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階層: 當代中國社會治理新界面

文章來源：

《河北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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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社會階層」研究中存在著「中等收入群體(階層)和「階級階層」兩個基本理論視角和理論範式。儘管從學術角度看，「新社會階層」概念尚存在很多可商榷之處，但其理論價值在於，它關注的是在傳統「敵對階級」概念框架之外形成的新社會階層。新社會階層的形成，意味著中國社會階級階層關係和結構的根本變革。伴隨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是社會的日益分化，階級階層結構和相互關係也日益複雜化。新社會階層的形成以及隨之出現的社會階層化，一方面有助於利益表達的組織化和社會的再組織化;另一方面，如何將日益分化的階級階層整合起來，特別是整合到社會的核心結構中來，也是當期和未來中國社會轉型面臨的更加嚴峻的挑戰。因此，有必要重新系統地審視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革和階級階層理論的發展。

[關鍵詞]

「新社會階層」;社會階層化;階級階層複雜化;階級階層整合

[作者簡介]

李路路（1954-），男，河北安國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組織、現代化等研究。王薇（1983-），女，河北唐山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社會學系在讀博士生，主攻新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遷。

「新社會階層」在當代轉型社會的研究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它又是一個人們看似非常熟悉，其實又相對陌生的概念。說其看似「非常熟悉」，是因為在學術的意義上，即使是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路線後，階級階層概念也不斷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中。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布《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首次較為系統地揭示了伴隨當代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而出現的新的階層化現象，引發了一個有關階級、階層研究的高潮，筆者曾撰文稱之為「研究範式」的轉移。但在隨後一個較長時期內，階級、階層研究即陷入低潮，似歸於平靜，「新社會階層」的分析也曾經消失了一段時間。最近以來，「新社會階層」概念又成為人們關注的「熱詞」，重新受到眾多研究者的矚目，並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這一現象和過程頗值得人們深思。

這裡所謂「新社會階層」，並非一個嚴格學術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人們對於特定社會群體現象變化的反應，它們的社會地位、社會角色和社會功能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而引起世人更多關注，現在一般是指包括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

一、兩個基本視角和理論範式

在以往對於新社會階層的討論中，實際上形成了兩個基本的視角：一是「中等收入群體(階層)」視角。在很多人看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最大變化之一，即中國社會從一個世界上收入相對最為平等的社會，轉變為一個收入差距巨大，且還在日益擴大的社會。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自1993年以後，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就一直處於0．4的所謂警戒線之上，2008年達到0．491的峰值，其後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0．47以上。因此，不斷擴大的社會收入差距，被公認為是當代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長期佔據中國社會輿論和社會政策研究的中心場域。在改變這一狀況的政策調整和整體改革方案久拖未決之後，有關解決收入差距的問題也曾沉寂一時，但在近幾年又再一次被重新提起。與以往一般的討論收入差距不同，這次的討論凝聚到了一個具體概念———中等收入群體，也常常被稱之為「中等收入階層」。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問題，核心是一個「中等收入群體(階層)」的培育和擴大問題。

另外一個視角，可稱之為「階級階層視角」。儘管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新社會階層」概念之提出還有很多可商榷之處，但有一點在理論上非常重要，即它不同於人們習以為常的傳統階級階層概念。所謂傳統的階級階層概念，也可稱之為「經典」的階級階層概念，其主體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於20世紀中葉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所提出的階級、階層概念，其最重要的特徵是強調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及其相應的對抗性利益關係——剝削，因此，而形成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是你死我活的敵對性質，階級鬥爭最重要的形式是社會革命。此階級階層理論也因此可稱之為「敵對階級理論」。至今在很多人的腦海里，如果談到階級階層，就是指這樣的階級階層。「新社會階層」概念則與之不同，它強調的是在敵對或對立的階級的概念框架之外，在傳統所謂「人民內部」，或在「我們的」社會內部、而不是在敵對階級內部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這一概念的重要價值在於，使得階級、階層概念超出了傳統概念框架：它們既不屬於傳統的敵對或對立的階級，也不是原來的階級、階層，而是「新」出現的社會階層。在有些人看來，它們之所以是「新社會階層」，重要原因就在於其出現在非國有部門中。

比較兩種視角，它們所關注的對象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存在很多交集，例如，「新社會階層」也許更多的屬於「中等收入群體」，但在理論範式或理論邏輯上兩種視角存在很大不同，可看作是兩種理論範式的產物。

「中等收入群體(階層)」代表了這樣一個理論範式，即它關注的問題是收入在全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狀況，從而揭示了收入的不平等或經濟上的不平等狀況。因此，在嚴格的意義上，這是一個經濟學的範式。相關研究之所以關注社會成員的收入，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認為，人們的收入或經濟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行為和態度。

第二種視角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範式，即階級階層分析的範式。階級階層分析範式強調，社會不平等或者社會矛盾與衝突不僅僅是一個收入的概念，甚至主要不是收入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關係的概念。例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關係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由此形成的階級關係的實質是「剝削」。而其他研究者，如韋伯，強調的是其他社會關係的不平等，例如，權力支配關係下的社會不平等。他們之所以關注社會關係，是因為認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和社會地位是決定人行為與態度的最重要因素。

當然，必須要指出的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不同，現代階級階層理論更強調社會關係的複雜化所導致的社會結構複雜化，強調階級階層的多樣化、多元化。過去只知道，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是一個僅包含兩個敵對階級的二分結構，老的「中間階級」會不斷分化，大部分降至無產階級隊伍中。現在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內部，或者說在非敵對階級內部，其實也完全有可能分化出不同的階級、階層。當然，無論是在國外的理論發展過程中，還是中國學者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分析中，這都不是什麼新說法、新觀點。如前所述，2002年，社會學家就發布了當代中國十大社會階層的研究報告，後續還有很多學者也基於各自的標準，建構了轉型社會中國的不同階級、階層結構。而上面所說的「新社會階層」只不過更強調所有制的區分意義，更強調所有制對階級階層的塑造價值。

總之，這是兩個不同的分析理論範式，兩個範式均是對於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分析，只不過各有各的分析取向和分析價值。筆者曾專門撰文討論過這兩個範式的區別，此不贅述。

二、從「新社會階層」到「社會階層化」

毫無疑問，「新社會階層」問題的提出，是基於中國社會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結構上的重大變化。我們可以在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去理解這一問題的理論價值。

首先來看改革開放前的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學的理論傳統中，曾就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階級發生討論及爭論。最終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階層化」理論，即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社會轉向現代化建設，或在社會主義制度逐漸穩定後，在「人民內部」會出現兩個方面的分化：第一，代表人民管理全民財產的管理者有可能逐漸脫離人民大眾，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從而導致所謂「官僚階層」或「特權階層」的形成；第二，專業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有可能因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逐漸從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中分化出來，成為具有特殊利益和地位的社會階層，類似於西方發達社會的「中產階級」。上述兩個過程有可能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逐漸向全社會擴散，構成了社會所謂的「階層化」現象和過程。國際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表明，上述「階層化」過程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或多或少出現過。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構成了今天「新社會階層」的雛形。

其次來看當代的轉型社會。「新社會階層」的本意是指那些在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中的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工作人員，但是，一方面，我們這個社會絕大多數勞動者已經是在非國有部門就業；另一方面，難道國有部門的管理和專業技術人員就不是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嗎?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即使是國有部門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市場化了，至少在許多基本方面已經完全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國有部門。因此，如果說非國有部門存在著階層的分化，其實，在國有部門亦然。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也許僅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因此，「新社會階層」問題的分析價值在於，即使它的提出不是直接針對著全社會的階層分化現象，至少也隱含著對整個社會「階層化」趨勢的認識，推動人們去思考社會整體的變遷。在這個意義上，「新社會階層」蘊含的深刻分析性趨勢是：這種以制度為基礎劃分的階層群體是否會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特別是隨著市場機製成為資源和機會分配的決定性機制，向一般的社會分化———社會的階層化轉變。現有的一些社會學研究表明，所有制的差別，包括政治身份的差別，對於收入、社會流動等的影響日趨減弱，壟斷—競爭等市場化狀況的影響則越來越大，成為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當然，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壟斷往往是與國有聯繫在一起的)。

三、轉型社會的「階層化」

人們之所以關註上述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是因為這種變化如果得到確認的話，它會對中國社會在新歷史時期的轉型具有重要影響。

(一)社會的再組織

轉型社會的階層化有助於社會的再組織，以及利益的集中和表達，從而有助於新社會秩序的構建。人們常常忽視社會矛盾與衝突，特別是有組織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所具有的正功能，而將其視為破壞社會秩序和權威的洪水猛獸，更喜歡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這其實是一種簡單、片面的理念。著名社會學家科塞(LewisCoser)在其名著《社會衝突的功能》一書中，曾精闢地討論了社會矛盾與衝突，特別是有組織的社會矛盾與衝突對於社會秩序形成的意義。

從社會學的視角來觀察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革，一個根本性的過程就是社會日益的分化。在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掌握和控制了幾乎一切社會生產、生活機會，整個社會被從上而下的組織起來，社會分化十分有限，即使存在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國家再分配體製造成的結果；「單位制」和「人民公社」成為當時整個社會組織體系的基礎，既是生產單位，又是國家控制體系的一部分，同時也構成了當時不同社會群體表達利益訴求的主要渠道。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質就是由上到下放權讓利，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它始終在兩個目標之間尋求平衡，既維持秩序，又激發活力。但是如同任何一個社會的變革一樣，二者之間存在著更多的是張力，互為制約，互為條件，並且常常是不平衡的。破壞一個舊社會相對容易，而建設一個新制度則困難得多。伴隨市場化過程的迅猛發展，當前中國社會的分化日益劇烈，舊的結構紛紛解體，但新的制度和行為規範的建設卻遠遠落後於經濟—社會的變革，社會的利益結構呈現為日益凸顯的「碎片化」，甚至整個社會因碎片化而陷入到某種無序狀態之中。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或者僅是找回二者之間的相對平衡，整個社會的再組織化已經成為中國繼續轉型的一個迫切需求。在這個意義上，社會階層化可以被看作是社會再組織化的一個重要環節及過程。社會階層化使得碎片化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被整合起來，從而提升利益表達的水平和系統性；利益相關者都使得自己的組織化程度得以提升，整個社會就可能重新在階層化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再組織化，以避免因整個社會的碎片化而陷入「混亂」之中。

(二)權力結構的再整合

社會階層化固然有助於社會的再組織化和社會秩序的維持，但這一過程無疑又是一把雙刃劍，其階層化過程也內涵著對社會秩序和再組織過程的負面影響。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化過程是發生在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巨大轉型過程中，因而是轉型社會的問題。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無論是否存在著階級階層，都是基於一個基本制度之上，即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下，每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絕大部分是由國家自上而下分配的，單位組織依賴國家，個人依賴單位組織，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由上而下進行分配和控制、由下而上依賴服從的結構。這樣的社會也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與衝突，也會因利益的變化而分化，但由於其深層的制度結構是高度同質化、單一化的，資源和機會高度集中於國家，所有的利益分配依賴於國家，所有的差別也來自於國家，因此，協調和整合也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是協調和整合的主體。

「新社會階層」形成的基礎，全然不同於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社會。如前所述，改革開放的過程帶來的是社會的分化，甚至是碎片化。市場機制逐漸在資源和機會分配中佔據主導地位，並最終將起到決定性作用。國家為了激發個人、組織、機構、部門乃至每一個地區的積極性，將原來基本上掌握在中央的資源和機會通過權力下放和市場化的機制，向下、向體制外分散和轉移，期望藉此形成新的激勵。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極大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造成了社會和國家之間日益的分化，人們不再直接通過國家分配獲得資源和機會，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越來越多的依靠市場獲得社會資源和生活機會，因而與國家日益相對分離，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利益和地位。

從資源和機會、從而基本利益由國家自上而下的進行再分配，到資源和機會、從而基本利益通過市場進行初次分配，國家只是二次分配的主體，這是一場深刻變革，它從根本上改變了當代中國社會成員、社會群體，包括新社會階層存在的基礎。不同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而發生改變，向新的社會秩序，或者說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新社會階層」或者社會的階層化，固然有助於碎片化的利益整合，有助於不同群體利益的集中和表達，有助於避免社會陷入碎片化的混亂之中，但同時也帶來了過去所沒有的階層基礎上的利益整合問題。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言，新的社會面臨著如何將不斷分化、相對獨立的新社會階層整合到社會的核心結構之中，而不至於使社會陷入階層的劇烈衝突之中。

所謂社會核心結構，指的是社會的權力結構(社會資源和生活機會分配體制)。從社會學特定視角看，社會即是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爭奪對資源和機會的控制權的場域。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結果最終反映了分配或獲取社會資源與生活機會的權力。階級階層是社會權力結構的主體，是佔有某種資源或資本，因而具有某種權力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同理，階級也是以追求社會資源和生活機會的佔有及其相應社會權力為目標的利益集團。因此，階級是社會權力的基本形式。階級結構即是這些佔有某種資源、擁有某種權力、通過階級之間的封閉與排斥、合作與競爭、剝削與支配、對抗與衝突等多種關係形式而形成的權力分配格局。因而將不斷分化的階級階層，或者將所謂「新社會階層」整合到社會的核心結構之中，其實質是如何將不斷分化的新社會階層整合到社會的權力結構中。

在社會權力結構所面臨挑戰中，敵對階級的挑戰從來就存在，故在性質上不屬於新的挑戰，最多是挑戰的環境和形式有所改變。但是，新社會階層以及社會階層化是市場化改革和社會分化背景下的產物，它們是新的社會主體，在新的經濟背景和制度背景下成長起來，必然與原有的權力結構之間形成巨大張力，要求原有的權力結構做出回應，即新社會階層或社會階層在新的制度環境下如何表達、保護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能夠參與到與自己相關的國家決策和公共領域的決策中?在社會的核心結構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筆者認為，這樣重大的問題仍需更深入、更系統的研究，在討論和爭論之中才能形成科學的認識，因而這不是本文所能夠解決的問題。但是，「新社會階層」概念以及社會的階層化概念的價值，使得我們真正開始重視這種挑戰。儘管不能現在就解決這一問題，然而可以在此視角下討論一些相關的基本問題。

四、「新社會階層」及新階級階層結構的若干特徵

(一)社會複雜化和階級階層複雜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達國家發生的「管理革命」和「技術革命」，推動了以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為核心的新社會群體的迅速興起，導致社會結構日益複雜化。為了認識新社會群體的社會位置和歷史作用，研究者創新了原有以經濟資源和經濟關係為核心的階級階層分析，將管理權力、知識技能、社會聲望、文化符號等納入到階級、階層分析中，以理解和闡釋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新形態。但階級、階層的基礎仍然在於社會關係的分化，而且社會關係的分化不再僅限於經濟關係，而是擴展到權力關係、工作自主性、社會網路等多種資源和關係，從而建構了與社會複雜化相適應的複雜化的階級階層結構，可稱之為現代階級階層理論。

現代階級階層理論強調階級階層關係的多樣化，階級階層之間的關係因資源基礎的變化，不再僅僅是與社會革命相聯繫的、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除了敵對關係之外還更多地表現為基於自身資源和利益對社會權力的競爭或爭奪。例如，基於經濟的、社會的，包括政治的資源去爭奪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權力。因此，階級階層、階級階層關係和階級階層之間的鬥爭的概念與傳統階級階層理論相比都已有了極大改變。於此，我們不必談階級色變，而應該正視階級階層問題。

(二)特定的社會—政策含義

強調階級階層分析的視角，與強調中等收入群體的視角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中等收入群體視角已得到高度認同的背景下，這裡想要特彆強調階級階層分析視角的同等價值，因為這個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中等收入群體視角強調的是收入，認為中國社會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是收入差距過大，因為它會影響人們積極性和社會穩定。所以，它的政策重點是強調調整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即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階級階層分析並不否認這一點，但它認為收入差距問題至少不是唯一重大的挑戰，更強調對階級階層關係的調整，以及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如何去適應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種適應相對於一個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而言，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階級階層分析的視角認為，人們基於社會關係而形成的利益或矛盾與衝突，是相對更深層次，因而也是更為穩定的利益或矛盾與衝突。由於受各種社會的、歷史的條件制約，現代社會中基於階級階層水平上的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已很難形成，但並不等於階級階層關係不構成基本的利益或矛盾與衝突的基礎。分散化的、碎片化的利益或矛盾與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階級階層位置和關係發生的。

(三)社會轉型的新階段

說當前中國社會面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並不為過。第一，中國在經歷了高速成長的階段後，現在面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都沒能成功跨越或避開這個陷阱；第二，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深化階段，或稱之為「攻堅」階段，這才是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真正遇到的困難及其攻堅戰。這兩個特點表明，當前中國社會的轉型已完全不同於過去的轉型。如果說過去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話，那麼新的歷史時期就是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而這意味著不同的起點、不同的水平、不同的目標、不同的社會。

那些伴隨中國前一階段改革開放和國家發展而成長起來的幾代人，他們的地位和利益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變化而不斷改變。有的人仍然是受益者，有的人淪為受損者；有些人因受益而產生擔憂，有些人因受損而產生怨恨；有些人因受益而千方百計固化自己的利益，有些人因受損而不能接受現存的利益結構。改革、發展的合法性隨著社會的繼續轉型而變化，不同的階段面臨著不同的問題。不同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在轉變的過程中，其地位、角色、功能和歷史作用都會隨之發生變化，差別僅在於是「自在」還是「自為」。

新的社會階層帶來了新的挑戰，新的階段面臨著新的問題。上述分析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新鮮。在中國30多年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大量問題都已或暴露無遺，或初露端倪，多多少少都曾被研究者提起過，常常以各種形式被置於社會科學討論的前台。現在這些問題再次被重新提起，是因為過去大量的研究和討論都是碎片式的，而回應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挑戰，需要在全面的、系統的、整體性新界面上展開更深入的研究。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中國社會的轉型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所面臨的挑戰不是想像的，不是邏輯的，而是現實的，並且越來越近，就站在我們面前。從整體上重新審視社會，重新審視理論，都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