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清時期蘇北里下河自然環境的變遷
(江蘇省行政學院 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江蘇 南京 210004)
中國農史2006.1
【摘要】明清時期,黃、淮洪水屢屢傾瀉蘇北里下河。水走沙停,里下河地區的河湖港汊日趨淤塞,並最終導致射陽湖的消失。里下河自然環境亦因此而完成了從瀉湖到平疇的巨大變遷,而自然環境的變遷又進一步加劇了水災的肆虐性。水災與自然環境變遷交相作用,將里下河引入赤貧的深淵。
【關鍵詞】蘇北;里下河;水災;自然環境;變遷
【中圖分類號】S-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459(2006)01-0111-08
On Natural Environment Vicissitudes of Lixia River Basin
in North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ng An-yu
(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Nanjing 210004)
Abstract: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the floods caused by Yellow and Huai river flew violently and fre- quently into Lixia River in north Jiangsu Province. Mter the floods receded periodically, a great deal of sand was deposited, the streams, lakes and harbors were silted up seriously, and this led to final disappearance of Sheyang Lake. Consequently the chang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from lagoon to level famdand was completed in Lixia River basin. As a result the flood rampaged, and the calamities became more heavier than the past. The interplay be- tween flood disaster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brought about Lixia River valley an utterly poverty-stricken area.
Keywords: north Jiangsu; Lixia River; floods disaster; natural environment; vicissitudes
在歷史上,江淮之間的運河曾稱里運河,又稱里河,而大體上與范公堤平行、位於范公堤東側的串場河則被稱之為下河,介於里河與下河之間的地區,遂被稱為「里下河」,面積超過1.3萬平方公里。在地質時期,里下河自然環境經歷了從大海到瀉湖的巨大變遷;在人類歷史時期,則又經歷了從瀉湖到平陸的巨大變遷,而明清是這一變遷最為劇烈並趨於完成的關鍵時期。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對里下河自然變遷史上這一重大事件,學術界卻少見深入的研究。明清時期里下河自然環境何以出現如此急劇的變遷?其變遷的具體進程如何?本文擬對此做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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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3-07
[基金項目]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L3—016)。
[作者簡介]彭安玉(1962— ),男,江蘇省行政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區域經濟社會變遷史研究。
一、蘇北里下河自然環境變遷的主要動力
里下河是著名的窪地。早在地質時代的燕山運動之後,蘇北靖江、如皋一線以北地區就一直處於凹陷下沉之中,這是里下河窪地形成的地質背景。在地質時期,里下河地區幾番海水進退,幾番滄海桑田之變。在距今7000年前,蘇北海岸線大致在贛榆、海州、灌雲、灌南、漣水、高郵、揚州一線。此後,海平面逐漸穩定下來,從新石器時代到漢唐時期,蘇北沿海海域在波浪作用下,泥沙作橫向運動,逐漸堆積成岸外沙堤。據學者考察和研究,在里下河東側濱海平原上,發育有五道沙堤。[1](P20)與此同時,長江每年攜帶4億噸左右的巨量泥沙,在鎮江、揚州之間入海。在江流、海浪的激蕩下,長江口岸南北兩側各自形成一條沙嘴,其中北岸沙嘴從揚州向東,經泰州、海安、如皋、如東一線,與里下河東側的岸外沙堤會合,將廣大的里下河腹地封閉成寬闊的瀉湖。沉積剖面表明,興化一帶在沼澤相沉積的下面,便是濱海相粉砂層。[2]此外,興化還發現有古瀉湖條件下的鹹淡水交匯的動物群——蟶子。曾是瀉湖中心的興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茭葦叢生,大小湖泊猶如貫珠,而以射陽湖為最大。
然而,瀉湖形成之後,又開始了向平陸演化的歷程。在北宋以前,由於人類的開發利用,這一歷程一直在緩慢地進行著。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利用里下河眾多的湖泊,開通了溝通江、淮的古邗溝。秦漢時期,里下河日漸涸出,形成一些聚落,秦有高郵亭,西漢則有鹽瀆(今鹽城)、射陽(今興化北)、平安(今寶應西南)、高郵、海陵(今泰州)等縣。[3]隋唐五代時期,里下河區域開發明顯加快,見於記載的水利工程即有邵伯的平津堰,高郵的富人塘、固本塘,寶應的白水塘、羨塘、永安堤以及徐州涇、青州涇、竹子涇,山陽的常豐堰,淮陰的棠梨涇等等,而尤以常豐堰效益最大。此外,唐政府還兩次在射陽湖設立官屯,有組織地開墾湖濱荒地和圍湖造田。至南唐、吳越時,「江淮之間,曠土盡辟」①,遂在射陽湖區內低洼的地方設立興化縣(今興化市)。北宋時期,前朝水利工程被一一修復,諸如高郵的陳公塘,寶應的泥港、射馬港,山陽的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的青州澗等,還有著名的海塘工程范公堤、興化的姜家堰、江都的古鹽河等。政府在里下河大興屯田,推廣占城稻,苦心經營。應當說,在北宋以前,地處淮河下游的里下河境內,自然環境堪稱優越。
那時的淮河在今漣水縣東北獨流人海,清流通暢,河槽寬深。里下河水系井然,萬曆《揚州府志》卷5記載:「廣陵地高阜……諸汊澗泉潦之水越十四塘注於高寶三十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南入江,水順流徑直易泄。……以塘儲水,以壩止水,以沃歸水,以堰平水,以涵泄水,以閘時其縱閉,使水深廣可容舟,有餘則用浸灌。」在汩汩清流的滋潤下,里下河桑麻披綠,稻麥飄香,較少水旱災害。
在南宋以後,由於黃河奪淮為常,里下河自然環境演變的進程陡然加快。在歷史上,黃河素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聞名。在南宋之前,黃河下遊河道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流經河北平原由渤海灣人海,然而從南宋建炎二年(1128)後,黃河卻持續離開河北平原而南擺至淮河流域奪淮人海為常。《金史河渠志黃河》記載,明昌五年(1194年)八月,河決陽武,「灌封丘而東,水勢趨南」,由泗入淮。這次河決後,黃河幹流加速南流。特別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②,形成單股人海局面之後,黃河頻繁潰決,濁水泛溢於蘇北平原,填海造陸,淤塞湖泊,打亂了原有的自然水系,極大地改變了包括里下河在內的整個淮河下游地區的自然環境。從南宋建炎二年(1128)到清咸豐五年(1855),黃河之水在江淮平原上橫行了七百多年。這是里下河自然環境演化最快、最劇烈也最為深刻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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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資治通鑒》卷270。
② 《行水會簽》卷39。
深刻而劇烈地改變里下河自然環境的力量來自黃河的洪水和泥沙。眾所周知,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素有「泥河」、「濁河」之稱。《漢書溝洫志》記載,早在西漢時期,黃河已是「河水一石,其泥六斗」。唐代盲目開墾黃河中游晉陝峽谷和涇、洛、渭河流域,統治者於此亂伐森林,黃河中游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大陸性氣候日漸加強,每至夏秋時節,黃河中游地區連續性的暴雨沖刷裸露而疏鬆的黃土層,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治河方略》卷9記載清人陳潢所言:「平時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今天,黃河年徑流總量不過500億立方米,而年輸沙量竟達16億噸之巨,鄭州段黃河大堤年淤高近10厘米。巨量泥沙沉積於河床之上,加劇了河患。據《明史》、《清史稿》有關河渠志的記載統計,黃河在蘇北潰決的次數明代45次,清代47次,每隔幾年就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水災。在頻仍的水災中,里下河受禍尤深。這是因為,里下河本是有名的窪地,而唐宋時期沿海海塘工程的興築以及黃河奪淮後蘇北「地上河」的形成、高家堰的增高、運河大堤的加固,進一步強化了里下河的低洼性。在地形圖上,里下河是一個很特別的碟形窪地。它的南面是通揚運河和沿江高沙地;西邊是歷史上視為王朝生命線的大運河和高聳的運河大堤;北邊是黃河故道,比里下河高5米以上;東面是串場河和范公堤,也比里下河高1—2米(見圖1)。
登高而望,內若釜底,而溱潼、興化、建湖更是窪中之窪。一遇洪水,外來水、高地水即迅速向窪地彙集,「諸水投塘」,里下河成了名副其實的「洪水走廊」。明清時期里下河水災愈演愈烈,還與頻繁開啟「歸海壩」及高家堰「減水壩」有直接關係。在歷史上,洪澤湖、高郵湖曾經到達過的最高洪水位分別為16.9米和9.46米,比興化的塔尖還高,而高家堰和運河大堤則如兩道高聳的長牆突立於洪澤湖和運西諸湖東岸。每至夏秋汛期,黃淮洪水暴發,以數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高之堤,值西風鼓浪,高家堰即有崩決之虞。高家堰一旦決口,飽漲的洪澤湖水即狂瀉運西湖泊,再以高屋建瓴之勢俯衝運河大堤,進而瀉入里下河。於是里下河地區水浪滔天,牆倒屋坍,雞飛狗跳,惟見樹冠掙扎於洪波之上,浮屍翻滾於激浪之中。《河渠紀聞》卷14記載,康熙九年(1670)五月,狂風暴雨掀起的巨浪將高家堰衝決五丈多,塌陷石工六十餘段,「又漫翟壩而下,直注高寶湖,風水大涌,塌崩如雷,高、寶、泰田廬盡淹」,而興化以北無城郭室廬。據《清史稿河渠志二》統計,從順治四年(1647)至同治五年(1866),共決運堤14次,平均15.6年一決。每次決堤,里下河均慘遭其害。「倒了高家堰,淮揚二府不見面」以及「一夜飛符開五壩,朝來屋頂已行舟」的蘇北民諺,形象地描繪了堰、堤決啟對里下河的巨大危害。
二、蘇北里下河河渠溝港的嚴重淤塞
洶湧的洪水裹著驚人的泥沙瀉入里下河地區後,極大地改變了里下河的自然原貌。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安東(今漣水縣)童家營潰堤,黃河洪水挾帶泥沙直灌山陽、鹽城一帶,民間墳墓竟然被埋入地面以下近一丈之深!①一方面,由於出水不暢,積水長期瀠洄地表,泥沙落淤於河床湖底,淤淺了河道,淤縮了湖泊;另一方面,河湖的淤淺又使洪水排泄更為不暢,反過來進一步加速河湖的淤墊,如此惡性循環,推動著里下河地區自然環境的不斷演化。
里下河河渠溝港淤淺的信號最早出現在十五世紀,其地點在該區西北角運河與淮河的交會口——運口。明成化七年(1471)「秋,淮安淮河水漲入新莊閘,水忽其退,沙淤二十餘里,不通舟楫。」②嘉靖三十年(1551),河淮大溢,新莊運口再次「沙淤」③。
里下河腹地河渠溝港的明顯淤淺大致始於十六世紀。隆慶三年(1569),「淮水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④。次年,淮河又大潰高家堰,洪水東注里下河,「山陽、高郵、寶應與鹽城漂室廬、人民無數,淮揚墊焉。」⑤萬曆以後,里下河東部的濱海港汊亦多有湮塞,時河臣吳桂芳上書云:「淮、揚二郡,洪潦奔沖,災民號泣,所在凄然,蓋濱海汊港,歲久道湮,人海止持雲梯一徑,致海壅橫沙,河流泛溢。」[4](p278)如射陽湖東北廟灣河段淤淺,雖然勉強行水,但「水行甚緩,自射陽九里淤淺」,不得已於萬曆八年「發帑金八千兩浚之」⑥,然旋浚旋淤,毫無成效。至於一些支河小港,不少已經淤塞不通。
清代,里下河河渠溝港淤塞不堪,屢浚屢淤,幾成頑症。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首次南巡河工,途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田疇被水淹沒,詢知「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下令「將人海故道浚治疏流」,並派人「往被水州縣詳勘」淤墊情形。⑦吏部尚書伊桑阿會同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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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防志》卷4。
② 《淮系年表八》。
③ 《淮系年表九》。
④ 同治《山陽縣誌》卷21。
⑤ 萬曆《揚州府志》卷5。
⑥ 萬曆《揚州府志》卷6。
⑦ 《河渠紀聞》卷15。
安知府高成美奉命前往下河勘查,回奏說:「臣等詳勘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州縣之水,原從車路、白塗等河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丁溪、草堰、劉庄等場十餘口,自苦水洋、斗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因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浚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浚深闊,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庶免水患,民生得以樂業矣。」①此奏經康熙批准實施不久,下河河渠溝港又漸淤塞不暢。康熙三十七年(1698),董安國奏稱:車路河淤塞10餘里,海清河淤塞70餘里,海陵溪淤塞40餘里,蝦須溝、戛梁河合淤60餘里。不得已,康熙乃再諭疏浚下河。後來高斌奏稱車路、白塗、串場等河又已「久經淤塞」,泰州運鹽河「亦多淤墊」,雍正帝乃下令冬春大挑「應行挑浚之河道」②。
進入乾隆朝後,因距前朝大規模疏浚已有數年,於是下令挑浚深通。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南巡上諭又云:「下河小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淺,以致水無所歸」,河渠溝港復又淤堵不暢,乾隆再次下令「深通暢達」③。為此,嵇璜奉旨查勘下河,其奏疏稱:「下河腹內窪地丁溪、小海各閘,皆緣外高不能泄水……射陽湖應取直挑通……其串場河以西,如泰州之孔家涵、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應浚深通。」乾隆完全同意嵇璜所請。此後,嘉慶、道光帝均大挑過下河河渠溝港。
在大規模的挑浚之外,小規模的挑浚更是經常進行,但同樣亦是旋挑旋淤。如山陽城北烏沙河,溝通射陽湖,由於「久不能浚而淤淺」;涇河、子嬰溝等「亦不通暢」,水勢「甚緩」,「水口淤淺,一線支河出水無多」④。事實上,整個裡下河地區水道淤塞情形正如光緒《續高郵州志河渠志下河》所云:「昔則水過沙停,積久漸窒;今則圩多河窄,無地可容,而支河僻港又多閉塞,甚有規占盪地以為私田者。每遇啟壩之年,昔時但懼不得入海,今則憂不得達盪,且盪既成田,田復築圩。」
三、里下河湖泊的快速淤填
在河渠溝港嚴重淤塞的同時,水勢廣闊的湖泊亦在快速淤填之中,其演化的程序是湖一盪一平地。比較明清方誌關於盪地的記載,發現如下明顯變化:
第一,清代高郵州治東北新增五盪,且相互連通成片。萬曆《揚州府志》卷6記載:高郵州治東北15里有羊馬兒盪,東北45里有沙母盪。此外,附近還有井子盪、南陽盪,各不連屬。而嘉慶《揚州府志》卷8記載:高郵州治東北除原有羊馬兒盪、沙母盪外,新增草盪、時家盪、秦家盪、張家盪、魚池綱盪5盪,且與萬曆即已存在的羊馬兒盪、沙母盪相連屬,而明代見載的井子盪、南陽盪則不見於清代方誌記載。
第二,興化縣境新增兩盪。據萬曆《揚州府志》卷6,泰興有4盪,高郵有8盪,而在興化縣下,載有市河、車路河等32條,得勝、大縱等湖7個,卻不見一盪。而查閱清代咸豐《重修興化縣誌》卷2,則在興化城東有旗杆盪,又名盤盪;在城北有烏巾盪,「廣闊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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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熙《重修揚州府志》卷10。
②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9。
③ 《河渠紀聞》卷23。
④ 嘉慶《高郵州志》卷2。
第三,鹽城縣治西側射陽湖東畔形成若干盪,且有湖泊淤成平陸者。萬曆《鹽城縣誌》卷1記載,在距鹽城縣治西南、西北20里至110里不等的射陽湖畔,有17盪之多,它們是蘆子盪、官盪、十頃盪、牛耳盪、鴨盪、觀音盪、雁兒盪、鶴絲盪、倉基盪、羅漢盪、養魚盪、尚家盪、白盪、吳家盪、使喚盪、縮頭盪、馬家盪。這些盪在清代仍存地名,但規模有所收縮,逐漸被圍墾成田。另外,萬曆《鹽城縣誌》卷1還記載鹽城縣治西城外有小海,「東西兩灘生蒲草而中通鹽舟……春冬灘出,水為鹽河,西北入東塘河過射陽而達于海」。但在乾隆《鹽城縣誌》卷6記載中已完全淤成灘地。
大量盪地的出現,表明明清時期里下河地區的湖泊日益淤淺為灘地,長上蘆葦,形成蘆盪相連景觀。泥沙的淤填,又使盪地水位抬升,盪水向四周低地流散,進而又使周圍低地化為沼澤水盪。清代高郵州東北新增5盪大體就屬於這種情形。
盪地的形成是湖泊淤縮的結果,而在里下河眾多湖泊中,射陽湖的淤淺、收縮則最具典型性,堪稱里下河地區自然環境的最顯著的變化。
射陽湖,亦稱射陂。《漢書廣陵厲王傳》云:「相勝之奏奪射陂草田,以賦貧民。」顏師古註:「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漢代射陽縣在今寶應縣以東、建湖縣西南。可見《漢書》所指射陂,即後世之射陽湖。
明朝正德以前,射陽湖是很大的(見圖2)。
南宋祝穆所著《方輿勝覽》:「射陽湖在山陽縣東八十里,今與府鹽城分湖為界,瀠洄三百里。」《大清一統志》卷64:「射陽湖在山陽縣東南七十里,與鹽城、阜寧、寶應分界,周三百里,即古射陂也。」《正德淮安府志》卷1記載:「闊約三十里,瀠洄三百里。」明朝徐孟麟《重開射陽湖記》稱:「湖水瀠流,不湮不潰,沃原膏壤,纚纚乎,百利可興。」歷史時期的射陽湖是淮安府東南區域河湖水流的彙集地,為群川之委流,然後由射陽河流入黃海。在自然生態上,射陽湖在大水之年蓄積了巨量洪水,有明顯的滯洪和調節作用,緩解了里下河地區的水患,又為大旱之年農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黃河奪淮以後,射陽湖又擔當了里下河地區排洪、分流重任。特別是明清時期,高家堰潰決之水有相當一部分經射陽湖分流人海。然而,也正是排洪與分流,使射陽湖自身遭到了滅頂之災。因為黃、淮之水所攜帶的泥沙很快在射陽湖淤積,最終使碩大的射陽湖日漸淤沒。
射陽湖的淤積早在明朝以前即在緩慢進行之中。南宋《方輿勝覽》:「寶應州射陽湖在城北十五里。」而《寶應縣圖經》卷記載寶應城北二十里已為陸地,射陽湖已有所淤縮。但是,射陽湖的加速淤縮則在十六世紀以後。《大清一統志》卷64:「明嘉(靖)隆(慶)間,黃淮高漲,潰高寶諸堤,並注於(射陽)湖,而潮沙溢入,日漸淺淤,因盈溢侵諸州縣。」可見嘉靖年間確實是射陽湖演化史上的一大轉折。那時的射陽湖已經「南北淺狹,舟楫不通」①。隆慶四年(1570),高堰崩潰,「黃水亦躡其後,決黃浦八淺,沙隨水入射陽湖中,膠泥填淤,人海路大阻。久之,乃東漫鹽城……及姜家堰,破范公堤而出,入于海,自邵伯湖南奔瓜、儀入江,又旁奪芒稻、白塔河以去。」②到萬曆時,因為射陽湖淤積已久,遂有萬曆九年(1581)鹽城知縣楊瑞雲「疏浚積淤,增葺堤岸」之舉,歷時九個月而告成。但據萬曆《揚州府志》卷5記載,不久,射陽湖又「葑泥淤塞,撈浚為難」。崇禎四年,黃河下游決建義、蘇家嘴諸口,「下灌興化、鹽城,水深二丈,村落湮沒,逡巡逾年」。五年伏秋,黃河再決建義諸口,「黃淮奔注,興鹽為壑」③。黃水前後灌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陽湖幾化為平陸。」④這是射陽湖在明代淤墊最嚴重的一次。
清康熙時,由於高郵北20里的清水潭和清口以下黃河頻繁潰決,黃水輾轉匯入射陽湖,泥沙日積,射陽湖淤塞情形較明代更加嚴重。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河決童家營後,有河臣前往下河考察奏稱:「高、寶、山、鹽之水以射陽(湖)為壑。……自童家營決,水徑趨射陽(湖),挾沙而入,湖心淤為盤碟,田隴為沙所壓,高至丈余,腴產化為沙磧,涇、澗之河平,蝦須之溝吸川消水,渠道變為夷庚,不獨淮上閉塞,而下河歸水之路亦塞其半矣。」⑤雍正時,「射陽湖一帶淤出良田若干千頃」⑥。乾隆時,射陽湖淤積彌甚。乾隆四十二年(1777),嵇璜親履下河調查奏稱:「射陽湖彎曲太大,泄水不暢,竟有東西僅隔里許而南北繞長彎至數十里者。」⑦這時的射陽湖湖面支離破碎,已失去大湖風采(見圖3)。 射陽湖收縮的突出標誌是馬家盪的分離。馬家盪在射陽湖西北,周圍上百里,本是射陽湖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湖日淤墊,歷次請開,俱稱射陽湖,後遂以人海之湖冒為射陽湖,而湖身之猶存者,均名馬家盪」⑧。
淮安車橋附近的地層剖面,清楚地反映了射陽湖及周圍湖泊的消亡過程。該剖面在深350—280厘米為灰綠略帶藍色粘土的全新世湖相沉積;深280—200厘米為青灰色淤泥質粘土,含有大量未腐植物根莖,屬沼澤化階段的沉積物;深200—100厘米為黃棕色粘土,有少量植物根莖,屬沼澤開始消亡階段的沉積物;深100—50厘米為灰黃色粉沙土,屬湖沼消亡後的黃泛沖積物;50—0厘米為耕作層。[1](P14)可見,黃河長期南泛,其所攜帶的大量泥沙最終導致了射陽湖的淤填和消亡。現在射陽湖已演化為沼澤平原,海拔2米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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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寶應縣誌略》卷2。
② 萬曆《揚州府志》卷5。
③ 《明史河渠志一》。
④ 《行水金鑒》卷150。
⑤ 《河渠紀聞》卷16。
⑥ 嘉慶《揚州府志》卷揚9。
⑦ 嘉慶《揚州府志》卷9。
⑧ 光緒《淮安府志》卷6。
要之,黃河奪淮加劇了淮河下游特別是里下河的水災,而洪水和泥沙則極大地改變了里下河的原始地貌。由於里下河地區河渠溝港的淤塞和射陽湖的淤積,黃河南泛積水更難及時排出,甚至時近仲冬,竟「上下積水瀰漫,近湖數百里之田,全未退出」①,往往是「比宿水方消,而新開歲橫流又已至」②。愈演愈烈的水災反過來又使里下河地區河渠溝港的淤塞和射陽湖的淤積日趨嚴重。如此惡性循環,加速了里下河自然環境的變遷進程。一方面,水災惡化了自然環境;另一方面,自然環境的惡化又加重了里下河的災情。兩者交相為虐,將里下河引向赤貧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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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慶《高郵州志》卷2。
② 《清史稿河渠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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