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魯迅：王國維才可以算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什麼是國學？國學通常是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學術。那麼什麼人又可以堪稱國學大師呢？

西學東漸，王國維用新的方法對商代甲骨、周秦銅器、漢晉簡牘、唐人寫本、古代生活、社會制度等的研究，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績。梁啟超說他的學術貢獻，不僅僅「為中國所有而是全世界的，」「這是他的絕學。」魯迅稱王國維，「他可以算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王國維堪稱國學大師。

王國維

王國維是浙江海寧人，出生於1877年12月3日。十六歲那年他考中秀才，譽滿海寧，被稱為「海寧四才子」之一。後兩年，應試不中，自此與科舉決絕。

1898年2月，父親親自送王國維來上海，有意讓兒子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歷練。這裡是強學會精英人物匯聚的地方。來上海之初，王國維即被《時務報》錄用。當時上海有「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之說，《時務報》是當時維新派有影響的機關報。他在報社是位文書校對員，薪水不高，可工作繁重。他說：「幾無暇晷，於學問絲毫無益，而所入不及一寫字人」。「米價奇昂，小民萬難度」。困窘的生活境遇可以料想。變法維新，舉步維艱，列強欺凌，日甚一日。中國人「如圈牢羊豚，任其隨時宰割而已」，「瓜分之局已成榜樣，如何如何！……每一提筆，不知其何以忘也。」國難當頭，生活日艱。他深切地意識到，「來日大難，非專門之學恐不能糊口。」

羅振玉

此時，羅振玉在上海創辦東文學社，專門培養翻譯人才。當時學社內只有六名學生，王國維是其中之一。報社工作繁忙，難以擠出時間學習，給他的外語自學帶來許多困難。一個月後，他的考試成績不及格。按照規定應該退學，可羅振玉欣賞他的才華，破例沒有讓他退學。《時務報》停辦了，王國維失去了經濟來源。羅振玉有意委他為學監，可以每月領取薪金，以使他生活無憂。可他又因與同學發生矛盾，而被免去了學監，但卻仍然照領月薪。

羅振玉是他一生交往中影響最大的人。他們同是浙江同鄉，羅振玉比他年長十一歲，又早了一年來到上海，與人合辦農學社，印發《農學報》，後又辦東文學社。他們有共同的學問愛好與研究，羅振玉對他有提攜知遇之恩，王國維對此一直銘記在心。他們後來還成了兒女親家。

東文學社中日本籍教師藤田豐八和岡佐代治都是著名的漢學家和歷史學家，王國維正是從他們的著作里知道了康德和叔本華。他回憶說：「餘一日見田岡（即藤田豐八、岡佐代治，作者注）君之文集中有汗德（即康德，下同，作者注）、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暌隔，自以為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文字暌隔」刺激他發奮學習外語，終變「暌隔」為「熟悉」，以成就他日後如日中天的學術事業。

1900年底，在羅振玉的資助下，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夙願—東渡日本留學。他學習十分刻苦，白天學英文，晚上學數學。只是他體質羸弱多病，在日本待了不到半年又回到了上海。羅振玉讓他協助編輯《教育世界》，這是中國最早的教育雜誌。

據王國維自己介紹，他是從1903年春開始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在此之前，他已經閱讀過巴爾善的《哲學概念》和文特爾彭的《哲學史》。初讀康德並非能完全讀懂，於是，他放下康德，再讀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其中的「康德哲學批判」，給了他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往汗德哲學關鍵。」

1905年，他「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矣。可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

1903年8月，他發表《汗德像贊》，讚頌康德「丹鳳在宵，百鳥皆喑。」「百歲千秋，功名不朽。」他之鐘情於康德哲學，來自對真理對人生對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如他所說：

「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的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愛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

由此他開始哲學王國的探尋。他是最早把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等哲學大師介紹到中國的，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文化界鮮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

1904年，王國維以叔本華的哲學理論為指導，寫出了《紅樓夢評論》。這是他的第一篇有系統的長篇論文。他的思辨深入到曹雪芹建構的大觀園中，追詰人生的意義，即「生活之本質」是什麼？

《紅樓夢》中占極大的內容是生活之欲，男女之愛。他認為「其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叔本華把「男女之愛」歸結為「傳宗接代」的「種族意識。」

王國維以此解《紅樓夢》之精神，以為大觀園中的飲食男女都為生活之欲而苦痛。他甚至如此解說賈寶玉的「通靈寶玉」：「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玉」「欲」同音，作者的寓意正在於此。

他以獨創性的視角審視《紅樓夢》，以為這部著作的美學價值在於它的悲劇美，即「徹頭徹尾之悲劇也」。他有心藉助這部偉大的小說，改變「吾國人之精神」。

什麼是「吾國人之精神」？他說：「吾國人之精神，世界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

他從哲學、美學和倫理學的理論角度，以嚴謹的態度審視《紅樓夢》，並將它與世界的同類文學著作比較，稱《紅樓夢》代表「吾國人之精神」，其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謂「宇宙之著述，」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世界名著。在中國傳統文人首重經史，推重詩歌，不屑小說的年代，是王國維最早推重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最早提出《紅樓夢》是世界名著，從而開啟了新紅學的篇章，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開端。

他執著於哲學，可在追詰人生的意義時，發現哲學總是在「可愛」「可信」間矛盾和抵牾，對峙中的情感糾結，逼迫他「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

期間，他的家庭迭遭變故。1906年，父親病卒。翌年，夫人莫氏病故，繼母也亡。多難悲慼的日子，他的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的《人間詞》面世。

「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

「天未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

「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人間詞》那百餘首詞，滿滿傳遞的都是人間的困惑，滿滿呈現的都是肝腸寸斷的悲切。他由哲學逃向文學，後又轉入詞論和戲曲研究。1910年，他寫下了《人間詞話》，構建了獨有的劃時代意義的詩歌理論體系。

1912年春，王國維在日本發表《簡牘檢署考》，標誌著他已進入傳統的國學研究的領域。文章詳盡地說明中國在發明紙之前的文字書寫方式，並考證了中國古代的簡冊制度。指出：「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竹木之用亦未識始於何時，以見於載籍者言之，則用竹者曰冊。」

他說:「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

他恐怕怎麼也想像不到，自己一生夙興夜寐，苦心孤詣，以致達到「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所回報的則是超乎哲學與文學的國學，這便是《流沙墜簡》。

魯迅曾給王國維以極高的評價，他說：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近十年了，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比對時下國學大師桂冠滿天飛，魯迅進行辛辣的諷刺，他說：「當假的國學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莎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作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

王國維非但在簡牘研究，甲骨文、敦煌寫本等的研究上，都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達到了一般博學勤力的學者很難達到的境界。甲骨文作為一種新的學問，王國維、羅振玉為奠基人，因此也被稱為「王羅之學」。據統計，甲骨文中單字有四千多。容易認識字確定之後，剩下的字就越發難認了。

王國維（左）與羅振玉

1915年，羅振玉作《殷墟書契考釋》考釋出485字，待考文字1003個。這部《殷墟書契考釋》的真正作者是誰，學界一直沒有形成定論。最具代表性的意見是，王國維為了報答羅振玉的知遇之恩，「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給羅，而後羅坐享虛名。」

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冬天，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出版時，羅振玉為之作序，羅在文章中說：「余考殷墟文字亦頗采君說。」

所謂「君說」，當是王國維的學識認知，僅此足可證明王國維在此書中的角色和作用。

他的獨創性的貢獻，是利用甲骨文探討商周歷史和典章制度，甲骨文研究一直貫穿他的後期學術研究。1916年春，他從日本回到上海，就埋首於甲骨文和史籍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和《殷周制度論》的發表，使中國甲骨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也使他成為這門學科的領軍人物。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充分肯定王國維的學術地位，他說：

「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過分的。」

他還是我國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

1923年5月，他由上海藏書繁富的密韻樓，來到北京紅牆碧瓦的故宮，接受已成「國中之國」的遜清朝廷的「官職」，為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加恩賞給五品銜」，「著在紫禁城騎馬」。如此知遇之恩，令他萬分感動。

他上書溥儀，陳時事，斥西學之危害，共產主義之「不合理」，把蘇俄十月革命說成是「伏屍千萬，赤地千里。」次年11月，馮玉祥的國民軍把溥儀趕出故宮，國中之國的小朝廷被廢除。這使他痛心入骨，為報知遇之恩，他憤然辭去北大通訊導師的職務，拒絕在民國的學刊上發表文章。

大變革時代，如他這樣學業輝煌而又恪守儒家信念之學者，免不了要在兩難中踟躕失措，更要命的是「不食周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乎哉。溥儀逐出故宮，他的俸祿失去了著落，辭去了北大通訊導師，意味著少了一筆「導師」的薪金。他是國學大師，可大師也是人，也食人間煙火，也要盡人倫之責，可謂「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了。

也就是這一年秋，清華大學決定籌備設立國學研究院，清華校長徵詢胡適的意見，胡適表示：「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1925年1月，清華大學向王國維發出聘約，他在猶豫之中，給老友蔣如藻去函商議，蔣如藻複信通達親切地勸說：清華月有四百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須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又說：「從此勝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有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至於挽回氣數，固非人力所強留。」

從左到右分別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清華大學正式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國學院導師，李濟為講師。國學院為有別於其他教授，又稱王、梁、趙、陳為四大導師。

這是他一生中難得但又短暫的平靜書齋生活，他在這裡開始了西北地理及元代史的研究，撰寫了《古史新證》等，教授《尚書》《說文》《儀禮》等。

他的學生戴家祥曾師從他研究甲骨文、金文，他回憶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大綱是王國維先生起草的，採取了中國書院和英國牛津大學兩者相結合的辦法教學。教授有趙元任、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是青年講師。他們的教學也各有特點，和王國維在一起，他不講，只聽學生講，講到他滿意的地方，他就點點頭說『還可以』。」

他性格內向，待人質樸真實，對學生熱情開放。一次，他在給學生講授《尚書》時，開場白竟這樣的直率坦誠，他說：「諸位！我對《尚書》只懂了一半。這是我對諸位應該說的第一句話。」

無論上課還是答疑，他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時，總是會明確地說：「不甚清楚。」

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中說 ：「余以研究考古學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爇捲煙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一個以儒家道義安身立命的讀書人，把守節看作自己操守的堅持。他在給羅振玉的詩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宮門之變」，感激的是君王的「知遇」，痛心的是臣子的「慚愧」。可他終不是「西山採薇蕨」的遺民，因為他到底做過北大研究所通訊導師，做著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已經領取了民國的俸給五、六年了。北伐軍已逼近華北，革命呼嘯而來。《世界日報》上有消息說，黨軍通緝追捕之人中，王國維赫然列入其中。大動蕩裹脅而來的大困惑大憂懼，這其間自有死的意念在腦海中翻轉。

王國維手札

1927年6月2日，農曆五月初三。這一天，王國維平靜如故，女兒王東明回憶：「早上一切如常，父親早起盥洗完畢，即至飯廳早餐。」然後便去研究院，一如往常的安排教學的事情，安排妥帖後便僱人力車拉他去頤和園。漫步長廊，走進魚藻軒，就是在這裡躍身入水。清潔工聞聲前來救助時，發現不深的水中，他是把頭埋入淤泥之中窒息而死。他的衣袋中留有一封遺書，內中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END

作者：張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