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存在主義

上世紀中葉，存在主義思潮在西歐興起，並擴展到東歐國家。在東歐文學家眼裡，世界的荒謬與個人的反抗正契合了他們的存在感受，因而對存在的思考也成為其創作主題。所不同的是，由於曾經歷納粹和斯大林統治，他們更偏重社會的存在，而不是個人的存在，這使他們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一種不自由的選擇。為此，羅馬尼亞作家盧齊安·布拉加在其箴言集中，也多次提及存在主義。

布拉加出生於1895年，兩次大戰期間是羅馬尼亞一位重要的詩人和哲學家，當過外交官和大學教授。幼時他曾患過失語症，在自題詩中他寫道：「布拉加像天鵝般沉默。」這句詩彷彿就是他一生命運的縮影。1948年，他因拒絕支持新生的斯大林式政權而被大學解僱，在克魯日一家學院分校當圖書管理員，直到去世都不能出版作品。1956年，他一度被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但羅馬尼亞當局遣人前往瑞典抗議，反對的理由是，布拉加是一位唯心主義哲學家。

多年的時間裡，布拉加的創作遭到禁止，只能埋頭翻譯歌德的《浮士德》。在他後來秘密寫下的箴言里，可以看出歌德的理性主義對他的影響。箴言的創作在西方由來有自，《聖經》里就有箴言篇，西方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也都採用過這種體裁。這種樣式要求哲理、智慧、幽默與警策。用布拉加的話說：「箴言文學是思想的食鹽。」除了人生、文學之類的感悟外，布拉加對西方存在主義也進行了反諷，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觀點其實也代表了東歐知識分子的觀點。

在布拉加看來，西方的存在主義者不同於東歐的存在主義者，「西方的存在主義者依然在咖啡館裡虛度時光而遲遲不能成熟，擺脫不了青春期危機，而這裡的存在主義者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他所批評的西方存在主義者自然也包括薩特、波伏娃等左派，如薩特就宣稱，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人註定是自由的」，個人可以通過「自由選擇」實現自我存在的本質，其作品人物也大都是一個封閉情境中具有自由意識和行動的個人。

儘管薩特也稱得上是一位踐行者，但究其實質，正如卡繆針對《噁心》中主人公的反抗行為所說：「那是由於太多的自由造成的。」東歐知識分子的存在處境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前南斯拉夫作家希塔伊奈爾曾流放西伯利亞二十年，在一次演講中被問及他的理想，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我們被降低到只有最低級的生物本能，最基本的存在需求。根本不會想到意識形態；我們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活下去。」可以說，東歐知識分子曾處於一種真正的存在之境中，體驗了存在。

相比之下，西方存在主義者所想像的焦慮與反抗就顯得有點輕了，其「自由選擇」不過是浪漫主義意識的一種自我實現，缺乏真正的歷史重量。面對世界上另一部分人不能自由選擇的命運，這一命題過於膚淺和造作。說到底，自由意識與自由是有區別的，因此布拉加才在箴言中指出，自由意識永遠都溢出我們所享有的自由，這是因為主導我們的許多條件是我們所不知的，西方存在主義者假裝感覺到存在的重量，「由此產生了一個誇大人的處境所固有的悲劇性和讚美人的堅強意義力的機會。」

這種存在的固有荒謬感雖然具有普遍性，但同時也是開放社會的產物。正如讀到西方現代詩人和作家將城市或自我描寫成地獄時，米沃什同樣曾感到好笑。在布拉加眼裡，西方存在主義者不過是生活在存在的邊緣，但卻自以為處於存在的中心，他們從理論上理解存在，以為自己能夠絕對地實現自我，卻不過是在演繹存在的演員。布拉加不無諷刺地說：「假定存在主義者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社會體系里，看一看他們在自己的故作深奧的理論中所論證的種種無謂的重大憂慮會產生什麼結果，或許是很有趣的……」

顯然，布拉加之所以反感浪漫的存在主義，除了其秉持理性主義外，更重要的是要捍衛精神自由，而某些存在主義者如薩特、波伏娃等人對斯大林體制的讚美，大概就是令布拉加對他們持批判態度的原因。在東歐知識分子眼裡，西方左翼對自身社會的批判自有其正當性，但他們一廂情願將東方看作理想國，卻表明了他們的無知和缺乏良心，因而布拉加才在箴言里直言不諱地將存在主義稱為「無能的哲學，失敗有理的詭辯，貧乏的論說。」

1961年，布拉加因病去世，在其生日那天歸葬家鄉。又過了二十餘年，他的作品才終於得以出版，就像他給女兒取的名字「渴望」，自由的思想是不會被湮沒的，羅馬尼亞人重新認識了這位文化名人，一些大學和城市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圖書館和廣場豎立起他的雕像。而豎立在人心中的，是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