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新詩寫作中的繁複之「我」

文字 〖〗 ）20世紀中國女性的新詩書寫，一方面緊密聯繫著中國社會的歷史風雲，另一方面生動地體現了女性文學發展史的一些階段性基本特徵。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中國女性新詩的價值取向以及形式、修辭、風格方面的變遷，都是較為豐富和複雜的。它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女性在20世紀詩性地面對內外世界的思想譜系，內中所蘊涵的社會意義、歷史價值值得深入研究和討論。隨著中國歷史文化語境的不斷變遷，20世紀女詩人筆下的詩歌世界所體現出的女性自我意識的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自我的彰顯、皈依、遮蔽、復甦以及「性別之我」的敞亮和自我的游移等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或者說，20世紀女性新詩的書寫有著較為明顯而又迂迴反覆的動態變遷過程：由努力介入男性中心話語體系、追求與男性平等和同一的「大我」，到強調性別差異、反抗男權、爭取獨立的「性別之我」，再走向邊緣、個體、游移的「小我」等。回應「人的解放」第一代女性新詩作者誕生於五四啟蒙時期，她們一般都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同時也接受了新思想文化的影響，開始與男性共同成為社會活動的積极參与者。她們的出現，回應和弘揚著「五四」「人的解放」的時代話語，使女性詩歌書寫前所未有地以一種更為積極進取、博大開放的胸襟迎接新時代的召喚，表現出新的女性自我意識在突圍中的艱難建構。同時，初涉於世的稚嫩、現實的複雜以及對白話語言的生疏，對其嶄新自我的確立及新詩創作水平均有著較大限制，這一時期的女性新詩創作顯示出較明顯的過渡性。當時參與新詩創作的女詩人有陳衡哲、冰心、石評梅、廬隱、陸晶清、白薇、陳學昭、劉靜君、楓湖、侍鷗、馥香、王幼虞、冷玲、玉薇、馮嶺梅（馮鏗）等。擁抱革命與知性寫作在新的歷史語境中，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新詩書寫呈現出兩種「自我話語」。一部分女詩人積極投身革命戰爭，擁抱新的政治信仰，賦予了女性自我意識的嶄新內涵。詩作仍以主觀抒情為主，抒情主體與「群我」結合而顯得較為誇張、膨脹，在對「小我」的超越中煥發出陽剛之氣。楊剛、關露、陳學昭、丁玲等為代表的新詩創作表現出堅定、激揚與豪邁的氣度，使當時處於內外交困中追求自由、民主的女性獲得了一種鼓舞，收穫了一份女性解放新的希望與信心，但是，在鮮明、堅定的思維方式中，詩歌修辭難免失之淺露狹窄，有時失去必要的反省、審思的精神向度。另一部分女詩人則堅守個體內在真實的心理情感體驗，有的更是注重讓知性力量滲透入詩國。這些新詩將五四時期的啟蒙理性引向深處，對女性的自我探尋和思索也較為深入。她們以啟蒙理性為核心，將冷靜的人生、社會、自我省思與內心的理想、信念、追求相結合，同時以更為現代的詩歌語言來觸及更複雜迷離、豐富多變的內外世界。她們力求從個體出發，在寫作中實現個性與共性、個人與社會的融合。詩歌的客觀性抒情令詩歌基調冷峻凝重，其詩歌修辭開闢出更為深刻沉著的境界，代表詩人有林徽因、陳敬容、鄭敏。50—70年代的大部分女詩人傳承了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詩風，她們以空前高漲的熱情匯入婦女解放、民族解放、新中國成立的時代熱潮中。此時，詩歌修辭缺乏對自身、性別的真實存在的冷靜審視與反思；詩歌創作的藝術成就較低，缺乏更具個性化的修辭創造。此時的女性新詩作者有新秀楊星火、劉暢園、楊苡、柯岩、林子等，一些從解放區來的作家如楊剛、陳學昭等也堅持詩歌創作。「重歸之歌」和朦朧寫作70年代末80年初的女性新詩主要承擔了慰撫受傷心靈、重尋精神希望的社會價值功能，對於新的文化語境建設有著特殊的意義。從歷史淵源上看，其詩作是五四時期女性新詩關於「人的解放」話語的復甦、延展與深化。她們的「抒情自我」逐漸走向更為真實的具體的「我」，並在積極確立、尋找自我價值中，努力建立與集體、國家、民族的緊密關聯。其「自我」不是叱吒風雲的英雄，也不是消極頹廢的悲觀麻木者，而是代表了一種新時期的平凡英雄的聲音。但此時的性別意識在女詩人的自我結構中仍處於較為朦朧的狀態。當時的女詩人大致有兩部分，一是復出與遲到的詩人重歸於歌唱，如陳敬容、鄭敏、林子等；二是以舒婷、王小妮、傅天琳、張燁、李琦、李小雨、梅紹靜、馬麗華、華姿等為代表的新生代詩人。從「性別之我」到「享受邊緣」80年代中後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性階段。至此，女性「性別之我」得以敞亮，女性詩語由追求與男性的統一轉向追求差異與獨立。時至今日，女性之「我」仍處於動態的超越變化中。而在共時性的各個發展階段中，實際還滲透著彼此衝突的自我觀念。因此，詩歌中的女性自我是在特定時空下的「自我定位」。女性自我意識的內涵與構成也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日漸豐富、成熟，詩歌修辭策略也伴隨著自我意識的不斷衍化而層出不窮地展現出新的風姿異彩。代表詩人有翟永明、陸憶敏、海男、張真、林雪、趙瓊等。與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緊密相聯，90年代女詩人的自我意識具有「邊緣化」和「游移化」的趨向，其價值取向不再以民族、國家、歷史、性別等集體性精神指向為主體，而更多的是以個體為核心，又以鬆散的群體形式為一定依託，立足於邊緣，享受著邊緣的自由，也承受著邊緣的局限。詩歌避免了說教與感傷，增強了外傾性與包容性，那種激進浪漫的抒情主體為一種更為平和冷靜的「抒情自我」所代替。它們真實地折射出現代人的生命和生活，詩人對感覺經驗的駕馭異常自由，提供了觀察生活和自我的新視角。女詩人紛紛從語言出發試圖抵達詩歌的本體，努力建構超性別的語言烏托邦，新客觀式抒情成為這種語言觀念下詩歌抒情方式的新取向。這些新變中所潛伏的弊端也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這一階段或許是女性詩歌寫作走向真正成熟的一個重要隘口，是其醞釀新的突破的一個嶄新階段。此時，80年代風頭甚健的詩人舒婷在90年代詩歌創作雖然減少、但寫作卻有所突破；翟永明、唐亞平、伊蕾、海男、陸憶敏、張燁、王小妮、張真、林雪、虹影等人的詩藝銳利不減，日趨圓熟；一大批風華正茂、起點較高、鍾情於詩歌藝術的新秀，如藍藍、安琪、穆青、呂約、李見心、曉音、路也、唐丹鴻、趙麗華、宇向、白地、魯西西、丁麗英、馮晏、代薇、柏明文、黃芳、宋冬遊、唐果、娜夜、周瓚、丁燕、安歌、燕窩、巫昂、尹麗川等，也紛紛加入新詩創作。編輯：任雯筠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