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一個愛國者的政論人生

06-28

馬立誠，政論家。從1980年代一路走過來的同輩時評家各自凋零，急流勇退，而他堅持到今天，自己也成了「有故事的人」。

「我是為中國的國家長遠利益著想」

政論家馬立誠自稱「老馬」，大骨架, 高額頭，架副眼鏡，聲音渾厚。他熱情，聊天時表情豐富，彷彿動作和表情也是所論證觀點的一部分，要不斷說服你。談到得意處，猛地打住，身體前傾，望著你，露出標準的微笑：「是吧？」

最近老馬很忙。幾個月前出版了新書《近四十年中國社會思潮》，這本書是2012年初出版的《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的增補版。宏大的主題下，他梳理了八種盛行中國的社會思潮，從自由主義到新儒家，試圖解釋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有人覺得這種梳理是炒冷飯，有人評價他的書生動有趣，很有學術價值。

給他最大鼓勵的是余英時。2012年4月，大陸學者葛兆光訪問美國，給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余英時帶去一本《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余讀後給馬立誠寫信，稱讚這本書「詳明精當」。老馬一鼓作氣，再做增補版，做新書討論、演講和沙龍。

接受採訪時他腰板總是挺著，會幾個小時地講，熟練地切換論點、論據，梳理細碎的社會現象，三教九流，眾生百相，他都會拿來舉例。就好像在用嘴寫一篇時政評論文章。口氣客氣但不容置疑，而目光里的審視和遲疑，會時不時從鏡片後飄過來。

其實進入互聯網時代後，老馬在網上聲名「不佳」。搜索他的資料，往往和「漢奸」聯繫在一起，以他為名的百度貼吧里充斥著來自五毛的花樣謾罵。有人在網上問：「馬立誠是漢族嗎？」這個毫無政治傾向的提問得到的回答是：「別在這個問題上糾結，馬立誠是個漢奸。」

這頂隨便扔過來的帽子，扣在馬立誠的頭上得有十幾年了。再往前算，從1978年入行，2003年提前退休，這位先後在《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和鳳凰衛視供職的時政評論員，新中國建立前出生、經歷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政論生涯綿延輾轉，有起伏，但從未停止。

從1980年代一路走過來的同輩時評家，各自凋零，急流勇退，而他堅持到今天，自己也成了「有故事的人」。 1998年，他與同事凌志軍合作《交鋒》一書，在左派強勢的背景下力挺改革派，銷量過百萬冊，成為一代人的政治啟蒙。2002年，在中日關係趨緊的大環境下，他提出「對日關係新思維」，鮮明地主張對日和解。2012年以來，中國社會政治思潮激流暗涌，輿論局面鬆緊無人能把握，他倒是照樣出書演講，始終不冒頭，也一直沒退縮。

一路寫下來，馬立誠的筆墨文章也成為了他所評述的歷史的一部分。以黨報評論員的身份對焦點時政問題發出獨立聲音，他的觀點越來越受矚目。「對日關係新思維」寫入了著名中日問題專家、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主編的《中日關係40年史》。前年傅高義來中國宣傳《鄧小平時代》，對他說，「你是中日兩國交流的橋樑。」

表白自身追求時，他用的辭彙是：「改革、改革、改革」。他的一本本書、一篇篇文章，說的也是這同一件事。從一而終是需要一點理想主義的。

「政府、知識界、民眾當中三塊，這知識界不能老跟政府說一樣的話，從整個人類的歷史和整個世界政治史來看，知識界要有自己的聲音。」馬立誠說，用現在流行的話，「我是給中國增光的人」。

問題是，如何既說了話又能夠保障自己的安全呢？

「我是為中國的國家長遠利益著想。」這個時候，馬立誠又露出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底色。

「寫的時候我就把危險避開了」

8月1日，圍繞中國社會思潮這個話題，《東方歷史評論》舉辦了一個沙龍。馬立誠帶著他那本新書，坐在台中央。左右坐著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周濂和媒體人蕭三匝。一開場蕭三匝就拋出了一個頗內行的問題：「為什麼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放在第一章？」

在《近四十年中國社會思潮》中，馬立誠分門別類歸納了八種思潮，從鄧小平思想、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到新儒家。

馬立誠直起身子，仍是那副底氣十足、應對自如的樣子，坦然答道，既是為了便於出版，也是反映現實。他笑著補充了一個細節：書里不僅把鄧小平思想放在首章，且強調其「居於主導地位」。

作為一名政論家，馬立誠的工作即是「議政」。中國公共話語中，政治總是敏感話題，馬立誠所關注的又是政治思潮，談話和寫作中涉及意識形態和社會現實是必然的。而他寫的書，出版時幾乎一字不改。問他怎麼做到的，「寫的時候我就把危險避開了，」他笑，「這個聰明還沒有啊？」

「有些事情人家避而不談，不好談，或者談得吞吞吐吐的，他還要把這事情盡量談得明確一點、透徹一點。」他的好友、歷史學者丁東說。

這回，他希望從思潮的角度，為分析當代中國提供一個框架。他把八種思潮擺在檯面上，附上案例。馬立誠說：「那麼今後中國發生的事情，或者你身邊發生比較大的事情，就能夠依靠這個分析框架，大體上給它歸類，判斷它是一個什麼樣性質的事情。」

馬立誠寫書時很注意讀者的興趣，「好多人寫的書都像教科書一樣，教科書不好讀，也很頭痛。」章詒和的一番話讓他很滿意：「你寫的書真好看，我個人買了30本推薦給朋友。」

《近四十年中國社會思潮》首印2萬冊，考慮到這是此前出版的《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一書的增補版，兩本共印8萬冊，增補版的編輯李治華說，國內學術作品的銷量，好的能上10萬，差的話不到1000，而馬立誠的書已經是賣得非常好的了。馬老師懂得如何在言語上確保書能夠安全出來，比如開篇就談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談鄧小平，這樣可以確保「價值觀正確」。

「他的敏感度比我要強得多，看得出來他對老左派，對民族主義、新儒家是不贊成的，他大部分是批評的，但是在言語上，他後來也是做了一些改動，就是盡量地尊重不同觀點。」李治華回憶。

這部分歸功於作者的自覺。17年前撰寫《交鋒》時，馬立誠面對的是一個非左即右的政治陣線，即反對改革的左派與支持市場經濟的改革派。如今社會利益群體進一步分化，政治思潮也有了更多變化，文字處理上，必然依賴多年政論寫作積攢下來的功夫和敏感，繞開雷區。

「重慶唱紅打黑及其餘響」是新版中增補的內容之一。《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出版之際，薄熙來還在任，當時就沒有寫這一節。今年，馬立誠向東方出版社提出，出版增補版。「凡在中國社會發生較大影響的思潮性事件都不該遺漏。」他在新書中補上了這一節，以及張木生的「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蔣慶的《再論政治儒學》。後記里他強調，書名中的最近40年，是從1977年到2015年3月，時間甚至具體到了月份。

丁東說：「甭管他出《交鋒》也好，提出《對日新思維》也好，後來寫的這些書也好，應當說他的書，大部分都還是表現了他的膽識，就是說你又得有膽，又得有識。識是見識，膽是勇氣嘛。」

書面上的表達，馬立誠太清楚分寸和邊界在哪兒。如何把握分寸？他沒有給出具體的解釋，但是在朋友們看來，這就是老馬的風格，只說觀點，在文字里隱去自己，生活裡面目模糊，刻意低調。

「很多人大概覺得他的文章很激烈，引起很多爭議。恰恰我很了解他，實際上他很穩重，他很知道寫文章的分寸在哪裡，這是他長期擔任人民日報評論員養成的，又能夠表達出自己的思想，又知道或者說一個表達的邊界在哪兒，讓反對者很難從政治上抓到他的把柄。」他的好朋友、歷史學家雷頤說。

「他這個人的個性不是很鮮明，就是他的文章，他的書是很鮮明很鮮明，讀完以後就知道他特點是什麼了。但他這個人吧，你要挖他的點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花很多力氣的。」李治華說。

寫《交鋒》，在外人看來大膽，但馬立誠說，他們不是亂來的，是高舉鄧小平思想的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批左。「我並沒有說中國要變成西方國家，你這個左是不符合西方國家標準，所以我根據西方國家標準來批判你，我不是這麼說的，這麼說就不行了。」

「你怎麼成了反革命呢？」

北京曾經有一個社交圈叫「黨內老同志民主派」。在多次聚會中，丁東認識了馬立誠。他說，近20年來，馬立誠一直很活躍，這些聚會丁東不會每次都參加，但他參加時往往都能看見馬立誠。而第一次認識馬立誠，應該是在《交鋒》之後。

1998年，馬立誠和《人民日報》的同事凌志軍合作出版的《交鋒》，以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為名，二位作者在書中講述了改革開放以來左右兩種思潮的博弈，解密大量高層政治內幕，實質上是呼籲改革，回擊在鄧小平逝世後，中國思想理論界愈加強勢涌動的否認改革的「左」思潮。此書甫一問世，立刻暢銷。但也引發巨大風浪。

那一次，馬立誠看到了政治評論的威力。時隔17年，馬立誠談起往事時說：「今天說起來歷史好像我們談笑間就過去了，其實臨到那時候誰都緊張。」

「從1995年起到鄧小平去世之後幾個月，北京某些人士策劃的4份萬言書相繼問世。這些萬言書力倡階級鬥爭，設置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的禁區，主張開展黨內路線鬥爭，批判鄧小平理論，來勢兇猛。」 4個萬言書在北京和各地廣泛散發，在政界、學界造成了很大驚恐。馬立誠在《1998：〈交鋒〉巨浪》一文中如此描述。

當年4月10日，左派召開了一個批判會，曾任北京軍區文化部長、《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作者魏巍，在會上稱《交鋒》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背叛」、「對《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和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的背叛」。而同時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央書記處前書記鄧力群、中宣部前副部長林默涵等100多人。

與此同時是鋪天蓋地的輿論批判。馬立誠一一數過，當年發在《中流》、《當代思潮》、《真理的追求》雜誌上對《交鋒》一書的批評文章，總共有100篇。這3本雜誌在當年公開發行，不少機關訂閱，其中包括馬立誠所供職的人民日報社，以及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文聯等。馬立誠的好友、德國《世界報》駐北京記者約尼·埃林和妻子被文章中的用語驚到，問馬立誠：「你怎麼成了反革命呢？」

批評者甚至直接去了人民日報社，要求把馬立誠和凌志軍開除。事後，報社領導找來兩人，要求他們以後寫文章不得署自己的名字。

「領導解釋，左派的人一瞅你們倆的名字，就會問，這倆人怎麼還沒開除呢，這等於刺激左派。」馬立誠回憶。在他看來，沒有開除，這是保護，但不能署名，也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

風波仍未完。馬立誠突然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傳票。1998年6月1日，《當代思潮》主編段若非控告《交鋒》作者以及今日中國出版社，稱《交鋒》引用他所寫的第三份萬言書，侵犯了知識產權，並要求賠償20萬元。

馬立誠分析，「他們是把《交鋒》當作典型，殺一儆百」。而《交鋒》之所以成為這個典型，也和兩位作者在《人民日報》報社工作有關。在外界看來，黨報的人能掌握一些內幕。「他們想是不是中央對這一幫左派有意見，所以通過倆人來批判他們？」馬立誠說，「實際不是，實際上是我們倆人自己做的主。」

馬立誠並非沒有預估到左派的攻擊，他比較自信的一點是，自己的書始終「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站在鄧小平思想這邊，堅持改革開放，他清楚這樣寫是安全的。

另一件很讓馬立誠回味的事，是當時已退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的接見。馬立誠在文章里記下了這一細節：萬里問，「有沒有人整你？」然後忽然用右手拍了一下沙發扶手，高聲說：「不要怕！要跟『左』的東西斗下去，不然改革開放就危險。」

「他說這個話的目的就是你們倆頂住啊，你們要頂住啊。」馬立誠說。

打官司期間，他因某事去找中國青年報前同事任紅，任的父親是當時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她問馬立誠：「是不是找我爸爸來說你那個案子的事？」馬立誠說不是，是別的事情。任紅說：「你也甭找了。」她告訴老馬，上面有話說，《交鋒》這個案子兩邊都不要找後台，完全按法律辦事。

此前，他和周圍許多人一樣，判斷這會是場政治官司。而如果「依法辦事」，馬立誠便放心了。事實證明也是如此，開庭的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原告敗訴，二審維持原判，理由是按《知識產權法》，向不特定的社會讀者散發就是發表。而萬言書印發了5000份，甚至超過了當時一本發行量為3000的書，並在各單位散發，因而已經行使過發表權，《交鋒》不構成侵權。

二審時原告換了一位代理律師，開庭前，對方離開席位，走到馬立誠面前，握住他的手說，「你的《交鋒》我買了十幾本送給律師朋友。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律師這個行業。我支持改革開放，但今天受人之聘，兩軍交戰，各為其主，對不起！」律師是北京縱橫律師事務所的沈志耕，歷史學家沈志華的弟弟。

「激動的、彷徨的、懷疑的、反對的」

如果以志業衡量一個人的一生，馬立誠的政論人生真正開始於1978年步入中國青年報大樓的那一刻。

1946年出生於成都，1歲來京。小時候學習成績好，是得過銀質獎章的好學生，中學畢業後在班主任的動員下去了北京市東城區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小學裡教過書，又在安定門附近的一所中學當語文老師。

「激動的、彷徨的、懷疑的、反對的」——馬立誠用4個詞形容他的「文革」10年。受「文革」影響，學校有很長一段時間停課。複課後，馬立誠發現授課內容變成了毛主席語錄，別的不許教。課堂如此，課堂外，批鬥從大字報發展到了街頭，他記得北京的街道上有人當街打人，王府井商店的招牌被人砸下來。和所有「文革」中的青年一樣，他坐免費的火車去昆明等地參加大串聯。起初出於好奇，但武鬥出現後，他開始產生恐懼。

對32歲以前的人生，年屆70的馬立誠多有避忌。和談論時政的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相比，與《人物》記者分享起個人經歷時，他更多表現出性格中謹慎乃至警惕的一面，也許還有一份不習慣——政論家常年以文章示人，公眾唯一知曉的個人信息，也許就只有他的姓名，對於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件事，他顯得相當不適應甚至有困惑。「哦？講我自己？我試試吧。」

今天回憶起來，自己的政治觀念始於《新階級》，一本他在「文革」時期讀到的灰皮書。196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供內部高級幹部閱讀的所謂「反動書」，文藝類的書封皮是黃色的，政治類灰色，即灰皮書。他從幹部家庭出身的朋友那兒讀到這本南斯拉夫前領導人吉拉斯的名作，書論證了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新階級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它的罪惡。

「它啟迪了很多很多人怎樣認識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是怎樣的。」馬立誠說。

中學教師馬立誠對政治的關切是私下的、隱蔽的。那時的他更接近於一個文學青年，寫了不少小說、散文發表在《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和《北京文學》《收穫》等雜誌上。因此結識不少媒體的朋友。

直到1978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的《中國青年報》正在籌備復刊。同時，馬立誠的幾篇政論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積攢的銳氣和寫作情懷再不可能被一所中學桎梏，在朋友的推薦下，32歲的馬立誠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來到了《中國青年報》。

三中全會召開，改革伊始，《中國青年報》扮演了改革先鋒的角色。馬立誠先去理論部，後調到文藝部，再去評論部，最後擔任中國青年報社評論部副主任。8年時間裡，用他的話說，「意氣風發地投入到思想解放的大潮里」。

當時沒有市場化媒體，黨報幾乎是人們獲知信息的唯一渠道，中青報先後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潘曉討論等話題上為青年人發聲，馬立誠本人，也始終站在青年人那一邊。

1986年，胡耀邦提出中國青年報的編輯記者要實現年輕化，最好是40歲就「畢業」。那一年剛好40歲的馬立誠便離開中青報，調入《人民日報》評論部。

在《人民日報》評論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代表中央立場，決不能署個人名字。觀點是中央的，評論員得論證它，還得說得通。這是辛苦的活計，馬立誠有時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他的老師、《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范榮康，「文革」期間歌頌「文化大革命」，其實他心裡不贊成，但是也要寫。這是評論員的痛苦。

進入1990年代，曾經叱吒風雲的一代評論員們黯然落幕，更多的人或轉行或沉寂，堅持下來的馬立誠，仍然處在輿論界的前沿。對國家的態勢和思想界的信息動向敏感、敏銳，有自己的判斷和經驗，所有作為優秀政論家的條件和狀態他都保持住了。他愛惜聲名，也敢於碰宏大話題。

馬立誠說在《人民日報》時期，自己一直是屬於比較邊緣的，「就是說向前改革，到了共產黨所能允許的最大限度」。《人民日報》自創辦以來有一個傳統，這裡總有少數人是起來追求真理的，不向權力低頭，馬立誠不諱言：「我是他們的接班人。」

1998年《交鋒》暢銷全國，成為一代人的政治啟蒙和共同記憶。當時所有關心時政的人，都在那時知道了馬立誠的名字和他的書。從此，他接連在海內外出版17本著作，發出獨立於職業之外的聲音。而壓力始終存在。

報社內很多人想做官，馬立誠說，他選擇放棄，「我放棄這個，並不是因為傻，我自己是一個比較理想主義的人格」。在中青報、人民日報，馬立誠能讀到很多內參，能看到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他說，假如你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假如你是一個關心國家的人，你自然會思考這些問題，願意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