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生哲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

現代西方人生哲學產生於科技和工業迅猛發展、危機和戰爭席捲全球的19世紀末葉，並以其強烈的非理性主義和濃郁的悲觀主義與18、19世紀哲學中的理性主義、樂觀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8、19世紀的哲學家雖然對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也曾表示過強烈的不滿、進行過猛烈的批判，但他們相信理性和科學，相信歷史的進步，相信人間的天國就座落在不遠的將來。可是，哲學家們並沒有看到人間的天國，相反地卻看到了由於危機和戰爭使歐洲大陸幾乎變成了人間的地獄。現代科技和工業的發展，雖使社會財富大幅度的增長，人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得以極大的改善，同時也使人們產生一種成為金錢和物慾的奴隸、成為無情運轉的機器中的可以任意調換的零部件的壓抑感和茫然感。緊隨技術工業而產生的冷酷板滯的官僚政體又使得作為個體的人無足輕重、軟弱無力，一紙證明或者一紙判決，就能使你或許飛黃騰達，或許從地球上消失。世界大戰、經濟危機、社會動蕩，粉碎了西方人以理性崇拜為核心的自戀心理傳統，給人們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正如雅斯貝爾斯斯文在《新人道主義的條件與可能》的學術報告中所指出的：「現在已經再沒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沒有那種雖在彼此敵對中，雖在生死決鬥中仍然使大家相互之間有同仇敵愾的東西了。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識，只能用三個否定來加以標誌，那就是，歷史傳統的崩潰，主導的基本認識的缺乏，對不確定的茫茫將來的彷徨苦悶。」

世界大戰的炮火使數千萬人橫屍歐洲大陸，也窒息了人們的理想信念和人道貌岸然主義精神；現代科技和大工業碾碎了人性和良知，將許多青年推向了自甘沉淪、縱慾享樂的泥潭。傳統的西方文明崩潰了，生命意義的支柱倒塌了，西方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價值觀念瓦解了。現實充滿著混亂和災禍，未來是一片昏暗漆黑，倒退到過去的路也早已堵死。在這種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哲學家們唯一能做的工作，是對迷失了前進方向的現代人的精神狀態做出哲學的概括與診斷；滿懷驚恐和憂思的文學家也從現代人悲觀、迷惘、倦怠的生存狀態中找到了描述的對象和主題。他們與哲學家攜手合作，相互影響，一道探索前行，從而導致了與倦怠病弱的人生哲學相呼應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誕生。

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促使了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劇變，「重新估價一切」的口號非常響亮。在這種口號的引導下，培養和造就了一代苦苦的年輕人。當舊的觀念、舊的習慣被人們徹底否定之後，新的人生價值並適時地產生出來，在新的生命坐標難以為人們所把握的時候，人們又面臨著新的彷徨和懷疑。於是探究人生、探究社會的「問題小說」便應運而生了。「問題小說」所探究的核心問題是「人生究竟是什麼」？這種探究及其所提出的問題，與西方哲學家的研究命題，與西方文學家的創作主題，達到了驚人的一致。與西方哲學家、文學家探索的內容不同的地方，一是在探索「人生究竟是什麼」的時候，還涉及到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男女平等、下層勞動者的痛苦和現實的黑暗等諸多社會問題；二是雖然多數作家的探究是「只問病源，不開藥方」，只提問題不給答案，但仍有部分作家在提出問題後，也試圖給予答案，而且得出的答案也大相徑庭。例如冰心在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麼？支配人生的，是『愛』呢，還是『憎』？」之後，得出的答案是：支配人生的，是「愛」而不是「憎」。冰心奏的「愛」的幻美曲，廬隱唱的則是「悲」的哀歌。廬隱筆下的人物大都是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幸福的青年女性，得到都是凄清的苦果和幻滅的人生，命運坎坷，前途渺茫，「人生不過爾爾」。王統照則常常在作品中或描畫一幅美的人體，或設置一個美的意境，極力地歌頌「愛」與「美」所具有的改變人生的偉力，以抽象的「美」與「愛」來作為彌合人生缺陷的藥方。葉聖陶是一位忠實實踐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寫實主義文學」主張的作家，他非常善於從下層平民平凡、庸俗、單調、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去發現「深濃」的、「非常」的意義，因而在「客觀的寫實的描寫著灰色卑瑣人生」的同時，總是期待著「美」與「愛」的理想的實現。

「文革」結束之後，當人道主義的呼喚在中國新時期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浪潮中重新奏響之後，人們發現，對生命價值的嚮往和追尋，生命熱情失落後的哀傷與迷惘，同樣困擾著經歷了10年動亂的年輕一代中國人。隨著現代西方人生哲學被引入國門並得以傳播，消極、頹廢的生命意識亦很快成為中國新時期文學頗為張揚的旗幟之一。仔細考察一下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在探索人的生存意義、生命價值方面的努力，就會發現，「苦難意識」、「蔑視人類」、「無家可歸」、「尋找自我」是其受到西方人生哲學深刻影響而產生的四個最重要的主題。

一、苦難意識

「文革」結束後，從一片荒蕪的文學園地里破土而出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首先將筆角探向了錯誤路線給人們造成的生存的艱難和生活的苦難。傷痕文學是在10年內亂結束之後最先感受到了那場災難給人們心靈和肉體留下的傷痛。劉心武的《班主任》不僅僅是揭示了左傾思潮給年輕一代的心靈造成的誘蝕和戕害，而是表現了我們整個民族靈魂中的內傷和隱患。盧新華的《傷痕》既讓人們看見了法西斯暴政在母親額頭留下的依稀可辨的鞭痕，更讓人們深切感受到暴政下親人背棄所帶來的難以縫合的心靈創傷。反思文學更將探索的筆觸伸向了造成這場劫難的成因和根源，對那一段被顛倒過的歷史是非進行了再認識、再評價。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寫了近30年我國農村曲折演變的歷史，寫了幹部與群眾之間漸趨惡化的關係，寫了左傾路線如何使農村經濟一步步走向破產。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既無情地剖析了滯後於時代的農民們的盲從和愚忠的靈魂風貌，更鮮明地照觀出錯誤路線對農民精神上的奴役和物質上的剝奪。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描寫了一名曾在戰爭年代裡為了世界人民的幸福和安寧獻出過一條腿的共產黨員，在和平歲月里，為了全村鄉親的生存為了戰勝我們黨自身的謬誤卻付出了血的代價直至生命。

如果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數說人生的險惡與艱難的目的還在於一種出自一種義憤的控訴和政治性的批判的話，那麼，當80年代初期現代西方人生哲學湧進國門之後，無論是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還是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等，便有了清晰而強烈的真正意義上的苦難意識。這種苦難意識的形成，主要受啟於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生存意志」學說。

何謂人生？人生就是痛苦和無聊。這是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及《悲觀論集》中反覆彈奏的主調。在叔本華看來，意志不僅是萬物之源，也是萬惡之母，還是產生痛苦的淵藪。任何意志都表現為慾望、衝動和自我奮鬥，但它永遠也得不到滿足，於是，真正的幸福只是一種幻想，而痛苦則永遠沒有終點。他把人的意志或欲求暫時得到滿足叫做幸福，把人的意志或欲求受到外界的阻礙叫做痛苦。人生就是被無限的欲求鼓動起來的一葉扁舟，在茫茫無際的苦海上掙扎。雖然航行中會有短暫的風平浪靜時刻，人們或許以為這就是他夢寐以求的滿足、快樂或幸福，但實際上這只是痛苦的間歇期、一個剛剛消失的痛苦與即將來臨的又一個痛苦之間的間歇期，它並不意味著痛苦的消失。而且，當人們沉浸於欲求暫時滿足的「幸福」時，在一旁窺伺已久的無聊寂寞又會趁虛而入了。這就是叔本華所說的：「睏乏和痛苦如果一旦於人以喘息，空虛無聊又立即圍攏上來，以致人必然又需要消譴。」這又稱作「逃避空虛無聊的掙扎」。因此，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和空虛無聊之間拋來擲去，欲求和掙扎構成人的全部本質，痛苦和無聊則構成了人生的基本內容。

在80年代中後期的小說創作中，欲求和掙扎、痛苦和無聊都曾得到形象化的反映。例如劉震雲的《新兵連》，揭示了在那個惡夢般的歲月里，一群憨厚、樸實的農村青年來到新兵連，開始了一段凄凄惶惶、瞬息萬變的生活。「老肥」、「元首」和王滴們一個個虔誠地爭取進步併當上骨幹，旋即又一個個美夢破滅，或遣送回家，或派去種菜、看庫房，或為軍長的癱瘓老爹端屎端尿。一心想入黨的老兵、班長李上進，也在看不到盡頭的考驗中失了足，被判了刑。是政治慾望，使他們來時都兄弟似的，一到部隊都成仇人啦（「老肥」語）。《故鄉天下黃花》里的人們，在權力欲的驅趕下，為了一個小小的村長職位，竟引發了幾代人的恩怨仇殺。李國文的《小事》中的兩兄弟，當年在狂熱的「捍衛」鬥爭中，曾經懵懵懂懂地各居一派，勢不兩立；如今又在「遺產」糾紛中，非常清醒地各持己見，反目成仇。是財產欲使得兄弟鬩於牆，人性在愚昧中失落，又在貪婪中扭曲。余華的《難逃劫數》中的東山、露珠、廣佛、彩蝶、森林、沙子等人之間的那一幕幕掙扎和廝殺，全因為情慾的騷動，將他們推向瘋狂的深淵。蘇童的《米》，寫一個失去家園的農村流浪漢在冷酷無情的城市中苦苦掙扎，終於混出個人模狗樣之後，隨即在瘋狂的報復欲驅使下，將一個個的生靈毀滅掉。

在這一類作品所構建的世界裡，讀者所能看到的，是冷酷，是殘暴，是恐怖，是癲狂；讀者所能感受到的，是苦難，是孤獨，是性惡，是絕望。幸福在哪裡，快樂在哪裡？在李國文的《幸福》中，一對知識分子把權力、聲譽、皇冠車當作幸福與否的主旨，成為每天必談的話題。結果，那種荒謬的幸福慾望、莫名其妙的爭吵苦惱和無休無止的相互傷害，不僅導致了愛的麻木，也使得到手的「幸福」快感蕩然無存。而《快樂》中的陳迪，是一個被人稱之為事事順心的「極快樂的人」，可是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他的「快樂」是靠壓抑自己討好別人裝出來的，真正屬於自己的卻是既無法堂堂正正擁有，也決不會為外人所容忍的那份「婚外情」。

在這個充滿欲求和爭鬥的世界裡，痛苦和無聊是其真正的主宰者。蘇童的《妻妾成群》，描寫的是在江南的一片青瓦白牆之間所上演的爭奪寵幸、爭奪財產的一幕幕勾心鬥角的鬧劇，頌蓮、梅琦、如芸等一群青春鮮亮的生命被迫日趨腐朽，人的慾望卻如罌粟般的邪惡艷麗。鄭萬隆的《火跡地》，聚集著內亂歲月一群無處容身的逃犯和盲流，可是這裡不是一個時代風雨的避難所，也不是一個相濡以沫的世外桃源。這裡奉行的是弱肉強食、爾虞我詐。刁蠻的黃毛是這片火跡地的獨裁者，善良而天性尚存的馮老頭便成了他獸性復仇的犧牲品；曾多次以弱者保護神姿態出現的「黑奶奶」，在牽涉到自己生存的關鍵時刻也會向好的保護者狠下毒手。正如作品中的人物楊鬧兒所質問的：「這裡和外面的世界那麼不一樣，不要戶口和糧食關係，不問階級出身，不查祖宗三代，不管參加了哪一派組織，為啥人和人之間也充滿了那麼多危機？」與《火跡地》具有異曲同工之效的是王旭烽的《姑娘山速記》。在一個現代城市堆放垃圾的地方，居住著一群被正常人遺忘的生命。這裡並不因為他們是軀體的傷殘者或精神上的病弱者而稍減生活的艱辛和生存的苦難：盲女小夜剛剛與擦背師傅相戀，卻隨即遭受了突如其來的強暴；月明一次次慘遭丈夫的毒打，侏儒小鷂多次試圖以自己的撫慰為她支撐起生命的信念，最後在外人瞥視下雙雙上吊自殺；王排以「旗手」的身份自居，冷酷而虔誠地批鬥著這群病殘者；老柳和小紅襖真誠相戀，卻遭到人們最下流的戲弄。在余華的《往事如煙》中，那個叫做「6」的人物，以每個3000元的代價將6個女兒賣到天南海北而不管她們是死是活。最後一個女兒因為抗拒他的出賣而自殺，他竟然連她的屍體也賣了3000元。鐵凝的《棺材的故事》寫一對帶著各自的心靈的創傷和人生的殘缺的苦命男女，在花圈壽衣店外的一口水泥棺材裡找到了一處能夠相互奉獻炎熱身心的自由空間。可是，正是這口棺材，僅給兩個人帶來短暫的幸福與寧靜，它的突然被賣則迅即結束了兩個正在熟睡的生命。

二、蔑視人類

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引用了一個古希臘的傳說：邁德斯王向森林智者請教什麼是人生，森林智者在他的再三追問下，嘆了一口氣說：「你們可憐的人類，為什麼一定要我說出那些你們最好不要知道的話呢？我告訴你們吧，你們人類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既然出生了，那麼次好的事情是快點死去，以歸於空無。」

如果說尼采對猶太教中的上帝，即那位主懲罰、報復和戰爭，並默許他的臣民攻城掠地的守護神還懷有幾分好感的話，那麼，他對耶穌用其門徒保羅將原始猶太教改造成基督教，並將上帝尊奉為宇宙和人類的唯一的神則從骨子裡懷有深深的敵意。這是因為《舊約》中的上帝允許他的臣民攻城掠地，顯得強大、自信和富有生氣。而《聖經》中的那位至尊的神，卻只會向人間下達諸如「靈魂」、「不朽」、「原罪」、「救贖」、「天堂」、「來世」、「同情」、「憐憫」、「忍耐」、「愛鄰」、「克己」、「禁慾」、「平等」、「犧牲」等等一整套道德訓令。而這些道德信條的核心只不過是蔑棄「人的生命與本能」。在它的束縛下，野蠻的人類雖然被馴服了，變得文明了，但同時也因失去血性而變得萎靡柔弱。尤其是基督教的頹廢道德整個地傳染給西方近代文明之後，人類便愈加隨落，歷史便急劇倒退。因此，在《反基督徒》中，尼采嘆息說：「人類一直處於最壞的情況中，人是被那些不適當的東西所支配，被那些心理上弄巧成拙的人所支配，被那些狡猾的、充滿仇恨的心理所支配——那些謀害世界和詆毀人類的人。」「有些日子，我染上了一種比最可怕的憂鬱還要可怕的感情——蔑視人類。我輕視什麼？我輕視誰？毫無疑問的是今天的人，與我同時代的人。」尼採為什麼會蔑視人類、輕視同時代的人？因為在他看來，如果說以往歷史上所存在過的那個人類世界是一個充斥著病弱者的瘋人院世界的話，那麼當今的人類世界便只剩下了殘軀敗肢，更令人不堪入目了！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中， 尼采借超人查拉圖斯特拉之口說：「我所見到的人，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如在戰場及屠宰場所見到的那樣——可當我離開現在，游目於過去，所見亦同。即只見有殘片、四肢，及可畏懼之狀，而不見有人。啊！朋友——地球上之過去與現在，實在使我最感煩悶，不堪忍受，使我不縱觀於未來，我幾不知何以為生！」他甚至還憎惡地詛咒說：「地球上有一層皮，而這層皮上有病菌，病菌之一就是人」。

尼採的這種悲觀情緒曾經深深地感染了我國80年代中後期的文學創作。其具體表現，一是對消極的生命價值的認同。頗為壯觀的尋根文學試圖通過對祿始狀態的生命強力的歌頌，來拯救軟弱、憂鬱、病態的當代人類，放眼的卻是蒙昧、愚頑、粗野、慵懶的蒼白生命；風行一時的玩文學貌似窺破世俗實則沉淪世俗，裝扮厭倦人生實則遊戲人生，描畫的是一個一切皆假、肉慾橫流、倦怠頹廢的浮華世界；波峰迭起的新潮小說在不斷地製造苦悶又在苦悶中排遣苦悶、不斷地設置空虛又在空虛中打發空虛的精神王國里，營造出一個虛無、苦悶和令人沮喪的灰暗之谷；孤傲獨步的先鋒小說追逐著放逐者、流亡者和夢遊者的無目的的飄蕩的足跡，在遠離時代、背棄社會的自下而上領域中，開闢出一片孤寂絕望的精神荒原。

二是對殘缺的人生狀態的凸露。鐵凝的《馬路動作》所展示的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殘缺狀態。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對人際交往有一種本能的恐懼感，為了將自己徹底封閉起來斷絕所有的人際聯繫，他將自家的大門鎖上，每日從窗戶里爬進爬出。然而精神的恐懼並沒有完全吞噬他對人際交往的需求與渴望，他一次次地在遠離人群的大馬路上獨自動作，在想像中進行人際交往的排練，藉此來悄悄培養自己面對現實人生的勇氣和自信。可是，當他直面人生時，巨大的恐懼感將他的美妙想像擊得粉碎。他仍然是那膽怯地從窗戶里爬進爬出與世隔絕的怪人。陳世旭的《聖人余自悅正傳》揭示了另一類的殘缺人生。余自悅的一生可以用8個字概括：明哲保身，費盡心機。他之所以被稱為「聖人」，並不因為他是什麼壯志凌雲的強者或者義勇兼備的英雄，相反，他的最大心愿是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他的自下而上智慧、湛深算度、忍辱負重、八面玲瓏，並沒有給他帶來吉星高照、一生坦途，相反倒是處處制肘、危機四伏，最後只是僥倖地保全一條小命而已。回首一生，聊以自慰的是生了一個啞巴兒子，這樣可以保證兒子日後全身免禍。由余自悅性格的險惡不難看出社會的險惡，由余自悅精神的殘缺亦可看出人生狀態的殘缺。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用象徵的手法曲折地描繪了一個窒息生命的混沌的生態環境。在浩瀚的綠色世界中，有無數大小不等的泥沼。它們象一個個的漏斗，吞食了無數的綠色生命。一天，一顆偉大的頭顱從泥沼中冒了出來，他從下大人找到中大人，再從中大人找到上大人，試圖找到一把改變泥糊狀態的鑰匙。可是滾來滾去，泥糊蝕化了他的腳、手和身軀，最後只剩下一顆光溜溜的頭顱被泥漿和寂寞包圍著。小說用晦澀、拗口的語言，創造出一種壓抑沉悶、陰森可怖的自下而上氛圍。

三是對險惡的人類本性的展示。余華的《現實一種》，寫一個4歲的孩子為了享受那一次次爆裂般的哭聲，不斷地用手去卡搖籃中的堂弟的喉管，從而導致了他們的父親相互間的殘酷廝殺。《一九八六年》中的那位瘋子，一會兒用鋼鋸鋸自己的鼻子、大腿，一會兒用石頭砸自己的生殖器，一會兒又想像著衝進了無邊無際的人群，用砍刀將他們的腦袋紛紛削上天去，使「破碎的頭顱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樣紛紛掉落」。陳斌源的《仇殺》，寫4個小青年僅僅為在一個小廁所佔一個坑位，就往一個老人身上連砍了16刀。格非的《敵人》，寫父親在一具具兒女屍體的震懾下，「身不由己」地親手扼死了劫後餘生的愛子。余華在《虛偽的作品》一文中坦言承認：「暴力因為其形式充滿激情，它的力量源來自於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這種思想認識和創作情形，不能不使人聯想起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所披露的那些人，人為地「製造出一種飢餓和渴望，認為它的使命正在於這種人為製造的亢奮，人們彷彿害怕自毀於厭倦和麻木，於是喚出一切惡魔，讓他們像獵人驅趕野獸一樣驅趕自己」。

四是對虛無的人生現實的冷漠。與尼採的「蔑視人類」相呼應的是薩特的人的存在的虛無主義理論。他曾將人與人的關係概括為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獄！」他不倦地呼籲人們投入到實際生活中去創造自己的人生，並為創立更為自由美好的秩序而奮鬥。但是，作為個人應該怎樣行動，更美好的社會秩序又是怎樣？薩特並未提供完美的答案。事實上，正是這兩個問題使他自己也陷入了迷惘之中。尼采和薩特的思想，不僅給我國新時期小說以深刻影響，在一些朦朧詩中也有直接的反映。例如北島的《回答》：「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自下而上的峰頂。」詩歌既表現出對現實人生的極大不信任，也表現了對自由選擇生存的熱切翹望。梁小斌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也對那段曾給我們民族造成混亂和荒蕪的歷史表現出冷漠與否定：「中國，我的鑰匙丟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歡叫/後來/我的鑰匙丟了……」當然，精神的失落並未消融詩人對美好未來的強烈憧憬：「我不能設想，美麗的風光/不在人們的臉上閃動/我們死去和誕生的地方還有什麼意義/我不能設想，崛起的建築里/不溢滿普通家庭的笑聲/我們的勞動、創造還有什麼意義。」（江河《讓我們一起奔騰吧》）

三、無家可歸

古代先哲們在追尋自然的始基、宇宙的本源，以及統率自然和人生的永恆規律的過程中，用理性和概念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的哲學體系。他們自以為找到了宇宙的最終本質，卻偏偏忘記了宇宙間最重要的東西——人。因此，丹麥哲學家基爾凱郭爾大聲疾呼，要將世間這個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生命個體人微言輕哲學關注的中心。但是人是個有限、短暫而且必死的「孤獨的個體」，他需要獨立地面對著自己的不確定的未來，獨立地作出分析，作出判斷，作出決定。外部是紛繁複雜的環境，內心是漂移不定的意願，沒有地方諮詢，也無法得到啟示。人想幹什麼，無法預料；人能幹什麼，沒有把握；人將成為怎樣的人，無法自主。這就註定人只能永遠處於無法決定又必須決定的焦慮、恍惚狀態，永遠被孤寂和憂鬱所纏繞。這樣，痛苦、厭煩、憂鬱、動搖、恐懼、絕望便構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存在狀態。

基爾凱郭爾終身致力於尋找人的本質，唯獨沒有找到他自己。他在孤寂、憂鬱中度過一生，並在孤獨、焦慮中死去，連平生唯一的一次戀愛也因敬畏上帝而放棄。所以他說：「假使我戰死之後而願有一塊墓碑的話，我只要刻上『那個孤獨者』幾個字就行了。」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也抱怨人們所生活的空間充滿了計謀和傾軋，充滿了源於獸性的殘忍和源於文明的狡詐。在這個空間里，人喪失了本性，喪失了自我，也喪失了尊嚴。在喪失本性和自我的沉淪中，人們表面上意見一致，實質上卻進行著一場沒完沒了的相互算計和傾軋，人成了某種工具，生活則成了一場生意買賣。在這個孤獨無援、充滿煩惱和恐懼的世界中，人的任何追求和努力都將是徒勞無益的，從煩惱中得以自拔或者「使自己從普通人當中解放出來」的唯一途徑是死亡。這樣一來，人的存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正如他在《存在與時間》一書的開篇中所說的：「當你們用『存在著』這個詞的時候，顯然你們早就很熟悉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不過我們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現在我們卻茫然失措了。」我為什麼活著？我還要不要活下去？我究竟是什麼人，從何處來，到哪裡去？功名利祿對一個必死的生命有不有終極意義？從他處獲知的生命意義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等等，這些問題讓人一輩子也纏繞不清。人的這種狀態，海德格爾把它稱之為「無家可歸」狀態，而這種「無家可歸狀態乃是存在被遺忘的標誌。」

如果把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概括為「無家可歸的人的哲學」的話，那麼，西方現代派文學則可以稱之為「無家可歸的人的文學」。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中的那位「地下人」，一生下來就失去了「家」，他也許就是現代西方「無家可歸的人」的第一幅文學肖像。加繆的《墮落》為世人提供了一面照見自己靈魂的全部卑污和空虛的鏡子，其中的那位律師則是一位割斷了傳統歷史、割斷了道德信念、割斷了精神支柱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廉價的幸福」的「局外人」。在我國新時期的新潮小說中，同樣也出現了一大批「無家可歸」的漂泊者、流浪漢。

方方的短篇小說《七戶人的小巷》描寫了一幅人心阻隔和齟齬得令人心悸的世態圖像。在小小的七戶人家和小小的一群人之間，橫亘著一道由歷史遺留的恩怨和現實扭結的矛盾所築成的隔膜忌防的高牆。他們或者他們的前輩曾經彼此有過傷害，加上隨之而來的互相提防和我行我素，使他們至今無法向同一條小巷坦蕩地敞開自家的門窗，至今不能共同站在一條小巷中輕鬆地換換新鮮的空氣。李銳的「厚土」系列小說通過日常生活去挖掘普通人的生存心態，去表現普通人的一種衝動、一種委屈、一種悵惘，或者一種對庸俗的屈就和服從、一種麻木和滿足，從而以悲酸的筆調寫出了生靈的困厄與無從選擇。劉震雲的短篇小說《單位》，形象地反映了人的個性的消失和自我判斷能力的喪失，寫出了一種普通人的「平均狀態」（海德格爾語），即人的木偶化和符號化。殘雪的作品所營造的人的生存環境，無一不是昏暗陰冷的，人們既相互發現著仇恨，又相互發泄著仇恨以致於形成為永無始終的病態循環的怪圈。她筆下的來來去去鬼鬼祟祟的人，幾乎都有生活在孤立無援的敵意包圍之中，沒有一個不是神經質的充滿攻擊欲和窺視癖的臆想狂、夢遊者。

假如說上述作品主要描寫了「孤獨者」的充滿冷漠、憂鬱、恐懼和絕望的生存環境，那麼中篇小說《如波如雲如葉》和《米》則真切地反映了「無家可歸的人」的命運結局。

王旭烽的《如波如雲如葉》以其憂鬱的筆調描述了一個漂泊都市、精神上無所皈依的少女初涉社會的尷尬旅程。她曾虔誠地崇拜著白雲，卻發現白雲不過是個愛情騙子；她深愛上一個傷殘軍人，卻發現這位騎士早已另有所愛；她給一位佝僂青年當咖啡屋服務員，結果在一群無聊朋友的無聊打鬧中喪生。她的生命猶如雪萊的詩句「如波如雲如葉」一般無根漂蕩，最後被這個浮泛的時代無情地摧殘了。蘇童的《米》的主人公五龍，洪水淹滅了他的家鄉，使他成為「無家可歸的人」而闖入了都市。當他強姦了米店老闆的兩個女兒並且自己成為米店老闆之後，當他成為匪首可以隨心所欲地處死他曾愛過或者恨過的城裡人之後，他曾體驗到一種鄉村人佔有城市人的快感，但心中總有一種「衣錦還鄉」的慾望。故事結尾時，他終於載著兩車皮大米向家鄉走去。可是美夢很快在途中破滅，滿身的病毒無情奪去了他的性命，他終於未能見到夢境中的「家園」。臨死前，兒子還敲去了他口中的金牙。

四、尋找自我

據說，古希臘哲學家狄歐若恩曾在大白天打著燈籠走路，好奇的人問他幹什麼，他說：「我在找人。」從那以後，人類追問自身的心靈和行為的行動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當然，狄歐若恩以前的自然哲學家也曾致力於對人的研究，希望從宇宙的本源深處把人找回來。但是研究的基點是：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本質從屬於自然的規律。中世紀的人們更關切自身的命運，但他們首先問神是什麼，然後才問人是什麼，他們認為是神創造了世間萬物包括人，是全智全能的神規定了人該如何思想、怎樣行動。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哲學則堅信人性的存在，人類一旦找到自己的本質或本性，就不僅能找到符合人性的行為準則，並能依照人性規律建立起一個人道的合理的社會。但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有力地鼓舞人們行動起來的理想信念支柱突然間崩潰了，科學與工業的發展並沒有滿足大多數群眾的基本生活要求，激烈的階級和民族間的鬥爭粉碎了社會和諧一致的夢幻，世紀末的恐慌和悲哀像濃重的烏雲籠罩著整個西方世界。於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再次返回自身，探尋隱藏在人的內在深處的「自我」。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創造並運用「生命衝動」和「綿延」來解釋生命現象，發現在人的深層意識中的自我原來是生命的本能和綿延。奧地利心理學家、精神病醫生弗洛伊德在構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結構理論，以及分析性本能在擺布個人命運、決定社會發展的作用過程中，發現人的思想和行為整個地受無意識的慾望所支配。他們的觀點，對於現代派文學的生長與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現代派文學在尋找自我的努力中更是付出了艱苦的勞動。

綜觀我國20世紀文學，對於「尋找自我」這一主題的表現，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一是直接對天發問，表示對人生、對自我的大膽質疑；二是描畫生命旅程，探尋並論證人性的喪失與復歸；三是披露內在本我，凸現人類行為背後的內驅力。

殘雪的《黃泥街》《山上的小屋》《公牛》，都有反覆描寫了「我」對記憶中的黃泥街、山上的小屋，以及一匹「閃著紫色光斑」的公牛的三番五次的尋找，並且始終不曾找到它。街道、小屋、公牛究竟是何狀何物，誰也說不清楚，它或許只是一個夢幻、一種憧憬，也可能是「我」的一個早已失落的精神支點或一個難以尋覓的人生意義。殘雪在「尋找自我」方面，主要側重於「物」的象徵意義；韓少功的《女女女》中那段被人稱之為20世紀「天問新寫」的文字，則是直接表露了作者對人類何去何從的深度思考：「大地正在震晃，山岩正在崩塌。天書已翻展，弓弦已張開，血淋淋的牛頭高懸於部落的戰旗之下，你將向哪裡去？兄妹之婚，苦蕨似的傳說遍布整個世界，驚醒每一個時間黑洞之夢，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也青銹斑駁的宮廷，我究竟在哪裡？遠古一次偉大的射精，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臨盆慘叫，使炎黃之血浸入牆基和暗無天日的煤層，浸入陰謀般糾結嘶咬並嗡嗡而來的象形文字，浸入死囚中革命黨人被割破的喉管和腳鐐的噹噹脆響，你將向哪裡去？……」作者給予這一番人生哲理的玄思玄想所下的最後結論是：「吃了飯，就去洗碗。就這樣。」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開篇的那段議論：「我搞不清我現有的一切以外，我還應該要什麼。我是什麼？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麼。」表現的是對自我命運之未來的茫然無知。北村的《施洗的河》中「流浪漢」劉浪面對陌生的世界一口氣所發出的30多個疑問，揭示的是他內心所涌動的個人精神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後的絕望哀號：「他們都死光了，留我一個幹嘛？為什麼不在一出娘胎就讓我死？為什麼我的生日不變成黑夜？為什麼我的苦沒人知道？為什麼我身邊的人都離我而去？為什麼我呼喊沒人答應？為什麼要接我到世上又不給我空氣呼吸讓我窒息？為什麼我不想活又死不了？為什麼我想活又不給我路？……不讓我死又從哪裡得到安慰呢？你為我預備了墳墓嗎？可是它在哪裡呢？為什麼我看到的我都不相信呢？看不見的又不給我呢？我的日子為什麼不結束呢？你拿憑據給我，讓我好活下去！」這些作品或通過主人公、或通過敘述者、或通過「提問人」直接對天發問，大膽表示對人生、對自我的質疑。

喬良的《大冰河》中的那位布仁喇嘛，幾句不輕不重、莫明其妙的瘋話，卻道出了當代人對人生的深沉思考和作為本質的人精神的皈依：「你知道人的肉喂肥了草，草的肉喂肥了牛，牛的肉喂肥了人不？……咱不怕去到地下喂草。咱也不怕變成牛肉讓人吃。他能吃就吃吧，吃完了他也得叫草吃掉。」閻連科的《夏日落》中的趙連長和高指導員是一對共過患難、配合默契的戰友，亦曾將連隊工作搞得紅紅火火。但是他們都有一塊心病，那就是連做夢都想著反老婆孩子的戶口弄出來，「能讓老婆孩子進廁所用上衛生紙也就對得起這一世人生了」。可是一個戰士盜槍自殺的突發事件，使他們「爬」半級解決家屬隨軍的願望受到嚴重威脅。於是這對昔日生死與共的戰友瞬間反目成仇，互相推諉，甚至栽贓誣陷，無所不用其極，良知與人性喪失殆盡的種種行徑令人毛骨悚然。直到他們的命運結局已定，才彼此幡然醒悟，但為時已晚。上述作品或描畫了「他人，就是地獄」式的生存循環圈，或探索了物慾重壓下的人性喪失的軌跡。

至於對存在於人的心靈深處並支配人的行動的內驅力的表現，或者說對長期被壓抑的人的潛意識、性本能的表現，更是意識流小說的重要內容。王蒙的《蝴蝶》通過「莊周夢蝴」式的「找魂」過程，以人物不斷跳躍變化的感覺、聯想、幻覺、夢臆來剖析和展示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心理剖析和內心獨白的運用，恰到好處地表現了人物的人格裂變與靈魂失落的心路歷程，從而圓滿地完成了「從人民中去找回魂兒」的主題表達。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一個男人的性功能由喪失到恢復的故事，完整地描述了性苦悶、性饑渴、性臆想、性發泄這一人生性體驗的全過程，從而標誌了80時代性愛小說的筆觸已經探向了性本能這一人的隱秘世界，並將尋找自我的描寫由外顯的現實景象的社會層面推向了內隱的原欲衝動的生理層面。

現代西方人生哲學的湧入，不僅給人們帶來了哲學觀、文學觀、人生觀、時空觀的深刻變化，推動了人們對於自下而上現實的更為深沉、更為冷峻的體驗與思考；也激發了作家們努力拉近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距離的願望熱情，刺激了文學家的藝術智慧和創作潛能的發揮，帶來了勢如鐵騎突進、江河奔涌的文學探索之風，從而使得中國文學終於掙脫歷史陳因而進入多元化、全色調的新階段。

但是，現代西方人生哲學對新時期文學的消極影響也是勿庸置疑的。其中最深刻的消極影響莫過於理性價值觀念的嚴重失落。不少作家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哲學家對人生、人性的認識與理解，在展示人的本性時，對人的動物性本能，以及人性的卑鄙、卑劣、卑怯等，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在揭示人類生存的困窘時，往往只注意困窘的本身而忽視了人的進取和搏擊，對人格的蛻變、道德的淪喪、精神的頹廢表現出一種極不妥當的認同。因而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往往透露出一股強烈的孤寂、虛無、絕望的世界末日式的悲涼之氣。其次是生吞活剝地將西方人生哲學中的「超人」意識和「精英」思想直接用於指導創作實踐。相當一部分作家蔑視深入生活，否定生活積累，極力強調自我情緒的擴張與宣洩，醉迷於設置一個個的敘事怪圈和語言迷宮，從而在作品中很自覺地顯示出一種遠離時代和社會、背棄讀者和群眾的獨步荒野式的精神貴族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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