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永寬：亞洲夢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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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永寬：亞洲夢遊者發布時間:2013-02-01 10:23 作者:尹永寬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960次

美國和東亞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在給自己造成嚴重傷害之前覺醒並找到有效的安全合作多邊機制　　首爾——　　不管東亞政治家和專家學者是否喜歡，該地區最近的國際關係與19世紀歐洲的實力平衡政治，而不是與當下歐洲的穩定狀態更為相似。東亞民族主義和領土糾紛正在升級，同時也缺少有效的制度性機制促成安全合作。儘管中國、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的經濟聯繫仍在不斷加深，但它們的外交關係充滿了敵意和懷疑，一如一戰前數十年間歐洲各國。　　彼時和今日的一大共同點是實力變遷。彼時，英國的相對實力在衰落，而德國自1871年統一後開始崛起。　　類似地，至少在經濟實力上（軍事姑且不論），美國和日本似乎已經開始了相對中國的衰落過程。當然，這一過程並不是不可逆的。若美國和日本能出現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成功的民主改革，而中國不能有效管理自下而上的政治壓力，則有可能中止這一看似勢不可擋的實力變遷之勢。　　實力大變遷往往是關鍵政治領導人可能做出嚴重外交政策錯誤決定的時期。事實上，在這個當口出現拙劣的國際關係處理通常會導致大戰。崛起勢力總是要求在國際政治中擁有更重要的地位，而衰落勢力總是拒絕調整，關鍵決策者可能誤解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意圖，對後者的行為作出過度反應。　　從歷史上看，崛起勢力總是太過自信，操之過急，從而導致魯莽行事，引起鄰國擔憂。比如，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撤去俾斯麥總理之職，並開始破壞俾斯麥精心打造的同盟網，而此時第二帝國形成不過20年。他的強硬外交令法國、英國和俄國大驚失色，輕易地使它們形成了反德同盟。　　2010年，中國顯示出新的外交自信——緊隨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出現——這讓人們想起了威廉二世的德國。在這兩個例子中，不安全並非來自外部威脅，而來自最高決策者自身的行為。　　2010年末，中國高級領導人、國務委員戴秉國宣稱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這令我長舒一口氣。但某些中國官員——特別是軍方人士——對南海和其他爭議中國主權主張的說法表明，並非所有中國領導人都會全心全意堅持這條道路。中國新領導人在確定決策時會在多大程度上考慮鄰國帶來的不安全因素——並放棄中國絕對安全的要求——將是未來數年中影響東亞安全環境的一大關鍵變數。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另一個關鍵因素。如果美國採取的主要是對抗的態度，那麼東亞政壇將免不了出現極化，一如19世紀的多極歐洲隨著德國和英國的劍拔弩張而步入兩極秩序。照此看來，美國的所謂「亞洲支點」可能是不要的，因為它擔心其亞洲盟友對中國的態度。但是，除非美國想讓亞洲回到冷戰時期的對峙狀態，否則它必須更加致力於將中國納入可行的地區安全結構內。　　此外，美國對中國採取對抗態度還會帶來一個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可能會在外交政策上過於激進。19世紀90年代，德皇二世停止與俄國的互動後，雙邊關係開始惡化，德國的盟國奧地利獲得了處理塞爾維亞——以及更重要的塞爾維亞的俄國保護人——事務的外交全權委託。德皇二世就這樣在無意中為1914年大戰爆發做出了貢獻。　　日本的失誤跡象已有所顯示。據報道，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聲稱正在考慮否認日軍在二戰期間強姦和奴役亞洲和歐洲婦女的1993年「河野談話」。如果安倍晉三真的這麼做了，那麼日本與韓國和中國的關係將急轉直下。　　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包括日本在內，因為日本與韓國存在大量的共同安全問題。因此，美國必須拿出巧妙的外交手段。它必須減輕中國崛起給日本帶來的安全憂慮，同時也要說服日本新領導人謹慎行動，不要做出出格的民族主義行為。坦白說，在經歷了二十年的經濟停滯後，日本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優先考慮。　　與在歐洲的多邊努力不同，二戰結束後美國在亞洲建立了中心輻射型安全框架——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盟友關係。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是亞洲國家之間從未建立過直接的安全合作渠道，而這又導致了東亞國家之間缺乏信任，即使是同為美國盟友的日本和韓國。這也是作為美國中等規模盟友的韓國比東北亞其他更大的國家更適合擔任促進器的原因。　　導致一戰的外交失策給了我們許多教訓。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講述一戰前外交形勢的新歷史著作中將其妙稱為《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如今，美國和東亞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在給自己造成嚴重傷害之前覺醒並找到有效的安全合作多邊機制。　　尹永寬是2003—2004年韓國外交部長，現為首爾國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柏林自由大學訪問教授

來源: 財經網 | 來源日期：2013-02-01 | 責任編輯：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