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左，何生曾--曾國藩左宗棠恩怨1

一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首次見面，是在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國藩回湖南本是為母親辦喪事。沒想到恰逢太平軍橫掃兩湖，皇帝命他出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趕到長沙。 　　到了館舍，換過衣服，匆匆洗了把臉，曾國藩就坐下來，與前來迎接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開長談。 　　論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為卑微。曾國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長。張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僅是一個小小的舉人，身份不過巡撫的幕友或者說師爺。然而談起話來，左宗棠卻成了主角兒。他不等張亮基開口，就詳細介紹起長沙的防務安排，指手畫腳，滔滔不絕，一副大權在握、捨我其誰的神態。一聲不吭的張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兒。曾國藩也只有俯耳傾聽的份兒，一時插不上話。 　　然而曾國藩卻並不覺得不舒服。相反，他越聽，越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此次會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對曾國藩來說已經如雷貫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紹過這位「湖南諸葛亮」是如何卓絕特出。交談之中，左宗棠之頭腦清晰，氣概慷慨，議論明達，言中款要，確實令曾國藩頗為嘆服。 　　其實，何止曾國藩一見傾心。在會見曾國藩之前，這個小小的鄉下舉人早已經名滿湖湘，令好幾位大人物「一見即驚」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見到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農村青年左宗棠，即為其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他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二十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為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雲貴總督林則徐回家途中，也因為聞聽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以上引文俱見《左宗棠全集·年譜》） 　　令這些閱人無數的官場大僚不約而同地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華橫溢可想而知。太平軍起之際，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人三顧茅廬，把他請出了山，通省要務，概以任之。雖然身份僅為一名師爺，卻實際負擔起全省軍政要務，在湖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張亮基反倒成了一塊牌位：「制軍于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票啟，皆我一手批答。」（《左文襄公全集·書牘》） 　　曾國藩雖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開闢一番事業，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畢竟是在籍官員，而不是實任官員。官場是最現實、最勢利的，現官不如現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員不大力配合他，無職無權的他其實寸步難行。因此，對這個小小舉人，曾國藩極為尊重，言必稱兄。不論大小事情，無不虛心請教。他相信，有這位明敏強毅的師爺幫忙，他在湖南辦理團練，一定會相當順利。 二 　　然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印象，卻有一點複雜。 　　在見面以前，曾國藩這個名字，對他來講當然也是如雷貫耳。作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聲譽最好的湖南籍官員，曾國藩早已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左宗棠也聽許多朋友說過曾國藩學問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見面，左宗棠並沒有失望。人言曾國藩「向無大僚尊貴之習」，此言確實不虛。二品大員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他看起來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著簡樸，神態謙遜，一臉書生之氣。 　　而曾國藩言談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擔當意識，更讓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員們以敷衍塞責、逃避責任為能。在這種黑暗污濁的大背景下，曾國藩以清新方正之姿進入左宗棠的視野，如同鮑魚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風，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象說：「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仆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 　　這個第一印象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其中的這樣一句話：「才具稍欠開展」。初次接談，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結論。這句評價奠定他對曾國藩一生輕視態度的基礎。 　　在別人眼裡雄才大略的曾國藩，何以在左宗棠眼裡卻「才具稍欠開展」呢？ 三 　　曾國藩確實不是那種讓人「一見即驚」的人。乍一接觸，你不但會覺得他並無什麼出眾之處，甚至還會認為他有點笨頭笨腦。 　　如果測智商的話，曾國藩肯定不如左宗棠，甚至比普通人強不了多少。左宗棠十五歲就中了秀才，而曾國藩前後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歲才中了個秀才。梁啟超說，「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在曾的家鄉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十分生動：曾國藩在家讀書，一篇文章重複朗讀了不知道多少遍沒有背下來。一個小偷本希望等他睡覺之後進屋偷竊。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背完。小偷大怒，跳出來說：「這種笨腦袋讀什麼書？」 　　另外，曾國藩是典型的粘液質性格，這種人的特點是反應緩慢，行動拘執。這種性格特點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之氣。曾國藩自己也說：「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沉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愷南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他的學生李鴻章也當面指出他的病在「儒緩」：「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他對李鴻章的這個判斷是首肯的，屢稱自己「駑緩多病，百無一成」。 　　因此，曾國藩眼中乏精悍之氣，面上無果決之容。許多人一見到曾國藩，都覺得有點失望。方宗誠見到晚年的曾國藩，覺得他不像一位總督和將領，而像一位土裡土氣的鄉村老教師：「寬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師耳。」而後來英國人戈登見到曾國藩時，也大感失望：「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布，臉色陰沉，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跡。」 　　左宗棠是多血質，為人狂傲、處事明快而短於人情。而曾國藩為人蘊藉，長於人情而短於機變。他觀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細，下判斷也比一般人要慢，在左宗棠滔滔不絕指劃天下之時，他只是默默傾聽，認真思考，並沒拿出什麼高明的見解。兩個人的性格和作風反差極大，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開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是十分順利的。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曾國藩俯察天下大勢，判定清王朝正規軍隊已經徹底腐敗，要想平定太平天國，必須赤地立新，編練一支全新的武裝。所以到長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後來被認為是湘軍成立之標誌的奏摺：「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 　　而人們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國藩上這道著名的摺子前三天，湖南巡撫張亮基也上過一道內容相似的摺子，提出「委明干官紳，選募……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張《張大司馬奏稿》卷一，《籌辦湖南堵剿事宜折》） 　　我們知道，所謂張亮基的摺子，其實就是左宗棠的摺子。這道摺子證明，創立湘軍的想法，其發明權不能由曾國藩獨佔，起碼是曾、左二人共享的。 　　除此之外，二人還在另一個問題上不謀而合，那就是要加強湖南防衛，應該從掃清湖南境內的土匪入手。這樣，如果太平軍再次進入湖南，才不會得到本省土匪的呼應。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曾、左計議已定，具體事務由曾國藩來操作，而左宗棠則在調人用兵和辦公經費多方協助。曾國藩初涉軍事領域，兩眼漆黑，幸虧左宗棠向他推薦了滿族軍官塔齊布作為幫手。塔氏為人忠勇，做事負責，後來成為湘軍名將，對曾國藩幫助極大。對於這些曾國藩十分感激。這段時間，曾、左往來信函極多，曾國藩探討軍務的信件乾脆不再寄給巡撫張亮基，而是直接寫給左宗棠，對左的稱呼也從客氣的「尊兄」變成了親切的「仁弟」，顯示出兩人關係的日益親密。 　　不過，這種良好關係建立在一種有點特別的交往形態上。按理，曾國藩科名既早，年齡又長，又是二品大員之身，當然應該是曾國藩發號施令，小小布衣舉人左宗棠只有畢恭畢敬、小心建言的份兒。然而事實卻是掉了個個兒。左宗棠在曾國藩面前毫不客氣，對曾國藩動輒指手畫腳，指示訓誡，毫不客氣。 　　左宗棠的高己卑人、當仁不讓之態在信中一覽無餘。這種做派在傳統官場絕無僅有。左師爺的傲慢，和他的才氣一樣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氣更為有名。在巡撫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對曾國藩，他更毫不客氣。左宗棠是典型的多血質人格，辦事凌厲快捷，尤其善於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迅速發現機會，定下策略。這種人和那種做事緩慢、反應遲鈍、過於謹慎的同事通常很難合得來。而曾國藩恰恰是這種人。再加上剛剛出山辦事之時，曾國藩遠非後來的「老奸巨猾」，而是一個「官場愣頭青」，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書生氣重，拘執生硬，令左宗棠看著著急，忍不住經常加以「指導」。好在曾國藩和張亮基一樣好脾氣，對左宗棠俯首聽命，從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這段難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這段蜜月為期過短。咸豐三年，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這兩個人一走，曾國藩在湖南馬上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那些湖南官員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權，此時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小鞋穿。曾國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陽，想脫離湖南官場，獨力創建湘軍。這個想法看起來解氣痛快，實際操作卻困難重重。剛剛來到衡陽曾國藩勢單力孤，形隻影單，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處境十分困難。恰在此時，張亮基調離湖北，左宗棠也再度歸鄉隱居。曾國藩聞訊大喜，立刻寫信請他來幫助自己。在長沙數月，他自覺與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經建立起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他們兩個都是以天下為己任之人，別人不理解他為什麼自討苦吃自練軍隊，左宗棠一定能理解。 　　因為深知左氏的性驕氣傲，所以他給左宗棠的這封信寫得異常客氣： 　　那意思是說，我請您做一個高級顧問，不敢讓您承擔那些瑣碎的俗務，只要居傍指點指點我就可以了。 　　曾國藩滿心以為，以他如此誠摯的邀請，左宗棠肯定會給他這個面子。沒想到左宗棠根本不感冒，他回給曾國藩一封極為冷淡的信，「文字似敬實疏，態度似謙實傲，與曾國藩之火熱心腸、尊奉情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不僅如此，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事時還語含譏諷： 　　「滌公正人，其將略未知何如。弟以剛拙之性，疏淺之識，萬無以贊高深。前書代致拳拳，有感而已。」（《左宗棠全集·書牘》） 　　很顯然，左宗棠不願做曾國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對曾國藩的「將略」評價頗低。在長沙期間的短暫合作，並沒有扭轉他對曾國藩才能的評價。況且當時曾氏以在籍侍郎練兵，非官非紳，地位尷尬，沒權沒錢，左宗棠和大部分人一樣，不看好他，不認為他是能大有作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國藩才發現自己原來在左宗棠心目中原來如此無足輕重。這令他頗覺傷心。不過相比後來左宗棠加給曾國藩的種種難堪和傷害，這次回絕實在算不上什麼。 五 　　如果說初次見面，左宗棠認為曾國藩缺乏才幹是因為對曾氏缺乏了解，那麼，合作數月後，左宗棠應該充分認識到曾國藩剛健有為、英明強幹的一面。然而他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仍然這樣低。這就不僅僅是他「恃才傲物」所能解釋的了。 　　確實，在曾、左關係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舉情結。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譽，讀書一目十行，舉一反三。他那頗有眼光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說，他的兩個哥哥將來只能做教書先生，他卻有萬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終生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與朋友通信，動輒自署「今亮」（當今諸葛亮）、「老亮」。還在學生時期，他就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驚詫一番：怎麼寫得這麼好啊！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成年之後，他更是恃才傲物，愛吹牛，愛自誇，「喜為壯語驚眾」（清史稿）。平平常常的吹捧他聽來根本不過癮，最喜歡聽過頭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聖人他聽起來也不刺耳。 　　雖然如此自負，左宗棠卻有一個痛點觸不得，那就是科舉。他十五歲成為秀才，二十歲中舉，本以為接下來取進士，點翰林，出將入相，如探囊取物。不想舉人卻成為他一生功名的頂點。在這之後，六年之間三次會試，都名落孫山。這對一直一帆風順的他是一個極大打擊，一怒之下，他當眾發誓此生再不應考。 　　然而，在傳統時代，一個人中沒中進士，點沒點翰林，在人們眼中的地位是大不一樣的。沒有一個進士招牌，即使你通過其他途徑進入官場，也終生被人鄙夷。何況自傲如左宗棠根本不會去走捐官之類的歪門邪道。因此進士不第，實際上等於斷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夢，腹中再多韜略詩書，也沒有任何用處。因為家貧，他早年入贅到妻子當中，這在傳統時代，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極為尷尬的事。他本來以為自己能早早科名發達，擺脫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願，這種「倒插門」生活一連過了許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卻伴著「贅婿身份」、「連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於一體。 　　因此，對於那些高中科甲、飛黃騰達之人，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後來的家書中，經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比如：「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得庸下。」換句話說，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年齡只差一歲，一個四十一，一個四十。又同為湖南人，一為湘鄉，一為湘陰。家境也相當，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舉運氣不同，如今命運迥異。曾國藩中舉之後，科舉路上極為順利，中進士，點翰林，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弄弄筆頭，十年中間，七次升遷，到太平軍起之時，這兩個人，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身份相懸，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認為是國中無二的人才，比曾國藩高明百倍至少十倍，卻進身無門，只好靠當師爺來過過權力癮。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僅僅因為科名運氣好，辦什麼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國藩的存在，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著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這實在有點難。 六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為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後不久，湘軍宣布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戰。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于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寄予極大希望，以為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後，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員聞此消息，無不幸災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縋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 　　雖然下意識地對曾國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畢竟是一個奇男子、偉丈夫。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幹不以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無二，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是大清天下為數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關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國藩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兩人具體聊了些什麼，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我們見到的最直接的資料是光緒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銅官感舊圖序》。左宗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追憶此事道：「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氣息僅屬，所著單襦沾染泥沙，痕迹猶在。責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閉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余代為點檢而已。」 　　就是說，左氏來到船上，看到剛被撈上來的曾國藩氣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還沾著河裡的泥沙。左宗棠責備曾國藩此舉糊塗，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麼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麼對得起天下百姓？ 　　曾國藩尷尬羞愧，只能閉目不語。等左宗棠說夠了，才睜開眼睛，讓人拿來紙，寫出所剩軍火的數量，請左宗棠幫他查點一下。 　　應該說，左宗棠的指責是有道理的。戰爭之中，只有笑到最後的才是勝利者，在此之前，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初遇失敗就要自殺，這實在不是一個軍人應該具有的心理素質。左宗棠來看曾國藩，是情。責備曾國藩，是義。這樣看來，左氏此舉，誠可謂情義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現其實並不是這樣恰當而完美，他的回憶其實有所避諱。《葯裹慵談》中說，左宗棠在這次會面中，曾當面嘲笑曾國藩為「豬子」，也就是湖南話笨蛋之意。 　　原來左宗棠對處於極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這樣「安慰」的。乍聽起來有點駭人聽聞，不過細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氣。與以後左宗棠多次對曾國藩的無理謾罵相比，這一罵畢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罵醒曾國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國藩被罵之後，似乎一時並未猛醒，還是準備著要自殺。幸虧此時湘潭大捷消息傳來，另一路湘軍取得了大勝。這場勝利是太平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其光芒足以掩過此次失敗。這一消息立刻使曾國藩轉悲為喜，從床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態，以為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為，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衰之際。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全集，書牘卷二，《與王璞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於比白痴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頭蓋臉地訓斥。 　　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今昔對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其內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於左宗棠。兩人一生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峻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 　　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還繼續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迴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 　　左宗棠已經習慣了曾國藩的寬厚和包容，他似乎從沒有想到過，曾國藩也會生氣。因此，發現曾國藩真的不理他之後，也感覺有些後悔。不過在給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錯誤：「弟數與書而不一答，蓋嫌其太直也。……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問題是，左宗棠的脾氣極差，眼光卻是極其高明的，不久，曾國藩的湘軍於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於江西湖口。太平軍燒毀湘軍水師戰船百餘艘，衝上曾國藩座船，殺死他的管駕、監印等官，盡獲其文牘。曾國藩倉皇逃跑，「呼救無從」，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的勝利，一舉扭轉了西征的整個戰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佔領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不久，曾國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與江西官員相處不睦，處境極為困難。左宗棠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譏評曾國藩的表現。咸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聞有西安將軍銜命來江之說，恐此後日益為難。見與江西大僚構釁已深，傾之者多，將來恐同歸於糟而已。」又說：「滌公（曾國藩）年來意興索然，於人材罕所羅致，所部傑出者頗少。」此外還有「鄉曲氣太重」、「才亦太缺」、「於兵事終鮮悟處」（皆致胡林翼信中語）等惡評。說到極處，左宗棠更認為曾氏用兵獃滯，「非辦賊之人」，以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罵歸罵，左宗棠的大局觀卻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國藩徹底失敗，天下大勢將更不可為，所以一邊刻薄入骨地譏評曾國藩，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對湘軍加以救助。當石達開突入江西後，左宗棠擔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潰，禍及湖南，他說：「吾為滌公（曾國藩）危，亦為吾鄉危」，因此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迅速支援江西：「以時局論，固無有急於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劉長佑速帶援軍於咸豐六年初趕往江西，救曾國藩於危難之中。後來又陸續派劉騰鴻、曾國荃、周鳳山、王珍等軍東援江西，並在接濟軍餉方面給了曾國藩以慷慨幫助。兩人的關係因此又多雲轉晴，重修舊好。左宗棠的惡評當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他把這些話默默地咽了下去，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豐六年，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的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幹的絕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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