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潰敗中的生存悲劇

社會潰敗中的生存悲劇

摘要：苦難是一個現代性的話題，我們在工業革命年代看到的諸多天才式的設想，竟然是有關工人和農民階級貧困的，正是為了解決貧困問題，許多古典思想得以產生。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工業革命竟然造成了大多數人的不幸福和墮落。在當代社會，社會潰敗中的生存悲劇依舊發生，我們更面臨著重建現代社會的認同和團結的重任。

作者丨劉擁華（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師）

文章來源於網路

《21世紀經濟報道》曾描述過一個女工的工作實況:「她每天7點半進入裝配顯示器的流水線，上午工作到11點半，中午從12點半到下午4點半，又是同樣的4個小時。從5點半到7點半是慣例2個小時加班時間。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個小時，如果遇到趕貨，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了10個小時，仍按10個小時算，超過的部分算作是『員工對公司的貢獻』。」

我知道還有很多這樣的年輕生命，他們被命名為「新生代打工者」，在繁華的都市裡，尋找著屬於自己的夢想。但這裡，並不屬於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和人性，在資本為王的時代被清洗得蕩然無存。在這裡，沒有的太多，而這個世界又有太多的誘惑，有太多的對自身的要求，焦慮和無力感便鋪天蓋地而來。焦慮和無力感是這個時代和這個群體普遍的精神狀態。

他們承受著這個時代共通的苦難。他們和我們一樣，都經歷著這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之於我們的苦難。苦難是一個現代性的話題，我們在工業革命年代看到的諸多天才式的設想，竟然是有關工人和農民階級貧困的，正是為了解決貧困問題，許多古典思想得以產生。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工業革命竟然造成了大多數人的不幸福和墮落。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已有大量涉及，在他那裡，是市場和國家使得苦難不斷滋生且無從在既定的框架中予以解決。換言之，工業革命導致前現代社會的基本平衡感喪失了，失去平衡感的人無時不處在焦慮當中，因此，現代性是個人運用自己的理性以及社會運用自身的權威共同去建構一種新平衡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的公共性問題變得十分關鍵。而後現代的面向，是接續古代思想家們的預設，重新理解文化(而非物質)所造成的象徵暴力。話題是如此集中，出乎我們的意料，即都是相關生命存在的問題。

一

在道德上被貶低的人的存在

為什麼會這樣?波蘭尼說，自我調控的市場會破壞社會結構與助長人性的貪婪，將人作為勞動力商品實質就是對人本身的否定。這亦是我們時代的病症，資本和市場沒有得到很好地節制，國家冷漠地推卸責任，從而導致人和人之間的原子化碎片化存在。這個時代沒有為他們的非商品性存在留有餘地，這在實質上意味著，這個社會在道德上貶低了他們作為人的存在。作為道德主體的人，首先是一個精神存在，應該有其靈魂安頓的恰當方式。但長期以來，革命意識形態與其實踐層面的階級鬥爭的革命歷史，以及近30年來的經濟至上論，看重的並不是靈魂的問題，它所看重的是暴力的強弱與整齊劃一的階級意識。一部革命史、一部奮鬥史，竟然看不到對人靈魂的思量，有的只是殘酷的鬥爭和成王敗寇的輪番表演。處於革命歷史中的群體，他們的靈魂無處安頓;這樣一個國度無從生髮精神的力量。革命實踐對底層革命群眾激情的激發，往往出於革命勝負的需要，而不是精神本身的需要。

國家，從來沒有在相關靈魂的問題上站出來表達立場。這樣的一個國度和民族，就不免十分怪異了。它可以慷慨激昂地述說自己的革命歷史、經濟奇蹟，卻無法安頓微小而真實的個體靈魂。這一個個乾枯的心靈，時刻在呼喚和尋求歸宿。一旦精神的歸宿尋求不到，一切力量便會化作暴虐或者對物質的貪婪。物質性標準成為最高標準，人被物化為價格高低和財富多寡。主流政治面對無數的政治與社會努力所催動的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一方面志得意滿，一方面又茫然若失。現代中國政治，似乎已經沒有力量面對那乾澀而饑渴的心靈，不能理直氣壯地照管那饜足卻麻木的眼睛。「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古訓，在現代中國完全成了空話。但是，社會規律並沒有因為人們的忘記而停止作用。這些無根的心靈要麼迅速被各種各樣的宗教佔領，要麼漫無目的地跳脫放浪，時不時撞進自殺的深淵。(吳飛語)多年前梁漱溟先生所大聲疾呼的「人心改造」，依然是這個時代最為緊迫的任務。

詭異的是，無論富裕與貧窮，靈魂都沒能在主流話語中成為問題，而它又確確實實存在。但總有很多理由讓我們相信，這不是一個問題。這諸多理由，變換著不同的形式，讓我們目不暇接。我們自以為活在這「充足的理由」當中，便是幸福，便是常態的生活。第一代打工者，都是這樣的人，沒有太多的理由，但總有理由讓他們活下去，並且相信明天會不同。他們安頓靈魂的方式，是忘卻苦難，不去比較;他們安頓靈魂的方式，是多多少少沒有靈魂。在宏大的背景下，可以說當時至少還有一種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存在，使人不至於知性勃發、萌生啟蒙。換句話說，他們的靈魂，如果最後還能有所安頓，那就是在貧富分化不是十分明顯的那方土地，他們在家鄉還總是留有一點土地。他們出來只是補充家計。土地，始終是回去的理由，也是能夠回去的根本。就這樣，靈魂與土地，息息相關。是土地給了靈魂，也是土地麻木了靈魂。在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生存經歷，不會懼怕，沒有太多的風險。面朝黃土，就是經歷世世代代重複發生的故事。 但上輩人安頓靈魂的方式，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不復存在。他們是無家可歸的一代人。時代的斗轉星移，使得他們或多或少有點個人主義，接受了消費文化的觀念，有很強烈的成功意願。然而，悲劇性的，階層再生產完全被固化，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被扼制，上一代人的階層地位被下一代人複製。這個時代，已經消解了整全性意識形態的正當性，沒有能夠籠絡人心的集體意識和社會認同，人越來越對自身的存在產生懷疑。他們的參照對象，不再是那遠方的鄉土，兒時的同伴，而是近在咫尺的城市，光鮮成功的白領。這個參照對象，無疑會讓他們失望。這一對照，亦使得社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失敗的原因歸之於他們自身。他們不會回去，沒有回去的意願。這個群體，終究是無家可歸。無家可歸，意味著徹底地無價值、徹底地被放棄。

人的尊嚴是他作為一個道德存在者的尊嚴，這就是說，人首先是一個道德主體，道德主體意味著他有能力和資格擁有基本的權利。這種「作為人而存在」，指的就是黑格爾意義上的人需要被認可或一種精神的慾望。一種政治，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遲早會空洞化;每個人都相信自己具有一定的價值，當其他人用較之為低的價值來對待他時，他便自然產生憤怒的情緒。與之相反，如果人未能實現自己的價值，他會感到羞愧;而每當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價值時，人就會驕傲。獲得認可的慾望，連同憤怒、羞愧和驕傲，都是人格的組成要素，也是他政治生命的關鍵所在。黑格爾認為，正是它們驅動著整個歷史的進程(福山語)。但是，在這群青年當中，我們看不到這種被認可被尊重。在媒體報道中，一個工人為了能夠獲得加班的機會，甚至會刻意討好班組長等人。而五一假期，他們竟然都很惶恐，因為沒有錢賺，只有消費。富士康底層工人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時候說:「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腳來交換5分鐘的休息時間」，對於一個資本家而言，你有沒有親密關係、有沒有精神生活、有沒有被實現的價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你還能站在流水線上。這一站立的姿勢，千篇一律，了無趣味，卻是這個時代的經典悲劇形象。塗爾干說，人一旦被孤立，成為原子化的個體，沒有牽掛，沒有親人的關照，沒有公共生活，這樣的人就更傾向於自殺。

二

社會的潰敗與缺席

自殺，是社會的不在場。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我們看到更多的是碎片化的個體，他們沒有多少私人時間，時間耗費在工廠流水線上。同時，所有問題又都集中在私人領域，沒有公共空間可自主參與。這是一種失衡。這樣一種自我封閉的生活，越發顯得孤寂。被拋於荒島的他們，是原子化的存在，這不但意味著內部之間沒有最為基本的公共生活，也意味著外部世界將他們遺忘。國家會說，你已經有一份工作了，國家已對你盡了責任。恰恰是這一份工作，將他們吸引過來，到最後卻發現靈魂與生存都已無退路。

這是這個時代社會潰敗的徵兆。我們生存在一個沒有社會的時代。這是因為，我們不存在一種基本的習性或者風俗，整個社會沒有一個整全的認同機制，對於什麼是正當、什麼是善、什麼是正義公平、什麼是該為不該為，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沒有整合性的集體意識。甚至於，對於現代社會而言至關重要的類似於宗教地位的對自由和人類尊嚴的愛(塗爾干意義上的道德個人主義)，我們都沒有，更逞論其他集體意識。換句話說，既不存在某種合理的制度安排，又不存在某種集體意識，這個社會實際上完全處於潰敗狀態。有且只有社會能夠挽救頻發的自殺現象，而人一旦完全被物質利益支配，脫離社會關係，完全處於私人化空間，自殺實際上就已經臨近。記得塗爾干說過，社會學的使命在於尋找一種原則，使這種原則能夠支配經濟原則。但我們沒有找到。托克維爾苦苦呼喚的公共善，我們似乎也沒有。這裡沒有善，沒有超越經濟原則的更高原則，只有利潤最大化，最大化的條件就是將你貶低為機器。

沒有基本的認同，對自身深刻的懷疑，價值缺失與不被承認的現狀，自我孤立的原子化，都使得這一群體岌岌可危。但是，原因絕不在於這一群體本身。這個社會的深層政治與社會結構，使他們如此痛苦地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這一社會基本結構，我指的是作為一個公民基本權利的制度設置。

與此相伴的是，社會需要重建它的立場和能力。新生代的工人需要增強其集體行動的能力，通過民主參與與自主的形式重新發現和實現自己的內在價值，這種價值便是人是作為需要被承認的主體而存在的。這兩方面是緊密相涉的。社會力量的增長，表現為社會對資本和市場的自發抵制以及社會內部團結的形成，如果一個社會不能為它的成員提供認同和團結感，社會存在的價值是值得懷疑的。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深刻地反思塗爾乾的另外一個思想:職業群體為什麼在中國的社會情境中，竟然演變成冷冰冰的場所?這裡的關鍵是國家的缺位。沒有國家對職業群體和法人團體的監督，職業群體和法人團體就很有可能製造諸多非人性的事件，這一點是塗爾干國家理論出場的前提。托克維爾對我們今夭新自由主義所說的「最小化國家」也是不認可的，國家是一種高級的理性，應該為個人自由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在這個意義上，重建社會的立場和重建工人的集體行動能力，實際上離不開國家的在場。在政治社會當中，職業群體是嵌入在廣大的國家範圍之內的，沒有民主政治的背景，沒有公平自由的氛圍，個體的無意義感和個體價值的建構都是存在問題的。福山利用黑格爾思想的目的所在，就在於從民主政治的角度推演出其對人作為精神主體的價值的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這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我們所說的人需要被承認的慾望，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集體意識。現代社會的問題也在於此:如何處理個人主義與權威的問題。集體意識可以被表述為:對人性的尊重成為這個時代需要被保障的首要立場。塗爾干說，現代社會在很大意義上是基於此而確立其規範性的。在現代社會，不可能寄希望於其他的道德立場來整合社會，只能基於人之為人的基本而確立現代社會。而這些，實際上始終只能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中才能得以確保。正是在這裡，我們希望能夠在強化這一觀念的基礎上，為這些無根的個體提供基本的依歸。

三

重建現代社會的認同和團結

在現代性的背景下，社會學面對的一個極大的難題是，如何重建現代社會的認同和團結。如果始終要在人之為人的意義上來理解人，就必然要在社會的意義上來重建人的靈魂的歸宿。離開社會，似乎沒有其他能夠安頓靈魂的方式。宗教已經不再是普適意義上的救世主，在一個政教分離的時代，政治社會很難承擔起靈魂安頓的重任。那麼，我們還能有什麼樣的作為呢?在傳統社會當中，這一問題是不存在的。傳統社會的認同和團結是基於血緣和地緣等先賦性因素，傳統和習俗為流動性不大且地理空間有限的傳統社區提供了完整的整合方式。但在現代社會，什麼才是我們團結的紐帶和整合的式呢?這是社會學產生之初就苦苦思索的題。大體而言，我們都希望社會能夠在場能夠在個體身上看到社會的身影。這種解決方式，是在一種集體意識的層面來尋求社會秩序，並且，這種尋求都會在參與公共生活的意義上來為集體意識和個體社會化提供體的形成途徑，這本無可厚非。但關鍵在於，正如上面所述，在一個政治社會中，群體養成人格的形式遠遠不能夠滿足個體的所需。換言之，現代秩序和自由的形成，離不開國家制度層面的支撐。隨著不斷的分化，團體與團體之間日益陌生，不再有公共的活，在這個背景下，公共參與對自由習性養成的重要性就顯得十分明顯了。並且，在托克維爾那裡，「最小化的國家」其實並不存在，他所強調的是在某些方面國家權力的強化是必要的。這同時意味著，國家需要放寬視野，要有更長遠的規劃，而不至於被市場和資本所綁架。國家必須要在相關人的意義上做長遠的考量，而不是局限於一時的經濟增長和福利改善。所以，塗爾干強調國家是一種較個人理性更為清晰和高級的理性形式。這樣說，倒不是意味著我們可以忽略國家可能存在的「惡」。

在這個意義上，國家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將國家與社會截然分開是一個錯誤。我們必須從屬於社會，這才是解放之途。羅伯特·歐文是這樣一個基於社會而進行想像的人:「這種想像力的流淌是天才的特權，沒有這些天才，人類將因無法理解自身而不能存在。」歐文對社會的想像是:他拒絕從動物的角度來理解社會，拒斥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的此類謬論。他思想的支點在於他對基督教的摒棄，後者被他斥為「個體化」，或者說，基督教將責任繫於個體自身的性格，並由此否定了社會的現實以及他對性格型塑的強大無比的形式化影響力。這樣一種社會形態的存在，說明我們從古典經濟學所鼓吹的市場經濟體系當中推演不出屬人的能夠提供善惡標準的法則。社會世界沒有自然法則，社會世界需要的是一種「自由的技藝」與 「自由的習性」。

這同時也意味著，社會學是專註於對社會結構的分析，因而其對社會苦難的研究，不會停留於表層的描述，而是要深入到結構性層面。社會學正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保持其對政治的積極介入。社會學具有一種除魔祛魅、揭示社會隱秘、破除社會宿命的作用，它可以幫助人們透過各種形式的神秘化和符號支配，粉碎遮掩著權力運作和支配關係的種種神話，揭示行為必然性和所謂社會法則背後隱含著的歷史關聯，而一旦人們掌握了有關於此的必要知識，就可以從政治上瓦解它們。如果說苦難是這個時代賦予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甚至是唯一議題，那麼，從苦難出發對苦難的社會根源作出冷酷的分析，以理性的態度積极參与到對諸種無意識和象徵暴力的批判，就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不可迴避的道義。將「難以名言的病患轉化成清晰可辨的癥候，從而使它們可以用政治的手段來加以治理」(布迪厄)，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參與，布迪厄給我提供了一條現實的道路。

現代知識分子們對政治的參與，是在一種獨特的意義上進行的。這種獨特意義是指知識分子基於其祛魅立場，在結構分析的維度對苦難無以言說狀態的揭示。在這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時代，更具悲劇性的是，弱勢群體這種邊緣化的地位演變成為一套「事物的秩序」，甚至剝奪了他們對社會排斥的感知意識(畢向陽)。這才是最為致命的地方。在左翼知識分子看來，這是一種暴力秩序，但弱勢群體本身不會將之理解為一種暴力，反而會迎合和與之「共謀」，這種秩序便是一種「象徵秩序」這種權力便是一種「象徵權力」，這才是現代社會的真相。

（原文載於《文化縱橫》，略有刪改。本文的寫作背景是富士康跳樓事件，在新工人的生存和生活狀況仍未發生根本改變的現況下，作者的深刻的分析值得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