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走向進步依舊要靠自己覺醒

最近又看了幾篇「外國人看中國」的文章，不是「外國人學中國」，否則學下去就是「差生」。 覺得此類讀物之所以能夠暢通無阻地流傳到中國，必須要對中國有溢美之詞，或持「一分為二」的觀點，這才叫有客觀性。否則，就是敵對的、反動的，就會被屏蔽掉，流進不到一般中國人的眼帘之中。

一些狡猾的外國人掌握到中國人的這種特性，寫文時總要在前面多提上一筆中國的悠久歷史和智慧，說完長處之後才能聊到正題上的短板主題。而且盡量不用措辭輕蔑，語言激烈的口吻闡明觀點。轉了一圈之後，中國仍然是落後，不值得西方借鑒。但是聽起來似乎很客氣，容易被要面子的中國人接受，於是才准許該文章放進來出版發行，才有我現在能看到的「外國人看中國」的讀物。

中國人第二大特性就是，外夷必須要放下身段謙虛地了解中國，因為中國太古老、太龐大、太複雜、太神秘，不是一般知識水平能夠輕易吃透的。至於中國人是否要了解外夷，那就大可不必了，或者只要知道他們的立場是善意和惡意就行了，再者只要學習他們的科技為我所用就行了。新聞中的中國外交官與外夷打交道時，總是一再強調要求別人懂得理解中國特色，至於自己是否需要更多地了解他人，或研究他人的思考方法，那都是無關緊要的問題。

中國人第三大特性就是，倘若有什麼人過多地介紹或讚美外夷的政治制度、精神境界、思想人格等方面的優點時，那就是違反黨紀黨規，立場不堅定，缺少民族大義。嚴重的就是大逆不道的漢奸，吃裡爬外的賣國賊，崇洋媚外的走狗。一代代人都習慣於避開這個犯大忌的問題，才有了今日的現狀。

這裡所說的中國人，主要是指有權勢的能發號施令的上層人物。從清朝到天朝，幾百年來，中國人這三大基因特性從未改變過。現在又由五毛繼承下來，發揚光大，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只有這樣才能力保政局平安無事，江山永固，權力一代代接班下去，讓民眾始終處在朦朧之中，或處於似懂非懂的幼兒期。

由於智力被鎖緊、被壓抑狀態下，不敢延伸到各方面去想像思考。即便學進一些科技知識，也只能達到消化吸收階段，補充營養，以維持肌體平常的運動消耗作用，而難以形成再造器官功能的再生作用。之所以中國至今沒有獲得諾貝爾科技獎方面的人物，也就是因為中國只有小改小革的工程師，而缺乏能發現自然大規律、大原理方面的科技人才。

禁區太多的地方，即使有一二個膽大的闖入者混進去，也會被這種森嚴的體制射殺掉。凡是創新者最後都很難善其終生。中國沒有比爾蓋茨、喬布斯這樣技術創業者的巨富，只有大批官商投機者的巨富。中國更沒有機制能讓巨富者的財富再倒回到社會，為廣大弱勢者服務。

昨天讀了基辛格這個老狐狸寫的《論中國》，更加驗證了中國人第一大特性——需要聽外人說好聽的話。老狐狸在該文中一開始，從序言到第一章，全部寫的都是頌揚中國歷史上的傳奇事例。到了第二章，題目為「叩頭的問題和鴉片戰爭」，才逐漸展開中國的弱項。弱在哪裡？雖然我早在40年前就已讀過「英國特使拜見乾隆皇帝」此類故事，此次重溫一遍，更多了一些感觸。

1715年，清朝允許莫斯科在北京建立了俄羅斯東正教領館，它最終成為事實上在中國唯一的一個外國大使館。1793年至1794年，大英帝國委派喬治.馬戛爾尼勛爵訪問中國，也是想達到派駐中國的使館和實現自由貿易，但經過努力之後徹底失敗了。

馬戛爾尼曾在俄羅斯凱瑟琳大帝朝中擔任三年特使，在那裡他談判了友好貿易條約。回來後，他發表了一個廣受歡迎的著作，記敘了他對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觀察。他後來擔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他具備同時代人開創一個跨文明的最好的外交素質。

為了取得來華目標，馬戛爾尼帶去了英國科學和工業實力不勝枚舉的樣品，送給皇帝的禮物包括火炮、戰車、鑲滿鑽石的手錶、熱氣球，英國山寨版的瓷器，喬舒亞.雷諾畫的國王和王后的肖像畫。馬戛爾尼的主要隨行人員包括一名外科醫生，一名醫生，一名機械師，一位冶金學家，一個鐘錶匠，一個數學工具製造商，和「五位德國音樂家」，他們將晚間演奏。馬戛爾尼的使團沒有完成使命的原因是，二國觀念的差距實在太大。馬戛爾尼意在表明工業化的好處，但皇帝將他的禮物理解為貢品。他的戰車和熱氣球被禮貌屈尊式地拂袖一邊。

事實上，中國對待英國為一個傲慢無知的蠻夷部落想獲得天子的特殊青睞。中國仍然拘泥於其農業生產方式，隨著人口增加，糧食生產比以往更加迫切，儒家官僚忽視了工業化的關鍵要素：蒸汽動力，信貸和資本，私有財產和公共教育。

　　馬戛爾尼在他的日記中回憶，他們評論「在不同國家普遍存在的禮服的不同模式。」中國官吏則認為，中國的禮服是卓越的，「頂禮膜拜是所有人在公開場合面見皇帝的習俗。」英國代表團在趨見威風凜凜的皇帝之前，必須脫掉其繁瑣的膝甲扣和吊襪帶。關於「磕頭的問題」的討論間歇性地持續了幾個星期。中國官吏建議，馬戛爾尼的選項是磕頭或空手回家；馬戛爾尼拒絕了。最後商定，馬戛爾尼可以遵循歐洲的習俗，跪下一個膝蓋。事實證明這是馬戛爾尼唯一的贏點（至少作為實際行為；據中國官方報告指出，馬戛爾尼，被皇帝的崇高威嚴鎮服，畢竟最後磕頭了）。

馬戛爾尼發現自己幾乎無法開始他的談判。同時，他帶著尊重和不安的混合感情注意到中國的龐大官僚體系的效率。一個半月後，大使仍在等待面聆皇帝的聖喻，這段時間完全消耗在歡宴、娛樂、和關於面見皇帝的禮儀程序的複雜框架內討論著。

終於有一天，馬戛爾尼和同行出席了慶祝乾隆皇帝壽誕的集會上，皇帝在戲園包廂里召見了馬戛爾尼。馬戛爾尼假設，他可以辦理他的駐華使館的業務。相反，皇帝拒談「業務」而給了他又一份禮物，一個寶石匣盒，據馬戛爾尼記載，「一小本書，由他自己親筆書畫，他要我呈送給國王，我的主人，作為一個友誼象徵，說那個小匣是他家八百年的傳家寶。」

之後，中國官員建議說，時令已近寒冷的冬天，馬戛爾尼回國出發的時間到了。馬戛爾尼提出抗議，雙方還未曾就他受官方指示的項目「進入談判」，他「幾乎還沒打開他的公文包。」國王喬治的願望是，馬戛爾尼應被允許作為永久性的英國大使留住中國開展外交工作。

1793年10月3日，一大清早，一位朝廷官員叫醒了馬戛爾尼，要求他穿著完整的禮服到故宮，他被召見面聆答覆。等待幾個小時後，他被領著走上一節樓梯到一個綢緞覆蓋的椅子前，坐在那裡的不是皇帝，而是一個封有乾隆皇帝給喬治國王的聖旨（信）。中國官員對聖旨叩首，馬戛爾尼則單腿下跪。最後，皇帝的聖旨被用全部儀式運回馬戛爾尼的商館。它被證明是英國外交史上一個最屈辱的通信。詔書稱英王為「爾國王」並讚許英王喬治「恭順」派使節到中國進貢，但實質上幾乎全部反駁了英國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貿易的請求。

大英帝國第二次努力試圖提出派駐京大使館，是在1816年，由阿默斯特勛爵率領的英國使節和天朝官吏之間，又是關於遵照中國禮儀的按排才能進北京召見，當阿默斯特拒絕給皇帝叩頭時，中國人堅持他這樣做，稱皇帝為「天下主權」，他斷然取消使命。英國的攝政王子被命令「服從」，為「文明轉型的進展」而努力；在此期間，沒有進一步派大使的必要，「以證明你確實是我們的代表。」

大英帝國第三次努力是在1834年，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派出另一個使團嘗試全面決議。帕默斯頓，對清朝法規方面略知一二，派出蘇格蘭的海軍將官納皮爾勛爵出面交涉，要求永久性的外交關係和英國駐京大使館，進入中國沿海更多的口岸，以及，作為良好的措施，以便與日本自由貿易。納皮爾抵達廣州後，他和當地總督卻進入僵局：每方都拒絕接受對方的信件，因為雙方都認為對待一個如此低位的對手是自貶身份。中國地方當局給納皮爾起了一個中國外號，稱他為「碌碌小人」，他則使用本地的翻譯服務在廣州周邊張貼交戰書。最後，天命為中國解決了這個棘手的蠻夷問題，納皮爾和他的翻譯官都染上了瘧疾熱病並離開這個世界。然而，在死前，納皮爾注意到香港的存在，當時那是一個人煙稀少的礁岩島，他評估它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天然良港。

中國可能為強迫另一輪叛逆蠻夷遵守天朝法則而沾沾自喜。但是，這是最後一次英國接受拒絕。其後每年，英國的堅持變得更具威脅性。法國歷史學家阿蘭，佩雷菲特總結了馬戛爾尼使命餘波在英國的反應：「如果中國仍然封閉，那麼大門必須用炮轟開。」中國的外交動作和斷然拒絕只能延遲卻不能避免與現代國際體系互動，因為它是沿著歐洲和對待美洲各地的思路設計的。兩個世界秩序的碰撞將遲早會發生！

在十九世紀中葉，鴉片在英國被允許但在中國被禁止，儘管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消費此物。英屬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罌粟種植中心，英國商人與中國的走私者沆瀣一氣，做著一個生意興隆的買賣。當時，鴉片其實是在中國市場上取得任何進展的一種為數不多的外國產品；英國的著名工業製造品被當作奇巧淫技或（相當於中國）劣質產品被駁回。西方的禮貌輿論視鴉片貿易為一種尷尬。然而，商家都不願意放棄這一利潤豐厚的貿易。

清廷曾辯論鴉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銷售，它最終決定徹底打擊和剷除鴉片貿易。1839年，北京派出欽差林則徐，一個有相當技能表現的官員，去廣州關閉貿易並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林則徐似乎高估了中國的槓桿力量，他的最後通牒威脅要切斷中國產品的出口，他認為那些是西洋蠻夷生存的必需品：

　　「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為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瓷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好玩，可有可無，既非中國之需，何難閉關絕市！乃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於天下公之也。」

之後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當英國的軍事優勢威脅進一步封鎖中國的港口並切割沿京杭大運河和長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國準備攻擊古都南京時，中國訴求和平。西方以壓倒性力量和中國心理玩術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產生的結果是，簽署了《南京條約》和補充性的《虎門條約》兩個條約。

中國支付600萬銀元的賠款，割讓香港，和開放沿海五個「通商口岸」，那裡將允許西方居住和貿易。這實效性地瓦解了「廣州體系」，即由中國朝廷監管與西方的貿易和限制持照商人。寧波，上海，廈門，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國確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駐使團並直接與當地官員談判的權利，繞過北京的朝廷。英國也得到了對其居住在中國通商口岸的國民行使司法管轄的權利。在操作上，這意味著外國鴉片販子將受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法律和法規約束，而非中國的。這種「治外法權」原則，在該條約的其他爭議較少的規定中間，最終被看作是對中國主權的一個嚴重侵犯。不過，由於歐洲的主權概念在中國還是未知的，治外法權在當時是一個標誌，與其說是違反法規毋寧說是皇權下降。

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察覺鴉片戰爭的持久影響。他們將讓步視為吸納和消磨蠻夷的傳統方法的應用。那些條約，當初設想作為臨時讓步，卻引發一個清廷不斷失去控制中國商業和外交政策的過程。繼中英條約，美國總統約翰.泰勒迅速派遣一個特派團到中國，為美國人獲得類似的優惠，成為後來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先行者。法國也為自己談判達成含有類似條款的條約。這些國家輪流包括了一條「最惠國待遇」條款，它規定中國向其他國家提供任何讓步，也必須給予簽字國。（中國外交後來利用這個條款來限制特權，挑起各種索賠人之間的競爭。）

這些條約是中國歷史上在外國軍事力量陰影下進行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首條。當時，最可恨最有爭議的規定是平等地位的條款。直到那時，中國堅持認為自己優越超凡的地位，已經在國家認同意識中根深蒂固，並反映在朝貢體系中。現在，她面對一個外國勢力決意用武力威脅中國從其「進貢國」名單上除名，以證明自己的主權與天朝平等。

雙方領導人都明白，這一糾紛遠遠超過禮儀或鴉片問題。清廷願意用金錢和貿易安撫貪婪的外國人，但如果蠻夷的政治平等原則與天子齊眉舉案，整個中國世界秩序將受到威脅；天朝將冒著丟失天意的風險。

天朝已經明白中國軍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適當方法對付。起初，它應用蠻夷管理的傳統方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從不認輸。中國的統治者想用漢代的「五餌」政策處理局面。他們認為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中國文化，他們希望在中國的土地上定居並分享其文明。因此，他們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馴服，假以時日，會成為中國生活的一部分。但歐洲侵略者卻沒有這樣的願望，也沒有有限的目標。推定自己更先進的社會，他們的目標是從獲取中國經濟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們的要求只受他們的資源和貪慾限制。

以上是基辛格《論中國》第二章的摘錄片斷，結尾我改寫如下。

在以後的時空里，中央王國已經從傲慢自大淪喪為一次次屈服於外國勢力壓制的對象。在兩個時代和兩個不同的國際關係概念之間，中國只能爭取一個新的身份——高於一切的是，如何調整外交技術和商務知識，以適應新時代的文明規則，以此換取王朝政權賴以獲得外部安全的基礎。顏面雖然被掃，但留給王權在國內的威嚴仍舊未變，仍然可以動用皇權的傲慢自大威懾國內的反對力量。外夷是不會幹涉或幫你治理國內事務，中國如何覺醒走向進步依舊要靠自己。

2015.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