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後美國的對華政策

進入1848年後，日本在美國遠東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這種程度，開國只是時間問題。美國的擴張慾望不及英、俄等國，卻要搶先迫使日本開國，究其原因，是因為日本的戰略地位對美國最重要。此時，太平洋兩岸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劃時代的變化。在太平洋東岸，加利福尼亞於1848年發現金礦，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開發。加利福尼亞於1850年成為美國的第31個州，標誌著美國成為一個大島，從單純的大陸國家變為兼具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雙重性質的國家。這不可避免地使美國更加重視太平洋和海外擴張。在太平洋西岸，上海於1843年開埠，使日本成為中美航線上的必經之地。隨著上海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日本之於美國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亞的飛剪快船開闢一條新航線，把紐約、舊金山、上海（或廣州）、倫敦聯繫起來，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國太平洋郵船開闢紐約至舊金山的輪船航線，使建立橫跨太平洋的輪船航線成為指日可待的事。輪船時代的來臨，使橫亘在中美航線上的日本列島成為美國的必經之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要橫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於是與夏威夷一起成為美國覬覦的對象。不僅如此，當時還認為日本可大量供應煤炭，這為不產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當然，這裡還需要補充的是，這時美國之所以關注日本，是由於太平洋，尤其是現在被美國視為生命線的通往印度洋必經的馬六甲海峽的中太平洋洋區當時已被西班牙、英國、德國等歐洲列強瓜分完畢。由於中國的吸引，日本連同東北亞地區，仍是這些歐洲列強沒顧得上的「羔羊」，這樣日本便成了當時只有資格吃「剩食」的美國擴張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國問題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不求獨佔，只求分羹；而對待日本，一旦時機成熟，美國則會獨吞。正因此，美國後來採取「黃雀在後」的政策，在鼓勵日本向中國、俄國、英國發難完畢後，再聯合這些國家擊敗並獨佔了日本。當然這只是後話。19世紀中葉，與中國鎖不住國才被迫開放的經歷一樣，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發布「鎖國令」，只允許同中國、荷蘭、朝鮮三國有限制地貿易。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率領4艘艦船駛抵江戶灣浦賀附近，強求日本開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艦船重抵江戶灣，3月脅迫日本簽訂《神奈川條約》，規定對美國開放下田、箱館（今函館）兩港，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佩里叩關迫使日本從鎖國到開國。1858年又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主要內容包括開放神奈川（今橫濱）、長崎、新潟、兵庫等港及江戶、大板兩市，美國享有治外法權。此後，日本同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簽訂了類似條約。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淵。 與中國太平天國革命出現的原因大體相同，日本開放後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此起彼伏，但社會危機卻導致日本走了與中國不同的維新道路。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還，1873年改革地稅，1889年頒布帝國憲法，1890年召開帝國會議。這些措施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通過維新運動廢除了封建幕藩體制，建立了民族國家，走上資本主義，繼而為爭霸走上帝國主義擴張道路。面對日本的崛起，美國開始考慮與日本的關係。當時日本與美國在東太平洋夏威夷問題上有著深刻的矛盾，美國要想化解並利用這種矛盾，就要考慮用其他利益與日本進行交換。為此，美國採取鼓勵日本向南和向西擴張的政策，試圖以犧牲英國和中國、俄國的利益來減輕日本在夏威夷問題上對美國的壓力。1871年7月6日，美國駐日公使德朗寫道：「一旦我們和中國發生糾紛，或是和朝鮮的糾紛增加擴大，則（日本）乃是一個為友固可歡迎，為敵深可懼怕的國家。」因此，與其與日本發生衝突，不如讓日本與美國的主要對手相爭，而自己坐收漁翁之利。對此，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先生在其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講得更加明白：19世紀70年代，美國的政策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這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華盛頓未來的遠東政策），美國官員拋開其歐洲同伴，單獨向日本提供幫助，後者自1868年開始政治轉型並取得驚人成就，它決心仿造西方的工業化模式實現本國的現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國駐日公使約翰·A.賓厄姆對日本要求關稅自治表示同情，他還意識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國在日本市場的強大地位。這便是美國政策轉變的開端。1854年7月11日，美國在日本開國僅3個多月後便迫使琉球王國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在琉球取得通商權和治外法權。琉球接近荷蘭、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在南中國海的勢力範圍，並與中國有更近的藩屬關係。美國知道自己無力與歐洲列強抗衡，就鼓勵並為日本向南方擴張鋪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對琉球採取單方面行動：以設琉球藩的方式開始吞併琉球。美國在日本承諾保證美國在琉球的利益的條件下，對日本的行為「未提出異議」。如果說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在琉球問題上先放任後偏袒日本，那麼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台灣問題上，它更是樂觀其成。1871年11月發生琉球居民因船隻遇難而漂流到台灣東部後船上人員被殺事件。1872年2月，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為此乘美國船到台灣問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經日本橫濱。美國駐日公使德朗將參加過美國1867年侵台活動的李仙得介紹給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10月24日德朗會見副島種臣，在談及台灣問題時，表示日本如擬擴張疆域，佔領他國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國當樂觀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橫濱會見副島種臣，在美國公使德朗及其秘書在場的情況下，就日本侵台事宜為日本出謀劃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島種臣表示願為日本佔領台灣效力，稱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國國務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關於台灣情報提供給日本後並未表示反對。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決定侵略台灣並於4月4日命令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出兵。5月8日，在美軍艦「蒙那肯」號的聲援下，日本侵略軍在台灣登陸，中國隨後出兵，日本因準備不足，在10月31日與中國簽訂《中日北京專約》後退回。日本對美國人參與侵略台灣特別表示「感謝」，李仙得於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職，作為外國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綬章。 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又馬不停蹄地於1875年侵略朝鮮，此前，美國駐日公使賓厄姆特意將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開日本的《美國艦隊遠征中國諸海和日本實錄》一書贈給井上馨副全權大臣，以壯其行。在日本的脅迫下，1876年日朝締結《日朝修好條規》。1882年7月，朝鮮爆發反日壬午事變。朝鮮士兵民眾聯合燒毀日本在京城（漢城）的公使館。中國和日本派軍，就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刻，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JohnRussellYoung）卻會同海軍上將，出動軍艦對日本進行表面為「禮節性」實則為日本助威的「訪問」。迫使朝鮮政府於同年8月30日再次締結不平等《濟物條約》，日本獲得保護使館的「駐兵權」。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鮮親日勢力策劃宮廷政變，由於中國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圖沒有完全實現，但還是迫使朝鮮簽訂了《漢城條約》。對此，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先生在其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講得明白：1876得，日本與朝鮮直接簽署了一項條約，這進一步證實了賓厄姆的判斷，即日本正在崛起。這項條約首次改變朝鮮與中國的納貢關係，預示著該地區的權力關係將出現顯著的重新調整，而日本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項條約中，美國允許東京享有很大程度的關稅自主權，這引起了歐洲人的不滿。……華盛頓的態度表明，美國在亞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來，而不是中國或朝鮮的前途。 為了徹底拿下台灣與朝鮮，日本認識到必須向中國作最終攤牌，並將佔領台灣與解決「中國問題」總體考慮。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征劃清國策》，把戰爭時間定在5年後，即在中國實現軍隊改革和歐洲各國獲得遠征東方實力之前。1893年山縣有朋提出為期十年的戰略設想，山縣在1893年提出的軍備意見書中認為，西方列強計劃侵略東方，但侵略成為現實問題的時候「是今後10年內開通西伯利亞大鐵路」之日。為了應付這種局勢，「應是今後八九年內充分準備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禍害，並在有機可乘之時進而準備獲取權益……到那個時候，可以成為我國敵手的國家不是中國，不是朝鮮，而是英法俄等國」。他認為「如今後不出10年關係破裂」而發生對俄戰爭，則為了事前確保戰略要地朝鮮，就必須早點尋找機會對清戰爭。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義產提出「我邦必須長期佔領台灣」主張，認為：「台灣之於我邦，猶如南門之鎖鑰，無需申論，欲向南方擴張大日本帝國之版圖，必須先經此門戶」；「由此而達海峽諸半島及南洋群島」，「我邦佔領該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則如被他國佔領，必對我邦損害極大」，「其他各國今後決不會袖手旁觀」，故「今日若不能佔領，則終將永無佔領之時機」。佔領台灣的第四任「總督」玉源太郎主張：「若在廈門……佔據優勢，則我帝國恰如彼英國之於蘇伊士地峽，在東洋獨有同等權力，變決非難事。」1899年美國佔領菲律賓之前，美國在亞洲還沒有奪得一個像樣的基地。它需要日本為其東亞政策前趟「雷區」。這一時期美國對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縱容日本「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縱容和利用日本為美國充當東亞戰略「清道夫」是美國對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點。因此，在1894年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之前，美國不僅拒絕干涉日本，還有意向日本派出軍事顧問。甚至利用駐華使館的外交特權，窩藏包庇日本間謀，提供軍事情報等。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鮮內亂出兵朝鮮。同月初，美國將停在長崎的軍艦「巴爾的摩」號派往朝鮮。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兩天，近5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日本軍人的帶領下開赴漢城。9月，日本駐美公使建野鄉三與美國國務卿格雷沙姆會談，雙方針對中國達成默契。格雷沙姆問日本是否將尊重朝鮮獨立主權，建野答日本在朝鮮沒有領土野心。格雷沙姆問日本是否關注中國甚於朝鮮，日本是否更希望與中國而非與朝鮮作戰？建野回答：此言極是。日本國內形勢危急，與中國交戰將……使此得到改善。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國兩次要求美國與歐洲列強聯合干涉中日戰爭時，美國予以拒絕。美國駐華公使查爾斯·田貝於10月23日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中國失敗，在達到其王朝受到威脅之前，都是有益的經歷。這種事情來臨之日，就是外國干涉之時。」田貝之子美國公使館一等參贊田夏禮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推測日本打敗中國並將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改革」，這對西方列強是有利的；他在報告中寫道「日本宣稱，這次戰爭是一次文明對野蠻的戰爭。如果它堅持這種說法，超脫其一已的私利，成為文明的戰士，它自己的面前將有一個廣闊的行動領域。」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美國雖然鼓勵日本向中國發難，但其對華政策還是與日本有區別的。從日本方面說，中國的解體對日本是絕對有利，這會使它在一勞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國所獨有的洲際主體地緣政治板塊壓力的同時，還使自己處於英國一樣的利用大陸分裂形勢推行均勢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國只希望中國主體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國大面積解體。19世紀末中國面臨即將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思想庫中國問題權威柔克義（WilliamWoodville Rockhill）「看出中國的解體會成為一場災難。當時還很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對大清帝國的瓦解即使不興高采烈也持漠不關心的態度。柔克義卻認為一個有能力在其國境內維持秩序的獨立自主的中國對亞洲力量的均勢是十分必需的」。在八國聯軍開進中國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仍希望有一個穩定的中國，美國在談判中反對一切可能削弱中國的建議」。他認為「一旦中國崩潰並被瓜分，美國就要面臨一個不愉快的任務：在中國各地保護自己的權益，而它的對手則遠比中國人難對付。此外，這場角逐的不可知的後果很可能就從毀滅中國所造成的真空中開始，這將比現存的不穩定具有更大的威脅性。」1900年羅西奧多·羅斯福給德國駐美大使施特恩貝格的信中說：「我願意看到日本佔有朝鮮。它將對牽制俄國起作用，而俄國由於它的作為應該接受這種報應。但是我真誠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國。這樣做將對任何人都不好。」這就是說，美國支持日本在東北亞的行動只是為了牽制俄國，同時，羅斯福心中還需要中國牽制日本和俄國，而要達此目的，中國就不能解體。事實上，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極限是日本要強至能牽制中、俄，但不能破壞中國和俄國對日本的牽制並由此造成日本與美國的直接對峙；其底線是日本弱不至無力牽制中國而使中、美直接對峙。這時「美國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義為之設計的角色——遠東權力均勢操縱者」的角色。 這裡還需要說明的是，英國和俄國對日本南向擴張的態度則與美國有相當的不同。19世紀下半葉英國對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東北亞擴張牽制俄國以減輕俄國同期在中亞波斯和阿富汗與英國強勁爭霸的壓力。為此英國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擴張，而沙俄則慫恿日本割佔台灣以衝擊英國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向日本使節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頭指向台灣而去侵略朝鮮，將會得到英國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鮮局勢告急，日英雙方進行談判，6月中旬英國承認了日本對朝鮮的武裝侵略。7月16日，兩國正式簽訂條約，英國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權，廢除在日領事裁判權，提高關稅率，這對日本戰時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簽字儀式上承認，「這樣的條約對於日本來說，其效果確實不少。說其效力比在擊敗中國的大軍更為遠大也不為過」。7月23日英國政府又對日本表示，若中日開戰，不以上海為戰場，英國將採取「中立」。兩天後，日本便向中國開戰，8月1日中國與日本先後宣戰。次年4月17日，中國戰敗並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戰爭前後，西方列強均抱著「漁翁得利」的準備。當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的當天，俄國正式向德法提出對日干涉的請求，德法隨即同意並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作為回報，除「賠款」外，中國還復照日本答應「不將福建省內三地讓與或租借給別國」。這個復照便成為日本以福建省為其勢力範圍的依據。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對東亞地區影響是結構性的。首先，日本佔領中國台灣島並將福建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這使日本實現後來「大東亞」戰略的關鍵一步，同時這也使日本接觸到了英國對日本擴張可以容忍的極限。與此同時，俄、德、法三國對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國在東北亞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國建設橫跨西伯利亞鐵路工程開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的第二年，俄國開始建設符拉迪沃斯克軍港，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區美國、英國，尤其日本對俄國的擔憂。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俄國在東北亞的崛起，這刺激了美國加速搶灘太平洋的行動。1898年4月美國向西班牙開戰，7月7日，美國趁英國忙於英布戰爭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議中兼并為日本人視為東部安全重要戰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戰敗，美國奪取了西班牙的屬地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和日本進入東太平洋的戰略要塞關島。這也從東南兩向切斷日本向東、南太平洋擴張的進路。1899年，美國實現對薩摩亞群島的瓜分，從而拉起了東徑180度從阿留申群島經夏威夷到薩摩亞群島的東太平洋的防禦鏈條。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日本南下與美爭奪的衝動。1900年8月20日，山縣有朋提出《關於北清事變善後》意見書，主張調頭再次南下，提出「經營南方」的看法，認為「中國……雖可暫免瓜分，但因國家生氣久已衰耗，自身已無恢復之力」，所以，將來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當謀求將來遇有瓜分之機，不至誤算」，「其方案宜擴張勢力範圍，並要求在該範圍內取得駐屯軍隊、鋪設鐵路、採掘礦山等特權」。「於福建之外，應更將浙江劃歸我勢力範圍」，「其界限應達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將來可與台灣相對，成犄角之勢，平時可為我在中國內地工業貿易之根據地，一旦有事則可扼東亞之咽喉，以制敵方之侵犯」。1900年8月，日本趁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之機，出兵中國廈門，因遭到美國在內的列強而被迫中止。12月，美國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美國海軍在中國福建三沙灣獲得加煤站的建議，這引起日本的極大警覺。這種從東南兩向對日本形成合圍包抄的壓力又反過來刺激日本加快先解決俄國，再總體與美國攤牌的軍事行動。1898年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對康有為首次使用「亞洲門羅主義」一語。在打擊俄國問題上，美國與日本的目的是一樣。美國人認識到「西伯利亞大鐵路及其支線不僅可以開發俄國遼闊的東部地區，而且還會改變世界貿易的方向，取代倫敦控制的蘇伊士運河作為通住中國的關鍵路線，並主宰中國——如果說不是環太平洋地區——的事務」；時任海軍助理部長西奧多·羅斯福向麥金萊總統彙報時警告「俄國對美國的亞洲利益的威脅日甚一日」。美國這時對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東太平洋擴張，作為補償支持日本戰勝中國後再從俄國那裡獲取利益。美國對日外交政策的要義，是將日本改造為美國在亞洲的打手，同時又是美國阻擋亞洲強國力量進入東太平洋的「防波堤」。1904年2月8日，日本海軍襲擊俄國駐中國旅順的艦隊，日俄戰爭拉開序幕。1905年1月，日軍攻陷旅順口，3月又在瀋陽附近擊潰了俄國陸軍主力，5月俄國從波羅的海調來的增援艦隊也在對馬海峽被日軍擊敗。9月5日，日俄兩國簽訂《朴茨茅斯和約》，俄承認朝鮮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將在中國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口和大連）的租借權轉讓與日本，割讓庫頁島南部給日本。 對於日本的勝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開戰的第二天，羅斯福在的日記中寫道「對日本人的勝利，我高興透了。因為日本在做有利於我們的事。」同時他又對德國駐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從我們的利益說，我們希望日俄戰爭延長下去，希望它們兩敗俱傷，儘可能地耗盡元氣，即使在戰後兩國的邊界也還未得到解決，兩國在利益範圍的界限上也一如戰前那樣對峙。這樣就可使它們保持戰爭狀態，而且抑制它們在別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無法在膠州威脅德國，也無法在菲律賓威脅我國了。」1905年6月16日，羅斯福表示：在亞洲大陸與中國有關的事情解決之前，日本的矛頭將不會指向菲律賓。另一方面，西奧多·羅斯福也意識到日俄戰爭意味著美日矛盾將提上日程，認為：「俄國作為一個東亞大國之被推翻，對我們的安全來說是……不幸的」，「最好還是讓俄國和日本對峙，使一方對另一方發揮抑制作用」。因此他主張要「防止俄國從整個東亞被趕走」。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獲勝不僅斯拉夫人，而且我們大家都不得不考慮東亞的一個巨大的新勢力。勝利將使日本自動地成為東方的一個難以對付的強國」 事實上，日本對俄戰爭勝利後，日本與俄國的矛盾開始轉向與美國的矛盾。而美國解決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換東，即將日本的擴張需求向中國和蘇聯推進以減輕日本對東太平洋美國的戰略壓力。而這正是1894甲午戰爭、1905日俄戰爭前，美國將日本擴張需求引向西北面以減輕南面菲律賓壓力的政策的翻版。（二）「可憐的塔夫脫」，美國不知深淺首次觸礁東北亞1909年，塔夫脫（William HowardTaft,1857-1930）就任美國總統。他認為羅斯福姑息日本，情願把美國在華利益置於次要地位以換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他一反羅斯福的東亞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經濟手段，通過「金元外交」來與日本和俄國爭奪東北亞的利益。塔夫脫的對華政策得到中國清政府的積極響應，清政府試圖在中國東北引入美國以抵消日俄的力量。1909年，美國開始大力向中國的投資市場滲透。最初塔夫脫想從滿清政府修建粵漢鐵路而發行債券中為美國銀行家爭取到份額，但迫於俄日壓力，未能成功。後塔夫脫又以個人名義致電醇親王，敦促他同意給美國資本家同等的一份債券，還是迫於列強的壓力，為清政府婉拒。6月美國銀行團的代表司戴德先到倫敦拜會歐洲銀行界後，才到奉天見到主張引入美國資助開發鐵路的任錫良。任錫良籌划了一個方案由美國銀行出資修築一條從錦洲橫貫滿洲的鐵路。10月中美終於簽署一項由美國銀行團出資興建錦瑗鐵路的協定。同時，為了減輕來自俄日的壓力，塔夫脫還提出一項諾克斯「中立化」計劃，建議把滿洲的鐵路全部中立化或國際化。塔夫脫天真地認為，俄國人為減輕在中東鐵路的虧損，可能樂於同意美國的這項計劃。假如再能獲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對南滿鐵路的控制也就隨之告終，美國在中國東北的商業利益就會擴大。「這是一個偉大的夢想，但是它像許多美夢一樣，在旭日升起的時候消失了。」塔夫脫並不知道經濟只是政治的繼續的道理。他懷著威爾遜或戈爾巴喬夫式的偉大報復，以為他所面臨的已經是一個經濟擴張可以代替軍事擴張的「文明」時代。他根本沒有意識到美國來到了一個要與俄日虎口奪食並且是俄國人和日本人為此地交過手，流過血才劃清勢力範圍的地方。儘管俄日之間有矛盾，但面臨第三者介入，尤其是當時力量並不是很強的美國人介入的時候，他們捍衛其勢力範圍的決心就不是僅憑几堆「金元」就能撼動的。事實上儘管「美國是當時唯一能夠在遠東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軍實力還沒有強大到可以跨過太平洋同日本較量的程度」。而沒有海軍為後盾的經濟擴張，無異於八面威風卻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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