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知識人曾經代表天 現在卻出現認同危機

杜維明：知識人曾經代表天 現在卻出現認同危機

發布時間:2013-06-17 09:39作者:杜維明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1705次

　杜維明，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重要思想家。

　　（騰訊文化訊）當我們談論知識分子時，我們往往離不開談論政治。當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知識分子的底線和操守在哪裡？這是人們一貫感興趣的母體話題。在接受騰訊文化「問診知識分子」系列專題採訪時，中國當代著名儒學思想家杜維明先生談到，「我們需用『知識人』來審視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價值。」

　　在杜維明看來，中國古代的知識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歷史維度中的地位曾是當家作主。然而，古代的知識人不同於當下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認知：知識分子一定要跟體制劃清界線，有抗議精神，否則你就不是知識分子，杜維明稱這條認識知識分子的道路在中國註定走不通。因為「知識分子」在今天雖然發展為一個階層，真正當家作主的卻是「政治」，知識分子和政治之間演化成毛和皮的關係，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問題，當前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就是為政治服務的階層。與之相對地是，法德等國的知識分子也與政府關係密切，風骨卻能夠維持相對獨立，甚是滑稽。

　　那麼，理想化的主人翁「知識人」何日才能跳脫當前從屬和被支配的狀態？對此，杜維明堅持「烏托邦」式的理想信念：「從儒家角度理解知識分子，他們可以在不斷變化著的社會中尋求不同定位。加之社會多元的傾向，媒體、企業、學術以及各種政府組織會發生基於各自特徵的多元化進程。面對儒學何時振興的質疑，杜維明回復：儒學的復興需要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說，面對知識人的認同危機我們需要找出一個比較寬和的方式，那時，一個全新的局面將打開。

　　如下為杜維明參與「問診知識分子」訪談中，與騰訊文化對話實錄：

　　騰訊文化：在您看來，歷史維度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什麼狀態，屈原的悲劇屬性是這一階層的常態還是個案？

　　杜維明：我用知識人這個概念來審視這話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他有良知理性，他有抗議的精神，他所考慮的問題不是他個人的，不僅是知識層次所帶來的經驗以及方法，而是它給予所有人的福祉，事實上這個命題在中國應該是孟子所代表的觀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對此，孔子也有很深刻的認識。

　　那麼在大環境來看，知識分子應該就是一個民族的主人翁，雖然實際上我們常常看到知識人被邊緣化了，或者是受到了各種不同政治的干擾，但是在中國老的傳統中，孟子所代表的傳統甚至在更早的年月里，中國的治理生態就是以賢人政治出現的，知識分子就不僅僅作為一個服務階層存在，它是使得社會跟秩序的意義及價值能夠維繫的群體。

　　所以我覺得像孟子，他對於社會的認識有分工這一觀念，每一個社會都應該有農人有工人有商人，他的重點是說明了為什麼要有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方面是為了維繫這個社會，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向領導階層爭取，同時也讓領導階層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所以它是能夠使上情下達的一個群體。

　　中國古代知識人甚至可以代表天，他掌握的資源非常豐富，他在社會治理中當家作主，端午所體現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識分子是悲劇的，但這個悲劇使我們能夠對知識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會角色加強理解，我相信屈原的悲劇是個例外，一般講中國古代知識人在歷史維度中的地位和狀態應該是當家作主。

　　騰訊文化：在您的觀念中，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風格的形成受到了哪些影響，比較西方，他們的狀況又是怎樣的

　　杜維明：其實我感覺到現代意義下的知識分子概念多半來自俄羅斯，這個群體在普遍認識上有如下特徵：首先是對現實的認知精神；再就是他們一定要跟體制也就是既得利益群體劃清界線；第三是這一群體從本源上要代表更寬廣的利益；第四是必須要有抗議精神。中國知識分子受這些判斷的影響很大，他們認為加入政權的或者跟政權有密切的關係的都不叫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要表現抗議精神，實際上這條路走不通，從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國家來看，他們的知識分子和政府的關係其實非常密切，美國重要的知識分子也會在政府中出任要職，德國大學教授的社會識別與政府官員差別亦不明顯，美國大學有名的知識分子及其影響力，對他們是一件何樂不為的事情。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是和現實政治有密切關係的，但是他的知識分子風格能夠維持相對獨立，他的良知理性相對獨立。

　　騰訊文化：如您所言，這是否意味著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定義發生了某些修改？

　　杜維明：不僅修改，它正演進為一個階層，也就是所謂的知識階層，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它具有職業屬性，知識人變成一個職業，美國講過政治作為一種職業或者學術作為一種職業，政治職業和學術職業這兩個是不相容的，政治職業靠的是責任，學術職業靠的是對真理的追求，那麼今天大陸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1949年以後，性格上改變的非常大，真正當家作主的是政治，共產黨作為政治（獨一無二的支配地位——編者按）帶來了很強烈的反應——知識分子和政治之間演化成了一個毛和皮的關係，知識分子靠政治的力量來維持，所以知識階層就成為了為政治服務的階層，媒體就是人民的喉舌，包括科學學界在內的學術界轉變成為某種職業團體，那種傳統中國的抗議精神，以及俄羅斯知識階層所代表的跟體制以及既得利益階層涇渭分明的劃分已經蕩然無存了。

　　騰訊文化：這種關乎知識分子屬性的調試是僅基於當下中國政治生態的還是一個全球性的進程？

　　杜維明：這種現象是全球的一面，但我想我們的情況更為特殊，原因在於我們從意識形態層面上看，真正掌握最重要話語權的機構是宣傳部，所以包括社科院及大學在內的各領域，又因為中國大陸的知識階層接受了基礎結構和上層結構關係的這種認識方式，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基礎結構是經濟以及作為其決定因素的生產方式，所有跟文化各方面的關係都屬於上層結構，所以這一階層在社會上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這種作用甚至不能用「非常有限」來評價，對於被無限放大的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騰訊文化：中國知識分子與權力之間是否具有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

　　杜維明：有這樣的關係，比如說《孟子》裡面提到的概念，有勞心跟勞力，勞心是自為，勞力是自願，看起來好像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其實並不是這樣，在孟子的思想裡面，勞心者是靠人家吃的，所以真正當家作主的應該是人民，從這個「人民」的概念出發，可以推導出的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知識分子應該為真正的人民服務，可是在中國現行的政治生態下，這個角色的意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騰訊文化：在您看來，生存在當下政治生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否存在獨立的可能及其空間？

　　杜維明：我逐漸相信由於社會多元的傾向，會導致媒體、企業、學術以及各種政府組織發生基於各自特徵的多元化進程，我認為這進程有兩點主導因素，現在有種觀點認為政治、經濟以及社會三者的領域相對獨立，其實我認為最重要的仍然是政治領域，我的朋友傅高義在談到美國和中國的最大不同時認為，中國的政治力量特別大，所以其他的所有力量與政治力量間都是依附的關係，而美國的社會力量更大，所以聯邦政府的政治行為只是多種社會力量博弈而產生的結果，我們現在的情況有了新的發展，就是極大的政治力量希望能夠給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有一定的發展空間，實際上我還是相信政治是以主導的姿態出現的，在這個空間里，知識分子能夠獨立運作的可能性只能是相對減少。

　　騰訊文化：我們是否可以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始終面臨的對手其實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角力，而這一階層本身只能從屬於一種被各種力量支配的狀態？

　　杜維明：我的看法不只這樣，傅高義也許這樣看，我看的基本是參照儒家觀念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往往能夠在討論的初期被我們釐清，在理想化的知識分子當家作主的狀態下，他們能夠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協調。從這個角度講，他是全方位的參與者，所以他可以在不斷變化著的社會中尋求各不相同的定位，整個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靠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這一群體的批判自我意識進行維繫，所以知識分子即使在如明代那樣黑暗的政治環境中遭受了極大摧殘，卻仍然會誕生顧憲成在東林書院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很明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這個匹夫有責是知識分子提出來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大的傳統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斷。

　　騰訊文化：包括列文森在其著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提出，「儒家思想在產生它並需要它的社會開始瓦解之後，它成為一片陰影，只棲息在一些人的心底，無所謂的只在心底像古玩般的被珍愛著」，這是否意味著在您提出的儒學三期階段里，中國知識分子的儒學精神回歸面臨著巨大的現實困難，這種由現代性進程而來的式微是否已不可逆轉？

　　杜維明：我想不是這樣，我的工作就是為了證明，或者說希望證明列文森的判斷至少是片面的，雖然這算不上是錯誤。我們必須接受的一個事實就是，在中國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以後，亟需尋找一個新的定位，在救亡圖存這一意願的驅動下整個民族迸發了強烈的愛國主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儒家被邊緣了，而且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讓西方學習儒家可能會是一種障礙，在這個氛圍下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認同危機，一方面他在感情上與中國傳統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不會斷，可他又要在理智上認同西方的價值。但是他們在感情上對西方的價值又是不完全贊同的，甚至因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西方有強烈的反感。就在這樣一個非常不正常的心態下，我認為儒學的復興需要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也就是面對知識人之間的認同危機找出一個比較寬和的方式，所謂儒家傳統賴以生存的政治結構崩潰始於滿洲（滿清統治——編者按），滿洲的帝制結構使得純粹政治化的儒家受到了很大創傷，但真正的儒家精神是每個人只要自己一人就可以修身，所以只要是有中國人還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麼他個人基於社會層面的政治影響力一定是存在的，列文森很有可能低估了這種可能性。

　　本文系騰訊文化「問診知識分子」系列策劃的訪談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