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珪教嘉慶如何在乾隆餘威下做"兒皇帝"

朱珪 生於1731 逝於1807年 享年76歲。 史書中,只是記載嘉慶十一年(1806)十二月五日卒,終年77歲。帝謚「文正」。並沒有詳細的記載他的死亡原因。但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何況如此一個忠臣,為國操勞50年,應該是老而病,病而亡的。 乾隆五十九年(1794),朱珪六十四歲,任兩廣總督。嘉慶元年(1796),乾隆也準備召朱珪回京,但被和珅誣陷朱珪辱罵皇帝,雖然皇帝不信,但是召回朱珪的事情也就作罷了。嘉慶十一年(1806)十二月五日卒,嘉慶皇帝得知朱珪的噩耗後,為痛失良師朱珪特賜奠、祭、葬三道聖旨,以示對他的後事料理和懷念。從這裡看,朱珪也算是善終,不像別的忠臣,死於奸臣陷害。當然,他也可能是看朝廷黑暗,鬱鬱而終,也未可知。

嘉慶皇帝畫像

  大清王朝,死後謚「文正」者8人。其中,嘉慶朝是朱珪。提議此謚之人,正是嘉慶帝本人。他說:「揆諸謚法,足當『正』字而無愧,特謚文正」。  若論官職,朱珪比不上劉統勛;若論清正剛直,他也比不上王傑。嘉慶皇帝何以如此看重朱珪呢?朱珪(1730—1806年),《清史稿?朱珪傳》說:「朱珪,字石君,順天大興(今北京)人。先世居蕭山,自父文炳始遷籍。文炳官盩厔知縣,曾受經於大學士朱軾。珪少傳軾學,與兄筠同鄉舉,並負時譽。」據說,大興朱氏,本居河南,南宋時遷居浙江蕭山,後以蕭山為祖籍。其曾祖朱必名遷北京大興,祖父朱登俊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曾任湖北長陽縣知縣,其父朱文炳也當過陝西盩厔縣知縣。朱文炳在盩厔縣任職時生育4子:朱堂、朱垣、朱筠、朱珪。朱文炳在盩厔去職之後,回京教孩子讀書,再未出仕。4個孩子,以朱筠和朱珪聰慧過人,兄弟兩人同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應鄉試而為進士。  朱氏兄弟,朱筠比朱珪出道更早,他文才出眾,並被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劉統勛所賞識。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號笥河,13歲通七經,15歲已善於詩文,曾任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三通館及《日下舊聞》纂修官等,又曾督安徽學政,福建學政,曾參與《四庫全書》的編撰工作,並以唐朝韓愈、宋代歐陽修自任,「振起古學,獎拔寒畯」,追隨他的文人學士10前後達數百人。王昶曾評價:「天下承學之士,趨風附影,望為依歸」,可見其學術名望之高。相比之下,朱珪出仕之後,除在京任散館授編修、侍讀學士外,一直在地方做官,如河南鄉試、會試同考官、福建糧道、按察使、兼署布政使、補湖北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代理巡撫、按察使等職,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朱珪的仕途才發生根本的轉折。  這一年,發生一件事。有人蔘奏朱珪,說他整天讀書,不務正業。《清史稿》說:「珪方正,為同僚所不便,按察使黃檢奏劾讀書廢事」,該狀遞到了乾隆手上。其實,乾隆對朱氏兄弟是有所了解的,特別是他的哥哥朱筠,曾在安徽學政任上,向乾隆上奏建議,要對明朝《永樂大典》進行適當的編撰工作。乾隆十分重視,曾多次上諭提及朱筠建議,要求軍機處議之。這就是《四庫全書》編撰的由來。乾隆本身就是一位文人,對朱氏兄弟的文才,早有所閱賞。於是,他大筆一揮,下了結論:「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  乾隆的判斷是正確的。朱珪儘管一身書卷氣,但為官清廉,口碑甚好,野史曾有記載,有一年除夕,有客人造訪朱珪,問他當年收入怎樣,朱珪舉著胸前荷包說:「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尚無一文也。」剛說完,門人手裡拿著禮物對朱珪說:「這是門生某某節儀若干封。」朱珪便對客人說:「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付流水耶!」阿堵者,錢也。又說他任山西布政使時,陽曲縣令吳重光乃「文字之交」。有一次,他找吳重光,手拿借條,說:「我奉召入京,可囊中空空,需路費二百兩,特立字據向你借用。」吳重光當然一口答應,但不好意思收借條,朱珪嚴肅地說:「你不收借條,是不是要向我行賄?」第二天吳即將銀兩送去,將借條取走,朱珪才收下銀子。不久,朱珪從京城託人捎銀還債,並索借條而去。  或許,在乾隆看來,朱珪乃一介書生,做不好官,還不如回京任職吧。這就叫人盡其才。當時,乾隆皇帝還有一個天大的秘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已秘密地將十五子永琰(後改名叫顒琰)立為皇太子。  此前,乾隆皇帝曾先後立過兩個皇太子。第一個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璉,乾隆認為永璉「朕之嫡子,聰明貴重,氣宇不凡」,他即位後曾親書密旨,立永璉為皇太子,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但是,永璉9歲時即死去。乾隆在永璉病故後,又立皇九子永琮,但又因痘症而早殤。現在,他又圈定了十五子永琰,正急著給他物色教書先生呢?正好,朱珪闖進了他的視野。於是,朱珪於乾隆四十年(1775年)奉召進京,即被授予翰林院侍講學士,到上書房任永琰的專職老師。是年永琰17歲。此事亦可證明乾隆對朱珪的信任和賞識。  朱珪品行清廉,學識淵博,古文古詩詞亦造詣頗深。朱珪做了嘉慶的老師,既教授詠吟李杜詩篇、韓柳文章、蘇辛詞句,也從四書五經中闡發仁政愛民、國以民為本的治國之道,特別是歷代帝王的治國方略、御臣之術、安民之道、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等。據說,在講《出師表》時,朱珪特別透徹地講解了「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他聯繫歷代興衰,強調君王應該自正自清,辨別賢奸,他還反覆強調,修身要嚴格區分誠實與欺詐,看人應仔細辨別仁義與勢利,君心正則禮義廉恥發揚。朱珪悉心教導,永琰學業大進。他們兩人,朝夕相處,情同父子。  按理說,朱珪教導有方,應該嘉勉才是。然而,朱珪僅僅做了4年老師,即被乾隆外放了。一位皇太子的老師,竟然被放到福建當學政(教育廳長而已)去了。按史家的觀點,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朱珪清正廉潔,而為當時的權臣、有「二皇帝」之稱的和珅所猜忌。臨行之時,朱珪留下箴言,望永琰切記。對此,《清史稿》有記載:「四十年,召入覲,改授侍講學士,直上書房,侍仁宗學。四十四年,典福建鄉試。次年,督福建學政。瀕行,上五箴於仁宗: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仁宗力行之,後親政,嘗置左右。」朱珪教育最多的,據說是韜光養晦之道。這一點,永琰是謹記在心的。他當了皇帝之後,依然將其作為座右銘,因為這個皇帝,是「兒皇帝」。朱珪離開京師之後,師生倆人,遠隔千山,卻書信頻繁,據說,僅永琰給他的書信就達139封之多。可以這麼說,朱珪對嘉慶的教誨從未中斷過。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永琰被封為嘉親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又被正式冊立為皇太子,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正月初一,嘉慶受乾隆皇帝禪位即帝位。但是,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控制,顒琰也只好暫居毓慶宮。是年,嘉慶帝年37歲。時此,正在兩廣總督任上的朱珪,寫信祝賀嘉慶登基,同時,又在信中提醒這位弟子:雖已繼承大位,但事事處處皆當小心從事,不可多御政事,能推則推,加強修養。他特別提到當年康熙朝皇太子「立而復廢、廢而復立」的教訓,要求嘉慶帝小心侍奉太上皇。對這些肺腑之言,嘉慶帝看了,心領神會。對太上皇,甚至是和珅,他都處處謙讓,事事謹慎,用道家無為思想,來保全自己皇位的平安。正史野史,對此都有記載。  嘉慶當皇帝之後,也曾經想過把朱珪從兩廣總督任上召回。其理由,就是向太上皇提出繼續學習古體詩和古文的要求,因為,朱珪最擅長古體詩和古文。乾隆也覺得兒子的要求並不過分,於是就想把朱珪從兩廣總督任上調回,提升為大學士。嘉慶知道後,非常興奮,旋即給朱珪寫賀信。不料,這封賀信的內容被和珅獲得,和珅心想朱珪與自己一向過不去,他又是皇上的老師,如將朱珪調到皇上身邊肯定於己不利。因此,他便將書信內容告訴了太上皇,並說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太上皇聽後,自然不悅。其時,乾隆皇帝已年老昏聵,說話含糊,如同「天語」,左右上下只有和珅聽得懂,和珅也儼然成為太上皇的「化身」。據說,朱珪為此曾險遭不測,最後經軍機大臣董誥等人的斡旋,此事才不了了之。這一次,朱珪不僅沒當成大學士,反而被責以緝捕廣東洋匪不力,降職為安徽巡撫,嘉慶也無可奈何。大權在握的和珅,竟然還說服了太上皇,派了他自己當年的老師吳省蘭以和詩為名去輔導「兒皇帝」嘉慶,順便監視其一舉一動。  然而,此時的嘉慶皇帝,早已不是小孩子了。他明白,他的一國之君的地位還是個擺設,太上皇只要一息尚存,和珅專權就會一日不止。因此,嘉慶在和珅面前大智若愚,內心不滿,外表謙恭,並客氣地稱和珅為相公,絲毫不露鋒芒,甚至和珅前來陳奏政務,他故作拿不定主意,讓其請示乾隆處理。《嘯亭雜記》記載:「上既受禪,和珅以擁戴自居,出入意頗狂傲。上待之甚厚,遇有奏純廟者,托其代言」,等等,吳省蘭到嘉慶皇帝宮中,「上知其意,吟詠中毫不露圭角」,弄得和珅一點防備都沒有,「故心安之」。  機會終於來了。嘉慶四年正月(1799年2月7日),乾隆病亡,嘉慶皇帝親政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和珅。這件事,似乎比治喪更重要。他首先下詔,令在安徽巡撫任上的朱珪火速進京,同時,重用劉墉、董誥等大臣。為了麻痹和珅,嘉慶皇帝在安排治喪大臣的名單時有意將和珅列為首席,並特命和珅主持一切喪務,其用心,就是下詔治喪期間暫免其軍機大臣銜,專心治喪,對和珅的心腹福長安也作了同樣安排。這樣,和珅和福長安值守殯殿,與外界已完全隔絕,實際上被軟禁起來。乾隆去世第二天,嘉慶皇帝即發詔,鼓勵滿朝文武揭露和珅;乾隆去世第五天,嘉慶皇帝即將和珅和福長安等逮捕,並查抄了他倆的所有財產,宣布和珅20條罪狀,並賜以自盡。等朱珪趕回北京之時,和珅早已魂歸九泉、追隨先皇去也。野史亦有嘉慶秘喪不發、矯乾隆「遺誥」一說,有聲有色,可讀性很強,但可信度不高。以乾隆對和珅之信任,他怎麼可能會讓他陪葬呢?史說,朱珪到京城時,嘉慶親自到城外迎接,想想自己累受師傅教誨,以韜光養晦之計而剪除和珅,感激之情難以言表。他拉著朱珪的手,失聲痛哭,在這歷代帝王中是少有的,《清史稿》說:「至京哭臨,上執珪手哭失聲」。之後,嘉慶皇帝提升朱珪為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加太子少保,賜第西華門外。清史說:「時召獨對,用人行政悉以諮之。珪造膝密陳,不關白軍機大臣,不沽恩市直,上傾心一聽,初政之美,多出贊助」。  嘉慶十一年(1806年)十二月五日,朱珪因病去世。《清史稿》記載:「未幾,召對乾清宮,眩暈,扶歸第,數日卒。上親奠,哭之慟。」據說,朱珪「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減儒素。」他的卧室也只有舊棉布褥子,嘉慶帝趕去祭奠,可他的家門太狹小破舊,御轎竟然抬不進去,寒酸的境況與窮秀才相差無幾。另外,朱珪四十多歲即喪妻,他沒有續娶妻妾,一人獨居而終老,「年四十餘,即獨居,迄無妾媵」。可見,朱珪也是一個令人起敬的清官。嘉慶皇帝對自己的恩師,評價甚高,稱其「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不愧為端人正士」,最精闢的一句話是:「半生惟獨宿,一生不言錢。」不近色且不言錢的為官之人,現如今也是少之又少的。  朱珪死後葬於北京近郊,至今仍有墓碑和墓誌。據說,嘉慶皇帝曾兩次親奠其墓。看來,嘉慶皇帝還是重師生情義之人。確實,當年若無朱珪恩師耳提面命,他這個「嗣皇帝」能否扶正,或許還是個懸疑之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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