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與阿Q革命

06-28

娜拉出走與阿Q革命

——文學革命90周年有感

原載《黃河文學》2008年第11期

姜弘

九十年前的1917年，曾發生過兩場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文學革命」。十月革命所締造的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就不再去說它了。文學革命所開創的中國新文學呢，可還存在，狀況如何？這是我所關注的，一直在等待著這方面的信息。眼看中秋就要到了，一過中秋，這一年就差不多了，可還沒有看到聽到有關紀念文學革命九十周年的信息，難道人們都把這件事給忘記了不成？後來又一想才明白了：不是人們忘記了文學革命，是他們只記得五四運動。

多年以來，我們的歷史書和紀念活動，把九十多年前發生的許多事情都「一鍋煮」了，統稱之為「五四運動」，而且統統定性為「愛國主義」、「反帝反封建」。然而，事實卻遠非這樣簡單，那短短几年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非常豐富也非常複雜。撇開先前的張勳復辟和後來的中共建黨，中間的袁世凱稱帝和巴黎和會這些政治性前因後果不談，單是被稱為「運動」的主要事件就有三個：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接著更名《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標誌著文學革命運動的開始；1919年5月4日學生上街遊行併火燒趙家樓，則標誌著愛國救亡群眾運動的興起。所謂的「五四運動」，主要就包括這三件事、三個運動。其中，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屬於思想文化運動，學生遊行屬於社會政治運動，前者是一種思想文化潮流而非群眾運動，後者才是政治性的群眾運動。這二者的性質極為不同，前者具有內發、自省性質因而更多理性批判精神，後者是對外部壓力的反彈因而更多非理性的情緒化傾向。這兩種不同的運動和傾向，就是人們所常說的「啟蒙」與「救亡」。

這裡，只說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文學革命。我認為，有兩點應該首先加以澄清和說明，那就是：第一，文學革命與十月革命無關，文學革命的醞釀始於1915年秋，正式提出是1917年1月，均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後來的事情無法影響先前的事情。第二，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不是政治運動，也不從屬於、服務於任何政治勢力，這也是事實：陳獨秀就說過，他的脫離政壇，轉入學界，是為了「改造國民精神，寄希望於青年，不涉身政治。」胡適也說過，他回國以後「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化上替中國建築一個基礎。」至於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他們離政治就更遠了。特別是魯迅，到了1927年，一些人紛紛轉向政治，文學與政治開始糾纏在一起的時候，他明確提出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命題，說文藝與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就是「共了產」像蘇聯那樣，文藝家也仍然要受到政治家的壓迫和挾持。後來的歷史證實了魯迅的預言，九十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可以說主要就是文藝與政治相衝突的歷史。——但在1917年的當時和那以後的幾年中，新文學確實是獨立的、自由的。

當年，郁達夫就說得很明白：「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個人而存在了。」（《現代散文導論下》）——魯迅也說，「最初，文學革命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並承認自己當年開始寫小說時的思想屬於啟蒙主義。——這裡的「啟蒙」，指的是一種自身的醒悟、成長，如康德說的，脫離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勇於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在西方是一個自然發生的歷史過程，而在中國，就需要外力的啟發引導——不是灌輸、改造，而是由感情交流、心靈感應而生的啟發引導。文學革命之成為啟蒙運動的重要一翼，其原因也就在這裡。

胡適的介紹《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倡導「易卜生主義」，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這件事應該是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大事，當時影響極大，五十年後又在「顧准熱」中舊話重提，可見其意義非同一般。當時就有許多女性衝出了家庭去尋找自由，也有人模仿易卜生寫同類題材的作品，更有人從生活到創作都學《娜拉》，最明顯的就是丁玲和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謝冰瑩和她的《女兵自傳》。而且這不僅僅是婦女解放的問題，實際上是所有中國人的人性覺醒和個性解放。胡適所闡述的「易卜生主義」，是這一思潮的最好的概括說明，與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對照著看，方能全面而又深刻地認識那個時代，也才能回過頭來真正看出後來我們所走的彎路和所付出的慘重代價究由何來。

胡適興緻勃勃地談論娜拉的出走，寫下了那篇著名論文《易卜生主義》；魯迅也談論娜拉，有過《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與此同時，魯迅還憂心忡忡地注視著阿Q,並寫出了那部新文學經典《阿Q正傳》。——其實，胡適和魯迅的基本觀點和態度是一致的，不同之處在於，胡適注意的是城市的變化和知識分子的覺醒，魯迅則同時注意到了世代居住在鄉鎮的下層民眾，因為他更懂得中國的歷史。

胡適稱他的「易卜生主義」為「最健全的個人主義」，說「這個個人主義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於現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接著，他告訴人們，這在西方已經是過時的十九世紀的思想，但對中國來說還是先進的。至於這種先進思想在中國將會遭遇到什麼，能否被吸納？他似乎認識不足，未加說明。對此，魯迅有充分的認識，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里做了詳細解說和深刻剖析。這是一篇長期被誤解、曲解的重要文章，五十年後顧准重新解讀了，卻依然沒有被充分認識。

「娜拉走後怎樣」？有人回答說「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但魯迅另有解說：一是如易卜生的另一個劇本《海上夫人》中的哀梨妲，有了自由，不走了：二是「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因為「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對於這種真正要自由而又不怕犧牲的人，魯迅談了三點意見：一是不要做夢，夢想未來的黃金世界；二是要腳踏實地從切近處做起，如先解放了自己的子女（參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爭取經濟權；三是要進行長期的韌性戰鬥，因為「中國太難改變了」。

就在《娜拉走後怎樣》公開發表一年多之後，魯迅又寫了小說《傷逝》，寫了一個中國的娜拉的悲劇命運。小說不但具體寫了子君「出走」和「回去」的全過程，更細膩而深刻地揭示了她「回去」的原因，主觀的原因和客觀的原因。從這裡，可以讓人聯想到那次講演中所說的「麻癖了翅子，忘卻了飛翔」和「中國太難改變了」之所指。這篇小說，是魯迅創作中的精品，感情濃烈，思想深刻，寫人物的心理，直至其靈魂深處。如他在談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時所說：「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著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窮人）小引》）——在《傷逝》里，整個事件是通過涓生的回憶和懺悔表現出來的，與此同時，在文字背後，在字裡行間，還有一雙深情而又嚴厲的含淚的目光，在注視著他們，同情並讚美他們的單純和勇敢，不滿於他們的幼稚和軟弱，更舉劾著他們身上的傳統污穢——男尊女卑遺毒。——這不是和胡適的主張完全一致嗎？魯迅的遺憾和不滿，就在於他們，特別是子君，還沒有如胡適所說，真正「把自己鑄造成器」，「鑄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

對於阿Q，魯迅是另一種態度，因為阿Q既未覺醒，又不是完全在沉睡，而是似睡似醒，有時還夢魘纏身；與閏土不同，阿Q是一無所有又見多識廣，因而不大安份，夢想出走——革命。魯迅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專門寫了阿Q的革命，後來又撰文特別對此加以說明，可見他對這一情節的重視。在他的筆下，阿Q革命的動機、目的和性質，都是很清楚的。在阿Q心目中，革命就是造反、就是復仇，就是用暴力攫取所渴求的東西——殺死那些以往卑視過自己、輕慢過自己的人，攫取他以往夢想而不曾有過的權力、財富和女人；對於那些暫時不殺的人，奴役他們，羞辱他們。如魯迅所說，「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用酷刑」，「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人，也不把別人當人，這是阿Q不同於娜拉的根本所在。〖這就是阿Q和洪秀全的思想體系完全一致的原因所在。〗

顧準是在1973年那個特定歷史時期對「娜拉出走」與「阿Q革命」進行對比分析的。事實上，他所談的許多都是「娜拉出走以前」也就是「革命勝利以前」的問題，特別是革命的目的和道路選擇問題。他之所以想到了魯迅，一再引用那個演講的題目，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與魯迅之間的靈犀相通——他親歷了魯迅所反對的那種為夢中的黃金世界而承受現實苦難的全過程，他贊成魯迅那種不問最後勝利而堅持現實的韌性戰鬥的主張和態度，所以才從理想主義回歸經驗主義，並且在那樣的艱難條件下進行精神里的探險——剖析「終極目的」、「直接民主」等問題。

顧准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一文里，並沒有直接提到阿Q的名字，他談的是朱元璋和李自成、洪秀全。然而，那不是造反勝利了的阿Q和造反失敗了的阿Q嗎？談他們是為了比較西方的革命與中國社會變遷的不同特點和不同性質，以及不同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同時還提到了劉基、宋濂和牛金星、李岩這些帝王和梟雄們的「筆杆子」。在談了他們之後，顧准把筆鋒一轉，一下子跳到了「五四」，說「五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這一轉折似乎有些突兀，而當你注意一下這一節的標題時，你就會恍然大悟：這一節的標題是「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想想看，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一直在治與亂的磨道里轉，榮耀也好，苦難也好，他們從沒有過「我」，更無論「自由」了。從「五四」起，才開始自覺地走出來尋找新路。幾十年來幾經反覆，到了1957年，又一次進入了「百花齊放」的「早春天氣」。可好景不長，迅即又迴轉到阿Q革命的老路上去了。無論掛什麼名號，誦什麼經文，路還是那條老路，治與亂、暴君專制與奴隷造反，有如一個硬幣的兩面，花紋不同，價值相等。娜拉的出走，就是要拋棄這種硬幣，改變價值觀念，用「自我」、「自由」取代以往的忠孝節義，開創不做奴隷的「第三樣時代」。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主題和主要目標就在這裡，就是倡導娜拉的道路而否定阿Q的道路。直白地說，就是提倡個性解放，個人主義，讓中國人都能意識到自我，挺直腰桿做人，做自己的主人。這就是九十年前先驅者們所倡導所堅持的「個人主義」。除了前引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同一年發表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也很重要，對這一思想有詳明的解說。這種個人主義是與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相結合的，是個人與人類、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的統一。也就是說，自己要像人一樣活著，也讓別人像人一樣活著；活著，既要能溫飽，更要有尊嚴，有精神追求。總之，追求人的自由，不屈服於權力（政治），也不沉溺於物慾（飲食男女）；這不就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嗎？其實，當年胡適就引述過這三句話。

不幸的是，從1927年開始，這種思想主張——個人主義以及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就一直受到抵制和批判，受到左右兩方面的抵制和批判。實際上，兩種批判都是要已經出走的娜拉回去，右邊的要她回到信奉民族主義和孔孟之道的老家去，左邊的要她進入用「終極目的」和民粹主義合成的新家中去；兩家都有嚴厲的家規，很少或根本沒有自由。整整半個世紀，新文化、新文學就是在這一夾縫中蹣跚前行的。

九十年過去了，最早出走的娜拉都已離開了人世，丁玲兩次出走、兩次回來，最後到了北大荒又進了八寶山；謝冰瑩參加了北伐和抗戰又到了美國和台灣，最後皈依了佛門。這中間有太多的東西值得總結反思，而要總結反思這段歷史，就必須尊重事實，分清是非，而且要細，粗了會冤枉好人，放過惡人，遺害子孫。

開始提出的疑問：新文學在今天的狀況如何？我沒有專門研究，不敢妄下斷語，但感覺和感觸還是有的，也是與魯迅的啟示有關。不管一些人怎樣鄙薄魯迅，魯迅真懂得中國人和中國歷史，他的話往往成為預言、讖語，這一點恐怕誰也否認不了。這不，他擔心幾十年後，中國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幾十年後就真的來了那麼一場大革命。關於文學，魯迅有一篇《文壇三戶》，說的是文藝界的「破落戶」、「暴發戶」、「破落暴發戶」，擔心發展下去會有更多「惡少」和「癟三」，最後斷言；「使中國的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今天看來，這話也並未過時。

——二○○七年九月中秋前三日於武昌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