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留美作家在上海│章緣與她的「越界書寫」

章緣，本名張惠媛，生於台南，台大中文系學士，紐約大學表演文化研究所碩士，曾旅美多年。著有長篇小說《疫》《舊愛》，短篇小說集《更衣室的女人》《大水之夜》《越界》《雙人探戈》，隨筆《當張愛玲的鄰居》等。曾獲海內外多種文學獎項。現居上海。

越界書寫：台灣留美作家在上海

文/章緣

我所理解的越界書寫，跨越了約定俗成的身份或題材的區隔，例如台灣人寫上海人的故事，或是在故事裡跨越各種有形無形的界線。它是一種邊緣性的書寫，屬於少數人，但在世界人口大幅遷移流動和混居的今日，它也在反映越來越多人的生活經驗。它常會帶著新鮮多元的視角，因為越界的人攜帶著原有地域文化的積累，進入了新的地域文化，產生了融合和突變，其中有矛盾有衝突，也會有新發現。

一

文化、地理或族群疆域上的跨越易動，對一個寫作者的影響是什麼呢?1990年我從台灣去了紐約，2004年到了北京，2005年又到了上海。當我越過太平洋、台灣海峽和黃河，我也跨過文化、語言、政治經濟等等的界線。這幾個地方的差異性都非常大，也給了我的寫作不同的考驗。

過去台灣文壇都稱我為旅美作家，但對大陸文壇，我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作家。前幾天，紐約的趙淑敏教授寫信告訴我，她在論文里把我歸在紐約作家中。我回到台灣，跟台灣的文友在一起時，我的上海特色卻又鮮明起來。我想也許我可以被稱為「越界作家」。

越界可以發生在許多層面：地域性的、文化性的、身份族群的等等。讓我們先給越界書寫下個定義吧。我所理解的越界書寫，跨越了約定俗成的身份或題材的區隔，例如台灣人寫上海人的故事，或是在故事裡跨越各種有形無形的界線。它是一種邊緣性的書寫，屬於少數人，但在世界人口大幅遷移流動和混居的今日，它也在反映越來越多人的生活經驗。它常會帶著新鮮多元的視角，因為越界的人攜帶著原有地域文化的積累，進入了新的地域文化，產生了融合和突變，其中有矛盾有衝突，也會有新發現。

先說個小故事。2011年夏天，我從上海回到台北，住在中山北路一家旅館，接待小姐跟我說：你可以去歷史博物館看畢加索畫展，還有我們台灣的故宮也很值得去。我覺得很好笑。向她買了一張五塊錢的郵票，我在錢包里拿了五個硬幣，她一看就說：不好意思，你給了我五十元，其實我們台幣是很好認的。然後她開始一個個教我認新台幣。原來，人民幣一塊錢的大小就跟新台幣十塊錢一樣，是我自己在越界的時候錯亂了。

在台灣住了三個星期，我回到上海，去美髮店洗頭。我跟小姐說請你用一下潤絲精。小姐問：什麼精？大陸用語不是這個，可是我一時想不起來。Conditioner，我竟然說了英文。小姐愣住了。我只好說就是那種洗過頭擦在頭髮上讓頭髮比較柔順的東西。哦，護髮素。

這些都是生活里很小的事情，但見微知著。從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一個人在越界時，他是冒著危險的。一方面，他會變得無知，無知於新環境新文化，一方面他會遺忘，遺忘原來屬於他的東西，然後，他會錯亂。最後他發現，自己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不能說哪裡真正屬於他，他屬於哪裡，他不是原來的他，他是一個新的人：越界人。

二

越界人看事情的角度，是比較多層次多元的，他歷經不同的文化洗禮，知道世界不是只有一個。因為不斷在轉換環境，在每個地方都不那麼自在舒服，自然會保持一顆警醒敏銳的心。這對寫作者很重要。1990年，我從台灣去了紐約讀書，幾乎就在同時，我開始認真地寫起小說。從一開始，我的小說關注的就是現實人生，不是什麼抽象的大敘述大議題。我總是要自己看到聽到體會到，然後才會尋找表達它的方法，我無法為一個抽象的命題去編想故事。張愛玲也是這類的作者，她生在亂世的上海，寫的都是兒女情長和家長里短，亂世不過是舞台背景，她關注的還是舞台上這些人如何穿衣吃飯過日子。她曾說「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後，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我相信如果這個作者依他的性情寫出來的作品，能跟時代的變化、人心的明暗有種微妙的聯結，便讓這作品有了一種接近永恆的光華。

在紐約，我積累著生活經驗，鍛煉著自己的眼力，同時，我也在受著折磨，連身份證都沒有，跟這個世界的聯繫被切斷了。這一年，我特別在咀嚼「我到底是誰」這個問題，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被拿走，例如工作職位人際關係，你跑到別的地方，一切就重頭開始，但是你的筆，是你的就是你的，它可以是你的嗜好，但它更像是落井後垂下來的一條救命繩。書寫是異鄉人的救贖。

我把在異鄉那種有口難言的語言隔閡，那種是否要忘了自己才能融入的困惑，用美人魚童話的原型寫了一篇小說《美人魚穿鞋》。小說寫一個到美國留學的女孩，去參加一個劇團的派對前，在一家叫美人魚的鞋店裡，看上一雙很漂亮的靴子。她穿上了新買的靴子去派對，走著走著發現這靴子有點小，但也沒辦法，在派對里她又苦於無法跟人流暢溝通，有口難言，後來她產生一種幻覺，一張口就是流利的英文，再也說不出中文。再後來她昏睡過去，醒來時光著兩隻腳，原來她把兩隻靴子脫下來丟掉了。

我拿到學位後開始工作，上班的時間很有彈性，我學會了中文打字，寫下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個一千字的短篇，講一個從台灣到紐約的女人，把一件曾見證她青春和愛情的舊外套扔掉了，被一個流浪漢撿到，在路邊跟一些破鞋子破傘一起賣。她看到自己的舊衣被人家拿來賣時，又後悔了，想把它買回去。這篇小說叫《舊衣》，獲得中央日報小小說的首獎。

有了這個獎的鼓勵，我把一篇沒寫完的舊稿拿出來繼續寫，它是關於一個陪著先生到紐約讀書的太太，如何找到自己身心的自主權。這篇一萬字的小說，題目是《更衣室的女人》，它獲得聯合文學短篇小說首獎，也成了我最被讀者熟悉的一篇作品。很多人都告訴我，他們特別喜歡這篇小說，後來，它也被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選進了《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從這篇小說之後，我的創造力開始大量迸發，就這樣走進了台灣文壇，開始了一個業餘作家的生涯。

時間久了，美國生活的封閉性讓我開始有題材枯竭的感覺。我們住在郊區，出入開車，跟人的接觸很少，而小說必須在人裡面產生。作為移民，還是覺得跟美國的文化有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必須維持一種金雞獨立的姿勢，要很小心不要失去平衡，精神上比較緊張。

2004年，我們搬到北京。北京很美，從我們住在美國十幾年的眼睛看去，它的美很中國。那公園盛開的紫藤花，滿京城的楊柳青青，動輒幾百年幾千年的文化古迹，讓壓抑多年的對東方之美的渴望復甦了。我們一方面享受著久違的東方之美，一方面也經歷了各種文化震撼，在同異比較中更加認識自己和所來的地方。

中國人比較不講隱私，一上來就問工資單位年齡，然後也把自己的事全說給你聽。我記得有一回經過一個地方，有兩個老人在路邊納涼，我看了那個老婆婆一眼，她看起來很虛弱，這時候旁邊那個老人就立刻跟我說，這個老婆婆有病，什麼病，然後又怎麼了。我想我到了一個寫作者的天堂了，家家戶戶都像裝上了玻璃門，一覽無餘，不像美國人跟人之間那樣保持著難以跨越的距離。

但是等我要下筆時，才發現我對中國了解有限，這些歷史對人心的影響是什麼呢？這不是我這樣一個成長背景相對單純平順的人所能了解，我所看到閃亮亮的不是玻璃門，是鏡子牆！牆上映現的其實是我自己的影子，也就是我這個台灣留美客從自身經驗里比較出來的中國。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我領悟到，原來越界書寫不是寫對方的故事，是寫自己越界的故事。只有勇敢書寫自己的故事，才有可能映照出對方的身影。

有一天我在報上讀到一條新聞，一個男子為了替女朋友換張十塊錢假鈔，摔斷了兩條腿，我深為震動，寫成了《擦肩而過》，講一個台灣留美太太在北京，對四周貧富差距現象的感受，以及那種想要去理解卻不得其門而入的困惑。

三

在北京住了一年，我們搬到上海。上海有很多台灣人，尤其是台商眷屬，還有不少是海歸或外企，我自己也屬於這個族群。寫小說時，我關注的不是他們怎麼在商場上較量的台商故事，而是他們在上海的生活。生活是什麼？生活是你在一個地方食衣住行，跟這個地方產生關係的種種內涵。在小說《敢問馬大嫂》里，我寫了一個緊張兮兮的台灣太太，老覺得有人在監視她，她的上海話老師，她請的阿姨，小區的保安，或是替她做按摩的師傅。小說的結尾，這位太太發現，別人不見得想知道她的政治立場，他們更有興趣的是知道她有多少錢。

這篇小說是從學上海話里得到的靈感，馬大嫂就是「買汰燒」，也就是家庭主婦。學上海話對我寫上海的故事有很大的幫助，能說上海話，讓我可以聽街上車上的上海人在說什麼，在作品裡適度運用上海方言，也會讓故事更有上海味道。

越界到中國，我的背景里有台灣有美國，透過這兩個視角看到的中國，也就不同於大陸人自己看到的中國，它也不會是一個台灣作家看到的中國。關於寫作小說，在上海的這幾年裡，我有如下的體會：

越界書寫會遇到發語權的問題，發語權跟題材選擇有關，常被認為有地域文化的限制。我們看過很多作者在試圖講「別人」的故事時，遭到了質疑。一個白人作者，能講黑人的故事嗎？一個台灣漢族能講原住民的故事嗎？我寫作台商故事，被認為是很有發語權的，但如果我試圖講民工的故事，或上海人的故事，就要很小心了，因為讀者會用更高的標準去檢驗你的作品。另外一個挑戰是，你在作品裡呈現了某個族群不完美的形象，因為你不屬於那個族群，便很容易受到攻擊，認為你的呈現失真、有偏見、是一種污衊等。我處在這樣一個微妙的位置，該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我覺得這事急不來。我相信在上海住得越久，關於上海林林總總就會更內化成為我的一部分，而不只是驚鴻一瞥的表象或符號，那麼我寫作出來關於上海的人或事，就應該有它的真滋味。那滋味可能不同於上海作者，因為是經由一個外來者的眼光，但也因此更有了被敘述的價值。上海人常說「海納百川」，上海有這麼多台灣人，上海的故事裡怎能沒有台灣人的視角呢？另外，我得注意不同族群的語言差異和文化標籤，因為這些地方其實最能表現出當地的特色，也最容易出錯。

有些台灣作者從閱讀里去找靈感，從回憶或歷史去找題材，而我的生活本身就有故事。我的第六本書《越界》，主要是寫台灣人在上海的故事，第七本書《雙人探戈》就不局限在這個點，而是寫跳舞寫乒乓，這兩件事恰恰正是上海最普遍的常民活動。我想在跳舞和乒乓的故事裡說什麼呢?我想說的是青春愛戀的消逝、集體與個人的抗爭、人與人的無法溝通及仇恨，以及自我的救贖。即將出版的長篇《舊愛》，則是一個跨越紐約、台北和上海三城的愛情故事，這樣的書寫對一個越界作者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吧。

一個越界作者最大的挑戰，是找到自己發聲的位置，也是故事切入的角度。我想寫的不是新聞性、議題性，甚至不是區域性、族群性的故事，而是能經得起時間考驗比較永恆的東西。這就需要一個沉澱的時間，需要在一個地方住得夠久，不再被表面的特異性所迷惑，能歸納出一些共通性，然後再去寫。最後，台北、紐約或上海，也不過就是一個舞台，在其上行走的是共通的人性，是這個悲欣交集的人生。

本文為作者2011年在台南成功大學台文系所作演講，摘自 《文學報》

章緣小說集《越界》

天眼偶開

——小說集《不倫》自序

文/章緣

為什麼寫呢？在這喧囂的世界裡，誰在讀純文學小說？誰還在用心閱讀，如進入迷宮的孩子，努力追隨線索，一步步扺達出口，或如來到奇幻屋，被逗笑被震懾，無論美好或醜陋，什麼都允許它發生。如此安於在為你準備的小說世界裡，不是匆匆經過，或是過門不入，這樣的人，還有沒有？

我不知道。

但為什麼不寫呢？我總是為自己而寫。有朋友幾次央求我寫他的故事，殊不知他的故事如果提供了小說的框架，那血肉還是我的，提供了血肉，那情感還是我的，即使能異常完整從裡到外，讓它活過來的那口氣，也還是我的。借聽聞的人事物為酒杯，澆寫作者的塊壘，當字成句，句與句成段，意念自由浮現，故事有了雛型，突來的轉折和領悟，那天光雲影，那驚濤駭浪，是否非如此不可，我不知道，只是順著它去，一起發現深埋心底的是什麼，與他人接通的又是什麼。我能堅持並一直在努力的，不過是誠實面對。

整理過去三年寫下的短篇小說，只有寥寥八篇，背景有我長居的大陸、故鄉台灣，還有第二故鄉美國。無論主場景在哪裡，人物都具有多種文化背景和歷史記憶，這也是越界族群的特色，而這一回，他們有的是行為出格，自行其事，有的是情感越過世俗疆界，流向心所屬的地方。人都想正常，但不樂意平常。那些有違常理背離常軌的事，讓你之所以為你，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客觀來說，我的小說既不是神奇的迷宮也非奇幻屋，就是一幢平常的小樓，突然窗玻璃被哐當擊碎，底下的過客驚詫抬首，不知道什麼會從碎玻璃之間顯露出來。

小說能承載的，往往比作者自己知道的還要多。「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寫作者有時只是天眼偶開，看到芸芸眾生的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等種種煎熬，而自己不過是眾生之一。

中篇小說《九十九封信》，作者章緣，原發《小說界》，《小說月報》2015年第12期選載，小說亦收入章緣小說集《不倫》

中篇小說

較量__荊永鳴

（選自《人民文學》2015年第10期）

姐姐快跑__（壯族）凡一平

（選自《廣西文學》2015年第10期）

雲端之上__曹軍慶

（選自《長江文藝》2015年第11期）

九十九封信__章　緣

（選自《小說界》2015年第5期）

春天裡__王可心

（選自《北京文學》2015年第11期）

短篇小說

棋語 · 靠__儲福金

（選自《作家》2015年第10期）

愛情這東西__李治邦

（選自《芳草》2015年第5期）

信__雷　默

（選自《收穫》2015年第5期）

我要去四川__張　敦

（選自《青年文學》2015年第10期）

少蓮__陳再見

（選自《綠洲》2015年第5期）

開放敘事

藍色的敦煌__葉　舟

（選自《天涯》2015年第6期）

寫作是一種供養（創作談）__葉　舟

《小說月報》2015年總目錄

《小說月報》2015年第12期，2015年12月1日出刊，總第4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