歸納的方向使其向中國之內傾斜，自然非常適合。我們本相對更長於內，同樣跟著再向內轉，便可能未受其利而反見其弊；若在關注中國當地的同時，側重在地之外來影響，則更適合自身的特點，或可收揚長避短之效。故我決非提倡什麼「中國人自身的中國史研究」或「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史研究」。在近代中國，不僅政治，多數文化、思想、學術、生活、經濟等方面的變化，也都處處可見外來的影響。一句話，如果外來「衝擊」退隱或淡出，我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虛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國」。我想要強調的，就是一種充分考慮近代「在中國」的各類外來因素(及其作用和影響)的開放取向，並希望時刻警惕不要陷入哪怕是無意識的封閉傾向。研究近代中國，不僅要深入了解所謂「前近代」的中國，至少還須參考三方面的外部歷史，即19世紀以來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後人對其的研究)。三者在這一時期都是變數而非定量，即其本身都處於發展變化的進程中。前兩者直接間接影響了中國，尤其是中國的上層政治和讀書人，以及口岸地區的社會和生活；後者中的大多數與中國沒有太直接的關聯(印度人、朝鮮人和越南人等則有直接聯繫)，但西方對殖民地的研究有意無意中影響著我們的近代史研究，很多人實受其影響而不自覺。只有對19世紀以來的西方和日本——特別是其發展變化的一面——具有較深入實在的了解，才能真正認識近代中國很多前所未有的變化。但過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這一點，尤其在日本和中國的關聯方面做得最不夠(常見的不過是對比雙方改革之成敗)：只是在所謂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中西和中日的關聯受到了較充分的關注，然或許又走得太過：我們的思想史研究最常見用西方觀念來套中國的實際，下焉者不過以中國為戰場實施西與西斗，即以西方的主義或理論為武器而相互作戰；上焉者也多學步邯鄲，追隨西方新潮的「問題意識」，而不問這些從非中國歷史環境中產生出來，有著特定的基本預設、方法論與認識取向的「問題」和思路，是否與中國自身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所存在的「問題」相一致。就殖民地而言。中國雖與各殖民地一樣受到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卻有一個與殖民地大不同的重要特點，即領土主權基本保持；由於這一重要因素的存在，帝國主義採取的策略和中國對侵略者的態度，都與殖民地場域中的大不相同，故近代中國與各殖民地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歷史，往往沒有很直接的可比性，卻又有很多相似或相反的參考之處。換言之，對殖民地的研究取向很多都不直接適用於中國。但又有極大的參照性——必充分了解各殖民地的發展演變，才能真正看到中國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特色」。一方面，今日中國研究已成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術；另一方面，也必須參考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張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既存「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裡面歸納出來的」，如果不「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特別是經過「擁有極其豐富史料的中國史」的考驗，就不能說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會科學的局限性和中國歷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會科學上的偉大前途」。[38]黃宗智先生最近也有系列文章討論他所說的「悖論社會」(paradoxicalsociety)概念，以及將20世紀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獨特認識方法提高到理論概念層面，以認識和解釋與歐美不同的近代中國社會。[39]近代中國社會是否「悖論」到黃先生所說的程度，還可斟酌。尤其是在意識層面，以西方觀念為世界、人類之準則並努力同化於這些準則之下，是相當多20世紀中國讀書人普遍持有的觀念，並有著持續的努力；類似傾向和努力也直接表現在學術領域。同時，在關於近代中國的研究中，歷史發生現場的在地特殊性及發生在那裡的具體實踐，特別是個人和群體的親身體驗，當然是必須充分考慮的。今日學人可以有更開放平和的心態，作為在地的學者，對外國的研究不必追風，不必全盤套用其理論，更不宜「顛倒比輯」其見解，但無論如何不能忽視他人研究的建樹一面和具有啟發性的地方，且最好在論著中有所因應，而不是視而不見，自說白話。就像不同類別的史料皆如落花之各有其意，[40]外在的或他人的研究，亦皆各有其「意」在；順其意或逆其意而讀之，皆當有所得，不過要充分意識到這是產生於特定語境的「他方之學」。其實異文化的視角可以提供一些生於斯長於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處，恰可能是在地的「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濟很早就從學理上論證了異國與本土眼光的互補性，也曾長期提倡一種對某一「文化」的雙語互證研究模式。若能在意識層面儘可能依據特定時段里「在中國之人」泡括在華外國人)的所思所慮所為進行提問，並探索怎樣解答，或者真能產生包括時空兩層面的「地方性知識」。[41]注釋：①這裡的「變與不變」是狹義的，主要是指轉變與延續；我也曾多次論及近代中國的「變與不變」，意思雖與此有些類似，但其「不變」的部分，卻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僅指近代範圍里一些現象的延續，而更多是借用布羅代爾的觀念，主要指傳統的延續，即從古代延續下來的那些「長時段」面相在近代的表現。②具體的討論可能詳略不一，有的僅點到為止，有的會稍微展開。討論的有些問題看起來可能沒有太密切的關聯，或顯得較為隨意，在有些人看來甚或表現出明顯的選擇性；其實都未必。大體上，我所說的都是我自己較關注，也多少思考過的問題(有時也整合一些過去論著中提到的見解)。那些雖然重要但自己並無些微心得者，羅列出來當然顯得更全面也更均衡。但對作者和讀者都無益處，亦非本文所欲言。③參見凌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30年(1978—2007)：一個引證研究」，第四屆中國文化論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30年」，汕頭大學．2008年7月5—7日。④敝友楊奎松和一位《光明日報》理論版的編輯都曾明確使用「另類」來界定我的研究風格，當然他們都是出於善意，且有容納「另類」的雅量。⑤有一次，我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聆聽葛兆光教授的講座，有一位聽眾發表評論時將出自大陸的學者分為兩類：葛先生是一類，喜歡思考和討論大問題；而我和當時在場的王晴佳教授RowanUniversity)是另一類，傾向於處理一些更具體的歷史問題。兆光兄當時就回應說，他和我應該屬於更接近的一類。我想他是正確的，因為我們都需要更貼切地針對中國的「學情」——儘管我確實不像他那樣常常思考和討論大問題。⑥前者是朱宗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本世紀初期的一個合理期望》，收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科研處編《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國》，成都出版社，1992年，670—687頁；後者是羅志田的《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收入其《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03年，53—90頁。⑦可參見羅志田《帝國主義在中國：文化視野下條約體系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⑧近年美國產生出把中國視為非敵非友的「共同責任者」一類新思維，便是一種試圖超越黑白分明思路的努力。⑨參見梁啟超《新史學》(1902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引文在3頁。⑩此後西方和中國的學術大背景進一步助長了這一傾向，人——特別是具體單個的人——的隱去，是近幾十年史學中一股很強的潮流(主要與史學的社會科學化相關，但也不排除受到整個社會生活中人的異化的影響)，說詳羅志田(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兩點反思》，《社會科學研究》待刊。⑾學術積累那無形中的影響是相當有力的，就連美國的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有時看上去也像是兩種不同的史學，此不贅。⑿下面兩三段是重申我在《發現在中國的歷史——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點反思》(《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一文中之所言，我曾想用幾句話概括原文提出的意見，但考慮到不少年輕讀者可能對這些內容不很熟悉，那樣的概括易生誤會，故基本重複了該文的語句，謹此說明。⒀相關的背景知識和一些近年的探索，可參見張海鵬《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3—108頁。⒁全文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至現在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95頁。⒂這在全國一級學會的組成上體現得最明顯，1919年後的歷史有中國現代史學會，此前的80年過去定為「近代史」，卻迄今沒有一個「中國近代史學會」，而只有分立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三個學會。現代學術機構對研究的推動有目共睹(特別是大型學術研討會的組織和召開)，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結果是，不屬於「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的研究無形中被淡化了，因而也影響到整體的「中國近代史」研究。⒃參見Ichiko Chuzo，「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in Mary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Press，1968．pp．297—317；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實為《劍橋中國史》第11卷)，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440-441頁。⒄參見Mary Wrigh，「introduction，」in idem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First Phase，1900—1913，P．40．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牛大勇不久前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史學危機」與近年來北京大學史學教育的改革》(北大歷史系網站，http：／／www．hist．pku．edu．cn／reserch／niudayong．htm．2008年6月19日訪問)。⒆這些討論大都可以從張海鵬所著的《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概說》(即他本人主編的《中國近代通史》第1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42—147頁)中看到，並可參考該書494—504頁所列舉的論著目錄，相關討論基本都已納入，而且該目錄是按出版發表的年代先後編排的，非常有利於把握這些討論的進程。⒇傅先生的全文是：「傳統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變前，尤其不死。儘管外國人來征服，也是無用的。但若生產方式改了，則生活方式必然改；生活方式既改，傳統也業人受折磨。中國的生產方式是非改不可的，無論你願意不願意：時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話便無以自存。所以我們一方面必須承認傳統的有效性，同時也並不能不預為傳統受影響而預作適應之計。」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1950年)，《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卷，211頁。[21]《編者的話》，《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並參見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收入羅志田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679-681頁。[22]類似傾向延續了較長時間，20世紀90年代初創刊的《學人》雜誌，一開始就以討論「學術史」作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但翻開《學人》就會發現，那裡討論的常常並非總體的學術或某一具體學科之研究發展演化的歷史，亦即不必是「學術的歷史」，而是試圖區別於「以政治為中心的歷史」卻又與政治若即若離的「學術史」(參見《學人》主編之一汪暉的回顧文章《小小十年——<二十一世紀>與(學人)》，《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145—146頁)。這一「學術史」定義更持續到1998年復旦大學召開的「重寫學術史」研討會，會上實際討論的是要「重寫」各種專門史，但卻定了這麼一個名目，且多數與會者對此並無異議，最可見這是更早一些討論的繼續。參見羅志田《探索學術與思想之間的歷史》，《四川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23]梁啟超預言：「今後之歷史，殆將以大多數之勞動者或全民為主體，此其顯證也。由此言之，歷史的大勢，可謂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遞趨於群眾的『人格者』。愈演進，愈成為『凡庸化』，而英雄之權威愈減殺。」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113—114頁。[24]如錢玄同於1903年讀曾鯤化書，「見其多民族主義之談，甚愛之」，視之為「史籍教科書之佳本」。到1906年，他已轉變觀念，覺曾著雖然「體例未錯，而喜用新名詞，太遠國風，且考據多訛」。倒是劉師培的《歷史教科書》「取精用宏，體例亦差可，遠勝夏[曾佑]《歷史》」。但到其自編年譜(約1909年)時，又認為「平心而論，歷史教科佳者，首推夏氏，次則劉氏。若曾氏者，專務用新名詞。並造圖像，不率故常，實極可笑。」參見錢玄同自編《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附於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錢玄同日記》，影印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冊，7554頁；《錢玄同日記》，丙午(1906)年四月十一日，第1冊(1905—1907)，130頁。[25]這裡所謂「吃喝」，是較為接近「玩樂」的那個層面，即今日人們口中「拉動消費」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提到的那種基本生存意義的「吃喝」。後者，特別是那種以數據分析模式為主的社會經濟史論著，在較長時間裡也是既存研究的重鎮之一。[26]這個問題多年前曾與王汎森兄討論，頗感受益。我本人也提倡眼光向下，且現在仍主張走「由虛入實」之路。將研究重心更多轉向具體的中下層機構、群體、人物和事件。這一看法曾表述在拙文《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之中，當時曾將初稿呈送一些朋友指正，楊奎松兄就指出，近代史中從慈禧太后、袁世凱到蔣介石等上層人物的研究仍相當不足，若提倡關注下層太過，可能導致對上層的忽視。我很贊同他的看法，已將其意見納入拙文之中。[27]我自己蒙他人抬愛，常被視為「思想文化史」和「學術史」的研究者，但我深知政治在近代的影響力；而且，套用陳獨秀的一句話，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學術等，都是榮辱與共的「一家眷屬」，缺一不可。近代史僅僅百餘年，學者固不能無所側重，然其餘只要可能涉及，也會多多益善。所以我始終不敢放鬆對社會、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領域他人著述的追索，多數領域自己也不時涉足，只有經濟史基本不敢碰，因為那是一個以數據為基礎的子學科，而我們現存的數據，既不全也多不可靠，非辨析至微而積累長久，實難以為工。[28]除上述數據外，李敬穆又根據兩次政府的貧富調查，以及各種社會調查的數據，估計貧窮人口約佔中國人口的一半。參見李敬穆《貧窮論》，北平光華書局等代發行，1930年，18—22頁。當年中國地區差異甚大，實難有統一的標準。我的感覺，這個貧窮標準對多數地區言恐怕已經太高。[29]到1934年清華作文考試中，閱卷者朱自清就發現「恨富憐窮的思想，是這回南北試卷里的普遍思想」。說詳羅志田《無名之輩改寫歷史：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爭議》，《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30]此點受到科大衛(David Faure)教授2005年11月18日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座談時發言的啟發。[31]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230—231頁。[32]按照魯迅的觀察，老百姓其實是喜歡關注皇帝太妃的(魯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卷，24—25頁)，不一定更欣賞關於他們自己的敘述；退一步說，當他們關心自己如何被表述時，若看到自己原來每日都充滿著權勢競爭意識，而甚少關注鄰里的和睦相處，似乎也未必會很以為然。[33]傅斯年曾說，學者都難免主觀，故最好的辦法是一方面不放棄對客觀的追求，同時以「多元主義」來彌補「主觀主義」。參見傅斯年《台大<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368—369頁。[34]關於「未來視野」，參見潘公凱「中國現代美術之路」，在「現代性、現代轉型與自覺」學術研討會(廣州，2007年5月9—11日)上的發言。[35]胡愈之那句「永遠向著未來，不要懷念過去；一切為了明日，不要迷戀昨日」恐怕說出了許多人心中想說的話。這是他1948年在其小說《少年航空兵——祖國夢遊記》中所說的，參見胡愈之《南洋雜憶》，《胡愈之文集》(6)，三聯書店，1996年，289頁。[36]伏園：《弱國的青年》，《京報副刊》，1926年4月15日，8版；Mary Wright，「introduction」，inidem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Phase．1900—1913，PP．54—58．當然，承認無所不在之餘，也要注意具體所在的強弱；如前所述，在沿海和城市，帝國主義的直接影響仍是遠大於鄉僻地方的。[37]參見羅志田《發現在中國的歷史——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點反思》，《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38]參見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收入其《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第二集，131—143頁；另見徐蘋方、張光直《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學報》新6期(1999年5月)，8—16頁。[39]參見黃宗智《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讀書》2005年第2期。[40]說詳羅志田《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41]參見羅志田《發現在中國的歷史——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點反思》，《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參考文獻：[1]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M]琳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2][8]柯文．中文版前言[A]．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M]．1—2，1-2．[3]章太炎．程師(1910年)[A].章太炎全集(4)[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37．[4]馬克思致弗·波爾特(1871年11月23日)[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394．[5]陳黻宸．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1905年)[A]．陳黻宸集[M].陳德溥編．中華書局，1995．680—681．[6]蒙文通．治學雜語[A]．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增補本)[M]．三聯書店，2006．1．[7]聞一多致臧克家(1943年11月25日)[A]．聞一多全集(12)[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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