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戶口為啥讓我結不了婚？
一個外地大學畢業生進入一個新城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體戶口」的方式落戶。
這類戶籍的奇特之處是,它和民政部門的規定、計生政策相互作用後,只要集體戶口者沒有在這個城市擁有房產或直系親屬,他就結不了婚。
集體戶口為何結婚難
「結婚是人權,怎麼可能買不了房子就結不了婚?」從北京大學畢業三年的楊蕾,就被一本房產證和一張集體戶口卡阻擋了婚姻。
楊蕾「結不了婚」是因為陷入了由房地產市場與集體戶口管理政策組合起來的荒誕怪圈:楊蕾在廣州工作後,成為了掛靠在人才市場的「集體戶口」。國內的多數人才市場都規定,「集體戶口」結了婚後一個月內必須從人才市場遷出,楊蕾也面臨這個選擇。楊蕾的集體戶口如遷出落成「家庭戶」,就必須要把戶口落在當地房產上。但廣州的房子太貴,楊蕾的月薪雖然達8000元,但她和愛人仍買不起房,所以他們就「落不了戶」。由於他們的現狀已表明「遷不出戶口」,所以人才市場就不會把戶口卡給楊蕾。沒有戶口卡,民政局就不願給她辦結婚證。所以,最後的結果是,僅僅因為她是集體戶口與無房一族,她就被剝奪了結婚的權利。
這種阻礙了楊蕾結婚的戶口,是由業緣關係共同居住在機關、團體、學校、企業、事業單位內部或公共宿舍而立戶的戶籍。楊蕾要結婚,就得成為「家庭戶口」,以「具有血緣婚姻或收養關係」而立戶。所以,集體戶口是介於臨時戶口與常住居民戶口之間的特殊戶口。
楊蕾也曾絞盡腦汁想突破這個由「特殊戶口」設下的怪圈。她曾給人才市場寫「保證書」,保證「只要把戶口卡給我去辦一下結婚證,我就在一個月內把戶口遷出去」。但人才市場看她拿不出房產證,也就能判斷她在事實上是不可能馬上遷出戶口去落戶的,所以就拒絕了她的請求。
最後,楊蕾就考慮將戶口遷回老家山西小城,但當地派出所不接收,「往北京廣州遷可以,往回遷不行。」楊蕾一家四處托關係,甚至向當地一市級官員求情,但仍無果。她也想過找在廣州有房朋友以「表姐表妹」名義落戶,最終也沒成。
經歷半年折騰,楊蕾心灰意冷,只打算回家辦個酒席,「證先不領了,太痛苦」。
楊蕾只是「集體戶口」結婚難的代表而已。2009年7月,全國數量龐大的外地畢業生(每年畢業生均在600萬以上,由此可推算每年在外地就業的學生將不是小數目),將戶口檔案從學校集體戶口遷出,遷入各地人才市場集體戶口。據不完全統計,廣州目前有數十萬集體戶。如果他們買不起房又想結婚,就會面臨和楊蕾一樣的困境。
但即使人才市場發了慈悲心,把戶口卡給楊蕾辦結婚證,如果她生了孩子還沒有房產,孩子就仍會是身份不明的「黑戶」。
1992年始,包括北京市在內的各地,逐漸實行嬰兒落戶隨父隨母自願政策,但不少城市戶籍制度中仍保留了集體戶口「須有住房」才能為子女上戶口的規定。
類似的遭遇讓杭州市民張劍很苦惱。他的孩子剛出生就成為「黑戶」,身為博士的他「深感自己無能」,此皆因為他和妻子都是杭州某人才市場「沒有房產」的集體戶口。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杭州的房價天價般高高懸掛,買不起房子,經濟適用房條件又符合不了,集體戶口不讓孩子落戶,又無法轉回農村老家。」一位戶籍在山東棗莊的網友在網上介紹經驗,如果夫妻都是集體戶口孩子落不了戶,就賄賂房產開發商,偽造一份售房合同讓孩子落戶。
但問題還不止於此,集體戶口即使有了房產,生出來的孩子仍可能是黑戶。
已住北京5年的陸欣欣就碰上了這一難題。
她大學畢業後集體戶口放在武漢市人才市場,她的丈夫是中科院博士,他們在北京買了房。但由於她的丈夫馬上要出國去做研究,集體戶口就落在北京市留學服務中心。按北京市規定,此類「學生集體戶口」,即使有房產也不能轉為「家庭戶口」。
就在丈夫出國前,陸欣欣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了。但由於她和丈夫沒有家庭戶口,腹中孩子就可能成為「黑戶」。為此她傷透了腦筋。
他們計劃孩子出生後就帶出國,辦護照就需要給孩子儘快落戶。陸欣欣的集體戶口不能帶小孩落戶,人才市場說只要有親戚、朋友在武漢,就可遷出正式落戶。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朋友願幫忙,但武漢市公安局不批,於是她只能考慮將戶口遷回老家江蘇連雲港,「市公安局說已結婚的不能將戶口遷回;未婚才可以」。
連雲港公安局的工作人員給她提出兩個方案:讓她在當地找個工作,把所有的人事關係都轉回來;或者在連雲港買個房子,就可落戶。陸欣欣不由一聲哀嘆:「荒唐透頂!」 人才市場倒苦水對這一戶籍怪圈,南方周末記者作了不完全統計:廣州、蘇州、瀋陽等地人才市場要求集體戶口結婚就必須把戶口遷走。福州、重慶、西安、蘭州、哈爾濱、泉州、杭州、廣州等城市多個人才市場規定,無房集體戶口的孩子不能落戶。北京、寧波、南京等城市子女落戶較困難,需要單位開具證明;上海改革後可以落戶。這一政策影響了許多人,僅廣州、蘭州媒體報道稱兩地就各有十幾萬集體戶。
北京政策莫衷一是。2006年初,北京發生集體戶口父親因孩子上不了戶口,抑鬱症發作,將親生兒子摔死慘劇(詳見2006年8月10日南方周末頭版報道《無戶口嬰兒之死》),同年官方對該規定作了改革:「父親是北京市集體戶口(不包括在校生集體戶口和駐京辦事處、聯絡處等集體戶口)子女可隨父報出生。」但附加條件是「集體戶口徵得『所在單位同意』就可為孩子落戶」, 這又使不少人「卡殼」。
受此困擾的新移民們將矛頭指向人才市場。「我們也快被憋死了。」某市一大型人才市場負責人李映輝向南方周末記者抱怨。
李映輝的恐慌是,「如果放開(讓他們結婚),幾萬人膨脹成家庭集體戶,就成一個小城市。」
該大型人才市場掛有4萬多集體戶口。由於高校連年擴招,每年新增幾千畢業生,而買得起房子遷出去的不過幾百人。由於「沒人願意遷回農村,城市戶口改農村戶口也難」,4萬人多數結不了婚。
李映輝稱,人才市場之所以不敢發慈悲,是因為「前有戶籍政策這麼死,導致我們只進不出,後有計劃生育國策寶劍懸在我們頭上」。他解釋,掛靠在此的集體戶,流動性很強,無法監督,「萬一超生,一票否決,我先被免職,計劃生育軍令狀層層簽下來。」
一位不願具名的戶籍專家對此有進一步的分析:「你是集體戶口,沒人願意為你的超生負責,包括人才市場。所以你乾脆就不能結婚。要結婚,你就必須把集體戶口轉到房產上,才會有街道居委會管著你,保證你不會超生。而在實際效果上,卻又逼著大家都去買房子。」
李映輝回憶,有些集體戶由於長期被戶口卡著結不了婚,結果他們一氣之下痛毆人才市場工作人員,「被打得住到了醫院」。
被迫無奈,李映輝所在的人才市場同意其中的一千多集體戶結婚,「條件是在這城市工作,有單位擔保不超生」。
這一千多戶在李映輝這個「超級大家長」看來仍像危險的「定時炸彈」,「超生風險很大」。
李映輝一直在絞盡腦汁「甩炸彈」。每次全國各地人才市場負責人開會,他就向其他人討要「秘笈」:「他們的招五花八門,被逼的都不走正道,有的地方與計生局搞好關係,出了問題不追究人才市場責任。誰都有倒不完的苦水,還不知道向誰去訴。」
李映輝期望公安局放開政策,充許集體戶「無房可以投親靠友落戶」。但公安局說他們說了不算,「問題是誰說了算呢?」李映輝一聲長嘆。拿戶口卡登記結婚根本不講道理
憑戶口卡結婚遭學者批評
李映輝把集體戶口問題歸結到公安部門的戶籍改革。但戶籍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認為:「公安部門在替人背黑鍋。」
在為誰背黑鍋?王太元認為是在替「制定了不合理規則的民政、人事、教育、社會福利、住房等部門」背黑鍋。「5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戶口制度上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各個社會領域錯用戶籍制度管理內部事務。」王太元說。
如對集體戶口結不了婚的問題,王太元認為:「拿戶口卡登記結婚根本不講道理。婚姻法里有要求是本市戶口嗎?民政部清楚。」
自1985年身份證頒發,國務院、司法部、民政部、公安部等四部門一同發文,憑身份證結婚、離婚。
實際上,全國婚姻和計劃生育信息系統早已聯網,民政部和計劃生育管理部門有手段查出此人婚姻和生育狀況。
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劉爾鐸教授看來,一系列死結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是,1977年後,集體戶口異化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
一個在大城市的大學讀書的農村孩子,儘管在讀期間有大學集體戶口,但如果他不能獲得留京戶口指標,戶口仍會被打回農村原籍。「集體戶口是過渡戶口,各城市通過給集體戶口在城市落戶附加條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
李映輝提議的「投親靠友政策」就會突破外地人口流入城市,自然不會被採納。
被各級官員們多次引用的改革反面案例是,鄭州市曾在2003年宣布入戶政策完全放開、允許外地人員以「投親靠友」等方式辦理戶口,但一年之後卻以「暫緩人口激增帶來的城市壓力」為由,踩了「急剎車」。原因是此類戶籍改革無力承擔附加在戶口上的諸多福利。
王太元認為,跟戶口有關的不公正,90%以上不是錯在戶口本身。根源要追溯到1950年代的計劃經濟時期,戶口卡與就業權、教育權、分配權、住房權、工資福利補貼權等各項社會利益捆綁在一起。「畫地為牢」的管理方式在計劃經濟時代還適用,「到了市場經濟時代仍習慣性沿用『絕對錯誤』」。
但現實是,城鄉間的公共資源分配不公在近年愈加劇烈,導致戶籍與福利的綁定關係更加牢固。在北京,買節能燈泡、婦女腫瘤篩查、老人免費逛公園等都要北京戶口才能享受
故而,王太元認為,應該把戶籍還原到「登記、統計、管理人們基本信息的」單純功能,改變用戶籍制度管控各個社會領域尤其是社會福利的做法。改革者建議給戶籍「減負」
王太元「替戶籍減負」的觀點與公安部的表態相吻合。
公安部分管戶籍的有關官員曾公開稱:「現行戶籍制度突出問題是多種社會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使戶籍登記失去了本來面目,也嚴重製約了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進程。」
事實上,早在1992年,國務院就成立了由國辦牽頭、公安部等部門參加的國務院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組,並於1993年6月草擬出戶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但至今無法實現改革目標。2006年,國務院14個部門組成6個調研組,分赴全國12個省市,就戶籍改革工作進行了綜合調研。
了解內情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調研組得出的結論是:戶籍改革本身並不複雜,但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相關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錯綜複雜。不研究解決好相關問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將難以穩步推進,建議國務院責成有關部門對計劃生育、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教育等與戶籍改革相關的現行法律法規政策進行一次全面清理,並制定出相應的過渡性措施。
近年的戶籍改革,主要由公安部推動,還涉及國家發改委、民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教育部、衛生部等,但「無實質性改變」。
王太元解釋,「這和利益涉及面太廣,與各部委的協調配合難度大有關」,所以他認為「不改革現行社會政策,戶籍改革單兵難進」。
但這並非一定要中央改了地方才能改,上海對集體戶口就作了有益的改革嘗試。2008年上海「 兩會」期間,該市政協委員沈以華提案,上海集體戶口家庭未成年子女落戶難,一直是新上海人關心的重要問題。不少新上海人短期內還難以具備買房條件,子女落戶「門檻高」,容易間接導致人才流失。
此後,上海市公安局迅速修訂了相關政策,允許此類集體戶口子女在沒有買房的情況下落戶,但對集體戶外省市配偶及子女不能享受就學、就醫等市民待遇問題尚未涉及。
北京「綠卡」子女為高考自殺相抗
多年前以人才名義被北京市授予綠卡「居住證」者,多年後其子女卻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由此造成有的綠卡子女以自殺相抗。
對該政策意圖,有關部門的解釋是:擔心綠卡子女擠佔北京戶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綠卡」子女高考苦
酷熱7月中,2009年高考生李莉從戶籍所在地河北保定回來就縮在北京家裡,陰沉著臉。她的父母回憶,當時都不敢跟她說話,氣氛令人窒息。
6月底,河北三檔高考分數線公布,李莉就痛哭了一場,「只考了480多分,上了三本線」。「三本」意味著李莉只能選擇報考學費高昂的民辦大學或「院中院」,這與當初的理想「人大新聞系」差距懸殊,而當年北京班同學多半能讀重點名校。
造成這一差距的是,在北京就讀了十年的李莉因父母持「綠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證),而非北京正式戶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資格,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學習,教材內容不同,進度不一,聽不懂,跟不上,李莉從北京的重點中學尖子生成了保定的差生。
高三一年,李莉深刻體驗了保定和北京教育的「兩重天」,儘管保定距北京只區區一百多公里。
在北京,她沉浸在素質教育溫床。她考上藝術團合唱隊,多次為國家領導人和外賓演出,出國到歐洲、新加坡、泰國等地交流訪問；擔任學校電視台節目主持,為外研社錄製英語教學片。
在保定,一切都跟著考試大棒轉,她感覺掉進了「冰窟」。晚自習不允許上廁所,誰上廁所就罰站一星期,最鬱悶的是連戴個彩色髮夾也被管生活的副校長當眾訓斥,「她天天打電話哭訴。」她的母親說,「我們每兩個星期就請假陪她,做心理疏導。」
而去年參加高考的楊光,母親侯女士則選擇了不計成本從外企辭職,陪女兒回老家四川江郵縣備考,「當時環境很惡劣,老家距離震中北川15公里,房子裂了大縫」。
因與北京教育的諸多差異,楊光也是從倒數一二名往前追,最終考了533分,考取了上海體育大學體育新聞系。儘管和北京同學比差了一大截,但侯女士仍「如釋重負」,「能上大學不錯了,50%的「綠卡」孩子一個人回了老家,最後啥也沒考上。」而北京今年的高考錄取率預計可達79.5%。
之所以選擇上海學校,是因為楊光不願再回京讀書,她寫文章表達對北京的不滿:「這座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城市欺騙並拋棄了我。」
據北京市教委統計,北京現有「綠卡」人員兩萬多人,包括家屬4萬多人。2009年參加高考子女700多人,16歲到19歲有2723人,其中19歲 428人,18歲727人,17歲863人,16歲705人。而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學的女孩,因參加北京高考報名受阻服毒自殺未遂。媒體報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話:「這個女生平時好好的,但只要涉及戶口,她就情緒低落,不願意說話。」
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稱這些孩子是「被拋棄的群體」。由於現行的「學籍+戶籍」高考政策,這些「移民二代」正成為沒有未來,也沒有歸屬感的「無根浮萍」,他們既不能融入當地城市主流參與公平競爭,又難以回歸原籍,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趨於邊緣化和被排斥化。
「在京高考權」難落實
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俞學文和周洪宇,北京市人大代表韓志軍等,先後多次在全國人大、北京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建議允許「綠卡」子女在京高考。
自2005年起韓志軍多次「上書」,2009年北京「兩會」是他第5次提出相同提案。
1999年,北京市人事局出台「綠卡」制度,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者,在子女入托、入中小學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綠卡」甫一出世就吸引了數以萬計全國各地人才雲集北京,以中關村為核心的海淀區,「綠卡」族最集中。
2003年6月,北京市人事局正式出台《關於實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若干意見》,明確規定:持《工作居住證》滿3年經聘用單位考核推薦,並符合年度人才開發目錄要求的,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
但持「綠卡」者焦慮地發現,「三年之約」並未按規定兌現,其具體考核標準細則至今也未出台。「綠卡」制度中的有關子女受教育「享受市民待遇」這一條,可以參加中考,卻在高考上是「雙重標準。」
許多「綠卡」家長的孩子已面臨高考,但北京人事局網站上關於「綠卡」轉落戶的測評系統,6年來一直只顯示「在建設中」。
直到2009年4月,北京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網站突然發布消息:「綠卡」在30天內完成年檢。很多人錯過這一時間,「綠卡」被凍結。2008年初,教育部出台的「招生工作規定」對考生戶籍限制作了適當放寬。上海、天津、深圳和廣西等地,遂允許持有《工作居住證》一定年限人員的子女在當地高考。據悉,上海協商解決此問題牽扯了18個單位。2009年,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在「兩會」上提交了《關於放寬戶籍對高考資格限制解決社會矛盾的建議》。
俞學文建議進一步放寬戶籍對高考資格限制。借鑒上海、天津等地的做法,可按照居民在當地工作、居住和納稅的年限或者子女上學年限等條件來劃定界限。
為了爭得孩子在京高考權,「綠卡」家長們結成了「綠卡」聯盟,有一個自己的QQ群,幾百人群策群力。
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王振宇律師至今接觸了4撥「綠卡」家長,「看著家長們的情緒從滿懷信心到茫然、失望直至崩潰」。
2007年,王振宇是「綠卡」人周靖的代理律師,首開「綠卡」高考法律維權先河。當年,周靖向北京東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北京市人事局行政不作為」。
最終,法院不予立案,周靖只能放棄在北京的一切,帶孩子返回丈夫老家呼和浩特參加高考。「她老家是海南,海南打擊高考移民,堅決執行必須要有學籍又有戶籍,但她的孩子一直在京讀書,不滿足海南學籍要求。」王振宇說,「有的家長被迫無奈只能找當地學校關係偽造學籍,花不少錢。」
目前海南、內蒙古、河南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區都明確要求,除戶口外,還要在原籍有3年學籍,才能參加當地高考。
更荒誕的是,有些家長的戶籍並不在家鄉,而在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城市的人才市場,「我們孩子回去誰也託付不了」。
前有「戶籍、學籍雙認定」的政策,後有正在實行改革的變化莫測的高考考試政策,特別是多省實行課改後,自主命題,考綱各異,使「綠卡」家庭出來的孩子難以適應,進退失據。「這些孩子回原籍考試,肯定沒法考,內容全變不說,平時成績10%也丟了 (由於課改等原因)。」「綠卡」家長楊先生說,「許多孩子學到初三,就去學托福,GRE,(知道高考要付出代價太大)被迫出國,有的家長把房子都賣了。 」「綠卡」人被逼入了死胡同。「綠卡」人先後十餘次上訪,找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教委、國家教育部和國務院信訪局等部門交涉,始終未果。
「他們擔心『綠卡』子女擠佔北京人的高考機會」
「如果他們擔心我們的孩子擠了本地孩子考本地學校優勢,我們不填報北京高校。」一位「綠卡」家長說。
家長們的揣測並非空穴來風。2009年6月,家長們等到的北京政府有關方面的回復部分印證了此猜測———「教育的公平、公正只是相對概念,同時要具備一個大多數人能接受的統一前提,解決「綠卡」人員子女在京高考問題,必會引起連鎖反應,使更多人為參加『高考』湧入北京,擠佔北京戶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機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將引發新的社會矛盾。」「政府不應僅為有北京戶籍者服務,應為所有北京納稅人服務。」在一家企業擔任老總的劉先生反駁說,「為什麼我們納稅比別人高得多,但戶籍福利卻享受不到?」
對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認為,這背後是北京戶籍與外地戶籍之間的「招生指標分配不公」問題。
一些人拿「保護邊遠少數民族省區考生利益」做「擋箭牌」,然而人們對招生指標不公真正的不滿,並不是針對落後地區,而是針對北京等大城市,「你在外地讀個大專也許在北京就可上名校」。
他認為應儘快讓高等教育資源按實際就讀高中人數在各省市之間公平分配。但他認為,與此相關的最大的問題是,國家的財政投入和社會福利沒有全民均等化、國民身份化。
要解決流動人口資源合理分配問題,王太元建議應進行「實報實銷」,「所有的公共投資將利益明晰分配到個人身上,按經濟學投入產出分析」,「比如,四川的孩子到北京,國家給的500還是給他,四川說你不在這受教育了,那我們就不給了,北京給這部分。假如北京也不給,那家長再自己補上這500,這也是相對公平的」。
在人口日益流動的今天,「戶口糾紛只是冒出來的最容易被看見的小小『尖頂』,藏在下面的才是關鍵。」王太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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