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梁漱溟遇見傳統中國|梁漱溟|哲學

我於1966年秋天進入哈佛大學，當我在為史華慈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課程撰寫專題論文時，立刻為梁漱溟這樣一位具備思想和道德天賦的人竟被歷史研究所完全忽略而深感震驚。當時有關梁先生的英文記載頗為稀少且珍貴。梁先生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僅在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一書中以一段的篇幅帶過，另外還有范力沛出版過一篇關於鄉村重建運動的論文。和梁先生相關的英文著作僅此而已。梁先生的其他角色，包括創立民主同盟、穿梭調停國共和談、創辦《光明報》等，全被忽略。至於梁先生父親的自殺、他離開北大之後的生活、他和毛澤東以及同時期知名人物之間的交往等，更是無人聞問。

我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極為讚賞，我不明白之前為何沒有人——無論中國人或外國人——深入研究。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一致對傳統文化採取批判的立場？為什麼沒有更多像梁漱溟這樣的人物？為什麼只有他是唯一積極領導鄉村改革這項重要工作的高級知識分子？

1979年，我的論文《最後的儒家》成功出版，並贏得了1978-1979年的費正清獎。就在此時，梁漱溟主動聯繫邀訪。我於是立刻開始計劃旅行。我抵達北京後即致電梁先生，隔天早晨，我搭計程車出發，接下來的兩周，我每天清早即赴梁氏住處訪談，中午時分離開。這些見面談話的內容便是《這個世界會好嗎？》的起源。

1982年我和內子再赴中國。在北京，我打電話給梁漱溟，詢問我們能否去拜訪他。一如過去，梁先生慈祥和善的態度讓我們如沐春風。由於內子亦通漢語，當日我們交談頗愉快，但是未進行任何正式的訪談。此次的拜訪過程讓我發覺與梁先生交談竟如此輕鬆自然。我們似乎開始成了朋友。

兩年後的1984年，我感到應趁梁漱溟身體健康尚允許時，再採訪他一次。梁先生欣然同意，故我們按照首次訪問時的形式，做了一個為期十天的訪談。在心理層面，梁先生可說精神抖擻，但在身體方面，他似乎較1980年衰老了些。這次的訪談內容後來整理成我們對談的第二本書，題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我最後一次和梁漱溟見面是在1986年。該年我應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要求，赴鄒平考察該縣作為美國學者在華研究地點的可能性。自鄒平回北京以後，我拜訪了梁漱溟，並就他對鄒平的看法進行錄音訪問。那段訪問的文字稿也被收入《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當我同他告別時，他衰弱的身軀確像風中之燭，令我感到憂慮、沮喪。大約一年半後，他便過世了。

《這個世界會好嗎？》，只是將梁漱溟的錄音文字稿呈現在觀眾眼前，對內容幾乎沒做任何修訂和改變。這是我與梁漱溟之間對談的最簡單、最原始的文字記錄。或許正是它樸實無華的本質，部分地解釋了該書能如此暢銷的原因。正如梁培寬所說，這是一部兩人之間的普通、真誠的「真實談話記錄」。當然，培寬太客氣了，他沒有將最重要的原因說出——實在是中國的一般民眾對梁漱溟這位思想家和歷史人物所產生的與日俱增的重視和景仰。

節選自《這個世界會好嗎？》新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