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改革的「停滯」盛世(節選)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抗拒改革的「停滯」盛世(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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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粉飾太平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
勃列日涅夫作為平庸的黨務工作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甚了了。在執政初期，勃列日涅夫還對自己的理論水平有一個較為清醒的認識。他曾對為自己準備發言稿的助手們說:「寫簡單點，不要把我寫成個理論家。否則，不管怎麼樣，誰都不會相信是我寫的，他們會嘲笑我的。」「口氣不要太大，我既不是導師，也不是什麼偉大領袖……」②。他還常常要求刪去摘自經典著作的引語，並解釋說:「有誰會相信我讀過馬克思著作呢？」①
隨著權力的鞏固以及開始立意培植個人崇拜，勃列日涅夫也開始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模樣。從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陸續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樹立自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聲譽。
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發達社會主義」概念。「發達社會主義」也被稱做「成熟的社會主義」，其主要內容是:「蘇聯現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即新社會的成熟已經達到這種程度和階段:全部社會關係在社會主義內在和固有的集體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改造即將完成。社會主義規律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得以充分顯示，社會制度具有有機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穩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內部團結——這就是發達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徵。」「各階級和社會各階層之間、大小民族之間產生新的、和諧的關係。蘇聯已形成新的歷史共同體，即蘇聯人民。」②
蘇聯歷史的演進無情嘲弄了勃列日涅夫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勃列日涅夫死後不到十年，蘇聯就在內外交困中解體。它沒有實現「蓬勃的活力」，反而在不斷加深的經濟危機中破產；它也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穩定性」，反而持續地動蕩；它也沒有什麼「牢不可破的團結」，反而在相互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垮台；至於「新的歷史共同體」和「大小民族之間的和諧關係」，很快就被民族衝突的血泊淹沒。勃列日涅夫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是一種掩蓋矛盾、粉飾太平的「理論」，這表明勃列日涅夫並不准備認真解決蘇聯社會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種政治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它是否能針砭時弊，它不但要提出「是什麼」、「為什麼」的問題，關鍵是還要解決「怎麼辦」的問題。然而，勃列日涅夫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僅僅是一種迴避矛盾、自我吹噓，脫離實際地鼓吹「是什麼」，而根本就不涉及「為什麼」和「怎麼辦」。就在勃列日涅夫鼓吹「發達社會主義」的時候，還有多達7000萬蘇聯城市居民生活在沒有自來水的簡易房屋中。由於缺乏一種理論的生命力，勃列日涅夫只好乞求於枯燥冗長論述和華麗的辭藻來掩蓋這個「發達社會主義」理論的空洞。
整個七十年代，全蘇理論界在蘇斯洛夫領導下所做的全部「貢獻」，就是異口同聲地論證這個根本不存在的「發達社會主義」。報紙、廣播連篇累牘地試圖證明「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的偉大意義，電視新聞節目中理論界人士、黨政官員、作家、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們異口同聲地讚頌這一「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創新。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私下對這種「理論」的無情嘲弄，「用兩種聲音說話」成為蘇聯相當一部分人生活的準則。這些為勃列日涅夫唱讚歌的人，很多人都在八十年代成為反勃列日涅夫最激烈的人。
「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在1977年被寫入蘇聯新憲法。為了表彰勃列日涅夫「對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的傑出貢獻」（《真理報》，
第六節:特權和腐敗終成不治之症
官僚特權體系是斯大林主義一個重要的特徵，也是一切獨裁製度普遍的特徵。因為獨裁製度與民主制度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主權在誰」。理想的代議制民主國家中，人民群眾是通過根據自己意願選舉出的代表來管理國家的，這些社會各階層利益的代表者，只能對選舉出他們的那部分群眾負責，否則，他們就會因為失去選票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葬送掉自己作為國家管理者而擁有的社會地位和待遇。而在獨裁國家中，國家的統治者與人民群眾沒有任何真正的必然聯繫，即使是靠著群眾擁護取得政權的統治者，也必然會因為始終不肯把主權讓與人民而造成人民的失望，逐漸脫離群眾，社會再次分裂為「我們」（指群眾）和「他們」（統治者）。因此統治者除了以高官厚祿和不間斷的、大規模的恐怖政策來拉攏走卒之外，別無他法保持下級對自己的忠誠。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斯大林建立了斯大林特色的官僚特權體系。根據這個制度的等級——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後改稱部長）、總局首長，等等，每一級都有一套專門的特權①。從斯大林本人到集體農莊主席，按照級別享受這些特權:黃金地段的高級住房，免費佔用別墅，專用汽車（領導人和妻子、兒女都有，有時甚至一人幾輛供選擇），專職司機，免費早餐與午餐，假日去修養所，往返修養所、療養所的大量路費、補助、「醫療費」，闊氣的狩獵、不用排隊就在特供商店裡購買緊缺的商品和進口奢侈品（僅在莫斯科就存在數百家這樣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應。除此之外，斯大林時代特權制度登峰造極的表現就是被稱做「斯大林錢袋」的附加工資制度。一般裝在信封中，秘密地給予各級官員，每月金額一般根據職務從幾百盧布到幾萬盧布之間（1960年幣制改革前的舊盧布，與新盧布比價為10:1）。領取「信封」的人根據規定必須嚴守秘密，透露消息者是要遭到嚴厲處罰的。扣除通貨膨脹及幣制因素，斯大林時代一個部長每月的「信封」大約為2000新盧布（約合3500美元），相當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月工資的兩倍，考慮到斯大林時代蘇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700美元，戈爾巴喬夫時代為6800美元，斯大林的幹部們與普通百姓之間的收入會是一個多麼驚人的對比①。
斯大林本人正處於這種特權金字塔的頂端。
作為斯大林時代特權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事例，莫過於著名的「首都」牌伏特加的釀造過程了。這種牌子的伏特加酒是釀酒師斯維德利在1944年列寧格勒遭受圍困、居民因飢餓而變成「活的幽靈」的情況下，根據上級的秘密指示在列寧格勒釀造成功的。寶貴的糧食被釀造成口味純正的佳釀，根據文件規定專供軍隊高級幹部和市委領導人享用。如果這些糧食節省下來，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首都」牌伏特加跟普通蘇聯百姓見面，則是赫魯曉夫時代的事了⑧。
官僚特權是與官僚本人的職位相掛鉤的。一旦失寵，官僚就不再能享受這種特權。被稱為「斯大林的人民委員」的卡崗諾維奇在失去其職務之後，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權:取消了「信封」，每個月只能拿到120盧布養老金；不能再進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樣排隊購物，休假也只能去供普通工人去的療養所⑨。甚至卡崗諾維奇到僅供高級領導就診的醫院看病，都遭到追查⑧。
赫魯曉夫向特權體系發起了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很多官僚特權:「信封」、免費的早餐午餐、免費別墅、專用汽車等等。當然，這些還很不夠，但是赫魯曉夫確確實實向官僚特權發起了第一次討伐①。赫魯曉夫向特權制度發起的影響最大的衝擊，莫過於實行幹部任期制與輪換制度。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改革決議中稱:「為了能把更多能幹的人吸引到領導機關，也為了消除某些國家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的可能性，黨認為必須經常更換領導機關的成員。」（人民出版社:《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在每次例行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至少要更換1/4，加盟共和國中央、邊疆區委、州委成員至少要更換1/3，專區委、市委、區委、基層黨委會成員至少要更換1/2，並且連任不得超過三屆③。
由於蘇聯官僚的特權是與職位密切相關的，失掉職位必然會失去特權。按照以前的制度，「就是區黨委書記的薪金，也是很高的。」（麥德維傑夫:《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因此，赫魯曉夫推行任期制無疑直接侵犯了官僚們的既得利益，因為任期制廢除了幹部終身制，輪換制打擊了幫派現象，使官僚們時刻陷入丟掉官職的擔心中，故而引起了官僚們的驚恐和憤怒，這是他們下決心把赫魯曉夫趕走的一個重要原因。赫魯曉夫對官僚特權的討伐，被稱做「赫魯曉夫的十次打擊」，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擊」①。
（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的毛派分子採取了偽激進主義立場，他們盛讚斯大林體制，污衊赫魯曉夫是「官僚資產階級代表」，並以防止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為借口，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派分子一邊心安理得地享用從斯大林那裡照搬照抄的官僚特權制度，一邊口口聲聲反對「官僚資產階級」，這真是一種絕妙的諷刺。可悲的是，至今我們的某些公民，依然相信毛派分子精心偽造過的歷史，依然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偉大實踐」。）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蘇共中央開始批判赫魯曉夫的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並順從官僚們的要求，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做法，批評赫魯曉夫的幹部輪換制「對幹部本人是不公正的」，並保證要使幹部得到尊重（葉利欽:《葉利欽自傳》）。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的第一年，地方黨委書記只更換了9%，14個加盟共和國書記只更換了2個（費因沙拉:《蘇聯怎樣進行統治》）。從蘇共23大到26大，蘇共中央委員會實際連任率達到90%。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拉希多夫在烏孜別克斯坦擔任了20年黨的第一書記，庫納耶夫在哈薩克也當了20多年第一書記；格里申於1967年擔任莫斯科市委書記，戈爾巴喬夫時代才被換下來；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則在這個崗位上幹了17年，直到退休②。
這種幹部隊伍超常規的「穩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層機關長期無法輸入新鮮血液，造成這些機關陷入「嚴重的停滯」，成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這些高層官員長期擔任這些地區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對自己忠實程度提拔親信，排斥異己，逐漸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幫派勢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烏孜別克斯坦執政20多年，該共和國的黨、政、經和政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親信，僅在烏孜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機關，他的親屬就達14人之多。③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基層幹部，及工業企業、工地、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領導幹部更換過於頻繁，朝令夕改，造成嚴重局面。由此可見，勃列日涅夫的「穩定」政策，是只針對高級官員的「穩定」，目的在於保證高級官僚的既得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發誓要「保證對幹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廢除的全部幹部特權，並且享受特權的幹部範圍有所擴大，特權種類日益增多。特權制度又被稱為「幹部名冊」制度，它把上層人物與蘇聯普通公民化分開來，引起了普通蘇聯公民的強烈不滿。③不僅如此，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官僚們還紛紛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興建專供自己享用的「狩獵小屋」和上層圈子聚會的放蕩私人會所。這些被稱做「小屋」的私人別墅往往象宮殿一樣富麗堂皇，帶有花園、室內游泳池和其他設施①。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社會貪污、腐敗和特權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維多沃的「小屋」花費了數百萬盧布的國防開支，並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還有六棟別墅。亞塞拜然共和國第一書記阿利耶夫曾贈送給勃列日涅夫一枚碩大的鑽石戒指，勃列日涅夫愛不釋手，常常在幾百萬電視觀眾面前堂而皇之地擺弄這枚心愛的戒指①。
作為一個父親，勃烈日涅夫有強烈的「舔犢之情」，對自己的子女非常「寬厚」。雖然他也常常斥責他風流縱慾的女兒和一心斂聚錢財的兒子，說他們給他丟臉，但這並不妨礙勃烈日涅夫動用公款為他的女兒與兒子修建別墅①。甚至連其甘當烏龜、不學無術、貪婪無比的的女婿邱爾巴諾夫也因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搖直上，當上了蘇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和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邱爾巴諾夫貪污了多達20億盧布的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後才被押上被告席。
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謝苗.茨維貢將軍在安德羅波夫布置下，領導一次反腐化調查時無意中從勃烈日涅夫的女兒加琳娜.邱爾巴諾娃的情人布里亞季亞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鑽石等貴重物品，布里亞季亞供認鑽石是屬於加琳娜的，頓時弄的滿城風雨。這時，一貫以所謂「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自居的蘇斯洛夫不顧重病在身，親自來掩蓋勃烈日涅夫家族的醜聞。蘇斯洛夫狠狠教訓了茨維貢，並不許其逮捕布里亞季亞。茨維貢將軍處於是忠於勃烈日涅夫家族還是忠於職守的矛盾中，
由於勃烈日涅夫的權力不是建立在群眾擁護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他欣賞、提拔的親信們的「團結」和「穩定」基礎上的。因此，對於他的親信，無論有多麼腐敗、多麼無能、多麼遭人憎恨，勃烈日涅夫都奉行著「保護幹部」的方針予以庇護。「理論家」蘇斯洛夫給勃烈日涅夫找到了一條「理論基礎」:「幹部的穩定，這是勝利的保障。」勃烈日涅夫時刻奉守這一準則，時刻注意「保護幹部」。例如，克拉斯諾達爾斯克邊疆區第一書記麥都諾夫濫用職權，他治理下的地區賄賂成風，腐敗盛行。
當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建議將麥都諾夫撤職查辦並交送法庭時，勃列日涅夫卻連連搖頭說:「不能這麼辦。他是一個大的黨組織的領導人。人們信任他，跟他走，而現在我們要把他送上法庭？再說，他那個區里的事情還進行得不壞嘛。我們換一個不誠實的人會把這個區的事搞壞的，先把他調到別的地方去，看看他怎麼樣再說吧。」當安德羅波夫問把要把他調到哪裡呢的時候，勃列日涅夫說:「當個副部長什麼的，不行嗎？」⑩。前面提到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烏孜別克斯坦黨的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長期斂聚財富、將該共和國的棉花收入據為己有，將整個共和國黨組織變成自己的「家天下」，為此，蘇共中央收到了數以萬計的舉報信，而勃烈日涅夫卻把這些信件送還拉希多夫，並且先後授予拉希多夫多達12枚的勳章，以表彰他的工作③。
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敗的統治下，蘇聯社會貪污、腐敗和特權逐漸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腐敗的深度、廣度都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這是斯大林時代腐敗的繼續深化和發展。「蘇共許多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和中央委員都捲入骯髒的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送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信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送從南方各地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們寄來的盒子。」（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
特權制度把蘇聯社會分為「他們」（上層）和「我們」（下層），人民群眾對此強烈不滿。「他們」（上層）是個封閉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會、相互提供有價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對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進入這個圈子是極端困難的」①。這實際上是把蘇聯人民分成了貴族和平民。「他們」的不勞而獲的生活，致使普通蘇聯公民日益缺乏主人翁責任感和自豪感，敗壞了社會風氣，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財富的道路。據統計，全蘇在勃烈日涅夫時代大約形成了2400個黑手黨組織，並且這些黑手黨大都有官僚背景，蘇聯社會日益呈現「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⑧。
早在斯大林集體化時代，由於集體化冒進政策引起的大饑荒（導致800萬蘇聯人餓死），蘇聯出現了群眾大規模地盜竊集體財物的行為，為此，斯大林用恐怖對付盜竊。他於1932年8月頒布了那條著名的命令:「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決」。這個法令被民間稱作《五穗法》，即盜竊五棵麥穗要被槍決，盜竊四棵麥穗要判處十年苦役。僅從1932年8月到1932年底不到四個月時間，就有55，000人依照本法令被判刑，其中2，000人被處決（拉津斯基:《斯大林秘聞》）。（也是這一年，斯大林指著自己自殺的妻子滿滿一抽屜的錢問道:「她還需要什麼呢？她要什麼有什麼。」）
由於斯大林體制下工人階級普遍缺乏真正的主人翁責任感，大規模的盜竊始終是令蘇聯領導人頭疼的問題。而當蘇聯歷史演進到勃烈日涅夫時代，統治者再也不能像斯大林時代那樣實行大規模的強制措施了，「五穗法」被廢除了。在上層社會腐敗的示範效應下，下層的盜竊集體財物的行為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到七十年代，蘇聯全國私人轎車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燃油是從國家盜竊來的，某些地方這個比例甚至高達80%；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等大城市的民警機構也曾經公開表示，這些城市的工人中有「相當普遍的小偷小摸行為」（《消息報》，
第七節:不可避免的政治衰敗
獨裁製度一般可以分做兩種:「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這兩種制度雖然相似，但是卻存在很大區別。極權主義是指全體社會成員都必須無條件地參與到統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據統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犧牲，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餘地。如果拒絕參與或者僅僅是不積极參与（有時甚至是僅僅被懷疑不積极參与）這個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鎮壓。極權主義的出現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這個國家個體意識尚未覺醒，民主意識尚未深入人心；二是這個國家經歷長期的深重災難之後，一部分勞苦大眾渴望出現一個「救世主」式的人物，對這個人物寄予無限信任，聽信他的救世許諾，並為他甘願放棄自己的一切權利，比如一戰後的德國、俄羅斯、義大利，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七十年代的柬埔寨、伊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阿富汗。極權統治者一般依靠這部分群眾的擁戴上台，政權穩固後就脅迫其他社會成員，剝奪他們的權利。極權統治者的意志在表面上是迎合當時社會一部分群眾的，因而被賦予神聖性、不可侵犯性，然而實際上卻是利用一部分群眾幻想一步登天的、不切實際的願望達到自己的個人目標，由於缺乏任何有效的監督與制約，這種目標往往是統治者人性陰暗面的肆意釋放，是狂妄的、反人類的。極權統治者讓群眾忍受苦難，付出犧牲，則被解釋為為了實現某種「崇高」的目標而付出的必要代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此極權統治下，群眾必須承擔無窮無盡的苦難，而統治者則開出一個個令人興奮卻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極權制度只產生於二十世紀。在二十世紀以來，由於電報、電話、廣播、汽車、火車等現代化技術的發明，以及熱武器完全替代冷兵器，導致了兩個重要後果:一是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和交通手段，導致一個國家裡再也無法存在統治的真空區域，「山高皇帝遠」的世外桃源已經不復存在；二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實力差距迅速擴大，力量對比發生了極其不利於被統治者的變化，已經由原來的大刀長矛對鐮刀鋤頭變成了機槍大炮對鐮刀鋤頭。在這兩種客觀條件的共同作用下，被統治者的武力反抗已經成為不可能。如果這個國家專制主義傳統深厚並且在現代化面前沒有充分心理準備，就極容易導致極權政體的建立。
極權主義政體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政體。凡是極權主義肆虐過的國家，無一不遭到一場巨大浩劫。由於極權主義是依靠一部分群眾擁護上台的，並且擁有巨大的技術優勢（所有極權主義國家無不拚命加強這一優勢，「要大炮不要黃油」，勒緊褲帶搞軍備競賽成為極權主義國家另一個重要特徵），因此極權主義國家的統治穩固性與嚴密性都達到人類幾千年以來歷史的極至。
不能說極權主義沒有一點優越性。由於極權統治者徹底地奴役了所有人，因此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不計代價地完成極權統治者的一個或幾個目標，從而在很短時間內實現這一目標。為此，人民群眾付出的、千百萬人的血的代價，在極權主義者眼裡，就像是踩死一隻小小螞蟻那樣不值一提。
毫無疑問，極權主義者是一些具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們深深理解權力的秘密，他們懂得什麼時候該對群眾露出微笑，什麼時候該把他們撕碎。他們的才能與威儀是任何其他類型的統治者——無論是國王、皇帝還是總統——都無法比擬的，因此他們必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歇斯底里的擁護與愛戴，這種狀態半是麻醉，半是羨慕。同時，極權統治者也可以騙來絕大部分人的好感，並且把任何敢於懷疑挑戰他們的人送進墳墓。人們在極權統治者的奴役之下，除了如醉如痴地愛戴統治者，或者是戰戰兢兢地生存下去，別無選擇。那些歇斯底里的擁護者們甚至甘願為這個「救世主」去送死，死前還感到無比幸福。從納粹德國、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時代的中國，以及霍梅尼時代的伊朗和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我們發現了這些甘願被奴役者死前喊的口號是多麼驚人的相似。
極權主義政體的基礎是暴民專政。過多的苦難和社會不公會導致下層群眾的暴民化傾向，產生一種甘願玉石俱焚的反抗心態。此時，極權主義者就以一種「救世主」的身份出現，煽動暴民的破壞情緒，允諾自己取得政權後就將帶來幸福與公正。極權統治者慫恿暴民的無政府主義，慫恿暴民踐踏一切舊社會的法律、道德和行為規範，而不管這種規範是否有益於人民。極權統治者的出發點也許帶有某些建立新秩序的成分，但更多地是為了自己的充分解放——一種完全不受制於任何人、任何制度的隨心所欲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是以犧牲社會全體成員的自由為代價的。
極權統治者人格上表現為勇氣與怯懦同在。他們可以完全掌握政權之前是大無畏的勇士，甚至可以做出最狂熱的自我犧牲；而在攫取政權之後，則變為徹頭徹尾的懦夫，用鐵甲、地堡和特工把自己嚴密地保護起來。阿道夫.希特勒敢於在啤酒館暴動時孤注一擲，卻在攫取政權後藏到了地堡里；金日成敢於在前線指揮作戰，卻連飛機都不敢坐；而斯大林曾在察里津勇猛作戰，後來一生凡是出行都藏在鐵甲列車中。所有的極權主義者，他們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全，他們時刻害怕自己被敵人奪去生命，因此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把自己的巢穴構築得天衣無縫，不惜一切代價消滅潛在的敵人。
由於極權主義政體的穩固性嚴密性，因此它是不可能從內部被軍事政變或自由選舉推翻的。極權主義政體的滅亡只有兩種途徑:第一種途徑是極權主義者的自然或意外死亡。由於其接班人不具備極權主義者的那種權威，同時由於民眾對極權主義制度的普遍厭惡，導致極權主義蛻變為威權主義。在伊朗、中國、蘇聯，都出現了這種情形。但是，如果極權主義者培養自己的直系親屬做為自己的繼承人，則這個繼承人有可能承襲老極權主義者威勢，被群眾看作是老極權主義者的化身，進而使得極權主義政體有可能得以延續，朝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極權主義政體滅亡的第二種途徑是國家被更強大的外力徹底摧毀，如納粹德國、紅色高棉；而目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出現了這種跡象。由於極權主義可以充分動員國家的一切力量捍衛自己，因此這種被外力摧毀的極權主義政體往往是伴隨著這個國家的深重災難和人民的血泊而滅亡的。
而威權主義則是極權主義相對溫和的形式，由於統治者個人權威的衰落，以及個體意識的初步萌生，威權統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棄不切實際的狂想，而人們也不再被勒令必須積极參与到統治者個人意志中去，個體也擁有了一些選擇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許私下對統治者冷嘲熱諷。因而，威權主義階段最明顯的特徵，表現為統治者與群眾利益高度的不一致，統治者只有依靠國家機器勉強維持其統治。威權主義是個承前啟後的階段，既是極權主義政策的延續，也是民主主義萌發的階段。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就是典型的威權主義階段。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半個世紀以來最具擴張力的斯大林主義已經不可避免地顯示出衰敗的跡象:群眾的革命激情都已被諾言無法兌現的冷漠所取代，社會主義理想被長期以來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所磨蝕，蘇共漸漸缺乏活力，官僚機器越來越懶散和耽於謀取私利。隨著極權主義的消亡，蘇聯社會正逐漸經歷著因為現代化和對外交流的擴大而產生的變化，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放棄了對舊的、斯大林主義的思想文化的認同，轉而接受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東西，新的社會意識正在形成。社會的根本變化要求蘇共提出新的、能夠跟得上時代步伐的、對群眾有說服力的新思想。但是，「蘇共被蘇斯洛夫這樣的意識形態偶像弄得昏昏欲睡，對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喪失了主動權，只能無力地重複那些早已過時、乾癟無力的教條。」③
原捷克劇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曾經舉過一個典型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商店的櫥窗里，掛著這麼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哈維爾認為:這個商店的店員掛這幅標語，並不是認為他們相信全世界無產者的團結會對他們的生意有幫助，而是希望用這幅標語向官方表明他們的政治態度，也就是他們願意服從「黨的規矩」，免得招來麻煩。老百姓在獨裁體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須習慣於在公開場合講政治方面的假話，也正是這些假話，「鞏固」著勃列日涅夫式的統治者的政權。
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也或早或晚會出現對獨裁者的挑戰，這類挑戰不是突然爆發的有組織的持不同政見者示威，而是源自人們內心的講真話的願望。人的本性是喜歡真誠、講真話的。正如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衣》中所言，總會有一個孩子在「多美的新衣服啊」之類的謊言里說出「可他什麼也沒有穿啊」一樣，人們想講真話的慾望是不可阻止的。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下，人們不得不每天「戴著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裡才能說一些真話。
勃列日涅夫的專制體制導致了蘇聯歷史上著名的「廚房政治文化」現象的出現:就是人們白天在工作場所說了一天假話後，晚上親朋好友圍在廚房的餐桌旁(蘇聯人多數家庭沒有專用的客廳，但廚房比較寬敞，成為親友見面說話聊天的地方)，議論批評時政，把平時在公開場合壓在心底的真話講出來。許多持不同政見者就是這樣形成共識的，而許多青少年也因為偷聽廚房裡父輩們的政治議論，而逐漸形成了與官方宣傳截然不同的觀念。
在官方陳腐的、虛偽的意識形態教條越來越失去支持者的同時，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卻突破了官僚們建造的意識形態壁壘，深入到蘇聯普通公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心靈深處。到了七十年代，穿牛仔褲、坡跟鞋、跳迪斯科舞、聽爵士樂，越來越成為年輕人的時尚，吸毒也開始風靡一時。這種對西方生活方式的追求，被官方斥責為「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對青少年的侵蝕，經常受到干涉。然而，日漸衰微的教條主義者卻無法真正阻擋年輕人的選擇。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並不意味著「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真的有優越性，而是因為教條主義者們沒有能力提出更好的、更能夠吸引人的選擇。當教條主義者乾癟無力地重複著那些沒有說服力的教條時，他們註定要遭到青年一代的抵制，從而把幾乎整個青年隊伍推到了黨的對立面去。這種化友為敵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到戈爾巴喬夫時代剛剛提倡「改革與新思維」時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術人員、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學生自認為自己是與官方持不同政見的「非正式組織」成員（《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在其後發生的蘇聯政治演化中，正是這些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成為葉利欽「激進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力軍。
青年一代的價值取向是關係到一個制度生死存亡的巨大問題，因為未來就是由青年人把握的。無論老一代人信念多麼堅定，但終究無法逃脫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建設社會主義的責任早晚要落到當初的青年一代的肩上。如果不注意對青年一代的培養和吸引，怎麼能夠保護社會主義航船的方向呢？七十年代的青年人都是出生於衛國戰爭以後，他們從出生就沒有領略過沙皇制度的殘酷，也沒有領略過資本主義的苦頭。他們自幼就被告知生活在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當長為青年人之後又被告知生活在「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很自然，他們對這種制度就寄予更高的期待。可是現實生活與他們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制度卻無法提供足夠的生活必需品；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國家中，「公僕」享受特權、貪污受賄、生活奢侈墮落，而「主人」們卻排隊購物、生活艱難，並且從來沒有機會真正表達自己的意願；在「真正平等」的制度下，官僚的子女擁有無可比擬的機會，而普通人家的子女卻機會渺茫；當他們在瘋狂的迪斯科音樂中發泄自己的惆悵時，又遭到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們的干涉和指責——所有這一切，怎麼能夠使得青年一代對這種「社會主義」不失望，既而懷有深刻的敵意呢？怎麼能使得他們對「水深火熱」的西方國家不羨慕呢？黨失去了青年一代，這無疑是蘇聯社會主義航船傾覆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種狀態下，蘇聯社會公眾出現了普遍的苦悶、彷徨和冷漠情緒。「這是最後一天」的末日心態出現在每個人的心頭。怠工、酗酒、勞動紀律鬆懈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很多人上班遲到，到崗後點個名就匆匆到街上排隊購買新到商品或者到電影院看電影，以至於安德羅波夫時代不得不派出克格勃和民警到商店和影劇院去攔截這些曠工者（麥德維傑夫:《人們所不知道的安德羅波夫》）。酗酒現象成為社會一大公害，據統計，到八十年代初，全蘇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處於經常性的爛醉如泥的狀態下，因為酗酒導致的事故、傷亡和暴力事件直線上升，社會治安狀況大大惡化。到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已經和紐約一樣，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世界之窗》，1985年）。這也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不久就發動聲勢浩大的「反酗酒運動」的直接原因⑤。
不僅是普通群眾，在蘇共高級官員中也瀰漫著懷疑的情緒，七十年代末，當時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也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疑問③。他還對當時的喬治亞共產黨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談到:「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
蘇共的政治衰敗表現在這個自命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在蘇聯群眾心目中的地位。1989年，蘇聯社會科學院曾經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工人只的佔1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佔1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佔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幹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佔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並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因此當「八一九」的密謀者們，發動政變被葉利欽粉碎時，還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第十節:鎮壓持不同政見運動
儘管勃列日涅夫是一個「溫和的」人，但是作為後極權主義威權統治者，他對待對政權本身發起挑戰的持不同政見者仍然是嚴厲打擊的。蘇聯民間的持不同政見運動，起初是為了抗議官方對斯大林的重新美化和終止赫魯曉夫的意識形態自由化，但很快他們就表現出了相互之間的政治分歧。唯一的共同點是對蘇聯的政治高壓不滿，要求民主和自由。
西方國家當然樂於看到蘇聯出現持不同政見者，因而給予他們以大量的支持。然而，並非所有的持不同政見者都親西方:羅伊.麥德維傑夫因為全面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主張復興和革新列寧主義，把蘇聯社會主義從扭曲的斯大林主義桎梏下解放出來，因而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反對派」；薩哈羅夫則主張把蘇維埃制度與西方民主制度結合起來，因而被稱為「社會主義自由派」；而索爾仁尼琴則呼籲恢復君主制度並且具有強烈的斯拉夫民族主義，因而被稱為「泛斯拉夫主義反對派」。各種持不同政見者之間，互相鬥爭也十分激烈。③
持不同政見者自然遭到了來自官方的鎮壓與迫害，採取的措施有:集中批判，動員理論研究者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集中的口誅筆伐；分化瓦解，採取一些措施解決持不同政見者提出的一些社會問題，從而使得同情者們分化；限制自由，對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限制其言論或活動自由，降低其影響力；驅逐出境，逮捕、或者關進精神病院。應當說，這些措施是有效的，到七十年代末，蘇聯國內「持不同政見的只剩下那麼幾十個人了」 。（羅伊.麥德維傑夫:《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主要的活動都已轉移到蘇聯國外。
雖然從表面上看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受到了巨大打擊，但是其潛在影響力卻是非常巨大的。蘇共自身政治號召力的下降，官員腐敗特權現象的發展，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使得持不同政見者的影響力發揮了與其自身規模完全不相稱的巨大作用。普通蘇聯群眾甚至蘇共黨員，都暗中同情持不同政見者。當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人從流放地和國外歸來時，他們受到了群眾英雄般的歡呼。
第十一節:「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和老人政治
一個非民主國家，其官員的進身之路不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確定的，而是通過自上而下選拔確定的。因此，選拔自己認為親近的、可靠的、有能力的人當自己的副手，是最一切非民主政權統治者的選拔規律。在這種體制下，所選拔的官員的名望、品德、口碑和才幹是否能夠被大眾認可，是無關緊要的。因此，民間向來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說。
雖說獨裁者們在選拔幹部時也要注意一下其品行和才能，但那都是次要因素，至關緊要的是這個人是否忠誠；而被選拔者的才能，也必須不能給獨裁者帶來威脅，否則就會招徠殺身之禍。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就是在衛國戰爭期間出現的兩位傑出的年輕活動家:中央書記阿.庫茲涅佐夫，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委主任兼部長會議副主席尼.沃茲涅先斯基。他們二者才幹是如此傑出，以至於斯大林曾經表示:等自己退休後，應當讓庫茲涅佐夫繼任自己的黨的總書記職務，沃茲涅先斯基繼任自己的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然而當斯大林說出這番話，就意味著這兩個人離死不遠了，因為斯大林根本就不打算退休，更不會容忍一個能取代自己的人存在。果然幾個月之後，兩位傑出的年輕人，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就因「列寧閣勒案件」而被逮捕，然後被處決了。在無情的拷打與審訊中，沃茲涅先斯基崩潰了，如同布哈林當年一樣往自己身上潑髒水；而庫茲涅佐夫則保持了自己的尊嚴，他說:「歷史會證明我是清白的。」結果，他被打斷了脊椎骨。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時代那種殘酷的宮廷政治已經被一種溫和的鬥爭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對待自己不喜歡的人物，採取的是打發他們擔任一些無關緊要的職務，或者打發到遙遠的國家擔任大使，到了退休年齡的則打發他們體面退休。無論是前面提到過的謝列平，還是後來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擔任政治局委員、主管意識形態的雅科夫列夫，都採取了這種方式。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個性使然。
不過，雖然手段不同了，但領袖選拔官員的準則卻沒有改變。勃列日涅夫畢業於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曾長期在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摩爾達維亞和哈薩克工作。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他身邊自然地聚集了一批曾在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摩爾達維亞和哈薩克工作時的同事、部下和朋友。對此，西方媒體稱之為「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一個官員要想獲得升遷，首要問題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與這個「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搭上關係。
勃列日涅夫不動聲色地排擠了很多黨中央和政府中他所不信任的人，換上「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的成員。這些成員有: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吉洪諾夫，他不僅是勃列日涅夫的同鄉，而且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的校友，1979年柯西金被迫辭職後，吉洪諾夫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諾維科夫，也是畢業於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前面提到過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謝苗.茨維貢，是勃列日涅夫在摩爾達維亞工作時的部下；克格勃第二副主席齊涅夫，業於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也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任州委書記時的主要助手；內務部長謝科洛夫，畢業於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任州委書記時的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時期的
在給大量親信委以重任的同時，勃列日涅夫也在逐漸排擠他不信任的人。謝列平、波德戈爾內、謝列斯特、柯西金、沃羅諾夫……一個個都被他排擠掉、繼而銷聲匿跡了。蘇斯洛夫只醉心於「灰衣主教」理論家角色，對勃列日涅夫權勢構不成主要威脅，並且蘇斯洛夫派系自身有相當實力，因而二者雖有過齟齬，但勃列日涅夫並沒有動他。正如蘇聯老資格的外交家葛羅米柯私下發表感慨中說的那樣:「我們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樣，有的人突然從這裡出現，有的人突然在這裡消失。」
由於勃列日涅夫實行幹部任期終身制，導致其後期整個中央領導層年齡的老化，主要領導人均已年過七旬。1981年3月蘇共第二十六大上選出的政治局14名正式委員中，平均年齡為75.5歲，其中年齡最大的謝爾佩83歲；8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平均年齡也接近70歲，其中年齡最大的庫茲涅佐夫81歲。
最高領導層的病態和老化的特點，在每年十月革命節閱兵式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一群面頰乾瘦枯黃、病入膏肓的老人顫顫巍巍地站在列寧墓上，忍受著寒風的折磨。當蘇聯人看到老態龍鐘的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被助手們吃力地扶到講台上，發表斷斷續續和含混不清的講話時，人們在厭惡的同時都認識到:這個國家已經病入膏肓了。當時蘇聯群眾流行一則名為《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笑話來諷刺老人政治。這一則笑話里，會議主持人莊嚴地宣布:代表大會的第一項議程是「大會開幕！」接著，主持人宣布第二項議程:「把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抬進來！」第三項則是「請播音員宣讀總書記報告」。
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等高層統治者卻依然相信來自下級的報喜不報憂的「成績」。他們「有些傻氣地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勢中」，看不到身邊隱藏的巨大危機①。無論是群眾還是官員，對這些身居高位的政治盲人已經全然失望，黨和國家的一切中期和長期計劃都無人關心和承擔，各級機關的官僚們都採取了專制制度下政治過渡期間最常採用的辦法:等待新的政治領導人確定方向③。幾乎「每一個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施密斯:《蘇聯政治》）。1981年12月，列寧格勒的《阿芙樂爾》雜誌突出反映了這種情緒。這本雜誌的第十二月號封面上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而內容部分刊登了一段極為敏感的文字:「我前天聽說他已經去世，我坦率地承認我感到非常喜悅和驕傲。但是我高興的太早了。不過，我希望我們不用等很長時間。」這段話顯然是影射勃列日涅夫的，因而引起了克里姆林宮的不滿②。
1982年9月底，已經76歲高齡的勃列日涅夫來到亞塞拜然共和國首府巴庫視察。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因為多次中風的影響，他的智力和體力都大幅下降。當勃列日涅夫出席當地黨組織為他舉行的招待宴會時，勃列日涅夫照例發表講話，整個蘇聯都在觀看他講話的電視直播。當勃列日涅夫照著講稿念了幾段之後，大廳里的人們都騷動起來，原來因為助手粗心拿錯了稿子，已經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卻根本沒有發覺。一陣緊張之後，一位助手跑上台來把另一份講稿交給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沒有任何窘態，而是平靜地說:「同志們，剛才發生的事情不是我的過錯。我要從頭再來。」說完，他又莊嚴地念起了新講稿。④此時的勃列日涅夫還沒有意識到，死神已經向他一步步逼近了…….
一個月之後的
第十二節:結束語
也許讀了我的文章的朋友會認為我是很反感勃列日涅夫的，因為我的文章中對他的評價貶多於褒。不，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是懷念並且留戀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因為在那個時代，蘇聯經濟一度繁榮，科技大大發展，人民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文藝事業空前繁榮，社會保障不斷健全。應當說在蘇聯69年的歷史中，勃列日涅夫統治的這18年是最祥和、最安寧、最富裕的18年。我這篇文章，只是選取了勃列日涅夫時代幾個比較突出的內容進行敘述，不可能全面系統地介紹勃列日涅夫時代。因為，對於這個世界大國來說，18年的歷史顯然不是一篇三萬字的文章所能說得清楚的。
我對勃列日涅夫本人的評價也相當不錯。在我眼中，勃列日涅夫是一個人品很好的人，他待人寬容，作風隨和，富於同情心；和暴戾的斯大林比起來，他確實是個相當不錯的人。如果說缺點，那就是虛榮心比較強，對一些長年積累的問題缺乏徹底解決的決心。這樣的品質，如果他是一個普通人，那麼他仍然是會受到人們歡迎的。
然而，作為一個國務活動家，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特別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那些缺點就不能忍受了。雖然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逐漸走向強大，經濟能夠得到持續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但由於缺乏對現實清醒的認識，蘇聯社會在運行中積累了無數尖銳矛盾累。由於勃列日涅夫等人缺乏解決問題的決心和魄力，這些矛盾越積越深，社會動亂的能量越積越大，為最後徹底炸毀這個國家埋下了足夠的炸藥。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國勢達到虛幻的頂峰，隨即落入不見底的深淵。
勃列日涅夫執掌政權時間長達18年。在蘇聯歷史中，除了斯大林執政27年外，執政時間最長的就屬勃列日涅夫了。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系，發展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其弊端已經暴露得十分清楚了:政治缺乏民主，人民沒有參與國家管理，黨員幹部脫離群眾，特權腐敗孳生，長官意志、官僚主義和瞎指揮盛行；生產中驚人的浪費，資源的過度消耗，投資利潤率的不斷下降，軍備競賽對社會資源的消耗……這些矛盾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但惟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老人幫們看不清楚，繼續沉醉在「發達社會主義」虛幻的自我滿足中。
在勃列日涅夫的統治下，蘇聯不是正常地邁入八十年代的。而是像一個如勃列日涅夫般的病入膏肓的老人，渾身浮腫、跌跌撞撞、步履蹣跚地跨進了八十年代。當時蘇聯的工業生產已經出現了負增長，但有賴於石油驚人的「大輸血」般的出口，才勉強維持了2%的增長率。為了彌補國民收入的不足，蘇聯政府把酒類銷售量提高了三倍，每年從釀酒工業中收取多達530億盧布的稅收，佔蘇聯國民收入的12%，「這是一種很不道德的行為」（利加喬夫:《警示》）。蘇聯的科學技術人員在世界列第一位，但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生產嚴重脫節，「蘇聯的火箭可以以驚人的準確性找到哈雷慧星並飛上火星，其宇宙飛船可以遨遊太空」，但其汽車卻缺乏足夠動力，故障頻出並且耗油驚人；許多家用電器陳舊不堪，電視機爆炸事件經常發生，以至於蘇聯人開玩笑說本國生產的電視機應當送給敵人；蘇聯雖然擁有世界最多的耕地並實現了機械化，但糧食連年歉收並且不得不花稀缺的外匯大量進口糧食；蘇聯的人均醫生數目、人均醫院床位數目都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壽命卻排在幾十名之後並且不斷下降，看病難，醫療服務質量不斷下降，死亡率上升；蘇聯的經濟規模號稱世界第二，但其主要的消費品卻長期短缺；蘇聯號稱「世界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有7000萬城市居民住在沒有自來水和廚房的簡陋公寓中……
是啊！一切都那麼奇怪。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蘇聯就是如同月球正面與背面一樣截然相反、黑暗與光明並存。正如蘇聯人自嘲的那樣，蘇聯是一個手持原子彈的上沃爾特。然而，上層只看到光明的大好形勢，下層只看到無盡的黑暗……難道不是這樣嗎？黨員、幹部們在幹什麼？他們都在忙碌著，忙著論述和證明那並不存在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忙著給不斷下降的生產數字注入水分……官僚機器的一切齒輪都在忙碌、轉動著，而可惜的是，這些轉動都是在空轉。
如今，勃列日涅夫已經去世二十年了，蘇聯本身也成為歷史，每當人們提起蘇聯的時候，都要加一個「前」字，彼此提醒著，她已經和羅馬帝國、亞述帝國一樣成為歷史。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遺憾:假如赫魯曉夫的改革持續下去，假如勃列日涅夫不那麼頑固拒絕改革，假如安德羅波夫再長壽一些，假如戈爾巴喬夫採取漸進的改革方式，假如「八一九」事件的密謀者再聰明一些、堅決一些……是啊，假如這些因素有一個能夠成立，蘇聯也許就不會解體。但是，歷史怎麼能夠假設呢？
作為一名把蘇聯當作精神祖國的人，蘇聯解體時時刻刻折磨著我。我永遠不會忘記:
如今，中國也在進行著改革，目前各種社會矛盾已經凸顯出來，有些矛盾甚至威脅到了國家的安定。因此，弄清楚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總結出蘇聯改革失敗的經驗教訓在目前形勢下尤其重要。蘇聯是一面鏡子，她能夠幫助我們看清自己。我衷心希望，歷史不要再簡單地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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