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意義、體系和實施

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意義、體系和實施The Significance,System and Operation of the Studies on Journalism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作 者：倪延年+關注作者簡介：倪延年，江蘇金壇人，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 南京 210046）。原文出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合肥)2011年第1期 第129-135頁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60年來，民國新聞史的研究沒有引起中國新聞史學界應有的重視。積極開展民國新聞史研究，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面具有填補空白的價值，而且對於促進台灣海峽兩岸學術界的交流，維護中國領土的完整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團結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既是中國新聞史學界不應再延擱的迫切任務，也是中國新聞史學界理應承擔的歷史責任。民國新聞史研究以民國時期的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為整體對象，全面研究民國新聞事業的起源和發展歷程，進而總結這一特定時期新聞事業發展的主要特點。同時，也開展各種專題研究。民國新聞史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遵循整體構建、分步實施的基本思路；要舉全國專家之力，及早啟動這一宏大的學術工程。期刊名稱： 《新聞與傳播》複印期號： 2011年05期關 鍵 詞：中國新聞史/斷代新聞史/民國時期標題注釋：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2007年度重點項目(07AXW001)字型大小：大中小　　中圖分類號：G21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11)01-0129-07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歷史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不同的角度，其中最主要的是通史角度和斷代史角度。就目前情況認識，經過新聞史學界前輩學者以及當代新聞史學界專家學者的不懈努力，無論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通史性研究，還是中國新聞事業的斷代史研究都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假如說還略有遺憾的話，筆者認為是民國新聞史的研究還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還沒有出版民國新聞史的專門著作，而這一現象與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整體水平和社會客觀需要明顯不相適應。本文想就這個問題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一、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意義及迫切性　　民國新聞史研究和先秦、兩漢、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等朝代的新聞史研究一樣，都應當屬於斷代新聞史研究的範疇。　　由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經歷了南京臨時政府、北京臨時政府、北京立憲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等歷史階段。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當年10月1日建立，標誌著「中華民國」歷史的終結和中國歷史新紀元的開始。儘管以蔣介石為政治代表的國民黨在潰敗到台灣以後仍然打著「中華民國」的旗號，但作為全國性政權的「中華民國」事實上已不再存在。1971年7月15日，聯合國以壓倒多數通過著名的「第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標誌著早已被中國人民趕下國內政治舞台的所謂「中華民國」，又被世界各國驅逐出了國際政治舞台。「中華民國」無論是在國內舞台還是國際舞台上都成了過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中國新聞史學界對斷代新聞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績，其中既有按照「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來命名這些新聞史著作的「大」斷代新聞史專著，如黃卓明的《中國古代報紙探源》和倪延年的《中國古代報刊發展史》、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和卓南生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倪延年和吳強合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以及張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史》等，也有以某一具體朝代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如李敬一的《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趙振祥的《唐前新聞傳播史論》、李彬的《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朱傳譽的《宋朝新聞史》、尹韻公的《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史媛媛的《清代前中期新聞傳播史》等。這些著作無論是從古代、近代和現代的角度，還是從中國歷史上各主要封建朝代的角度，都勾勒出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清晰脈絡和發展軌跡。但是我們也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即無論是從古代、近代、現代、當代的角度，還是從先秦、秦漢、唐朝、宋朝、明朝以及清朝（前中期）的角度認識，學術界對中國斷代新聞事業史研究的腳步，走到「中華民國」這個歷史的門檻前就停滯了。這一現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如今已經60多年了，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學研究領域的一個欠缺或不足。　　中國史學界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即隔代修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新聞史學者理應編修一套甚至數套（不同角度或特點的）《中華民國新聞史》。這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政治問題。早在1961年，董必武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會議上就提出重寫清史、編寫中華民國史，但當時無人響應。在1972年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再次號召編寫中華民國史。會後，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以著名歷史學家李新、孫思白教授為首，開始組織編寫《中華民國史》。中國大陸編寫《中華民國史》的消息在報紙上一經披露，立即引起海內外尤其是台灣方面的強烈反響。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為此召開「民國史座談會」，指出大陸編寫民國史「引起國內外史學界的震撼與關切」，說「這件事又如颱風過境一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則在《聯合報》上發表文章，對大陸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宗旨和活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並表示也打算編寫《中華民國史》。但是這一動議迅速引起一些台灣學者的反對，認為中國的編史傳統是「後朝修前朝之史」，「豈有國未亡而修斷代史之理」。台灣方面乃決定編著《中華民國建國史》①。　　在民國歷史研究方面，大陸史學界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學術成果②。而大陸新聞史學界對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卻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學術雜誌上甚至沒有一篇有分量的研究民國新聞史的學術論文發表，更沒有編撰出版一套全面、客觀、科學地記述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的斷代新聞史學專著，更沒有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進行研究的跡象。台灣地區新聞史學界不修《中華民國新聞史》是因為他們按照史學界的慣例，自認為「中華民國」的新聞史還沒有結束，所以不修「當朝新聞史」。但我們一直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推翻了以蔣介石為最高政治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所主導的建都於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基礎上成立的，那為什麼在中華民國被推翻了60多年的今天，我們新聞史學界還沒有編著出一套《中華民國新聞史》來呢？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新聞史研究的欠缺和新聞史研究者的一個遺憾，也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總之，我們認為包括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在內的全中國新聞史學界應該重視民國新聞史的研究，積極開展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大力支持民國新聞史研究。這是因為開展民國新聞史研究，不光在學術研究方面具有填補空白的創新性學術價值，而且對於促進海峽兩岸學術界的交流，維護中國領土的完整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團結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既是中國新聞史學界不應再延擱的迫切任務，也是中國新聞史學界理應承擔的歷史責任。　　二、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體系　　民國新聞史研究是一個尚未被開墾的學術富礦，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和豐富的學術內容。如果對民國新聞事業發展歷程和主要規律進行系統的研究，可以形成一個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和豐富學術內涵的研究內容體系。就目前的認識而言，民國新聞史研究內容的體系大致可以有如下幾個組成部分：　　（一）以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為整體對象，全面研究民國新聞事業的起源和發展狀況，進而總結這一時期新聞事業發展的主要特點　　「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逝去的歷史階段，這個時期具有和已經逝去的其他歷史朝代明顯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和對新聞傳播活動的需要，這些「明顯的不同」就構成了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產生、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和氛圍，從而產生出可以區別於其他歷史朝代的新聞事業及其發展歷程，亦即民國的新聞事業史。把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產生、發展、變化的歷程忠實地記錄、再現出來，就是民國新聞事業史研究的主體成果——多卷本的《中華民國新聞史》。　　從目前情況認識，這套多卷本的《中華民國新聞史》主要可以有如下幾卷組成：　　第一卷《中華民國新聞史：民國新聞業的孕育和臨時政府時期卷》，主要研究、再現和記載在中國近代發生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在1893年創刊於澳門的《鏡海叢報》上發表「針砭時事，鼓吹反清革命思想的文章」③開始，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上下反對恢復帝制的一片唾罵聲中嗚呼去世為止的近20年時間裡，資產階級新聞事業從萌芽到發展壯大並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歷程，以及在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到袁世凱病逝前的北京政府時期，中國各類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　　第二卷《中華民國新聞史：民國北京「統一」政府時期卷》，主要研究、再現和記錄自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去世）到1927年4月18日（以蔣介石為政治代表的中國國民黨右派勢力在南京另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止的10多年時間裡，中國各類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和規律。　　第三卷《中華民國新聞史：民國南京政府前期卷》，主要研究、再現和記錄自1927年4月以蔣介石為政治代表的中國國民黨右派勢力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起，到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的10年中，中國各類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和規律。　　第四卷《中華民國新聞史：民國南京政府中期卷》，主要研究、再現和記錄自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到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1945年9月前的8年間，中國各類新聞事業曲折複雜的發展歷程。　　第五卷《中華民國新聞史：民國南京政府末期卷》，主要研究自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4年時間裡，中國各類新聞事業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　　（二）以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的特定專題為研究對象，展示民國新聞事業不同側面的歷史真實面貌　　民國新聞事業史是一個學術富礦，具有很大的拓展和延伸空間，除了進行綜合的或分類的研究外，還可以就某些特定的對象進行專題性的細化深化研究。這種細化深化的研究在上述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間。就目前情況認識，這套《中華民國新聞史專題研究叢書》可以包含如下幾卷：　　第一卷《中華民國新聞史專題研究：紅色新聞事業史》，研究自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革命新聞事業產生、發展、壯大的歷史進程。　　第二卷《中華民國新聞史專題研究：偽「滿洲國」新聞發展史》，研究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侵佔我國東北後，到1945年8月偽「滿洲國」滅亡這14年間，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我國東北的新聞事業狀況。　　第三卷《中華民國新聞史專題研究：外人在華新聞事業史》，主要研究民國時期代表東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利益的外國新聞從業者在中國的新聞傳播活動的發展歷程。　　第四卷《中華民國新聞史專題研究：漢奸政權新聞史》，主要研究和展示自1931年日本武裝入侵我國東三省前後到抗日戰爭勝利這一階段中，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創辦、為日本侵略者服務、背叛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新聞媒體及其新聞活動，從滋生到畸形發展到灰飛煙滅的變化歷程。　　（三）以民國時期各類型新聞媒介的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展示民國時期不同新聞媒介的發展歷程　　新聞媒體是新聞傳播過程得以完成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也是構成特定社會環境下新聞事業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們既承載著歷史發展腳步的印記，又體現了作為人文科學範疇的新聞活動和技術科學成果結合發展完善的歷史進程，同時又從一個側面折射了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物的設備與人的活動、人的努力與環境的制約等多種矛盾的互相作用過程，因而是新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目前情況認識，這套多卷本的《中華民國新聞媒介發展史研究叢書》主要可以由如下幾卷組成：　　第一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報刊發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這數十年間的各個階段中，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產生的新聞報刊，以及這一時期各個階段中中國人在海外（諸如南洋各國，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創辦的旨在為中國國內政治服務的新聞報刊的發展歷程和特點。　　第二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電影發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民國時期各個階段中，國民黨政府系統、共產黨根據地政權系統攝製的，以及外國人在中國攝製的新聞電影紀錄片的發展歷程和特點。　　第三卷《中華民國時期無線電廣播發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到1949年10月前的近30年時間中，中國新聞業界無線電廣播（包括外國人開辦的，國民黨各級政權控制和領導的，共產黨紅色根據地政權領導的）產生、發展的歷程和規律。　　第四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通訊社發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民國時期在中國的新聞通訊社的創辦、發展、變化的歷程和規律。　　通過以上幾個方面對民國時期各類型新聞媒介發展歷程和規律的研究，形成與多卷本的《中華民國新聞史》互補的更加深入的媒介研究系列專著。　　（四）以民國時期的新聞界人物及其新聞實踐和新聞理論研究活動為研究對象，展示當時新聞業界和學界的經驗和成果　　民國時期的新聞界人物既是這一歷史時期新聞事業發展的動力，也是這一歷史時期新聞事業研究的主體，更是這一歷史時期新聞事業發展的見證，在他們的言論、舉止和思想發展中，蘊含著時代前進的必然性因素，是後來新聞界人物學習的標杆和研究的對象。儘管處於同一個歷史階段，但每一個新聞界人物思想和行為的發展變化道路或思想軌跡不會完全相同，一個人就是一面鏡子，一個人就是一份標本，一個人可以反映一個時代。筆者認為，目前至少應該也完全具有條件編撰如下民國時期重要新聞界人物的研究著作：　　第一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界人物研究：胡適研究》，研究胡適自20世紀初參加新文化陣營從事《每周評論》等報刊新聞活動開始，到民國南京政府結束前的30多年中的新聞觀點、新聞實踐、新聞效果及新聞影響等發展和變化的內在原因和歷史過程等。　　第二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界人物研究：戈公振研究》，主要研究我國著名的愛國新聞人和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戈公振在民國時期的報刊新聞活動、新聞史學研究活動以及在當時及後來的影響等。　　第三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界人物研究：胡道靜研究》，主要研究中國第一批新聞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道靜從事報刊新聞活動和新聞史研究的歷史過程，以及他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影響和貢獻等。　　第四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界人物研究：英斂之研究》，主要研究民國前期我國北方重要新聞報紙《大公報》的主要經辦人英斂之從投身於報刊新聞活動到淡出報刊新聞活動的過程及內在原因等內容。　　第五卷《中華民國時期新聞界人物研究：史量才研究》，主要研究作為中國近代第一代報業托拉斯理想的實踐者史量才在實現報業集團化發展理想中的思考和探索過程，以及遭受挫折直至失敗的歷程和對後人的啟示等。　　（五）以民國時期的重點新聞媒體為研究對象，展示若干重點新聞媒體在民國時期的發展變化歷程和規律　　這裡的新聞媒體研究是特指對某一類新聞媒體中的重要具體個體的產生、發展、變化歷程的研究，從而展示或再現特定新聞媒體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發展路徑和特點，進而揭示和反映民國時期的主要新聞媒體與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環境之間的密切聯繫。　　我們認為在當前條件下，可以編撰《中央日報史》（主要研究《中央日報》從1927年3月22日在武漢創辦到1949年3月遷台北出版前這22年間，由創辦、發展、變化、壯大到衰微的歷史過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史》（主要研究和展示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自1924年4月1日正式發稿至1949年9月底前這25年中的創辦、發展、壯大到衰退，以及退遷台灣的歷史過程）、《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史》（主要研究該台自1928年8月1日舉行開幕典禮並開始正式播音起，到因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而於1949年退遷到台灣的歷史過程）、《紅色中華社暨新華通訊社史》（主要研究紅色中華社從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第一次播送新聞開始，到1937年1月改名新華通訊社為止的發展歷程，以及新華通訊社自1937年1月成立到1949年9月底的發展歷程）、《中共中央機關報發展史》（主要研究《紅色中華報》自1931年12月11日創刊，到1937年1月29日改名為《新中華報》，後又於1941年5月16日與《今日新聞》合併出版《解放日報》，直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的歷史過程）等等。　　通過對上述民國時期重要新聞媒體的個案研究，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民國時期的其他重要新聞媒體積累經驗。　　（六）以民國時期產生的新聞事業文獻史料為研究對象，恢復民國新聞事業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解讀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產生、發展、變化的過程和原因　　研究民國時期的新聞事業發展史離不開研究當時形成併流傳至今的文獻史料，而民國新聞文獻史料本身也在向人們無聲地講述著民國新聞史。為了充分展示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發展變化的歷史足跡，也為了讓更多的研究者利用收集到的民國新聞文獻史料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可以編選以下史料：《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料選編：民國政府新聞事業史料卷》（主要收錄自1912年元旦到1949年9月底由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民國北京「統一」政府、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產生的新聞事業發展史料）、《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料選編：紅色新聞事業史料卷》（主要收錄民國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新聞事業產生的新聞事業史料）、《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料選編：民間新聞事業史料卷》（主要收錄民國時期民間新聞事業史料，包括民間報業發展史料、民間無線電廣播發展史料、民間新聞通訊社發展史料以及民間新聞紀錄電影發展史料等）、《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料選編：海外新聞事業史料卷》（主要收錄民國時期中國人在海外圍繞國內政黨政治或民族解放鬥爭而形成的新聞事業史料）、《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料選編：漢奸偽政府新聞事業史料卷》（主要收錄民國時期各階段漢奸政權產生的新聞史料）、《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料選編：外人在華新聞事業史料卷》（主要收錄民國時期外國人在中國從事新聞活動所形成的新聞史料）。　　上述各卷史料大致應該包括重要新聞媒體的創（辦）刊詞、停（休、終）刊詞、在當時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社論或社評、政府管理新聞事業的法令法規或重要公文、新聞團體史料以及重要新聞事件的有關史料等等。按照時間的次序，把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新聞媒體以及新聞媒體活動（創辦、停辦、改辦以及正常的新聞採訪、編輯、發布和流傳等），新聞業界和學界的人物以及他們的新聞活動，新聞學界和業界團體及它們的學術或業務活動，與新聞事業以及新聞事業因素相關的政府機構及其對新聞事業（新聞媒體、新聞人員、新聞產品、新聞受眾以及新聞設施）的規範管理活動（包括法令法規、規章制度及管理行為及其影響）等整合到一個序列中，成為一條清晰有序的新聞事業發展軌跡。到這個時候，對民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才可以說是可以暫告一個段落了。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的研究外，我們認為還可以從多個方面（或角度）對民國時期新聞史作全景式的研究，或剖面的研究，產生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成果。由此可見，民國新聞史的研究是一片尚未被開墾的中國新聞史研究處女地，值得大家關注和投入精力，以還中國新聞史研究一個完璧。　　三、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實施　　民國新聞史研究是所有斷代新聞史研究中工程最為宏大的一個，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系統工程中關係到當代中國前的各朝歷代新聞史研究鏈條，是否能前後銜接成為完整系列斷代新聞史的重大工程，是一個需要全中國範圍內（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眾多新聞史學界同仁共同關注、支持和參與才能順利、高質量完成的巨大工程。依筆者之見，這一項目單靠幾個人、幾十個人的力量是難以圓滿完成的，必須發揚社會主義大協作精神，整合、集中全國新聞史尤其是民國新聞史專家學者的智力資源，充分利用主要收藏在南京、北京、廣州、重慶、上海、台北等地的民國時期新聞史文獻史料資源，舉全國新聞史學界之力，共同完成這一中華文化建設史上的重大任務。具體而言，我們認為在民國新聞史研究中應該做到：　　（一）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維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統一，堅持實事求是、客觀辯證的思維和研究方法　　民國時期，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統治階級施行的仍然是具有明顯的封建專制色彩的統治，而且自1912年立國以後就一直處於內外戰爭和動蕩之中，所以民國的新聞事業沒有得到應有的長期、長足和全面的發展。但是，中國社會文明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中華民族追求民主文明自由的民意民心和勢不可擋的世界民主文明潮流等多方面的推動力量，又使民國的新聞事業有了遠遠超出此前有清一代的迅速發展。民國時期，中國新聞事業體系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在清朝末期引進新聞電報技術和新聞電影技術的基礎上，20世紀20年代又引進了無線電廣播技術，並且在民國時期的特定社會環境中得到了迅速推廣。同時，政黨報業、民間報業和新聞法制也有了很大發展，構成了一部既區別於此前的清朝，又區別於此後的新中國的斷代新聞史，具有豐富的內涵和研究價值。　　我們認為，肯定民國時期新聞業的發展成績，不是為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專制統治塗脂抹粉，而是從歷史實際出發，尊重歷史和事實，充分肯定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和發展——因為，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也是如此。　　（二）遵循整體構建、分步實施的基本思路，堅持有條件的就上、沒有條件等條件成熟再上的原則，保證這一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學術和學科基礎上，保證這一研究成果的高起點和高水平　　本文的第二部分從多個角度構建了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體系，這只是一個設想的輪廓，是一個宏大工程的藍圖，是一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相當多的專家學者參與其中才能完成的宏偉工程，絕不能急於求成，企圖一蹴而就。我們認為，可以考慮從組織力量編撰五卷本的《中華民國新聞史》著手，通過這一階段（或者可以稱之為第一期研究工程）的工作收集整理史料，積聚人才和文獻資源。估計這一階段工作5到6年可以完成。然後再根據情況，展開諸如民國新聞媒介發展史、民國新聞界人物專題、民國專題新聞史、民國時期主要新聞媒體發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只要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整體內容體系框架有了比較清晰的眉目，就可以選擇時機分步進行各有關專題的研究了。可以組織力量就諸如民國新聞媒介發展史、民國新聞界人物專題、民國專題新聞史、民國時期主要新聞媒體發展史的某一方面集中進行研究，完成某一方面的主要研究任務。也可以根據條件成熟程度，在不同方面同時選擇若干選題分頭進行研究，其他選題可以待條件成熟後再啟動。這就像建造框架式建築物，框架定了，其他具體工程就可以逐步進行了。　　（三）遵循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原則，集中全國（包括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所有研究民國新聞史的專家學者以及海外華僑華人中研究民國新聞史的專家的智力資源，舉全國乃至全民族之力，共襄盛舉　　我們認為，應當組織全國從事新聞史研究尤其是對民國新聞史研究有興趣、有基礎的專家學者，形成老中青有機結合的學術團隊，共同來完成這一宏大的學術工程。在這一學術團隊中，首先應當包含寧樹藩、李瞻、方漢奇、甘惜分、丁淦林、趙玉明、卓南生等老一輩的專家學者，可以由他們組成學術顧問委員會，重大問題向他們請教，目的是充分發揮他們在長期的新聞史研究中積累的經驗、知識、智力和文獻史料資源的作用。其次應當包括一大批四五十歲乃至六十歲左右的專家學者，他們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學術經驗，而且大多年富力強，正處在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段，所以應當是研究隊伍的主體。當然，對於六十周歲以上的專家學者而言，請他們參加這一學術攻關團隊的前提是身體健康。再次，應當吸收一些年齡在三四十歲的年輕專家學者，目的是充分發揮年輕人的創造性，並且培養新一代的學術骨幹和學術帶頭人。在這個學術團隊中，除了作為主體的大陸新聞史學者外，還應當包括我國台灣、香港和澳門地區的新聞史研究者。　　（四）按照互通有無、資源共享、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原則，充分發揮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優勢，用足用好傳世的民國時期新聞文獻史料　　民國新聞史料收藏非常分散，有的在大陸，有的在台灣，還有的在香港、澳門，也可能有少部分在其他國家（如美國或日本）或地區。即使是收藏在大陸的民國時期新聞史料，分布也很散。據了解，民國新聞史料文獻主要分布在以下城市：南京（收藏民國中央政府產生的新聞史料，主要收藏地點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圖書館及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北京（收藏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史料，主要文獻收藏地點為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首都圖書館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重慶（收藏抗戰時期的民國新聞史料，主要文獻收藏地點除重慶的檔案館、圖書館外，還包括成都、桂林、昆明等地的省市檔案館、圖書館及四川大學、雲南大學等高校圖書館）、廣州（收藏護法軍政府、非常國會等時期的新聞史料，主要文獻收藏地點為廣東省圖書館、檔案館及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上海（收藏民國時期在華外人及民間新聞事業史料，主要文獻收藏地點有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及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延安（收藏的主要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新聞事業史料）、台北（收藏的主要是被國民黨帶到台灣去的1949年9月前的民國新聞史料，主要文獻收藏地點是有關檔案館、圖書館）、長春（主要收藏偽「滿洲國」的新聞史料）。其他城市和地區也收藏了數量不等的民國新聞史料，都應當得到充分的應用。　　儘管民國時期新聞史料的收藏非常分散，但只要有關部門和學術團體加強協調，各地各單位乃至有關史料的收藏者能夠從國家、民族和社會的高度出發，遵循互通有無、資源共享的原則，就一定能用足用好現有的文獻史料，為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奠定堅實的史料基礎。　　上述關於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體系、實施辦法的論述，只是一個設想。之所以說出這個設想，主要是想引起全國新聞史學界同仁的關注和國家有關部門的關心重視，進而採取實在的行動，及早啟動這一具有多方面意義的文化建設工程（而不僅僅是新聞史研究工程）。倘若能夠引起大家的重視和共鳴，進而在這方面有迅速而明顯的改觀，筆者的目的就達到了。文中倘有不妥或不切實際之處，敬請同行學者專家賜教斧正，也歡迎商榷交流。　　注釋：　　①張憲文等：《中華民國史·導論》（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　　②自1972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以後，大陸學術界對民國史的研究就逐步開始恢復並緩慢發展，首先是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編寫民國史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其次，是在1979年春天的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上提出了一些民國史研究項目，1984年在南京召開了首次中華民國史學術研討會，爾後諸如《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等基礎性的檔案史料陸續出版。與此同時，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6編15冊）於1984年開始分卷出版，由南京大學張憲文等編著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綱》於1985年由河南大學出版。1993年，南京大學在原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基礎上成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1996年，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提出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課題被批准為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重點研究項目。南京大學的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於2000年被教育部批准為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5年，由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等撰著的總篇幅達220萬字的四卷本《中華民國史》正式出版。關於民國史研究的論文也是成果豐碩。　　③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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