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恐怖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同屬虛無主義

當地時間2015年11月14日，法國巴黎，巴塔克蘭劇院發生槍擊事件後，警察護送一名身上沾染血跡的男子離開。 就在巴黎恐怖事件發生前的周五傍晚，我參加了復旦大學「政研」中心組織的「網路時代的政治與安全戰略」沙龍，我的主要觀點是：即使在網路和現代技術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危險的本源仍然是現代社會日益的犬儒化和虛無主義，以及由之導致的社會關係的日益分裂和對抗性本質，形成了在神聖宗教的名義下進行的宗教暴恐活動日益頻繁，網路和技術不過把這種危險日益擴大了。一語成籖，當天晚上巴黎就再次爆發了恐怖主義暴力事件。恐怖分子在巴黎巴塔克蘭音樂廳、法蘭西體育場等多處進行了7次槍擊、6次爆炸襲擊，高喊「為了敘利亞」和聖戰口號，目前已造成百餘人死亡，世界彷彿突然回到了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根源之一：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導致的社會對抗性如果拋開表面的宗教差異和文明對抗，我們就能發現這背後的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根源。最主要的根源之一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導致的社會對抗性。同樣就在恐怖事件發生前一天，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伊夫·夏爾·扎卡教授（Yves Charles Zarka）在《歐盟的理想與危機》的演講中，就曾分析了西方目前面臨的經濟危機、新形勢的恐怖主義危機以及移民危機之間相互交織的狀況。在經濟上，由於過於篤信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自我調節機制，政府看得見的手日益迷失，對教育、環境、公平等關乎民眾福祉的公共領域缺乏治理能力，在資本和市場邏輯的瘋狂舞蹈之下，歐洲日益陷入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實質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商品又日益積壓而無法銷售出去，並由此引發了錯綜複雜的社會、文化危機。就如另一個現代性思想家漢斯-彼得·馬丁數年前在《全球化陷阱》中所言：新自由資本主義的許諾往往只是「動聽的謊言」，只會導致「無法無天的社會反常狀態，使社會結構崩潰，而這些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轉本是福利社會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伊夫·夏爾·扎卡教授（Yves Charles Zarka）西方社會日益陷入貨幣和資本拜物教之中無力自拔：人們沉迷於權力與利益的爭鬥之中，成為貨幣符號的奴隸，把他人當作實現自身目的的手段。就如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所說：以現代資本文明為主宰的「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他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一切癖好、一切秉賦、一切有關出生和幸運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躍著」。市民社會的「個體性」非但不是個性，其「本質上是含有否定性的」，是「排他性的自為存在」。他遵循的是自利的自我保存原則，而不是共享原則。馬克思同樣指出，現代社會的貨幣關係排擠了人身關係，人的一切活動都被轉化為交換價值並遵守交易原則，在貨幣關係中，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人倫關係因此遭到了解體和沒落，傳統的倫理和道德在其中瓦解，而代之以自私自利和唯我主義，人們之間變成了普遍的效用關係。如果說馬克斯·韋伯只是哀嘆現代世界中「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的話，如果他活到今天，就會更加失望地發現，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早已被貨幣這一現代世界的上帝所侵染，直接的親密的人與人的關係，早已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蕩然無存。恐怖主義根源之二：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虛無的神聖因此，根源之二可以說是現代資本文明無法提供人們對崇高、審美和永恆的根本性渴求。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對任何理想和崇高的元敘事都視為「強制」、任何對普遍人性或孟子的「四心」追求都變得日益不可能，宗教和文化也不再與普遍的人性超越相關，堅守良知的人被嘲笑為傻帽和愚笨，耽於虛無縹緲的人性而不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不管內心的焦慮還是對良知的篤信，都被當作是過時和守舊的象徵，那些值得敬佩的有關意義與生命的問題，都被作為虛幻而有害的天真被丟棄。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和宗教現象的消失，相反，其文化現象紛繁複雜，比如同樣還有各種宗教、文化組織，只是其核心原則已經轉換，所呈現的是一種貧乏的「繁榮」、虛無的神聖：人們隨意從一種宗教改信另一種宗教，或者乾脆直接把宗教和文化視為文化和娛樂消費的對象，理想主義的力量日益衰落為精緻的利己主義和犬儒的消費主義，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無法體驗真理和實現精神與靈魂的安頓，原本詩意而崇高的「心安理得」變成了麻木的「心安理得」。在一片消費主義的狂歡中，文化、審美和宗教完美地與商業結合起來，日常生活由於廣告和產品設計而「審美化」了，只是這樣的文化，不再與崇高有關，有如伊格爾頓在《文化與上帝之死》中所言，對後現代的資本主義而言，「唯一剩下的就是商品和名聲了」。宗教似乎早已衰落成了無關緊要的私人娛樂消遣活動。有如收藏古董或養育小動物，再也難以與崇高的生命體驗相關。上帝的王國讓位於拍賣行，當代社會正向無神論和世俗化的方向奔涌前行。這種虛無主義是骨子裡的，在虛假的宗教和文化繁榮背後，是對文化信念或希望的完全不在乎，對尼采來說，其遵循的是對「高價值的自我貶黜」的「墮落的邏輯」，其是「精神力量的衰退」。社會的團結與正義正日益遠離人們的生活。人們只求成功不求偉大，追求鮮亮的平庸和堅持精緻的利己主義，不再相信真理、良知，犬儒主義、虛無主義、市儈主義成了時代的精神境況。 因此，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0年不無無奈地宣布：文化多元主義在當代歐洲已然「徹底失敗」。伊格爾頓《文化與上帝之死》封面。其實，早在《資本論》1857年第一版的序言中，馬克思就已指出這種後現代文化的虛無主義本質，即其核心特徵仍然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比如英國高教會寧願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係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輕的罪。有如海德格爾所言，人們只追求「存在物」而遺忘「存在」，或者不再帶有深深的感激之情銘記「存在」。這樣一來，「倫理的東西已然喪失」，徹底的私有財產化給人們的交往強加了一個抽象的框架，並且錯誤地一味追求抽象的貨幣，而不顧家庭和社會倫理共同精神。這種抽象的框架卻令人們彼此疏遠和冷漠，甚至最親密的人際關係都退化為金錢得失的計較，人們也被分割為互相爭鬥的利益鬥爭者。最終的結果不是對人的普遍肯定，而是普遍否定。這種普遍否定的失敗和無意義之感，形成了人們對現代虛無主義的強制性反抗，試圖通過追求極端而純潔的宗教信仰來完成對虛無主義的克服，只是這種路向從一開始便已然錯誤。恐怖主義根源之三：共同的「異化」伊斯蘭國頭目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l-Baghdadi），他腕戴瑞士手錶。現代宗教暴恐案件的頻繁，根源之三在於對信仰和生命救贖之路的極大誤解。「伊斯蘭國」的宗教恐怖主義雖然譴責西方的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但其本質上卻同樣陷於另一種變形的「異化」之中不能自拔，表面上甘於奉獻和犧牲的英勇姿態在把他人當作手段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用他人的生命來為自身的所謂信仰來狂歡作樂。初看之下，作為感官慾望的宗教的現代資本文明和與其相對的原教旨主義在走向兩個極端，前者滿足於物質生活和貨幣符號，另一方則滿足於某種超驗理念。但實質上兩者共同的特點都是停留於抽象性的「客觀幻象」之中，貨幣或極端宗教「抽象」成了人們現實生活的一個超個體的現象和先驗性存在，最終的結果是不是對人的普遍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將人與人的豐富的關係，崇高和審美的情感全部消解掉了。一切個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滅的一種一般的東西。齊澤克曾經在《洛杉磯書評》2015年2月23日的訪談中指出，根據伊斯蘭國的公開聲明，當局明確表示他們的主要任務不在於民眾福祉（人口健康、免於飢餓等）——而是「宗教生活」，最重要的是確保所有公共生活遵循宗教準則。這就是為什麼看似神聖的伊斯蘭國，其本質和資本主義一樣，為了抽象的外在化形式，而對人道主義災難感到冷漠——他們的座右銘是「宗教好，一切皆好」，而非「人好，一切皆好」，人被異化成了宗教的手段，生命本身的崇高和意義從未真正進入他們的視野。斯拉沃熱·齊澤克如果說後現代消費主義不被當真的宗教和文化是某種虛無的神聖，或者說把一切神聖和真理虛無化，其在消費主義的貨幣的異化中，仍然永遠遺忘生命性的存在和人本身的話，宗教恐怖主義則是神聖化的虛無，原教旨主義者在其神聖化的宗教話語和信仰中，仍然將人本身視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們只能在物質享樂主義者愚蠢的鏡子中看到自己。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詩《基督重臨》恰如其分地描寫了當代困境：「優秀的人們信心盡失，壞蛋們則充滿了熾烈的狂熱。」「優秀的人」一味追求成功而忘記偉大，從而失去了生命和生活本身，而「壞蛋們」則煽動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宗教狂熱，最終同樣失去了對生命和生活本身的熱愛。「伊斯蘭國」對其理想信念極端執著的原教旨主義做法，恰恰失去了人之為人的真正的信仰和靈魂，更談不上愛和真誠，他們濫殺無辜的暴力行為證明了自身是一種漠視生命的「絕對野蠻」。原本提倡犧牲和奉獻精神的宗教文化，就被恐怖組織曲解為自殺式襲擊和對生命的無情殺戮，宗教和神聖從而被用來為野蠻暴行正名。現代資本文明與恐怖主義：虛無對抗虛無對宗教暴恐事件頻發進行分析的基本結論是：這種由現代資本文明的虛無主義所引發的對抗與衝突，並非是「兩種文明之間由於理想、價值觀、宗教或其它因素引起的對抗。」 也不是兩個不同歷史時代之間的衝突，即伊斯蘭國的宗教恐怖主義並非前現代力圖對現代化進程進行極端抵抗的原始野蠻行為，兩者衝突並非「屬於中世紀的心理和21世紀的思維之間的衝突」，或者所謂先進和落後、文明與原始的衝突、理性與野蠻、自由與壓迫、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抗。伊斯蘭國的宗教恐怖主義應當被視為諸如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倒錯的現代化現象，他們同樣熱衷於現代的物質、技術文明、量化規則和科層化制。其和現代資本文明表面上的二元對抗，本質上是用一種虛無主義的方式來回應另一種虛無主義，實質上都同屬於虛無主義的範疇。是「同一種文明」內在化的對抗，據法國參議院早前出具的一封報告，已有超過三千多名歐洲聖戰分子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為IS效力便是明證，表面上的不同宗教和文明衝突遮蓋了資本主義日益面臨自身難以克服的危機和挑戰的窘境。它導致在歐洲出生成長的一些年輕人對於自己的國家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憎惡。而某種宗教的神聖性正是可以為自身的虛無主義仇恨找到崇高性外衣的絕佳路徑。因此，極端世俗主義與極端宗教主義這兩個看似對立的主張，其共同的本質是對人性和生命情感的虛無主義態度。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質上是「內在信仰虛無主義」，而極端宗教恐怖主義則是「外在信仰的虛無主義」。 在筆者看來，或許只有以「誠」和「仁」為根本的中華文明，或者與之相通的，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質為原則的共產主義，才能拯救和揚棄已然深陷困境的現代資本文明：迷戀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的超越性是可笑和可悲的，相信必須停留在現代資本的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之中，也是可笑的。正確的做法是揚棄兩者的非此即彼和簡單，重建人之為人的文明新類型。其將不再僅僅是政治意識形態的真理，更是全球政治的「一般方向」和人類的真理，它是自古以來對善的追求與堅守，首先意味著對人類平等和團結原則的強調，其次，它意味著對集體性原則的肯定。它也意味著人的真正依歸和靈魂的安寧，既非現代人的虛無、孤獨和寂寞，又非極端宗教的狂熱主義，而是一種心有靈犀的相通性，從而克服人與他人的分離，超越了政治與經濟、宗教或藝術、日常經驗之間的分裂，它並不會吞噬所有的具體性，消解一切確定的形式，而是真正的和而不同。如果著名的現代性問題研究專家艾森塔特所述如實的話，即野蠻主義潛藏於現代性的內核之處，或者說是現代性的內在本質：通過實存力量而非道義來獲得承認。新文明類型則始終把堅守道義與和平共享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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