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書法漫談》（二）

沈尹默臨《蘭亭序》（局部）寫字必須先學會執筆

寫字必須先學會執筆，好比吃飯必須先學會拿筷子一樣，如果筷子拿得不得法，就會發生拈菜不方便的現象。這樣的情況，我們時常在聚餐中可以遇到的，因為用筷子也有它的一定的方法，不照著方法去做，便失掉了手指和兩根筷子的作用，便不會發生使用的效力。用毛筆寫字時能與前章所說的規律相適應，那就是書法中所承認的筆法。

沈尹默臨《蘭亭序》（局部）

寫字何以要講究筆法？為的要把每個字寫好，寫得美觀。要字的形體美觀，首先要求構成形體的一點一畫的美觀。人人都知道，凡是美觀的東西，必定通體圓滿，有一缺陷，便不耐看了。字的點畫，怎樣才會圓滿呢？那就是當寫字行筆時，時時刻刻地將筆鋒運用在一點一畫的中間。筆的製作，我們是熟悉的：筆頭中心一簇長而尖的部分便是鋒；周圍包裹著的彷彿短一些的毛叫作副毫。筆的這樣製作法，是為得使筆頭中間便於含墨，筆鋒在點畫中間行動時，墨水隨著也在它所行動的地方流注下去，不會偏上偏下，偏左偏右，均勻滲開，四面俱到。這樣形成的點畫，自然就不會有上輕下重，上重下輕，左輕右重，左重右輕等等偏向的毛病。能夠做到這樣，豈有看了不覺得它圓滿可觀的道理。這就是書法家常常稱道的「筆筆中鋒」。自來書家們所寫的字，結構短長疏密，筆畫肥瘦方圓，往往不同，可是有必然相同的地方，就是點畫無一不是中鋒。因為這是書法中唯一的筆法，古今書家所公認而確遵的筆法。

沈尹默臨《蘭亭序》（局部）

用毛筆寫字時，行筆能夠在一點一畫中間，卻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筆毛即使是兔和鼠狼等獸的硬毛，總歸是柔軟的，柔軟的筆頭，使用時，很不容易把握住它，從頭到尾使尖鋒都在畫中行而一絲不走，這是人人都能夠理會得到的。那末，就得想一想，用什麼方法來使用這樣工具，才可以使筆鋒能夠隨時隨處都在點畫當中呢？在這裡，人們就來利用手臂生理的作用，用腕去把已將走出中線的筆鋒運之使它回到當中地位，所以向來書家都要講運腕。但是單講運腕是不夠的，因為先要使這管筆能聽腕的指揮，才能每次將不在當中的筆鋒，不差毫釐地運到當中去；若果腕只顧運它的，而筆管卻是沒有被五指握住，搖動而不穩定，那就無法如腕的意，腕要運它向上，它或許偏向了下，要運它向左，它或許偏向了右。這種情況之下，你看應該怎麼辦呢？因此之故，就得先講執筆，筆執穩了，腕運才能奏功，腕運能夠奏功，才能達成「筆筆中鋒」的目的，才算不但能懂得筆法，而且可以實際運用筆法了。

沈尹默臨《蘭亭序》（局部）

書法家向來對執筆有種種不同的主張，其中只有一種，歷史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它是對的，因為它是合理的。那就是唐朝陸希聲所得的，由二王傳下來的擫、押、勾、格、抵五字法。可是先要弄清楚一點，這和撥鐙法是完全無關的。讓我分別說明如下：

筆管是用五個手指來把握住的，每一個指都各有它的用場，前人用擫、押、勾、格、抵五個字分別說明它，是很有意義的。五個指各自照著這五個字所含的意義去做，才能把筆管捉穩，才好去運用。我現在來分別著把五個字的意義申說一下：

擫字是說明大指底用場的。用大指肚子出力緊貼筆管內方，好比吹笛子時，用指擫著笛孔一樣，但是要斜而仰一點，所以用這字來說明它。

押字是用來說明食指底用場的。押字有約束的意思。用食指第一節斜而俯地出力貼住筆管外方，和大指內外相當，配合起來，把筆管約束住。這樣一來，筆管是已經捉穩了，但還得利用其他三指來幫助它們完成執筆任務。

勾字是用來說明中指底用場。大指食指已經將筆管捉住了，於是再用中指的第一、第二兩節彎曲如勾地勾著筆管外面。

格字是說明無名指底用場的。格取擋住的意思，又有用揭字的，揭是不但擋住了而且用力向外推著的意思。無名指用指甲肉之際緊貼著筆管，用力把中指勾向內的筆管擋住，而且向外推著。

抵字是說明小指的用場的。抵取墊著、托著的意思。因為無名指力量小，不能單獨擋住和推著中指的勾，還得要小指來襯托在它的下面去加一把勁，才能夠起作用。

以上已將五個指的用場一一說明了。五個指就這樣結合在一起，筆管就會被它們包裹得很緊。除小指是貼在無名指下面的，其餘四個指都要實實在在地貼住了筆管（如圖一）。

圖一

以上所說，是執筆的唯一方法，能夠照這樣做到，可以說是已經打下了寫字的基礎，站穩了第一步。

撥鐙法是晚唐盧肇依託韓吏部所傳授而秘守著，後來才傳給林蘊的，它是推、拖、撚、拽四字訣，實是轉指法。其詳見林蘊所作《撥鐙序》。

把撥鐙四字訣和五字法混為一談，始於南唐李煜。煜受書於光，著有《書述》一篇，他說：「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又說：「所謂法者，擫、壓、勾、揭、抵、導、送是也。」「導」「送」兩字是他所加，或者得諸光的口授，亦未可知。這是不對的，是不合理的，因為導送是主運的，和執法無關。又元朝張紳的《法書通釋》中引《翰林禁經》云：「又按錢若水雲，唐陸希聲得五字法曰擫、押、勾、格、抵，謂之撥鐙法。」但檢閱計有功《唐詩紀事》陸希聲條，只言「凡五字：擫、押、勾、格、抵」，而無「謂之撥鐙法」字樣。由此可見，李煜的七字法是參加了自己的意思的，是不足為據的。

後來論書者不細心考核，隨便地沿用下去，即包世臣的博洽精審，也這樣原封不動地依據著論書法，無怪乎有時候就會不能自圓其說。康有為雖然不贊成轉指法，但還是說「五字撥鐙法」而未加糾正。這實在是一樁不可解的事情。我在這裡不憚煩地提出，因為這個問題關係於書法者甚大，所以不能緘默不言，並不是無緣無故地與前人立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