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分析

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初到現在，要求實行西方政治發展模式特別是三權分立制度的聲音不絕於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迷信西方民主制度。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關鍵，就在於不了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實質與內在矛盾。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實質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專政，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再強調的思想。《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在現代的議會制國家裡奪得了獨佔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資本主義統治由於其階級本性具有深刻的內在矛盾。

第一個矛盾是理論內容與實踐行動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始終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在實踐上同它的理論還處於極大的矛盾之中。例如，一方面通信自由被宣布為人權，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為風氣。一方面宣稱徹底的新聞出版自由，一方面又以種種方式取締新聞出版自由。所以，自由這一人權一旦同資本主義實際政治生活發生衝突，就必定被拋棄。

很多現代西方學者都意識到資本主義民主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巨大反差。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家、得克薩斯科技大學政治學教授、公共事務中心主任查爾斯·J·福克斯和美國威斯康星州奧什科什大學公共行政碩士項目副教授休·T·米勒於1996年出版了《後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一書，書中對於西方選舉民主進行了批判。他們從三個方面對西方民主進行了反思：其一，西方民主的反饋程序值得懷疑，可信度不高；其二，西方民主的選舉過程也是存在問題的，也是不可信的；其三，西方民主選舉的結果更是存在問題的，因為民主主要是為了有錢人。2010年9月21日，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與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在中共中央黨校共同舉辦了「中德發展道路比較：現狀與前景」學術研討會。德國著名學者托馬斯·邁爾在研討會上就民主問題作了長篇發言。他提出，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條件下，社會民主制度不可能只有一個惟一的模式，而且，直到今天也從沒有存在過惟一的模式。比如，在對民主的理解和民主的實踐方面，美國和歐洲之間就有特別大的不同。美國有一個非常糟糕的，而且也很不充分的民主制，這個民主制度其實是由某種金錢政治來左右的。在西方，各種民主理論層出不窮，從自由民主論到社會民主論，從精英民主論到大眾民主論，從共識民主論到技術民主論，到處都盛開著「民主的鮮花」。其實，這是民主的「海市蜃樓」。西方的民主實踐展現給我們的並不是鮮花，而是高度強化的國家機器，是精確制導、電磁軌道炮，是一小時全球打擊。

第二個矛盾就是社會普遍利益的標榜與資本特殊利益代言之間的矛盾。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每一個試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新的階級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資產階級更不例外。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個階級，不再是一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而不再是一個地域內組織起來，並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前宣布自己代表全社會的普遍利益，是為了爭取更多的階級階層與其一起奮鬥，推翻封建統治。而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後，依舊宣稱自己代表全社會的普遍利益甚至代表全人類的普遍利益，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一旦普遍利益影響到資本的特殊利益，資本會毫無懸念地廢棄普遍利益。

瑞典「僱員投資基金」方案出台的前前後後就說明了這一點。在1971年工會聯合代表大會上，瑞典金屬行業工會提出了「限制財富集中」的強烈要求。根據這一要求，大會決定由工會運動的著名經濟學家L·麥德內爾組織一個研究小組以提供對策方案。經過艱苦的努力，四年後，研究小組提交了著名的「麥德內爾方案」。這一報告強調實現下述三個目標：第一，完善以團結為基礎的工資政策；第二，抵制在私人企業完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財富集中；第三，增強在生產過程中僱員的影響和權力。在此基礎上，報告提出將企業的部分利潤，從僱主私人手中轉為僱員的集體財產，進而推出建立「僱員投資基金」的具體設想。1978年，社民黨代表大會就聯合報告進行了討論，原則上接受了聯合報告及麥德內爾提出的利潤分享的思想，但是認為僅以此報告為基礎作為正式決議條件尚不成熟。大會決定就此問題進一步研究，為下次黨的代表大會制定具體的報告。此次大會後，社民黨對僱員投資基金的態度逐漸明朗化。1981年，工會聯合會與社民黨的代表大會分別通過了聯合小組於當年完成的新報告——《工人運動與僱員投資基金》。該報告以麥德內爾方案和1978 年聯合報告為基礎，提出了進一步的具體設想。「麥德內爾方案」公布之後，「僱員投資基金」問題在瑞典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廣大工人堅決支持工會聯合會的立場，認為在企業中通過掌握所有權來擴大僱員的作用和影響是絕對必要的。反對意見主要來自資產階級政治家、經濟學家和企業主的代言人，並有三個非社會主義政黨及其社會利益集團的21個組織曾拒絕參與討論這一方案。後來，僱主聯合會和工業聯合會共同發表了一份反建議，主張給工人一些在一定時期內即可轉讓的股票，這是一種將所有許可權制在私人手中的「人民資本主義」的做法。更有甚者，在議會召開秋季例會時，瑞典一些主要企業家為向議會施加壓力，曾組織了一次高達7.5萬人的進軍議會的遊行，反對建立「僱員投資基金」。這充分顯示出資本的特殊利益所在。

第三個矛盾就是民主的文明表象與野蠻本性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民主給人們的表象似乎是文明的、文質彬彬的。有的資產階級學者認為，有了以議會製為表現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下層階級就無須再進行革命了，因為議會制尤其是議會中的下院已經成為了下層階級意見表達的場所。英國學者拉爾夫·密里本德曾經講，下院無疑是英國政治體制中最為重要的機構。其根據是，它的重要性並非源自於它擁有實權，而是在於這樣的事實，即它十分珍視一切經過選舉的原則，從而使政府具有絕對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對於遏制和約束來自於下層的壓力來說，也許再也沒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因為它使下層人士相信，沒有必要去尋找革命的代替辦法，用以進行任何必須改革的手段已經具備。有的資產階級學者則認為，有了民主制，文明統治就開始了，資產階級不需要再藉助強大的武裝來實行鎮壓了。是否如此呢？當然不是。資產階級民主製為了維護資本根本利益，在資本利益受到挑戰的地方，其野蠻的本性就會暴露出來。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後，巴黎的無產階級為了把民主革命引向無產階級革命，在6月22日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蒙在共和國頭上的面紗被撕破了。無產階級發動的六月起義遭到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六月革命侵犯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秩序，於是，共和國已經摘掉了保護和掩飾過兇惡怪物的王冠，暴露出這個兇惡怪物的腦袋。資產階級發射了霰彈，炸開了無產階級的軀體。被屠殺的起義者有3000多人，未經審判而被放逐的有15000人。這就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本性。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明確指出,六月起義者的失敗，固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奠基和建立準備和掃清了基地，但同時它也表明，歐洲的問題並不是爭論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問題，而是別的問題。它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裡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巴黎公社。5月28日，巴黎公社被資產階級政權鎮壓下去。資產階級屠殺了3萬多人，逮捕了5萬多人，很多行業的工人在巴黎絕跡多年。巴黎公社被鎮壓後，資產階級的急先鋒梯也爾叫嚷到：「社會主義從此休矣！」「巴黎遍地堆滿了屍體。應當相信，這種可怕的景象將成為膽敢宣稱擁護公社的起義者的教訓。」([蘇]普·米·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 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659—660頁)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文明表象與野蠻本性之間的矛盾，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指出,每當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種秩序的文明和正義就顯示出自己的兇殘面目。那時，這種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復。佔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中的每一次新危機，都是越來越明顯地證明這一事實。1884年10月，美國和加拿大的八個國際性和全國性工人團體，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一個集會，決定於1886年5月1日舉行總罷工，迫使資本家實施八小時工作制。這一天終於來到了。5月1日，美國2萬多個企業的35萬工人停工上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各種膚色、各個工種的工人一齊進行總罷工。僅芝加哥一個城市，就有4.5萬名工人湧上街頭。當時在罷工工人中流行著一首「八小時之歌」，歌中唱道:「我們要把世界變個樣，我們厭倦了白白的辛勞，光得到僅能糊口的工餉，從沒有時間讓我們去思考。我們要聞聞花香，我們要晒晒太陽，我們相信：上帝只允許八小時工作日。我們從船塢、車間和工場，召集了我們的隊伍，爭取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歸自己！」 罷工運動所表現的巨大力量使政府當局和資本家極為恐慌，他們不甘心答應工人的條件。5月3日，芝加哥政府當局撕下「民主」的假面具，用暴力鎮壓工人。

100多年後的資產階級民主本性是否改變了呢？其根本利益決定了不可能改變。西班牙《起義報》2012年1月10日發表題為《美國從「民主獨裁」走向軍事集權國家》的文章，指出：「一些知名觀察家——其中不乏美國的觀察家—— 都認為，在第三個千年開始的時候，美國將成為『民主獨裁』國家。但喬蘇多夫斯基（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的觀點更為激烈，他認為美國成為一個『披著民權外衣的軍事集權國家』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第四個矛盾就是政治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與經濟社會事實上的不平等之間的矛盾。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馬克思指出,憲法的每一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真實寫照。

在政治法律上，資產階級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規定越來越完善，越來越縝密。但在經濟社會所真正擁有的權利方面，廣大人民群眾根本無法與資本家相抗衡。例如，根據1791年批准的美國憲法第6條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上，有權請律師為其進行辯護。可是，誰都知道，雖然金錢不是萬能的，但請律師出庭辯護，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的。193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規定，各州法院應免費為被控死罪的窮苦被告人提供辯護律師。舒赫蘭大法官（1922—1938年任職）在判決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很多案例中，被告人傾訴的權利，如果不包括律師代為傾訴的權利，那麼這個權利就沒有多大意義。」（任東來、陳偉、白雪峰等著：《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頁）可見，美國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不僅不會自動兌現，而且會不斷被資本和金錢侵吞。第6條修正案經過1932年鮑威爾案、1938年約翰遜案、1942年貝茨案、1063年吉迪恩案，似乎日益變成現實。1972年以後，美國各地只要是窮人因刑事罪被告上法庭，各級法院必須免費為窮人提供公共辯護律師。可是，由於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的無情法則，公共辯護律師平均水平較低的現象恐怕很難避免。聯邦和州各級法院支付給公共辯護律師的酬金，通常會大大低於那些非公共辯護律師辦案的收費。例如，為O·J·辛普森被控殺人案作辯護的律師和刑事鑒定專家，每小時收費高達500美元。1994年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私人執業律師的最低收費為每小時125美元。但是，根據阿拉巴馬州法院1994年規定，公共辯護律師出庭辯護時的酬金僅為每小時40美元，承辦一個案子所得的報酬不得高於1000美元。這樣的費用能為窮人請到水平高的律師嗎？其權利根本無法得到保障。

第五個矛盾就是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資產階級一直強調其民主制度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實質上，資本家的本質是強調自由特別是資本的自由，而只是在口頭上高喊平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自由貿易就是資本的自由。馬克思在1848年1月作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中就講,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字眼的蒙蔽！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普通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壓榨勞動者的自由。這種自由的觀念本身不過是一種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制度的產物。

這種自由給資本家帶來了無數的經濟利益。這在當代表現得更加突出。莎拉·范·吉爾德是美國一份雜誌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主編，她和她的員工在2011年底出版了一本題為《佔領華爾街：99%對1%的抗爭》的書籍。書中提到了美國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她明確指出：「當前的經濟體制就在於將窮人和中產階級的財富重新分配給處於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披露的數據，從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間，上層1%人群的收入激增275%，而處於金字塔底部那20%人群卻僅增長了18%。」([美]莎拉·范·吉爾德、YES!雜誌社員工：《佔領華爾街：99%對1%的抗爭》，中國商業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書中還談到，儘管2008年發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美國億萬富翁的金融財產、最盈利財團企業的閑置資金到現在依舊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福布斯》2011年全球富豪榜共有1210名富豪上榜，總財富達到4.5萬億美元，均創下歷史紀錄。他們的財富總數與德國的GDP相等。

這種自由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損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發表的題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的文章表達了與上述觀點相同的論點。他說,過去10年來，上層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而對於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來說，收入的下降尤其明顯——光是在過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幾十年來所有的經濟增長，還有其他好處，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人群。這種情況的出現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美國《華盛頓郵報》2011年11月25日發表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的文章，題目是《當資本主義與民主發生衝突》。文章講：其一，資本主義令民主栽了大跟頭。一年來，資本主義完完全全令民主栽了跟頭。這種情況在歐洲最為明顯。19世紀初被美國傑克遜派民主黨人廢除的必須擁有財產才能投票的要求被勢力強大的金融機構和它們的政治盟友復興。其二，資本主義與民主的衝突是一種制度性衝突。雖然我們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衝突的想法令人難以接受，但現實就是如此。拿破崙無法征服整個歐洲，但標準普爾也許可以。資本主義和民主的衝突正在各地爆發。

所有上述矛盾都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的。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得非常清楚。恩格斯在1843年10月撰寫的《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一文中就分析了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內在矛盾。他說，法國革命為歐洲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礎。依我看來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種政體一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一種偽善（或者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神學）。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種政體一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麼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麼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

（作者：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