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轉型，如何可能？

民主轉型政治家

民主政治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法治，成熟的民主社會對政治家素質的要求相對較低，但是俞先生所提倡的漸進性民主轉型的成敗關鍵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政治家的素質。在民主轉型時期，一個國家往往會為社會共識缺乏、社會矛盾尖銳、民粹主義流行、知識分子天真等等問題所累。於是乎，激進人士認為政府的改革太慢並天真地認為自己掌握著一個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一攬子方案，而保守人士則責怪政府走過了頭。在這種場合下，化解社會矛盾，樹立社會共識以推進漸進民主轉型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轉型時期政治家的智慧。轉型時期政治家不但要有堅韌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還要有堅決彈壓極端勢力的決心和能力，同時他們在主要政策面上還必須讓人民看到希望以樹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面上的共識。

從這一點上來說，研究鄧小平思想和政治謀略在目前有著特別的意義。改革初期的鄧小平在運用「真理問題大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神話後，掉頭就制止了隨之而風靡的理論務虛浪潮，並提出了「不爭論」的觀點。鄧的這一做法很為當時的世人所不解。其實它的巧妙之處在於避免了精英層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開始就形成公開分裂，並使得沒有人能在改革初始看清社會發展方向，從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們的觀念和利益能隨著社會變化而同步發展（試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極其禁錮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會狀況就是我們的改革方向，估計當時幾乎全國人民都會成為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即使是對於一個思想保守的官員來說，如果他的兒女做了生意並發了財，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隨之而起變化）。鄧小平的「摸石子過河」觀點使我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烏托邦思想、教條主義和各類「工程」思想的束縛（所謂的「工程」思想這兒指的是一種把社會發展類比為機械設計的工程師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下，不同層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統工程」，改革導致的後果經常會在利益驅動和社會結構的交錯下而與「設計者」的初始想像南轅北轍。這種十分有害的工程師烏托邦思想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有著很大的市場）。我國規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條小船，不斷根據情況而調整方向。鄧小平在堅持開放中對極端勢力的彈壓則更為經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彈壓黨內極左勢力和取消對社會發展極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關閉了「西單民主牆」，與此同時他逐漸放開言路，擴大改革，使人民感到了希望。鄧小平在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初通過南巡力挽狂瀾，從而奠定了中國目前的繁榮，則是他最後的佳作。鄧小平能在一片叫罵中、在十分不確定的情況下，通過他的謀略來孤立極端勢力，安撫保守勢力，並將人心所向的改革推向前方，從而贏得甚至是他的反對者的尊重。

民主選舉技術和民主教育

我們要搞民主，但是對於民主選舉技術和廣大百姓民主教育問題卻從來就沒有研究。怎麼投票和算票、怎麼劃選區、怎麼確定各選區候選人數目和合法當選人、怎麼競選、怎麼設定投票議題等等，這每一點都大有名堂。比如說選區設定，不同的選區設定會導致不同的人當選，一個不好的選區設定會大大增加選民的被操縱性、加深社會裂痕，甚至會促使國家分裂。同樣，民主教育也很重要。即使是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政治家的榮譽感和道德仍然十分重要:競選手段得有底線、為人要有承擔、醜聞暴露之後應該辭職。民主轉型時期特別容易出現像陳水扁式的政治家，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選票，毫無社會道德和社會責任可言，對轉型期的民主發展有著很大的毒害。民主教育還必須在百姓中進行:人們必須學會接受失敗、學會容忍不同意見和保護少數，學會成熟地看待政治。美國每次大選前小學生在班裡就會進行模擬總統選舉，讓他們在實踐中學習民主選舉和運作。還有，美國高中有一項數學競賽，每年就「社會選擇困境」（從數學上演繹各種投票和數票方法的特點和弊端）、「公平分配困境」（從數學上演繹在多於三個人的情況下，各種分配方法的特點和問題乃至人口不同的每個「選區」在「代表」名額分配上面臨的各種問題和困境）等問題舉行競賽。這類競賽不但提高了學生對應用數學的興趣，而且潛移默化地進行了民主和民主技術的教育，加深了學生對社會事物（哪怕是看上去是非常簡單的事物）複雜性的理解。美國的一個普通大學生的政治成熟程度往往勝於中國的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其中原因很多，他們的民主教育自然是功不可沒。

有關民主政治所需研究的課題遠遠不止以上這些，而我的討論基本也只是部分問題的提出而不是結論。其他的一些問題，比如民主和自由的關係、選舉民主和實質民主的關係、民主和社會平等的關係、民主和法治的關係、國體問題（一黨、多黨或無黨制，總統制或議會制）等等都值得我們去作深入的研究。因為篇幅關係我不得不就此打住。俞可平先生認為，中國的民主將沿著三條路線穩步向前推進:一、擴大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二、由基層民主逐漸向高層民主推進；三、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使得人民在政治選擇上的自由度逐漸提高。筆者衷心希望中國社會的發展能沿著俞先生所預見的這一代價較小的方向前進，但是同時也深切地認識到這一美好願望並不簡單地等於中國未來發展的實際方向。為此，像俞先生這樣的黨內文膽必須作出努力，看到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未雨綢繆，對民主政治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為國家作出各種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為漸進的「增量民主」改革從願望轉變為現實作出努力。學者不需為政府的決策和社會的實際走向負責，但是學者必須學會用學術語言客觀指出政府政策的非企及性結果，學會判斷政府政策和社會實際走向之間的差距，學會作出高質量經驗研究的本領。本文所建議的這一由黨內學術權威領銜的研究機構因此就顯得尤為重要。

最後想說明的是，這類研究機構必須無意在社會上取得重大影響，其研究結果也應當主要在內部雜誌發表。這既可以防止一哄而上局面的出現，又可以避免以「啟蒙」和「鼓動」來取代學術，從而導致俞先生不願見到的後果。至於這一想像機構是否能作出有質量的研究，這得看俞先生是否能囊括到一流的人才，籌到足夠的資金、建立一個不同於目前中國高校研究的學術評判體系和牢牢把持住這一機構在研究上的獨立性。這就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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