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爾冬陞：華人世界對武俠仍有情懷

原題為《爾冬陞：電影最大的能耐不過是提出問題》

將工作重心調整至北京的第三個冬天，59歲的爾冬陞想念香港家中的三條狗。他在望京的工作室也是個人的臨時住所里接受了《鳳凰周刊》的採訪。微寒的夜裡，他起身去酒柜上取一支酒，耳邊咿咿呀呀地放著黃小琥深沉的女聲——這是為數不多具有生活氣息的片刻。

「在北京沒有生活，見到的每個人都是和我談電影。」這個冬天他依然忙碌，他擔任監製的《清水裡的刀子》，11月12日在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斬獲「亞洲電影促進獎」和「評委會最佳攝影特別獎」——這是該片獲得第21屆釜山電影節最高獎新浪潮獎之後，再次被國際電影節肯定。12月2日，他執導的新電影《三少爺的劍》在大陸公映。

《清水裡的刀子》由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改編，由新導演王學博執導，故事的主線是一個回族老婦人去世後，她的兒子和丈夫為是否要宰殺家中唯一的老牛為她做「四十」（亡人安葬後第四十天忌日）而產生了分歧。這頭通人性的老牛看到了清水中的刀子，知道大限將至，於是三天不吃不喝，用一種內在的潔凈平靜地迎接死亡。

這是一個樸素又不失人文關懷的故事，發生在寧夏西海固。1972年，這裡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評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靠商業電影聞名的爾冬陞，竟然以監製身份出現在這樣一部小眾、低成本、以反映貧困地區回民生活和信仰的紀實電影里，讓很多人驚訝。

不過，如果細察爾冬陞的電影之路，就不會對此太過意外。1977年，爾冬陞因主演楚原執導的武俠電影《三少爺的劍》而成名，曾是邵氏公司的第一英俊小生。後來，轉型成為集導演、編劇、監製、演員於一身的全面手。在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上，他更是榮登評委會主席一職。

其實，商業成功的爾冬陞並不缺乏人文關懷，在《癲佬正傳》《旺角黑夜》《男人四十》《門徒》等影片中早已隱現。從業數十年，他始終關注現實社會的眾生百態，在去年的《我是路人甲》中，更是以大明星為小龍套站台的方式，將視野投向了「橫漂」這一特殊群體。

他調侃自己也是「漂在北京的人」，決定幫助那些「命運相似」的年輕導演在市場和創作中尋找出路，這也是他和《清水裡的刀子》的緣起。

《三少爺的劍》，徐克和爾冬陞在片場。關注底層不如說關注現實

鳳凰周刊：你很早就成名了，集演員、編劇、導演和主持人於一身。很難想像，從《癲佬正傳》開始，不管是喜劇還是正劇，你的片子一直都在關注底層小人物。你曾受過誰的影響？或有過相似經歷么？

爾冬陞：與其說關注底層，不如說關注香港現實。我1957年出生，生長在香港九龍城，就像你們在北京的衚衕里長大，那裡還是很生活化的，同學來自香港各個階層的家庭。我家裡是做電影的，父母沒讓我受過什麼苦。我念了5家中學，沒參加高考，就直接進了邵氏公司。做演員的幾年裡，連超市的汽水都要助理買，和社會嚴重脫節，很浮躁，我想改變自己，所以就轉型了。

別人看我的家庭很光鮮，但我從來不是上流社會的，也不想拍上流社會。我拍《槍王之王》，裡面的人穿著西裝天天開派對，但那不是我的生活，時尚芭莎那種聚會我從來沒去過。倒是拍《我是路人甲》的時候，我看到了自己當年剛進入電影圈時的一些影子，比較觸動。關心底層和社會問題是個人興趣，因為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市民社會，地方又小，繞不過去的。

鳳凰周刊：你在《我是路人甲》《門徒》《癲佬正傳》《異度空間》《旺角黑夜》這些片中對現實的思考比較深入，尤其是對特殊人群比如精神病人的刻畫入木三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考？你會像許鞍華那樣做社會調查搜集素材嗎？

爾冬陞：我沒有那樣搜集過，但很佩服能這麼做的人。我搜集故事素材，會去找專業人士。這麼多年下來，我認為電影最大的能耐也只是提出問題，我不會把編劇和導演的身份看得太重。確實，韓國性侵兒童的電影改變了法令，但那畢竟是少數。

其實，我做導演更像是為做編劇服務，我享受尋找人物故事的過程。過去我和秦天南合作較多，現在也願意集體創作，因為一個人創作很孤獨。我們這個行業不健康，劇作家容易得精神病，好的演員容易得抑鬱症。我的《癲佬正傳》和《異度空間》都提到精神病人，在電影行業這種風險更大。

做導演和編劇肯定要對社會敏感，要會找故事，要有常識。我認識其他行業對電影有興趣的朋友，包括警察、醫生、律師等，他們分享故事給我，但有些故事不能拍，不光是因為審查，而是因為不適用於電影。我希望電影能讓人放鬆，不想做太沉重的東西，因為現實已經很沉重了。拍喜劇確實開心一點，比如《大魔術師》和《千杯不醉》；拍《門徒》就沒有那麼歡樂了，過程很沉重。

鳳凰周刊：你的電影類型涉獵比較廣，商業、藝術、紀實，你更願意拍什麼類型的電影？

爾冬陞：我比較像艾倫·帕克（《貝隆夫人》《午夜快車》導演），什麼戲都拍，但大方向是拍寫實片。其實不論拍什麼類型的電影，重點都是在表現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幾千年來，人類的科技和思想有很大的變化，但人性沒有太大變化，這是電影永恆的主題。

現在導演都要區分商業片和藝術片，但在我這裡，只有大眾和小眾的區別。小眾電影的比例在提高，因為三、四線城市的銀幕增加了，之前小眾電影消費群體是大城市的知識分子，他們喜歡高端美劇，如《紙牌屋》，現在小鎮青年越來越富裕，受教育程度和觀賞能力也提升得很快。

歐洲的電影美學和藝術水平比我們高，我們有斷層，而且不夠包容。其實沒必要抵制郭敬明，你不能期待十幾歲的小孩看懂《太平輪》。可以學韓國和台灣地區引入分級制，這樣電影的類型就多元了，電影院就該像個大型書局，什麼戲都有。我作為一個監製或觀眾，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就是最幸福的。

鳳凰周刊：對新片《三少爺的劍》有何市場預期？當下中國的電影工業，始終在「要藝術還是要商業」的爭論里，你有過悲觀情緒嗎？

爾冬陞：華人世界對武俠還是有情懷的，所以《三少爺的劍》會有它的市場。我對整個電影行業不悲觀，但不知道為什麼在華人世界很多行業都那麼短視，惡性競爭至死。在香港電影史上，每個階段都會有一批人很熱情地把電影做起來，但也有一批人為了搶錢把它做壞，惡性循環到一定程度，就會失去市場，港片和台灣片就是這樣沒落的。現在，大陸這麼龐大的電影工業確實有點難搞，商人很少有長遠的目標。

鳳凰周刊：作為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你曾說希望金像獎不要被政治綁架。本屆部分獲獎影片反映了香港回歸後的新移民問題，對於香港的現狀和變化，你是怎麼看的？

爾冬陞：很多事情是「當局者迷」，我對政治問題是抽離出來看的。美國羅斯福總統曾說，「政治就在生活里，我們不用迴避」。

每部戲裡都會有現實的影子。香港回歸20年來的很多變化，都是有歷史背景的，一些社會問題的出現，其實首當其衝的原因是經濟問題。香港貧富差距懸殊，680萬人裡面，處在貧困線以下的有100萬人，「深水」很多。每一代的年輕人都一樣，如果有上升通道，是不會想鬧事的。

鳳凰周刊：《我是路人甲》講述了「橫漂」一族的故事，與「北漂」和「港漂」做了一個比較。「港漂」也是當下現實的一種，你是如何理解的？

爾冬陞：拍《我是路人甲》，我才知道「橫漂」（漂在橫店的人）的概念，但是這個概念相比「北漂」和「港漂」來說，範圍太小。「橫漂」的年輕人，他們的薪酬待遇和命運也不盡相同。

「港漂」最大的一次浪潮出現是在二三十年前，每到春節，一兩百萬「港漂」回到內地過年。當時港女姿態高，不願意嫁給「港漂」，「港漂」男性要回內地娶老婆，大浦島、深水很多店面的老闆娘都是內地的。現在，很多內地學生到香港讀書或者工作，就像《志明與春嬌》里演的，中環的年輕人都是一半講英文，一半講普通話。上一代「港漂」為了自由，現在也是。

現在我是「北漂」，我來北京3年了，但是感覺沒有自己的生活。在這裡見到的所有人都和我談電影，不像在香港出生地，還有些電影之外的朋友。我打算學李敖，到了60歲，紅白二事就不參加了，明年我打算辭退所有的公職，把時間留給自己。

記者/劉榮

編輯/徐偉 美編/黃靜

新媒體編輯/豐澤 馬茹均

本文節選自《爾冬陞：電影最大的能耐不過是提出問題》，原文刊載於《鳳凰周刊》2016年第34期，總第5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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