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宇森：電影風格受小時家庭環境影響
吳宇森
「我是基督徒，受愛、罪惡及救贖等宗教觀念影響。古代俠士行俠仗義精神現已蕩然無存，我們得獨自面對邪惡。」
——吳宇森
流年碎影
1948年9月22日，吳宇森生於廣東省廣州市。1951年，隨家人移居香港。吳宇森的童年在生活的艱辛中度過，父親染上癆病，家裡一貧如洗，一家大小居無定所。在教會的幫助下，吳宇森才得以讀完小學和中學。這期間，他閱讀了許多神學、哲學、歷史學、美術學著作。基督教的仁愛、犧牲精神，以及《水滸傳》、《三國演義》、《刺客列傳》等中國古典俠義小說的情節和人物，對吳宇森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學時代，吳宇森經常溜出課堂跑到電影院看電影，沉浸於好萊塢黑幫片、西部片和黃金時期的歌舞片營造的氛圍中。他最為推崇法國暴力導演皮埃爾？梅爾維爾，從梅爾維爾的作品汲取了風格化的暴力和濃厚的人情味。《野人幫》的導演山姆？派金帕對吳宇森也有很大影響，慢鏡運用、聖歌激戰等都是對山姆電影語言的發揚光大。
吳宇森從小喜歡戲劇、電影，曾是「中國學生周報」話劇社成員，演出過《清宮怨》、《父母心》等話劇。他回憶童年時說：
「從孩童時候起，我已很喜歡電影了，不論西片、粵片、日本片，一概都喜歡看。那時，我並沒有富餘的錢買票入場。記得有一次，在大世界戲院，我抱著弟弟趁入場時混入戲院的樓座，不幸給帶位員發現，一掌把我從樓梯上打滾下來。可這一掌並沒有令我放棄看這場電影的熱望，相反地趕快抱起弟弟，緊跟著人群混入樓下去。到了中學時候，喜歡看電影的熱情一直沒有降低過。」
吳宇森從小家境不好，生活在貧民區，那裡魚龍混雜、黑幫橫行。他是一名基督徒，既要直面周圍的暴力世界，又受宗教仁愛精神的熏陶，處在暴力和信仰兩種力量的糾葛中。基督教和俠義精神的雙重影響，造就了吳氏作品的主要氣質。
每一個「作者導演」都有屬於自己的「標誌性編碼」，就像性之於大島渚，笑之於卓別林，史詩之於大衛·里恩。對吳宇森來說，電影就是「每秒二十四畫格的暴力」。吳宇森的「暴力情結」，既來自於電影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也來自於香港商業化的生存境遇，更源於張徹電影的陽剛之氣。張徹電影里瀰漫著無窮的悲愴感與嗜血的復仇意識，《報仇》的盤腸大戰，《十三太保》的五馬分屍，《保鏢》的力戰至死，《金燕子》的血盡人亡和《精武門》的犀利嘯叫，都將暴力深深地根植於觀影視野。吳宇森把張徹電影里主人公手中的刀劍換成槍械，把敘事空間從山林荒野轉移到都市樓宇街區，把武林門派的霸主之爭演變為幫派利益之爭，把俠士出沒的綠林江湖變成了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
從《英雄本色》到《變臉》，從周潤發到約翰·特拉沃爾塔、尼古拉斯·凱奇，個個都是眼戴墨鏡、身穿黑色風衣、手執雙槍左右開弓的「現代槍俠」。鴿子、教堂、燭光、耶穌、聖母、金色的「沙漠之鷹」、帶著火焰飛出的子彈等標誌性道具悉數「登台亮相」，慢鏡頭和升格拍攝展現出人物如舞蹈般騰空而起的射擊動作和天女散花般的無數炸點，整個銀幕成了展示「暴力美學」的大舞台。如果說暴力是電影無法根除的「文化原罪」，那麼吳宇森則用他的方式向一個無法拯救的世界贖罪。所有的子彈，所有的鮮血，所有的死亡，不是用來書寫一曲「暴力頌」，而是讓暴力在莊嚴肅穆的教堂里，在振翅驚飛的白鴿雙翼下，在痛苦受難的耶穌肖像前，在低聲吟唱的聖歌中裹挾著槍彈呼嘯而過，留下白鴿象徵的和平、教堂象徵的信仰，以及在鮮血中凝聚的男兒豪情和家庭溫情，為生死的終極對決染上一層情義的厚重與神聖。
暴力與美學這兩種截然對立的文化符號，在吳氏電影中猶如水乳交融於一體。天籟般的聖歌響起，受驚的鴿子隨著雨點般的子彈飛向塔樓上空，小馬哥嘴角帶著一絲迷人的壞笑，吐掉齒間銜了很久的牙籤，手持雙槍，傲慢地向對手開火；卡斯從汽車裡走出來，風衣隨風舞動，皮帶的背後藏著兩把金色「沙漠之鷹」，裝好定時炸彈後在教堂大廳與唱詩班女孩一起高唱「哈里路亞」；西恩瀟洒地把煙蒂從手指中彈出，隨後就是一場驚天動地的爆炸。
為了營造炫目的暴力場面，吳宇森刻意或是誇張地表現流血與死亡，運用白色映襯鮮血，許多動作場面發生在以白色為基調的場景中，像《喋血雙雄》里牆壁、傢具、窗帘、服飾無不以白色為主，旨在讓中槍倒地的人流出的鮮血更加刺目。或者把暴力放在教堂等高貴聖潔的環境中，利用燭光、白鴿、聖像、管風琴演奏的宗教音樂等元素將空間裝飾成一個夢幻般的場景。因而，有評論者將吳宇森的暴力美學稱作「神聖而優雅」的暴力，或者說是「血腥和死亡的芭蕾」。
從小在貧民窟長大的吳宇森，目睹了太多的暴力，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動亂期間，生活在猶如人間地獄般的環境中，他總是夢想進入一個沒有暴力只有美德的理想世界。可現實與夢想截然相反，暴力和犯罪無孔不入。吳宇森試圖通過暴力昭示和平與愛的美好，以及對破壞她的勢力的痛恨。
儘管痛恨暴力，但吳宇森很難擺脫一般商業類型片的模式，渲染暴力場面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戲。到好萊塢發展後，他所擅長的暴力場面受到美國分級審查制度的嚴格限定，為此他不得不做出很多妥協。《終極標靶》將人物中彈後的血流量減少到最低限度，依然被定義為NC－17級(只允許17歲以上的成年人觀看)，相當於香港的三級片。
在吳宇森的電影里，槍戰場面是直接展示英雄行為和暴力美學的重要手段，並形成了浪漫與喜劇的鮮明特點。《英雄本色》里，小馬哥來到楓林閣酒店為豪哥復仇，他閑庭信步，衣帶飄飄，神情瀟洒，舉槍四射，彈無虛發，如畫似詩。吳宇森把武俠片的功夫招式嫁接到槍戰場面，當小馬哥在海港被亂槍擊中時，慢鏡頭中鮮血從身上的彈孔不斷湧出，身體緩慢地前後擺動，好像一種奇異而優雅的舞蹈。《喋血雙雄》的最後教堂決戰里，激烈的槍戰經教堂里飛掠的白鴿、忽明忽暗的燭光和莊嚴的聖母像的渲染，氣氛凄美華麗，《變臉》的結尾對此幾乎作了全貌式複製。在教堂里，西恩與妻子、卡斯與情婦、波爾、亞當、崔狄等人，他們共處一室，每一支槍對準不同對象，任何一聲槍響都會帶來連環效應和無法斷定的不確定性。
吳宇森喜歡把視聽造型高度風格化，刻意營造畫面優美、聲音豐富、色彩強烈的交響音畫。這種追求詩、畫、樂、舞一體的浪漫手法，為展示「半神式」人物的英雄氣概與大無畏精神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也使人物的悲情死亡化為獨特的詩意。《變臉》里，西恩逃出監獄後，卡斯帶著警察追到崔狄住處，在一個四周都是鏡子的房間里兩人激戰對峙，拔槍對準同一面鏡子，一正一邪，一善一惡，一白一黑。鏡子形成精神層面的隱喻，兩人看到的是偽裝的表面而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我只存在於各自內心。雙方扣動扳機，支離破碎的鏡片意味著他們對外在偽裝的徹底否定。《喋血雙雄》里，交叉蒙太奇運用得極為精妙：教堂里小庄和李鷹討論著江湖與友情，高樓里四哥同汪海展開爭奪；李鷹懷疑四哥不會來教堂，小庄說一定會來，四哥一個人走進了幫會；四哥以道義原則索要殺手費用，李鷹疑惑江湖還講不講道義，小庄說現在的江湖沒有人講，汪海大叫「別他媽的給我講道義」；小庄和李鷹聊起了「槍杆子里的正義」，四哥和汪海進行著殊死激戰。這一段，對話與行動在兩個地點的四方角色之間互為印證，男兒江湖的情懷盡現其間。
在《喋血街頭》里，吳宇森表達了一種對國家或朋友的無奈心情。最後的決鬥，已不再是《英雄本色》、《喋血雙雄》里的群毆亂射，而是阿B和細榮之間一對一的搏殺。吳宇森認為浪漫就是「那種永不放棄友情、感情、自我的情懷」。在談及作品為何總瀰漫著浪漫色彩時，吳宇森說自己很浪漫，只是不夠瀟洒而已，並將浪漫情懷歸結為少年時的經歷：
「我十四五歲便接觸藝術，很自我。我相信真理、正義，對人生有美好的希望、幻想，不放棄真摯感情。在我眼裡，沒有真正的壞人，喜歡欣賞美麗的人、物、眼神、感覺，看人的時候，我很注意對方的眼神……」
《英雄本色》之後的巨大成就，使得人們很少談論吳宇森之前的漫長磨礪，尤其是那段鮮為人知的「喜劇的十年」。事實上，在吳宇森暴力美學的圖景里，那種長期積存的幽默感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籌拍《縱橫四海》的時候，吳宇森就表示：「不再像《喋血街頭》那樣嘔心瀝血，非要讓人看得好像是到處悲鳴，世紀末情緒充斥，使人看得很累。這次要走一輕鬆的路子，讓周、鍾二人寫意地浪漫一番。」於是，精彩的打鬥技巧、火爆的槍戰場面加上幽默的表演設計，使得影片有驚無險、詼諧有趣，尤其是最後阿祖、阿占、紅豆和幾個孩子一起生活的家庭場景，營造出溫馨浪漫、情誼綿綿的美好氛圍。《變臉》里，「假警探」教導「真警探」之女防身之術，結果在危機時刻被用到了教導者身上；卡斯的情婦為保護西恩(假卡斯)被卡斯槍擊而亡，至死也沒有知悉真相。這些淡淡的黑色幽默和喜劇因素，增添了吳氏電影多元化的視聽效果，使得其韻味更加豐富，人物更加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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