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緣何批評胡適？——一個思想史的梳理

魯迅緣何批評胡適？——一個思想史的梳理郝慶軍　 1933年3、4月間，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集中發表了一組雜文，如《王道詩話》、《光明所到》、《出賣靈魂的秘訣》、《言論自由的界限》等，正面批評胡適；下半年旋即又寫了《二丑藝術》、《幫閑法發隱》、《吃教》等，側面抨擊胡適。時間如此集中，主題如此明確，態度如此激烈，對魯迅的思想和創作而言是非同尋常的。引發魯迅對胡適如此激烈的態度，固然有十分現實的原因，如胡適調查北平監獄，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主席竟然公開在報紙上替當局掩飾罪責，批評總會；再如對日本侵華一事態度曖昧，竟公開勸說日本政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等等。但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新青年》團體解散，魯迅與胡適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早已南轅北轍；他們文化思想上的分歧也日益明顯，並多次發生抵牾和齟齬。事實上，魯迅與陳源、與顧頡剛、與梁實秋的論戰背後都有胡適的影子。因而，要正確理解1933年魯迅緣何批評胡適，有必要對魯迅與胡適自《新青年》解體之後十幾年間在文化觀念和思想立場上的分野做一個簡要的梳理。一首先須從《新青年》談起。作為《新青年》的編輯同仁，因時勢之需，共同作戰，魯迅與胡適還能夠相安自處，沒有什麼衝突，並且因學術和認識上的交流不免有些過從往還。但魯迅已經看到胡適的「與眾不同」，並默察到胡適的「韜略」。1920年，胡適因嫌《新青年》刊登馬列言論，「色彩過於鮮明」，「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便致信陳獨秀等人，提出改變《新青年》性質的三個辦法，其中一條要求在九卷一號上發個宣言，聲言「不談政治」。魯迅致信胡適說：「至於發表新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幾《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疼，不會優容的。」魯迅似乎已經看出胡適所謂「不談政治」的要求其實沒有道理，因為《新青年》本身就是一個以政論為主的刊物，任憑你怎樣「宣言」，官方都會來壓迫。胡適要求「不談政治」，只不過要求《新青年》不要談馬列主義的政治而已，倘若談「好人政府」之類的政治，胡適恐怕不會反對。胡適「三十年不談政治」的約言一再打破，他不得不寫下《我的歧路》等文章為自己多次「談政治」辯白。事實上，他不僅不限於「談」，還不失時機地「干」。正如他的《後努力歌》所言：「你沒有下手處嗎？從下手處下手！『干』的一聲，連環解了！」就在這個《後努力歌》發表後的第三天，胡適去拜見了宣統帝。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即1937年7月31日，胡適拜見了蔣總統，他在日記中寫道：蔣先生約午飯。在座者有梅、伯苓、希聖、佈雷、蔣夫人，極難談話。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說話，只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找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宗武談甚詳。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miracle（奇蹟），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理而已。其實胡適想要做的這一件「miracle」（奇蹟），就是企圖與日本議和，即「外交路線不可斷」。據研究，當時胡適還參加了南京的一個被稱為「低調俱樂部」的組織，對官方抗戰到底的口號提出質疑，企圖謀求與日本講和。查閱1937年7月31日胡適的書信，可知胡適確有這個打算，並一度進行了緊張的活動。所謂黑幕重重，老實的讀者若只信胡適美麗的言詞和他精心設計包裝了的《胡適文存》、《胡適留學日記》等高文典冊，難保不會受欺。但魯迅卻眼光銳利，一眼洞穿其間的障蔽。他在1931年寫的《知難行難》中就從「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相好」這個話題談起，談到了胡適拜見宣統帝的事，也談到了1931年蔣介石召見胡適和丁文江的新聞，談到胡適《知難，行亦不易》的文章，從文章要求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從羅隆基的《瀋陽事件》中關於「專家進入政府，可以犧牲自己的政見」等語句，指出胡適所謂爭取「英國式自由」，無非是想進入政府的一種策略。可見，「爭人權」、「爭自由」之類成了攫取權力的敲門磚，一旦權力到手，登上高位，按魯迅戲仿梁實秋的說法就是「爬了上去」，就「可以犧牲掉政治的意見」，「自由和人權」便盡了使命，成了不值一文的磚頭，可以隨手丟掉。胡適倡導「好人政府」，竭力促成王寵惠「好人內閣」，人盡皆知，自不待言；後來與段祺瑞、吳佩軍來往，參與善後會議、支持清室活動也未能逃脫眾人的眼睛。這裡有兩份信件，可以略知當時人們，尤其是青年對胡適的失望和意見。1925年董秋芳在《致胡適之先生的一封信》，表示了對胡適參與軍閥政客們的「政事」的嘲諷和不滿：「恭喜先生，數年來埋首書叢的結果，構成了名流學者的資格，運會所至，居然得了臨時執政的段芝泉（即段棋瑞——筆者注）先生底寵招，行將與許多達官貴人們握手談心，討論所謂軍國大事，……我們讀過先生給善後會議籌備處的一封信，不能不想到兩年前先生在《努力周報》上答覆我們討論好政府主義的幾句話——分頭並進，各行其是，不能不感到先生所說的這幾句話里含有乘時竊勢的意義，並且不能不悟到數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新文化運動，原來是竊獵浮譽，以為現在活動的一種步驟。誠然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如果說董秋芳等人的批評還帶有個人的主觀色彩，那麼「上海學生聯合會」公開致書胡適多少帶有公論的性質，應該不必懷疑。這封信中言辭更為直切、激烈：「比年以來，先生浮沉於灰沙窟中，舍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餘孽，嘗試善後會議，諸如此類，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士釗合作，清室復辟函中又隱然有先生之名。嗚呼，首倡文學革命之適之先生乎！」上引兩份材料足見當時許多青年不滿於胡適的投靠政府和悖謬言行，但他們還是以為胡適惋惜的心清來看待胡適舉動悖謬，對胡適在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和功績給予肯定。魯迅的眼光似乎更深遠一些。他曾有「人一闊，臉就變」的名言，還有對「敲門磚」現象的深入審理，都在追問現代中國那個仄民的環境使人變得庸俗不堪的社會因由和心理疾患。人心變得狹窄，一切都成了向上爬的工具，像白蟻一樣一路吃盡，留下串串遺矢。文學、學術、革命、理想都逃不脫這個命運。談及五四精神，魯迅往往抑制不住感情，因為十幾年後，五四的真精神已然消失，剩下的僅僅是「媚上」和「取容」。1934年5月致信台靜農說：「北平諸公，真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1933年底，同樣致信給台靜農，又說：「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面』，則較為切矣。」1930年2月致信章廷謙，慨嘆一起戰鬥過的人們為了苟活，變為黑暗，說：「語絲派的人，先前確曾和黑暗戰鬥，但他們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變為黑暗了，一聲不響，專用小玩意，來抖抖的把守飯碗。」其實，這些信件中所說的「北平諸公」、「北大」、「化為黑暗」、「把守飯碗」，哪一樣沒有胡適的身影呢？在《吃教》一文，魯迅則系統地剖析了胡適如何利用輿論作為晉身之階。在魯迅看來，文學與學術之於胡適們，已經成為敲門磚，而且還利用製造輿論，利用三個刊物《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一步步登上天去：「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即《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好政府主義』——引者）。《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為了壓迫，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成為『上天梯』罷。」從「敲門磚」到「上天梯」，無非是為了取悅當道，進入權力中心；嘴裡唱的「自由」、「人權」之類，也就自然成了「向上的台階」，唱罷登台，一切完結。當到了1933年，胡適又要改唱「王道」和「王權」時，魯迅就要對他這一變化的身形集中給予一番細緻的觀察和展覽，用種種戲仿解構那些層層包裹的機心。二魯迅與胡適的另一個思想分野是關於「整理國故」與「學術研究」。胡適有自覺的歷史責任感和明確的「填補空白」的意識。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開首便指出了這個空白：「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裡支撐門面。」於是，胡適自覺地挑起了整理國故的歷史責任，而且用了「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和「比較的研究」來開闢新路，的確讓人感覺胡適有扶微繼絕的抱負和志向。急於填補空白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以此作為旗幟來號召，企圖吸引眾人的目光，讓更多的年輕人都經營此道，對中國來說不免有害。魯迅就是基於此種考慮來反對「整理國故」運動。1925年「五卅」事件以後，全國青年的反帝反軍閥的情緒十分高漲，胡適便寫了那篇令許多人詬病的《愛國運動與求學》，舉歌德和費希特的例子，要青年在紛亂的喊聲中，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自己」。他問學生：「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吶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引誘和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裡覺得難為情嗎？你心裡不安嗎？——這些都是人之常情，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鼓舞。」從提倡整理國故到勸學生踱進研究室，胡適的思路是一脈相承，但這並不是說凡研究中國古代的學問都是反動，這要看他背後的目的。魯迅曾以「保存國粹」為例，說明目的不同，功效就不一樣。他說，清末有兩種人喜歡談保存國粹，一種是愛國志士，一種是出洋遊歷的大官。「他們在這個題目的背後，各個藏著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可見，同樣是整理國故，同樣是進研究室，動機不同，目的有別，得到的結果也就迥然有異。清末反清的志士在東京圖書館裡下苦功夫，也是整理國故，但他們卻是為尋找、發現清初統治者殺戮人民的證據，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朱舜水集》等便是那個時候發現、整理出來的。胡適在多災多難而又不斷追求現代化的20世紀，執著於復興以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為主的所謂「科學方法」，其負面影響相當明顯。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序言中所說，此種學風漸成氣候，則使「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者、毀風俗而賊人才。」唐德剛也曾深入分析過胡適不顧社會環境需求，執意搞他的考證，不免距離時代太遠：「如果我們說『置天下飢道於不顧』，去搞什麼『明心見性』為本末倒置；則胡先生『置天下飢道於不顧』而去倡導什麼『訓估、校勘』，乃至於『自由、容忍』，不也是與時代脫節嗎？」胡適所謂的「科學方法」其實不過是清儒家法中訓詁、音韻、校勘加上「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比較的研究」等幾頂空洞的帽子，與社會現實無關，與世態人心無涉；而這種學術方法一旦成為氣候，成為一種余倡汝和的學術風氣，就會像錢穆所言，「苟有唱風教、尊師化、辨心術，敫人才，不忘我故求人倫政事，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袛訶而椰榆之，為賢矣！」就是說，倘若別人的研究不是用他這種方法，稍稍涉及人倫政事，便會遭到冷眼和攻擊。這已經說明這種清儒家法已經走到了末路，胡適卻奉為圭臬，要人死守，豈不荒謬？因為這種方法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而且把學問和知識當作終極目的，實際是一種社會關懷的逃避和真誠性情枯竭的表現。對醉心學術與提倡國故的動機的警惕和敏感，並非因為魯迅的深於世故，一味誅心，而是源於自己做過「奴隸」的經驗，源於對中國人被奴役於古書、被鉗口於學術的歷史的切身之痛。魯迅考慮問題的深遠和心事的浩茫非一般為學術而學術的腐儒所能及。當有人津津樂道明季以降三百年來學術史的成績，對乾嘉學者治學方法的備加推崇，尤其是梁啟超、胡適等人刻意表彰清儒的學術成就時，魯迅則頗不以為然，他給人算了這樣一筆賬：「『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隸，都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這段議論發生在1934年，它的寫作背景是中國東北被日軍侵佔，山海關失守，華北也在遭到日軍的一步步蠶食，整個黃河流域漸陷日軍之手。魯迅提醒那些昏聵的學者，若不抬頭，向上望望青天，你的工作。你的成績只不過成為粉飾亡國慘狀的遮羞布而已。國家卻到處千瘡百孔，東臨島國在覬覦，西方列強在虎視眈眈，我們的學者卻勸青年翻古書，鑽進研究室，手拿「繡花針」，專心致志搞所謂學術，這其實是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所謂「弱國無學術」，胡適從美國販運來的一批「教科書式」的知識，在中國卻令人「震其艱深」，國人很少檢討他的那套學理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任憑他把試驗主義嫁接到中國清代的考據學上來，用他所謂的「科學方法」剪裁中國經驗和中國文化。胡適「暴得大名」的關鍵就在這裡：他能學得一些「美國教科書」上的知識，懂一點試驗主義的皮毛，即算「通西學」，這對東方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青年界和思想界極有吸引力，也極有煽惑力。胡適用西學俘獲青年人的心，用古學來取得當時在文化界占很大勢力的精英階層的認同；或者反過來，在古學知識貧弱而趨新求異的青年人那裡，他不僅是思想先進的留學博士，還是一個「有正統派遺風」（蔡元培語）、有學問的學者，在精英階層的人看來，胡適有家學淵源，而且懂得「科學的方法」。胡適的成功正是得益於他的這種「複合型人才」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的需求。但也許正是這種太過趨時和遷就觀眾，「表演色彩」就不免略顯重些；而一旦不顧歷史環境和社會要求，一味迎合某種「文化」，勢必走向它的對立面。三至於胡適用考據學來研究文學，那就更是盲人摸象、離題萬里的事了。如果說他的所謂「雙線文學史」和用考據學方法來探究文學的外部關係，還有其時代的意義，而若用他的「科學方法」來對待所有的文學現象，不啻買櫝還珠、靈肉雙失。文學研究的考據化傾向是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面相，其間的得失很難定評，但它的棄絕文學精神、排拒心理深度的探尋不能不是一大缺失。不但如此，文學研究的考據化傾向有時還會走入矜異獵奇、炫耀博學的歧途。逞才使氣，好行小慧，是一種賣弄；冒充博雅，濫引群書，也是一種賣弄；依據孤本，把持材料，炫異獵奇，已經是一種古董商式的無聊了。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部偶然獲得的《四松堂集》的本子。據胡適稱，這個本子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且不說「唯一的孤本」之說文法上是否可通，就算仗著這個孤本治學能一鳴驚人，卻不足以為人效仿。因而魯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胡適這種治學方法「往往恃孤本秘籍，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甚為學子所珍賞。」接著又以自己的治學方法與胡適比較，說：「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覽，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故遂孑然於學林之外，《中國小說史略》而非斷代，即嘗見貶於人。」其實魯迅指責的這種以「恃孤本秘籍」、「炫耀人目」的考據學方法來從事文學研究，恰恰反映了研究者思想的貧弱和文學感覺的枯竭。與此相對照，只憑「通行之本、易得之書」來研究中國小說的魯迅，儘管時時處處注重材料的引證，文獻的考證，但由於充盈的藝術感覺和超常的歷史洞見，使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歷百年而罕有超越其精深者。同樣注重考據，卻從不以考據標榜，而是作為一種基礎性工作來對待，因為魯迅關注的是活生生的文學現象。他的研究充滿生氣，他的學術裡面隱含著自己的懷抱。至於對胡適考證《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之類，把作品中的人物與現實中的人物牽強比附，魯迅很是不以為然。若從「學問」方面來看，胡適的文學研究、小說考證的確開創了一個很重要的研究「範式」。胡適喜歡談紅樓夢考證、水滸傳考證、白話文學史，但他談來談去只是談了文學「史」和小說版本、故事來源、作者身世之類，文學自身是個什麼東西，對他來說倒是次要的。但是，文學研究的對象本來就是作家作品及其相關的世道人心，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生命史和心靈史，文學研究關注的始終是社會生活中最為敏感的一群人對他們所處時代和歷史的感悟與情懷，只用考據，或者主要用考據的方法來研究文學，到頭來往往收穫的只是歷史的浮沫，生命深處和歷史深處最動人的東西往往被忽略和遺忘。囿於考據，死守家法，眼裡滿是材料，胸中儘是故紙，辛苦爬梳來的和落到紙頁上的，竟然是一堆無言的故實，而活生生的文學精靈和血脈賁張的生命個性卻逃之夭夭。此種研究往往是博而寡要、勞而鮮功，實在是一樁買櫝還珠的蝕本生意。摘自2007年第2期《文藝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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