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38.人亡政息

儘管如此，張居正在對付官僚體系方面，也僅僅是加強考核和監督而已，沒有更大力度的改革。這就註定了他的改革無法長期維持。

萬曆十年，張居正因為痔瘡手術的術後併發症不幸去世。

——無恥文人王世貞，因為向張居正求官不成，給張居正送禮，又被退回，遂深恨在心。後來寫作《嘉靖以來首輔傳》的時候，就捕風捉影，說張居正是好色過度、胡亂吃春藥而死的。甚至污衊說是戚繼光送的春藥。這是沒有一點根據的胡說八道。張居正在私人通信中多次提到他的病是痔瘡，已經很多年了，非常痛苦，最後下決心拔掉，當時醫術很不發達，手術後如何避免感染內出血等問題都沒法解決，結果出現嚴重的術後併發症。終於不治。此外，這個王世貞的父親因為邊關打蒙古吃了敗仗，被嘉靖皇帝判處死刑。他就跑去苦苦哀求嚴嵩幫忙。因為嚴嵩沒有能夠救得了他的父親，他在《首輔傳》也裡面就大力抹黑嚴嵩。今天有關嚴嵩的負面材料，很大部分都也是從王世貞這本書裡面來的。

張居士死後，一場反攻倒算的大戲立刻上演。

文官們先是從馮保下手，因為馮保確實有貪污問題，而且在萬曆成長過程中扮演了向李太后打小報告的角色，萬曆本來就有點討厭他。很快馮保就被下獄抄家。結果抄出來了一百多萬兩銀子，這讓萬曆皇帝感覺這是一種不錯的發財方式。文官們就趁熱打鐵，不斷攻擊張居正有經濟問題。

有些事情也確實存在，特別是張居正一邊嚴格教育小皇帝要勤儉節約，這裡不讓花錢那裡不讓花錢，自己卻非常樂意接受一些官員提供的奢華享受。這種兩面派作風，讓小皇帝尤其生氣。比如回家省親，竟然坐的是三十二個人才能抬得動的轎子，裡面有卧室、有客廳，簡直就是一棟移動的豪宅。

張居正在這些方面確實有些不注意，包括我們前面說的衣服穿的鮮美耀目，一天都要換好幾身衣服等等。但其實他還是挺清廉的，基本不會收受賄賂，經常有地方官給他送東西被他給退回去的記錄。

張居正的收入應該主要來自於官場的常例錢，也就是按照「官場潛規則」，逢年過節、還有官員和官員夫人的生日，下級部門向上級送的禮物。這個錢不對應具體的人情和事，你在某個位置上，下級哪些部門什麼時間該送多少錢，都有約定俗成的標準。收了之後也不欠誰的人情。這已經成為了官員准合法收入的一部分，類似於官僚集團自己給自己發的崗位津貼。

因為明朝後期官員的工資確實太低。朱元璋定的標準其實還可以，足夠養家。但是後來物價上漲，工資標準卻沒有變過。如果大家都按工資生活，那就都跟海瑞一樣，只能天天吃青菜饅頭了。所以就形成了這麼一種「陋規」。最終來源是徵稅的時候所加收的「損耗」。比如所謂「火耗」，就是收銀子的時候，聲稱銀子要重新鑄造，用火燒化，過程中會有損失，這個損失要由納稅人來交。徵收糧食，也會聲稱在裝卸過程中有損失，需要多收一些。其實就是找個名頭來徵收一筆附加稅，官員們就用這筆附加稅來給自己發崗位津貼。

連皇帝都知道有這筆錢，不會有人因為收了這個錢而被告貪污。它已經基本合法化了。這也是明朝一直不給官員漲工資的原因，因為上至皇帝下至吏員都知道官員們有這麼一筆收入來源，沒必要再漲工資。一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改革，「火耗歸公」，把這筆錢納入國家財政，然後給官員們大幅度增加崗位津貼——「養廉銀」，才把這種做法改過來。不過等雍正一死，一切又恢復原狀。

這筆「常例」是正工資的十倍以上。算上這筆收入以後，明朝的官員完全可以不再貪污受賄，就能過上非常殷實的生活。所以有人把明朝官員貪污歸結到工資太低上，是不對的，甚至歸結到朱元璋頭上，就更是大錯特錯了。在常例之外還要再伸手拿錢的真正的貪官污吏，主要還是自己良心壞了，過度貪婪。

明朝的所謂清官，一般就是指除了這種常例以外，不再因為個別請託事項另外再收賄賂的官員。按照這個標準，張居正可以算是清官。沒有任何他收了別人的錢幫人辦事，或者主動索取珍寶古玩，別人不滿足他的索賄就整人的記錄，反倒是有很多他退回各種禮物的記錄。

至於生活奢侈，張居正確實是有一點過度講究。但衣服穿的精美一點也不是什麼罪過。像坐豪華大轎子那是確有其事。但似乎也可以理解為為了不耽誤辦公。他是整個國家軍政系統的神經中樞，他一不幹活，系統運行馬上就會放慢。坐著轎子啥事也不幹在路上走一天，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得相當於多少台大轎子呀？回家一趟來回在路上得一個多月，如果都坐在轎子或馬車裡面不動，那才是真正的浪費。

但是牆倒眾人推，張居正的這些生活上的小問題，都被文官們挖出來添油加醋的向皇帝報告。終於完全改變了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印象。認為張居正在嚴厲管束皇帝的同時，不知道背後貪了多少錢。於是下令給張居正降罪，抄家。地方官員一聽到要抄家，為了爭功，馬上下令包圍張家，不準任何人進出，以免他們轉移財產。等到抄家官員來的時候，家裡已經餓死了好幾口人。但最後包括他六個兒子在內的整個一大家子，只抄出來了十萬兩銀子。抄家官員絕不相信就這麼點錢，對其全家反覆拷打審問，還逼死了他的大兒子張敬修，最後也沒有找到更多的財富。

抄家的結果表明張居正在經濟問題上是比較注意的，但也顯然注意的不夠。

他真正的錯誤在於，在子女問題上對自己要求不夠嚴格。他的三個兒子參加科舉，竟然全都中了進士，命中率高達百分之百。明朝科舉鄉試的錄取比例大概4%，會試的錄取比例大概10%，加起來，一個人中進士的概率應該是千分之四。三個兒子都考取進士的概率大概是一千五百萬分之一。這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

不過，因為張居正是天才，23歲就中了進士。考慮到遺傳因素，他的兒子們應該都很聰明。然後他教子有方，也延請了最好的老師。三個兒子都中進士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目前也沒有證據說明他就作弊走關係了。我看了很多種材料，關於張居正科舉作弊的說法基本都是野史傳聞，沒有切實的依據。而且他的大兒子張敬修在萬曆二年第一次參加會試還沒有考上，過了幾年再去考才考上的。

但是，他的二兒子參加殿試中了榜眼（第二名），三兒子參加殿試中了狀元，這就是很赤裸裸的走關係作弊了。雖然這個走關係看起來是合法的。

殿試的排名由皇帝最終決定。萬曆皇帝在出成績的時候就跟張居正說：「先生大功，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也就是明著告訴張居正：你兒子當了榜眼，不是因為考試表現好，而是為了表彰你為國家做的貢獻。張居正欣然接受，並沒有反對。

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是皇帝主動定的，大臣無權或者不應該反對。張居正自己問心無愧。

但這個理由並不能成立。因為皇帝還沒有成年，即使是他自己的決定，如果不妥當，張居正有勸誡的權力，也有勸誡的責任。萬曆皇帝有時候想要花錢修繕宮殿，想要給李太后家的親戚封官，張居正都會攔著，要求皇帝花錢不能花太多，封官也必須符合制度不能封太大、數量不能太多等等。在這些方面，他對皇帝要求嚴格，要求皇帝為全天下臣民作出表率。但是皇帝公然破壞科舉制度的嚴肅性，給他的兩個兒子走後門，點為榜眼、狀元，他卻沒有攔著。這就是不對的。而且，影響極壞。

《明史》裡面說：「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萬曆年間的禮部郎中高桂也說「自從張居正的兒子全都中了進士之後，大臣們的兒子再中進士，天下就再也沒有人相信是硬考的了（自故相子一時並進，而大臣之子遂無見信於天下者）。」

這種影響，作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應該可以考慮到。就算他的三個兒子中進士沒有作弊，他也必須認真考慮公眾的懷疑及其負面影響。如果他認真考慮了，而且出於天下國家的公心，那麼皇帝給他的三兒子點狀元的時候，他無論如何應該攔著。前面沒攔著也就罷了，這還不攔著，國家科舉考試的公信力就毀了。

但是他不僅沒有攔著，還很得意很高興。眾官員去向他祝賀的時候，他竟然說：「我雖然已經有兩個兒子中了三甲，但真正能為我光耀門楣的，我看還要數我的四兒子。」言下之意，等他四兒子長大了，也還要考狀元才行。

這開了一個很壞的頭，給科舉制度帶來的損害不可估量。在張居正的兒子們連續高中以後，閣臣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以及吏部尚書王國光、吏部侍郎王篆等人的子弟也跟著沾光，紛紛考中進士。科舉制度遂急劇敗壞。

張居正同一時期的文人王化貞評論說：明朝兩百年的「公道」就來自於科舉制度，自從張居正開了這個壞頭，「公道悉壞」。蔣星熠在《中華文化史論》中指責道：「萬曆年間科舉營私舞弊有著顯著不同的特點，那就是內閣的首輔、次輔以及一般的尚書、侍郎們，不再有任何顧慮，公然不要廉恥，直接出面為自己的子侄出謀、鑽營，以求在各級考試，主要是會試中能夠名列前茅。從而增加自己的政治羽翼，壯大自己所組織的政治集團，以達到把持朝政的目的。」並認為張居正就是這種「為私利而一意孤行的典型人物。」

蔣先生的評價似乎有點過於苛刻。明朝後期科舉制度的敗壞顯然也不是因為張居正一個人，而是大的趨勢決定的。不是說張居正的兒子不中進士，科舉就不會敗壞；中了進士，科舉就敗壞了。但張居正確實應該以身作則，那麼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它敗壞的速度。

嚴嵩徐階這種直接貪污錢財，是一種腐敗；張居正不怎麼收受賄賂，以清廉自許，但利用特權地位為子女謀前程，破壞科舉制度的嚴肅性，其實也是一種腐敗，而且是更糟糕的腐敗。

張居正死後的封號是文忠公，跟張璁一樣。人們常津津樂道，明末有兩個張文忠，都是大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改革也有很多地方是效法張璁的，包括在科舉錄取標準方面一樣努力提倡文風樸實，同樣採取了完善監察制度來保障改革落實，裁撤政府冗員等等。「一條鞭法」的名稱也是張璁變法時期提出來的。但是，他和張璁相比最大的問題，就是對自己的要求、對子女親戚的要求不夠嚴格。張璁回家就帶一個大箱子，他回家就要坐三十二人的大轎子。張璁的子女全都默默無聞，他的三個兒子全部高中進士。所以改革措施雖然相近，張居正掌握的權力還要更大，但若論實際效果，張璁的效果明顯更好。張居正的改革做成了事，卻壞了人心；張璁改革做成的事不如張居正大，但沒有把人心壞掉。所以第一個張文忠之後，還有第二個張文忠。第二個張文忠之後，就不再有第三個張文忠了。

《嘉靖革新研究》，田澍，第2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