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自由、最富足的時代

為什麼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自由、最富足的時代？為什麼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與趙宋之世」？

兩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優禮士大夫的王朝。相傳宋太祖曾立「不殺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雖難以確證，但此原則確是兩宋諸帝守之甚嚴的「趙宋家法」。兩宋時期對士大夫比較嚴重的懲罰就是貶竄嶺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顆」的佳句傳世。史書常說「宋政寬柔」、「主柔臣強」、「言官張橫」。

像朱元璋殺氣騰騰的「寰中士夫不為吾用者當殺身滅家」，朱明一朝士大夫動不動就被「廷杖」折辱致死，甚至受剝皮酷刑，在宋代是難以想像的。

宋朝社會自由，個性舒展，民生富足，文化昌盛，處於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而能持續運轉三百餘年，超逾漢唐、明清。陳寅恪先生就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與趙宋之世」。一定程度上，這正是士大夫風氣剛勁的結果……

士大夫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大傳統」、精英文化的道成肉身。

正文：

義寧陳氏：近世士大夫之命運

咸豐庚申年（1860），陳寶箴入京參加會試。是年秋，英法聯軍攻佔京師，咸豐帝北逃承德。10月18日，英國密克爾騎兵團3500餘人手持火把進入圓明園。火起之時，陳寶箴正在酒樓飲酒，見到火光，一時滿腔悲憤，拍桌痛哭，旁坐者無不動容。

陳寶箴出身江西義寧陳氏望族，《清史稿》稱其「少負志節，詩文皆有法度」。成年後，寶箴交遊四方，為人英毅果敢，胸富謀略，治事幹練，鎮壓太平軍，為地方官，治盜、治河、救災、辦學，皆卓有成績。曾國藩對寶箴頗為賞識，稱之為「海內奇士」；郭嵩燾年長寶箴十幾歲，自視甚高，對寶箴也不吝推崇，稱其「倜儻多才略」，「見解高出時流萬萬」。

1895年，陳寶箴授湖南巡撫，用黃遵憲、江標、梁啟超等人，欲以湖南一隅為天下先，立中華富強之根基。三年苦心經營，逢戊戌事變而功虧一簣。罷歸南昌後，自放山水間，於夫人墓旁築「崝廬」而居，兩年而卒。陳寶箴位列晚清名臣，其文採風儀、韜略事功，皆大有可觀，堪為士大夫之典範。

寶箴之子陳三立，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才識通敏，為近代詩文名家，晚清同光體詩派代表人物。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贊之：「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其匹」。三立多年隨侍其父，襄助謀劃，參與政事，與譚嗣同等並稱「維新四公子」。戊戌功敗後，逐漸退出政壇，曾被選為參政院議員，推辭不就，以詩文終老。1937年，三立居北平，日軍入城，「憂憤不食而死」。陳三立人生大半在前清度過，觀其一生行狀，不脫傳統士大夫之本位。

義寧陳氏的門風祖德傳到三立之子陳寅恪，神州赤縣，已是地變天荒。帝制傾廢，民國肇基，學術漸趨專業，學院、政治分途。寅恪不再如乃父乃祖，無政治事功，一生是純粹學人。寅恪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安居自守，不降志，不辱身，卓然為史學一代宗師，民國學人之楷模。從中我們仍可看到傳統士大夫精神的流風餘韻。及至四九鼎革，舉國皆狂，數十年間，人亡學廢，寅恪失明臏足而死，陳寶箴墓毀廬傾，士大夫終成絕響。

何謂士大夫？

士大夫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大傳統」、精英文化的道成肉身。現代的研究者經常從社會學的角度把士大夫界定為「有知識者」（文人、學者、知識分子）於「有權力者」（官員、官僚）的結合體，英文表示為scholar-official，標明其不同於現代行政體制下的「文官」、「公務員」。這種社會學的界定當然不足以窮盡「士大夫」豐富的文化內涵。

士大夫是「有知識者」，但其知識、學養是有限定的，就是以儒學為本。宋以來是士大夫文化高度成熟的時期，此時士大夫不歸程朱學派，則歸陸王學派，這都是儒學內部的分歧。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士大夫實際上是同一種意識形態的承擔者。所以，士大夫不能說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者、科學工作者，他們並不是向民眾傳播價值中立的科學知識，而主要是「作之師」、「作之父」，向他們言傳身教如何做人、如何實現人生的意義，即所謂「道德文章」。士大夫之為官，其要也不在處理具體政務，而在於作民眾的精神導師，作德高望重的大家長，即所謂「父母官」。

士大夫形成一個舉足輕重的社會階層，其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是科舉制。科舉制以五經四書、詩賦策論等取士，這規定了士大夫是具有高度人文素養的儒士。更重要的，科舉製為學而優則仕、為內聖外王提供了關鍵性的渠道，使作為「精神貴族」的儒士群體真正上升為「大夫」，成為國家、當然也是宗族的領導者。

中唐以後到宋代，漢以來的門閥士族政治徹底終結，科舉真正成為幾乎除皇室意外的所有人晉身國家統治階層的不二渠道，這時典型意義上的「士大夫」才真正成熟壯大。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朱熹等中國歷史上最具典範性的士大夫，就出現在宋代。

而撇開社會功能的外在視角，就其本身來看，士大夫是一種人格典範，是中國哲學的根本內容——「內聖外王之學」的人格化實現。士大夫本於儒，游於釋、道，修身齊家，治事建功，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皆博通兼擅。出入世務，取義成仁，以天下為己任，而又求胸次曠逸，有曲水流觴之優雅、東籬採菊之閑遠。一片冰心在玉壺，兩袖清風留人間。我們說士大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成肉身，就是因為幾乎傳統文化的一切面相，政治經濟、道德文章、藝術精神等等，在士大夫身上都有深度體現。

士大夫在中國歷史上是如何出現、發展、流變的呢？下面我們作簡要梳理。

儒吏合流：士大夫政治之奠基

從戰國時期大規模的變法運動開始，一直到秦、漢時代，中國社會形成兩個於政治統治密切相關的群體，即「儒生」與「文吏」。儒生以詩書禮樂見長，以「志於道」自期，具有崇高的道義熱情，善夸夸其談，但短於政事的實務操作。與儒生相對，文吏是比較純粹的專業行政人員，用現代的術語來說，文吏是按「工具理性」行事的，行政效率是衡量其優劣的唯一標準，而無關道義信念。

文吏是法家專制體制的產物，秦帝國法家改革最為成功，秦也正是中國歷史上文吏政治的鼎盛時期。歷史上有「秦尊法吏」、「秦任刀筆之吏」、「一以吏為師」之說。打擊儒生，任用文吏是秦帝國的基本國策。秦統一六國，靠的是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與資源組織能力，這正是專任文吏的結果。

但是，文吏政治無法凝聚人心，無法整合社會成一價值共同體，政治統治的正當性無法解決，這是秦帝國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到漢代，統治者開始反思這個問題。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文吏、儒生並用，國家政治中，儒生成為文吏集團的有力競爭者。儒生的政治地位越來越高，廣泛參政也使儒生群體逐漸改變只會空談、不通實務的迂闊形象。

魏明帝太和二年詔：「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自此以後，儒士、文吏兼取並用的選官體制宣告結束，儒生——兼通詩禮、政務的儒生成為帝國官僚集團的主體力量，士大夫政治基本奠定。單純的文吏逐漸退化成低級的胥吏，官、吏判為雲泥，胥吏絕無力與士大夫爭鋒。

然而，東漢後期，門閥豪族逐漸坐大，曹魏開始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家世」作為選官的主要依據。通貫三國兩晉南北朝，門閥士族幾乎壟斷了所有高官顯位。世家大族雖以禮法門第自高，也屬於廣義上的士大夫，但大面積的世襲、壟斷畢竟降低了這一集團的素質，士族子弟之腐朽、無行，甚至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

隋朝罷除九品中正制，創立「進士科」，開始科舉取士，唐承隋制。但隋唐時科舉制實際上並不發達。至少一直到中唐以前，門閥勢力仍在政治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武則天出身山東寒族，她欲改朝換制，藉助於上升中的寒族勢力，對當政的關隴門閥集團大力打擊，長孫無忌等關隴貴族代表人物被整肅。在政策上，武氏崇尚進士科，加強寒族士人在統治層的地位；開設武舉科，對以軍功起家的關隴集團形成重大衝擊。中唐以後，門閥勢力盡皆衰敗。

如汪榮祖先生所說：「唐朝為門第貴族階級逐漸下降，科舉出身士人逐漸上升的過渡時期。到宋朝科舉士人政治乃完全確立。」一入宋朝，門閥蕩然，科舉隆盛，「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中國士大夫迎來了空前絕後的黃金時代。

宋政寬柔：士大夫的黃金時代

兩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優禮士大夫的王朝，相傳宋太祖曾立「不殺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雖難以確證，但此原則確是兩宋諸帝守之甚嚴的「趙宋家法」，對士大夫比較嚴重的懲罰就是貶竄嶺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顆」。史書常說「宋政寬柔」、「主柔臣強」、「言官張橫」等等，誠非虛言。

宋代士人對這種局面頗為滿意、自豪，如何坦所言：「大載我宋之祖，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黜陟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輻湊，各效其忠。雖雷霆之威不避也。」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乃至「共天下」的觀念此時得到朝野上下廣泛的認同。像朱元璋殺氣騰騰的「寰中士夫不為吾用者當殺身滅家」，朱明一朝士大夫動不動就被「廷杖」折辱致死，甚至受剝皮酷刑，在宋代是難以想像的。

這樣一個時代，正是「士大夫主體意識覺醒的時代」（余英時）。有宋一朝，士大夫意氣風發，「得君行道」、「復三代之治」成為他們當仁不讓的目標。而且，此時中國的傳統藝術、哲學等也已經成熟並日趨精緻，士大夫人格形象由之豐滿起來。文人畫五代以來已經發展成熟，更加能表現個體的微妙情感的宋詞成為主要的文學形式，禪宗瓜熟蒂落，匯入理學，儒家心性內聖之學發達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士大夫內聖、外王的心理自期與踐履實行確實發展到了頂峰。

宋初的范仲淹，是中國士大夫史上的一位標誌性的人物。他幼年喪父，隨母改嫁，寄人籬下，生活苦寒。年青時在山間僧舍讀書，飲食難濟，一小盆冷粥分成四塊，放一點韭菜和鹽，便是一天之食。但他少負兼濟天下之志，「欲作萬人英」，勤學苦讀，終登進士第。主持慶曆新政，成一代名相；砥礪名節，留意學術，可謂理學之先驅；其詩詞文章也大有可觀，《岳陽樓記》橫絕千秋，競為大家，又有「碧雲天，黃葉地」的佳句，膾炙人口。朱熹評論他：「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王安石說他：「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在范仲淹身上，社會責任、文化創造、人格完成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為後世士大夫之范型。

宋朝社會自由，個性舒展，民生富足，文化昌盛，處於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而能持續運轉三百餘年，超逾漢唐、明清。陳寅恪先生就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與趙宋之世」。一定程度上，這正是士大夫風氣剛勁的結果。

宋之後的明清時代，皇權肆虐，士大夫常遭摧折，但總為帝國統治之中心，傳統文化之最重要的承擔者。迨至晚晴，鎮壓太平天國，興辦洋務，變法維新，都為士大夫集團所推動，可以說在晚清傳統士大夫文化又迎來了一個高峰。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等正是這最後一波士大夫運動的潮頭人物，其功業、其名節至今仍眾議紛紜。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中國傳統士大夫，立足於農業宗法共同體，以科舉制度為基礎，有著共同的儒家價值觀，形成一個全國性的社會網路——士林，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到1905年，清廷廢科舉，士大夫階層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宣告崩解。而更根本的是，社會基礎已變。專業化、商業化、城市化、世俗化的現代社會來臨，作為傳統農業帝國、鄉土社會產物的士大夫階層必然要退出歷史舞台。學術研究、行政官僚、文人作家等種種被士大夫集於一身的功能、角色分崩離析，各歸各途。

民國初期，知識分子們一度憑藉學校、傳媒、學會等協同共進，影響輿論，推動社會之文明進步，這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尤為明顯，人們彷彿又看到了「士林」之復興。但好景不長，主義紛起，新學繚亂，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念、知識框架的整合，知識分子群體很快分裂、支離。而現代科學知識的專業化也要求知識分子沉潛學院，難有餘力深入公共生活，大學逐漸象牙塔化。現代生活的城市化又使城鄉差距迅速拉大，鄉村生活已難以滿足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活與事業要求，知識精英城居化，再無「告老歸田」之說。鄉村、城市日益阻隔，即使在鄉村，商品經濟的滲入也使舊有的宗法體系日益解體。皮之不存，毛無所附，士大夫階層就此消解。

義寧陳氏三代，正是士大夫傳統在近代以來演化的標本、縮影。陳寶箴，修齊治平，卓然為一代士大夫之典範；陳三立，文採風流，遺民終老，不失士大夫之本色。寶箴、三立父子皆有科舉功名，待到陳寅恪，上的是新式學堂，且多年留學海外，已完全是現代學人，學院教授。雖然如此，在他身上，傳統士大夫的氣骨風儀，歷歷可見。甚至，在那些劫後餘生的「老派共產黨人」如汪道涵、王元化、李慎之等人那裡，士大夫的流風餘韻，依然依稀可辨。

斯人已去，浩氣長留。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們引陳寅恪所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話來結束本文：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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