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農民戰爭的歷史地位及作用

摘要：關於中國農民戰爭歷史地位的評價問題，改革開放後走入了誤區，出現了過度貶低，以至否定的傾向。認為農民戰爭只會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甚至於更極端的言論。本文試圖通過對農民戰爭所發生的歷史背景，演變的進程及最後結局的具體分析，還原農民戰爭的本來面目及其對中國歷史的推動作用。使人們對農民戰爭的歷史地位及其作用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認識，也使那些錯誤觀點不攻自破。

關鍵詞：農民戰爭；歷史地位；歷史作用

對農民戰爭的歷史評價在中國學術史上經歷過幾次大的變化，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自古代至20世紀上半葉，這種變化在總體上呈現出從否定——肯定，從貶斥——讚揚的趨勢；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史學界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的作用，高度評價了農民戰爭的歷史意義，但隨後由於「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在歷史領域的貫徹，對農民戰爭的評價出現了無限拔高的傾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農民戰爭史的研究逐步回復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對農民戰爭的評價在逐步糾正左的錯誤，日趨客觀的同時，也出現了過多貶低，甚至否定農民戰爭的傾向。

一、目前在農民戰爭問題上的錯誤觀點

在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農戰史是歷史學的重點，對農民戰爭的歌頌佔了主流。但是主流下有著不和諧因素，出現了否定農民戰爭作用的觀點。最早的一次是在20世紀上半葉，最近的一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界曾有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大討論，有學者提出「農民戰爭破壞論」。李達認為，農民戰爭對生產力的破壞是嚴重的。在談到戰爭對人口的剿滅時他說：「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在談到農民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時說，東漢末年「黃巾」農民暴動使社會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明末，農民暴動接踵而起，使社會經濟復由繁榮而入於蕭條。蒙達坦提出中國農民戰爭具有特別嚴重的破壞性，甚至比封建主的戰爭破壞性更大。他說，並不是所有的農民戰爭都阻礙社會發展。德國和俄國的農民戰爭都對新社會起到了催生的作用。但中國的農民戰爭發生於封建社會並無解體徵象之時，這種農民戰爭只能對社會起到破壞作用。此前外國學者就有這類的看法。20、30年代，幾位蘇聯學者就曾提出，中國的人民起義具有明顯的土匪性和破壞性，是使中國社會處於停滯的僵化狀態的根源。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學界開展了「歷史動力問題」的大討論，並重新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問題。否定農民起義的思潮在這些討論中再度興起。董楚平認為，農民戰爭嚴重破壞生產力，造成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劉昶指出，農民戰爭是專制制度藉以擺脫王朝危機，實現改朝換代的工具。專制制度通過這一機制不斷地再生，重建，因此造成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王戎笙認為，很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之後，社會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衰落的狀態。有的農民戰爭之後，還出現了分裂割據，社會生產力遭到長期的破壞。至於中等規模的農民戰爭沒有推動生產力的例子就更多了。

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層出不窮，陳勝、吳廣起義揭開了農民戰爭的序幕，唐末黃巢起義第一次提出了「均平」的口號，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明末農民戰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均田」的要求，將農民戰爭推到高級階段。

根據農民革命起義的政治要求，結合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進行考察，將農民戰爭分為三個階段：唐以前的農民起義，為低級階段。農民的政治要求主要是爭取生存權利的鬥爭，這是和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相一致的，隨著中國的封建社會向著全盛的階段發展，農民的階級鬥爭也是由低級發展到較高階段，這便是唐宋兩代的農民起義，在這一階段，農民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平均財產的口號，這遠遠超過了前代農民起義所提出出的要求，隨著中國封建社會走上了緩慢解體過程，農民的階級鬥爭，也發展到一個更高級的階段，這便是明代後期的農民起義。這時，農民起義全面衝擊封建制度的各個方面，表現在：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對封建的分配關係，進行減租和抗租的鬥爭；反對封建的人身奴役關係，要求人身解放。明代後期的農民起義不僅在這些方面具有反封建性質，而且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特點，從而把中國農民的階段鬥爭推向一個新的高級階段。（1）

僅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為例。天啟七年三月，陝西向水縣人王二率領西安府北部的饑民衝進縣城，殺死嚴催賦稅的知縣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李自成，幼年為地主家放牧，21歲當了銀川驛卒，崇禎二年，加入王嘉胤起義軍，後投奔「闖王」高迎祥。高迎祥犧牲後，李自成繼續領導這支隊伍，在河南、四川一帶活動。進入河南後，李自成起義軍針對明末地高度集中，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深受廣大農民的擁護。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建國號大順，建元永昌。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入內城，統治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滅。大順軍進京後很快就暴露出它的弱點，缺乏統治經驗和對當時複雜形勢的客觀估計，因而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正當大順軍陶醉於眼前勝利的時候，盤踞在山海關的明總兵吳三桂便暗中勾結滿族貴族，準備反撲克了。李自成感到北京無法堅守，便決定撤離。順治三年，三月奔武昌，被淫雨所困，五月，李自成遇難。﹙2﹚明末農民戰爭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之一。起義軍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沉重打擊了封建地主階級，為封建關係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的調整，以及為清代前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明末農民戰爭第一次提出了『均田」的口號，把唐、宋以來農民追求平等的要求，明確地集中到土地之上，均田作為小生產者平均主義的幻想，雖然在實際生活中無法實現，但它卻表明農民對於土地的佔有決定著貧富的差異的認識，已非常清晰，這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中國農民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都對當時的社會生產以及農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農民戰爭對社會的作用是破壞還是推動呢？

1、農民戰爭對於統治者的借鑒作用

最早的秦末農民戰爭，就是在秦始皇造宮殿、修陵墓、築長城、賦役繁重，迫使成千上萬的人脫離農業生產，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越來越痛苦，同時刑法殘酷，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爆發的。起義軍在陳建立了張楚政權，陳勝自立為王，後來發展到幾十萬人。繼陳勝、吳廣失敗後，項羽和劉邦在巨鹿大敗秦軍主力，於公元前206年，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西漢政權。統治者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對農民採取輕徭薄賦的休養生息政策，還減輕刑罰，文景兩朝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減輕人民負擔，注意法紀，社會安定，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局面，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西漢後期，統治階級越來越腐敗，社會更加動蕩不安，由此引發的綠林、赤眉起義對其進行了清算。此後建立起來的較穩定的東漢政權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多次下令釋放和禁止殘害奴隸，同時整頓吏治，使社會安定，社會經濟有了明顯好轉，出現了「光武中興」的盛世局面。東漢末年，政治腐敗，災荒連年，廣大農民無衣無食，在社會極為混亂的背景下，應運而起的黃巾大起義為其送終。隋朝初，國家統一，安定，人民負擔較輕，經濟繁榮發展，出現了「開皇之治」，但隨著煬帝驕奢慾望的膨漲，營建洛陽東都，修造豪華的宮殿，修運河，征高麗，無休止的徭役，迫使千千萬萬的農民背井離鄉，大量地荒蕪，一時間群雄並起，戰火連綿，沉重打擊了阻礙社會發展的士族制度。﹙3﹚唐朝初期，名臣魏徵在向唐太宗上書時說「隋朝之所以賬亡，是因為隋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 驅天下以縱慾，罄萬物以自奉，采城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台榭是崇，干戈不戢」，才造成亡隋的結局。而他在談到隋末動亂局面時則說「隋末亂離，群雄競逐」，這裡說的「群雄」當是包括各支反隋農民起義軍的。開國名臣對前朝的敗亡和農民起義大多是這樣認為的。唐太宗在總結亡隋教訓時也認識到「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4﹚ 把為政的得失成敗看成是有道或無道，而農民群眾對有道之主是擁護的，對無道之君則是棄而不用。這裡也沒有半點責怪隋末農民起義的意思。於是統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訓。採取措施，使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國力強盛，社會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出現了「貞觀之治」。同時通過各族人民參加隋末農民起義，漢族與各族人民之間的了解加深了，關係密切了，使得李唐統治者失去了製造了族矛盾的必要與可能，從而使得唐代統治者的民族政策發生了變化，不僅採取了若於緩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比南北朝的統治者開明。﹙5﹚由此可見，農民戰爭推翻舊王朝，對新王朝的統治者的教訓是深刻的，因而對他們所實行的政策也是有影響的。

2、農民戰爭對社會生產力的推動作用

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人提出，如果農民戰爭過早被封建統治階級扼殺，那就將歷史帶入一個更艱苦的過程，80年代，有些人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後史學界過分拔高農民起義歷史作用的極左思潮，甚至把失敗了的農民起義看作是一種不利於社會發展的禍害，認為農民戰爭對於社會生產具有破壞作用。其實，並不是農民戰爭對社會生產產生破壞作用，而是社會生產的破壞引發了農民戰爭。

秦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秦始皇是統一中國的第一個封建皇帝，要推動歷史發展方面，具有偉大的歷史功勛。但是他又是個暴君，在進行統一戰爭時期，把龐大軍費全部加在人民頭上，戰爭剛一結束，他又大興土木，作阿房宮，治馳道，修長城。大量徵用民力為社會所不堪，單只築阿房宮和驪山墓兩項工程役使的人力就達七十萬人之多。同時又以三十萬人防匈奴，五十萬人徵發嶺南。這些服役者大都在飢餓和疾病折磨下死亡。隋煬帝也是一個暴君，大規模的徵發徭役，修運河，發動對高麗的戰爭，造成社會極端混亂，民不聊生，出現「人乃相食」的局面。﹙6﹚在黃巢起義以前，廣大農民已經因土地兼并而紛紛破產，被迫逃亡。如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渭南縣水源鄉三有400戶，只剩下100戶，其它州縣情況大致相同。﹙7﹚封建統治者的殘暴統治造成的如此嚴重的社會危機，使得社會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繫，也就更談不上生產的向前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通過農民的革命戰爭，才將這種黑暗的統治推翻，或者給以嚴重的打擊，使之受到削弱，從而給社會生產以及封建制度的繼續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正是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推翻了秦二世的統治，打擊了腐朽的唐王朝，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減輕了繁重的賦稅以及戰亂所帶來的死亡，不僅拯救了在批勞動者，而且使許多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得以恢復社會生產。農民戰爭後建立的新王朝的統治者，最初以農民起義為前車之鑒，為了維護統治，也會採取一些有利於生產的措施，這些就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為當時的生產恢復和發展提供了有利因素。即使後來統治者進行反攻倒算，重新控制農民，這一時期的社會生產的發展是不能否定的，而促成這些的農民起義的作用更是不能抹殺的，之後出現了一個個的盛世局面，也正說明了農民製造了大量的財富，促成了生產的發展。

3、農民戰爭對於土地佔有關係變化的作用

封建社會爆發的農民戰爭，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實際上都是根植於地問題之中的，每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起來，都必然在客觀上對封建土地所有制進行不同程度的調整。這種衝擊，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農民在進行革命戰爭的過程中，直接把一批官僚、地主、貴族殺死或趕跑。諸如秦朝末年，陳勝、吳廣高舉義旗，天下莫不響應，廣大受壓迫的群眾立即「家自為怒，人自為斗，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為廣大農民所怨恨的這些縣令丞，大小地主的結局可想而知了。唐代後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階級手裡，兼并有增無減。唐末黃巢起義軍所到之處，不是沒收官僚和地主的財產，便是禁止他們兼并土地。攻佔洛陽後，發掘並沒收了官僚地主埋藏在地下的金銀財帛，進入長安後，勒令長安的官僚、地主、富商交出全部財產，號稱「淘物」，「富家皆跣而驅」﹙8﹚黃巢建立的大齊政權雖然沒有提出過明確的土地政策，但起義軍卻以實際行動有力地衝擊了唐末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黃巢起義後出現了大量無主荒地，故五代的後晉有條件實行無主荒田一任百姓開耕的政策，南方十國和北宋初期的統治者也都獎勵農民墾荒，北宋小土地所有者的數量便大有增加。在第一次明確提出「均田」口號的明末農民戰爭中，殺明朝的藩王、官僚、地主更多，往往使他們或者全家覆沒，或者凡有身家，莫不破碎，這樣大量在殺死、起跑廣占田宅的王候、地主，當然會造成大量的無產田地，便於無地農民的耕種。同時，革命威勢一起，地主威風掃地，也使得一部分農民藉助革命的威力而敢於從地主手中奪得一些土地，使每一個朝代末期那種高度集中土地於少數不勞而獲者手中的狀況有所改變。

4、農民戰爭對於階級關係變化的作用

在封建社會前期，這種奴隸制的生產方式雖然作為殘餘形態而存在，但它已經與封建剝削緊緊地揉織在地起，使一部分生產工作者仍然為主人完全佔有，是主人會說話的工具，處於毫無自由的極其低下的地位，這是封建生產關係中最腐朽的部分，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的發展。正是農民革命戰爭的急風暴雨，在給封建制度和地主階級沉重打擊的同時，也掃蕩了這種奴隸制度的殘餘。農民革命軍所到之處，大量地驅殺地主、豪強、封建官吏的同時，也無情地懲罰那些以剝削奴役奴隸而發財致富的大商賈，大手工業者及封建王公、列候，使許多身陷奴隸主，封建主的枷鎖下的奴隸們得以解放出來。秦末農民戰爭中，有呂臣領導的一支「蒼頭軍」，便是由奴隸組成的一支隊伍。陳勝失敗後，這支軍歸附了項梁，呂臣竟在楚政權下做了司徒，可見這支隊伍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固然說明當時社會上存在奴隸不少，更主要的是說明農民戰爭一起來，奴隸們便勇敢地投入了謀求自身解放的鬥爭。他們或者光榮地戰死疆場，或者在革命中擺脫了奴隸地位而得到解放。綠林、赤眉軍中有奴婢參加，並且得到解放。經過隋末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生產關係中最落後的這一環節便大大地削弱了。正是這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不斷地衝擊，解脫了奴隸們頸脖上的鎖鏈，使得奴隸制這種生產關係的殘餘漸漸削弱，最後解脫了封建制背上所背的這一沉重包袱，不僅使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解放，而且也是封建制自身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進步。雖然由於地主們的頑固維護，使得蓄奴之風長期存在於封建社會之中，直至明清，甚至解放前舊中國的一些王公、貴族、官僚、地主家內仍然存在數量不等的奴隸，

但這些人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奴隸，而且這種蓄奴制度也是在農民戰爭不斷打擊下，越來越走向削弱的。

隋著土地私有制的日漸發展，國家控制的農民越來越多地成為了地主的佃農。但在封建社會前期的所謂佃農，他們與佃主之間不僅僅是租和佃的關係，而且還有著極強的人身依附關係，受著超經濟的強制和奴役。東漢王朝是劉秀在各地豪強地主的支持下，鎮壓綠林、赤眉等農民起義之後建立起來的政權。這個政權從一開始便「尊獎兼并之人」，對豪強地主奉行放縱政策。豪強貴族在東漢政權的縱容支持下，無不拚命地擴大自己的勢力，廣占田宅，將大量的農民變為自己的依附者。形成「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的狀況。濫觴於東漢，至魏晉南北朝而進一步形成起來的門閥士族集團，是地主階級中的最腐朽的階層，這時形成和發展的宗族、部曲等，是當時封建生產關係中最腐朽反動的一環，是這個時期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在這種制度下，生產者的地位降到了封建社會可能達到的最低程度，與農奴地位所差無幾。這種腐朽的制度從開始出現之日，就受到了農民階級的強烈反抗。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進行了長達四五百年之久的反覆較量。東漢末的黃巾起義中，曾經殺掉了一批豪強地主及他們的刺史、太守。造成了「民人分散，地業無主」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是高門士族居於最高統治地位的時期。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起義中，繼續把矛頭指向門閥士族，給以王、謝為首的世家豪族勢力嚴重的打擊。士族制度的形成有其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礎，因而這種制度要退出歷史台絕不是容易的事。通過這個時期數百次農民戰爭的反覆衝擊，漸削弱高門士族的勢力，加上士族集團的內部鬥爭，以及庶族地主和少數民族酋帥的不斷反抗，促使高門士族勢力衰落下去。﹙9﹚隋末農民起義中，義軍所到之處，得隋官及士族子第皆殺之，基本上打垮了門閥士族及蔭客制。隋末農民起義並沒有將世族門閥制度徹底摧毀。唐初政權仍然被門閥勢力所把持，唐太宗曾編氏族志貶低山東氏族的地位，但其在朝廷仍有相當勢力，武則天雖打破了關隴集團對於朝廷的把持，將政權開放給一般中小地主，可是在中唐以後朋黨之爭使門閥世族的勢力仍然很大。在世族門閥制度下，貴族子第無才無德，也可憑藉門第做官，對政治起著極大的危害作用。

黃巢早在青年時代，就對門閥世族地主壟斷政權的情況十分不滿，後來，起義軍所到之處打殺官僚士族地主，許多衣冠世族都被起義軍殺死。起義軍入長安後，「憎官吏，得者皆殺之」此外，黃巢在稱帝之前，又殺盡了李唐王朝在長安的宗室。起義軍還焚燒了唐朝的宗廟，毀掉了唐朝的祖墳，破除了封建皇帝宗廟神聖不可侵犯的迷信。黃巢起義軍打亂了唐朝困有的封建秩序，貴族官僚地主大量被打殺，農民將領當上了大齊新王朝的高官。﹙10﹚經過黃巢起義的掃蕩，唐末的官僚士族大地主多被殺死，門第風尚，全被摧毀。這種腐朽的制度被徹底剷除了。此，我國自秦漢以來，生產者遭受豪強地主役使的完全錄屬關係開始改變。到了唐代中葉，封建的契約租佃關係便有較多的出現。經過唐末農民戰爭的有力推動，進入兩宋時期，契約租佃關係便普遍發展起來了。在這種契約租佃關係下的佃農，再也不是過去那種對地主無條件的服從的近似農奴地位的佃奴，而是契約性的佃農了。這種生產者較高地位的獲得，正是農民階級無數次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的結果。農民戰爭推動中國封建社會由發展而進入它的繁榮時期，生產者地位的改變也是一個方面的表現。

參考文獻：

[1]：《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30頁

[2]：《中國古代史》下冊 朱紹候、齊濤主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3]：農民戰爭歷史作用新論 攀枝花大學學報 黃英 1999年3月第16卷第1期

[4]：實事求是評價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 蘇雙碧

{5}：《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四輯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12月第1版

[6]：《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11月第1版

[7]：《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

[8]：黃巢傳 新唐書（卷255下） 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9]：《中國農民戰爭史》 魏晉南北朝卷 朱大渭主編 人民出版社 1985年10月第一版 263頁

[10]：論黃巢的歷史作用 南昌大學學報 俞兆鵬 2000年7月第3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