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學記載歷史

米勒的聲名與背景 　　顧鈞：瑞典文學院2009年10月8日宣布，將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德國女作家和詩人赫塔·米勒。有媒體評論說，米勒在得獎前名氣小，甚至大多數人沒聽說過，作品的讀者也很少，她的羅馬尼亞背景對於她的獲獎大有幫助。情況是這樣嗎？ 　　高興：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想有必要對瑞典文學院授獎決定中的關鍵評語說上幾句。這句話的英文是：「wh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目前，這句關鍵評語譯法很多。我個人比較贊同的譯法是：「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真，描繪了被剝奪者的境遇。」這裡所說的「散文」是相對於詩歌而言的大散文概念。因此，在歐洲，小說常常被稱為散文。而「被剝奪者」自然有多重含義，既有精神意義上的，也有物質意義上的。 　　至於米勒的聲名，我想這是個相對的問題。在德語文學界和羅馬尼亞文學界，她還是赫赫有名的。我接觸過的羅馬尼亞作家都了解她，有些還是她的好朋友。比如，羅馬尼亞當代文壇最具代表性的詩人和小說家米爾恰·格爾特雷斯庫就始終同她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對於眾多的中國讀者，米勒也許還是個陌生的名字。但因為專業和工作的緣故，我對米勒卻感到親切，並有所了解。其實，我所供職的《世界文學》雜誌早在1992年第一期就以「德國作家赫塔·米勒作品小輯」的形式重點介紹過她。那是《世界文學》同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共同舉辦翻譯競賽的成果。當時，我注意到，米勒移居德國還沒幾年，歌德學院就選定她的作品作為翻譯競賽的文本，可見德國文學界對她的器重。小輯包含女作家的兩個短篇小說《鄉村紀事》和《地下的夢》以及德語文學專家張佩芬老師撰寫的長篇前言和米勒小傳。1993年，《外國文學動態》雜誌每期封三，都要推介一位外國重要作家，用精練的文字勾勒作家剪影，並配上作家照片和簡介，我當時主持這個欄目，介紹了昆德拉、尤內斯庫、松本清張、馬爾克斯等人。出於喜愛，有一期我也介紹了米勒，還為她寫了些熱情的充滿詩意的文字。時隔十餘年，《世界文學》又在2003年第五期「德語當代短篇小說小輯」中發表了米勒的另一個短篇《一隻蒼蠅飛過半個森林》。此外，《譯林》雜誌也曾發表過她的短篇小說《黑色的大軸》。台灣還出版過她的長篇小說《風中綠李》。米勒同羅馬尼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移居德國之前，她在羅馬尼亞整整度過了34個年頭。無論如何，羅馬尼亞都是她人生和文學難以忘懷的故土。移居德國後，米勒堅持書寫羅馬尼亞題材，更確切地說，是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生活。這是她的策略，也是她的聰明之處。用純粹的德語寫作，寫的卻是「那些被剝奪者」的境遇，米勒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主題和題材上的優勢。如此寫作，在西方文壇更容易出人頭地，也更容易引人注目。實際上，米蘭·昆德拉、諾爾曼·馬尼亞、哈金等作家走的都是相同的路徑。因此，我個人以為，羅馬尼亞背景在相當程度上成全了她，並讓她最終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顧彬：米勒在德國是很著名的。大約1995年，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D)頒發給她一筆寫作獎金，當時我也在場。實際上，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就知道她了。她獲獎後，德國的媒體幾乎是一片讚揚聲，過去很多時候都不是這樣，他們會對瑞典文學院的決定提出質疑。這一次雖然也有報紙說米勒的作品太少，題材單一，但就主流的報紙而言，反應完全是正面的。羅馬尼亞背景確實幫了她的忙，她從來沒有寫過德國題材的作品，這當然也是對的，她30多歲才到德國，對德國有一種陌生感，德國的情況應該由德國出身的作家來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人認為米勒不能夠說是一個「德國」作家。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她當然是德國作家，因為她用德語寫作。題材不重要，語言是更重要的。 　　顧鈞：米勒曾說羅馬尼亞語是詩的語言，同時她的德文也很漂亮，雙語的背景是否是她的優勢所在？ 　　顧彬：她的德語確實很漂亮，羅馬尼亞的德語和德國的德語不太一樣，保留了很多古老的辭彙。她的德語很有味道，彷彿讓我們聽到了來自另外一個時代的一種很有吸引力的聲音。另外就是她用詞的精確。中國當代作家如莫言、蘇童描寫一個東西時愛用很多詞，所以少一個多一個都沒問題。米勒不一樣，她不會多用一個詞，也不會少用一個，所有的詞都是恰當的，這和魯迅很相似。另外她也和魯迅一樣，敢說，敢寫。她敢於面對自己和自己的恐懼感，她曾說，害怕是最好的美學，因為害怕，所以寫作。 　　高興：米勒出生於羅馬尼亞西部巴納特地區蒂米什縣尼茨基多夫村。父母以及村裡人都屬於日爾曼族，是羅馬尼亞少數民族。全村人都講德語。因此，她實際上是在德語環境中長大的。德語和羅馬尼亞語都是她的母語，但德語應該說是她的第一母語。中學畢業後，她考入羅馬尼亞著名大學蒂米什瓦拉大學學習德語和羅馬尼亞文學。蒂米什瓦拉市是羅馬尼亞西部重鎮，靠近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和教育都比較發達，許多居民都會講三種語言：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和德語。客觀地說，在齊奧塞斯庫時代，羅馬尼亞文化生態不像一些西方人士所形容的那般惡劣，並沒有出現過類似於「文革」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有一階段甚至還很開明，不少優秀的作家活躍於文壇，享受著應有的待遇，受到讀者的喜愛和尊重。比如詩人斯特內斯庫和索雷斯庫，再比如小說家普列達。詩歌領域甚至還出現了「抒情詩爆炸」的可喜現象。我想所有這些，加上多種語言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在赫塔·米勒成長的關鍵時期，肯定給了她不少滋養。她本人就坦言羅馬尼亞民歌對她有重大影響。正是在蒂米什瓦拉，她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但從一開始，她就選定德語作為自己的創作語言。我想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據我所知，她始終是用德語寫作的。我不知道她是否用羅語寫過什麼。我讀過她的幾個短篇小說，都是從德語翻譯過來的。總體而言，我覺得她是個既注重語言又注重形式的作家。作品層次豐富，往往充滿了詩意，而那種詩意總帶著淡淡的憂傷，呈現出一種殘酷的美。語言的精鍊和細節的力度在她的作品中極為突出。句子簡約，冷峻，富有張力。而小說中那些精緻的細節充滿了衝擊力、感染力和無限的意味。我本人特別喜歡她的《地下的夢》(直譯是《死亡的小小烏托邦》)和《一隻蒼蠅飛過半個森林》。讀她的小說，我們能強烈地感覺到她的詩歌寫作背景。有些小說簡直就像散文詩，比如《地下的夢》。確實，她既是小說家，又是詩人。 　　文學與意識形態 　　顧鈞：米勒1953年出生在羅馬尼亞，卻是德國裔，她經歷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人認為她還生活在那個意識形態對立的時代，她的文學世界依然充滿了無家可歸的迷茫和絕望。如何看待這一點？ 　　高興：閱歷的豐富，對於任何真正的創作者，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米勒就是一個例子。她經歷過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如此經歷肯定能讓她獲得一種對比的目光，有助於她的思考和創作，有助於她對人性和社會的理解和洞察。但就其創作而言，她的素材和主題還是比較鮮明的：那就是威權下的羅馬尼亞生活。她常常在不經意中觸及愚昧、麻木、腐敗、殘暴、孤獨、死亡、落後、壓抑等主題。這都是她熟悉的素材和熟悉的主題。我說過，書寫這些素材和主題，已成為她特有的優勢。 　　顧彬：米勒敢於面對歷史，很多人不敢面對，他們忘卻記憶，認為讓過去過去就好了，因為歷史記憶會帶來痛苦。但歷史是無情的，你不去找它，它會來找你，也許不是現在，不是你20歲的時候，但你50歲、60歲的時候它會來找你。我有機會和一些年紀比較大的猶太人接觸，我很願意聽他們講述他們的苦難，因為可以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二戰以後，德國人不敢面對自己的歷史，我們的父母也不敢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每天平靜地過日子，但像我這樣1945年以後出生的人逐漸發現不對。1968年學生運動中大家追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以前到底發生了什麼？1968年以後德國人開始直面歷史，現在德國最大的《法蘭克福彙報》每周都會報道德國人對納粹時代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米勒起的是同樣的作用，她告訴我們歷史，她曾說「文學應該幫助人們克服歷史帶來的問題」。雖然羅馬尼亞有自己的國情，但不少方面與前民主德國有相似的地方，而民主德國是現在新德國的一部分，通過她的作品我們可以間接地了解民主德國，了解我們的歷史。這也是她的作品受到歡迎的原因。 　　顧鈞：諾貝爾文學獎有時候會和意識形態掛鉤。米勒這次獲獎，政治因素和藝術因素，孰輕孰重？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還是也有其他因素的干預？ 　　高興：記得兒時，時常有一些要飯的來到我們家門口。母親每回都盛上一大碗米飯，同時不忘夾上一大筷子菜。要飯的連說謝謝，感激不盡，並立即端起飯碗，急急忙忙地吃下肚子。真是餓壞了。如今，要飯的，雖然也端著碗，可並不真的要飯，而是要錢。你若給少了，他轉身還會罵你一句。我想說的是，不知不覺中，我們已身處一個連要飯的都不純粹的世界。究竟還有什麼會是純粹的？！如今，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中，攙雜著越來越多的其他色彩和成分，有些極為微妙，甚至和文學無關。它可能是政治，可能是商業，可能是運氣，可能是炒作，可能是操縱，也有可能是賭博。誰知道呢？在我看來，赫塔·米勒的獲獎就是文學與政治的微妙平衡。如此的微妙，以至於，難以用言語說清孰輕孰重。 　　顧彬：有些獲獎者和政治很遠，如1996年的波蘭詩人維斯拉瓦·申博爾斯卡就是因為她的語言實在太美了。但不容否認，有些人是因為與政治關係密切而獲獎，瑞典文學院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很「左」的，他們希望看到作家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另外除了政治，道德也是一個因素，有道德感，有良心的作家也會被他們看重。1972年獲獎者是德國人海因利希·伯爾，他很有道德感，他的作品從道德上看很有價值，但語言不好，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讀了。再如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他的德文也不好，但他敢於公開地批評德國的問題，被認為是德國的良心，雖然他所指摘的不少問題在我看來是胡說。 　　顧鈞：一些有東歐背景的人能夠在西歐獲得巨大的成功，如康拉德、昆德拉，米勒是最近的一個例子，如何看待這一文學現象？ 　　高興：首先，我想強調的是，有東歐背景的作家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在西歐獲得成功的。東歐背景自然是一種優勢，容易引人注目，容易被某些西方評論家看中並加以意識形態化，但創作實力和獨特風格同樣重要。就說昆德拉吧。他的成功的確有諸多藝術之外的因素，甚至還有點陰差陽錯。比如「布拉格之春」，比如西方某些讀者對他的誤讀。不少人甚至將他看做「出於義憤而寫作的社會反抗作家」。這令他尷尬，使他不滿。實際上，他在移居法國前，就已寫出《可笑的愛》、《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雅克和他的主人》等重要作品，並建立起自己獨特的風格。移居法國後，又接連推出《笑忘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朽》、《被背叛的遺囑》等代表作品。儘管他的創作，尤其是後期創作，有著種種的毛病和缺陷，但光是這些作品就足以表明他作為優秀作家存在和成功的理由。卡達萊是另一個典型。他歌頌過恩維爾·霍查，是霍查的好友，可同時也寫出了《亡軍的將領》、《破碎的四月》和《夢幻宮殿》這樣的小說傑作。因此，有評論家認為，光憑這幾部小說，卡達萊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我想米勒也是如此。說到底，作家最終還得用作品說話。 　　顧彬：是的，對作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藝術。作為作家，要不斷提高自己的語言能力，同時也要用自己的作品提高讀者的語言能力。語言是內容，內容是語言，要使作品的每一個字都是優美的，都充滿著歷史的含義。米勒就是這樣的作家。語言是文學唯一的對象，唯一的基礎。我覺得從東歐到西歐去的作家有一個優勢，就是他們能夠接觸到多種外語，外語有助於母語的提高，外語的知識越豐富，越有利於和母語進行比較，提高母語的表達能力。 　　出版市場與翻譯文學 　　顧鈞：在中國的出版界，一個作家往往會因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成為出版社追捧的對象，得到大量的翻譯和研究，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高興：目前，就我所知，中國大多數出版社實際上已企業化。既然企業化了，那麼，按市場規律辦事，倒也無可厚非。諾貝爾文學獎畢竟是目前世界文壇影響最大的獎項。對於出版界，諾貝爾文學獎意味著印數、利潤和影響。因此，一個作家一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立馬就會成為一些出版社追捧的對象，也是件正常的事。問題是，完全喪失獨立判斷，把諾貝爾文學獎當做唯一的評判標準，一味地追捧，無限地抬高，就顯得有些盲目、可笑和可悲了。幸好，並非所有出版社都陷入這樣的盲目和狹隘。我本人就接觸過不少有修養、有眼光、有獨立鑒賞能力和判斷能力的出版界人士。他們重視商業利潤，同時也看重圖書價值。有時，甚至不惜賠本出版一些真正有價值的圖書。我要向他們表示敬意。實際上，文學出版、翻譯和研究恰恰最需要獨立判斷和批判精神。我曾在許多場合說過，在我的心目中，就有太多的作家應該得、卻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比如以色列的奧茲，比如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比如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但這絲毫也不妨礙我對他們的喜愛。 　　顧彬：米勒的一個可貴之處就在於她從來不考慮市場，她覺得自己有一種使命和責任，這是她寫作的唯一動力。那些一心想拿諾貝爾獎的人往往拿不到，文學獎是這樣，其他物理、化學獎也是如此。我看過一些報道，講很多物理、化學獎的得主早年只是每天埋頭做自己感興趣的實驗。最終名至實歸，反而能拿到。德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並不那麼看重，無論獲獎與否，作品都會被譯成德文。你看德國的市場上，60%到70%的文學作品都是翻譯的外國作品，這和美國不一樣，美國90%都是英語作品，所以有人喜歡把西方一概而論，這是不對的，在很多方面德國和美國差別很大。另外，德國的作家一般都是翻譯家，而且水平很高，最成功的作家都搞翻譯，這和中國現在的情況差別也很大。這個傳統最晚也要從歌德開始，已經有200年了。在德國，真正的作家是不考慮市場的，一是因為德國有很多文學獎，不少獎金的數目很豐厚，另外每個城市，無論大小，都有「文學之家」，作家可以在那裡朗誦自己的作品，每個月去朗誦幾次就能過日子了。還有一些作家為報紙寫書評，大報的稿酬能夠達到600—700歐元一篇。所以市場對於德國作家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可以比較自由地寫作和翻譯。倒是出版社經常會預測某人會獲獎，而事先推出其人的作品，不少推測是準確的。事先推出比事後吹捧要高明得多，也能說明出版社的文學眼光。 　　-主持：顧鈞 　　-嘉賓：顧彬(WolfgangKubin，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 　　 高興(《世界文學》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審) 　　(北京外國語大學李雪濤教授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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