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開國史與士人的記憶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氣象為中心的考察

中國歷史進入宋代，在諸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從文明及文化的角度而言，更創造了異常燦爛的一面。如現代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①的評價。但這種歷史變遷，絕非宋朝開國就立竿見影，而是在延續與轉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不過，在一些宋人的筆下，似乎本朝自誕生後就斬斷了過去，顯現出全新的面貌，其中後世看到的宋朝突出的「崇文」氣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人類的歷史記載，從來都是在後世不斷追述與放大的過程中延續的，尤其是本時代人眼中的歷史更是如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些士人的筆墨來看，宋朝的開國歲月就覆蓋了許多富有情感而不免誇張的色彩。　　趙匡胤結束武夫長期亂政世道，開創了三百多年的基業，尤其是宋朝以後很長時期內呈現出高度的「崇文」氣象，因此在本朝士人心中必然籠罩著神聖的光環。那末在宋太祖開國時期，是否完全採取了有關舉措並形成了「崇文」的氣象呢？　　更符合歷史真相的是，宋太祖在位期間，採取的有關舉措及其成效包括：　　首先，通過一系列收兵權、削藩鎮舉措，結束了以往的武人政治，為恢復文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地位創造了條件；　　其二，在中樞機關逐步恢復文臣應有的角色。在宋太祖朝，除保留前朝宰相范質、王溥及魏仁溥外，先後任用趙普、薛居正、沈義倫、呂餘慶及盧多遜等人為宰執，恢復其行政權力，同時防範樞密使對行政的干預，其中親信趙普更深受信任，「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②　　其三，陸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行政。宋太祖稱帝後，不斷從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方任職，逐漸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部將，「更用侍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闕代為守臣」；③　　其四，注意保護文臣，免遭武夫加害。如：建國之始，悍將王彥升以索酒為名敲詐宰相王溥。宋太祖立即將這位功臣幹將逐出京師。④又如：武將德州刺史郭貴被調離本地，國子監丞梁夢升接任知德州後，對郭氏族人的違法牟利活動予以懲治。郭貴便通過宋太祖親信武官史珪告狀：「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但趙匡胤不僅沒有治梁夢升之罪，反而加以提拔，並繼續令其留任；⑤　　其五，恢復儒學的地位。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聖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贊文，並率群臣幸臨國子監，拜謁孔廟。建隆三年(962)，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⑥糾正了以往孔廟失去祀禮和不受重視的狀況；⑦　　其六，開始重視科舉制度。在宋太祖朝，不僅重視科舉取士的制度，而且開創「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制度，錄取人數較以往有所擴大。　　最後，鼓勵官員讀書。據記載，「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若)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然太祖亦因是廣閱經史」。⑧宋太祖還公開要求武臣學習儒經，所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⑨　　揆諸上述舉措，不難發現的確有崇文的內容，但若描述成具有時代特徵的氣象，則顯然失之於誇張。事實上，這些舉措的實質仍在於一方面調整以往嚴重失衡的文武關係，力圖使文官武將隊伍回歸各自正常的位置；另一方面，則在落實「可以馬上打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政治規則，以儘快結束戰亂，確保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統治。因此，其所採取措施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於將過低的文臣地位提升，以制衡超強的武臣勢力，同時提倡儒學中的君臣大義和綱常思想。如元人評說：「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⑩當然，要說有所不同的話，則主要在於迅速瓦解了軍功集團，使得這一傳統影響王朝前期政治的勢力消失，為科舉官僚隊伍的發展清除了障礙，並與以後「崇文」氣象的產生存在一定的關聯。(11)　　必須指出的是，趙匡胤畢竟脫胎於五代，出身行伍，又處於統一四方之時，故無論是感情上還是現實中都不可能蔑視武將和軍隊，收奪將帥兵權並不意味著貶低其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可能做到以儒立國。現存《宋會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記述了趙宋王朝「崇文」的無數事例，但涉及到宋太祖朝的具體內容卻非常有限。　　有諸多事實表明，宋初將帥即使遇事無理，也常受到天子的偏袒。典型例證如：大將慕容延釗平荊湖期間，縱容部將搶掠，擔負監軍職責的樞密副使李處耘予以懲治。慕容氏控訴於太祖，結果貴為樞密副使的李處耘被貶官至死。(12)又如：開寶四年(971)，給事中劉載權知鎮州，「坐與兵馬部署何繼筠不協，為所構，太祖惡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13)這種情形到以後的統治時期，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宋人還記載：「舊制，每命將帥出征，還，勞宴於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為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14)由此細節可見，宋太祖並非一味親近文士。因此，武將經濟待遇普遍高於文臣，節度使俸祿更優於宰相。如朱熹所說：「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15)　　還值得一提的是，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詔修建代表武人精神的武成王廟，「與國學相對」，如時人所云：「締創武祠，蓋所以勸激武臣。」(16)並多次幸臨武成王廟，其中在乾德元年(963)，就先後三次率臣下親臨武成王廟。(17)其次數超過了文廟。宋太祖經歷了五代亂世，切身感受最深的是武夫擁兵對皇權的威脅，而對文臣士人則並不擔憂。趙匡胤就直率地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8)還有這樣的記載：開寶六年(973)，吳越王向宰相趙普私賄黃金，恰被太祖碰見，「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19)由此可見，宋太祖對書生也不免心存輕視。　　因此，在宋太祖朝，科舉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尚未成為執掌朝政的核心力量。就當時的宰執大臣構成來看，宰相共六人，其中短暫保留的前朝遺老三人，兩人有科舉背景；本朝提拔者三人，只有一人屬科舉出身。樞密使共有四人，其中三人為武官，其餘皆非科舉出身者；參知政事和樞密副使共九人，科舉出身者僅有三人。由此可見其統治核心的主體並非科舉出身文臣。(20)故而，有宋人指出：「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21)還是朱熹評說的符合實情：「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22)　　宋朝「崇文」路線發展的軌跡，應大致始於第二代的宋太宗朝後期。自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後，宋朝不再走傳統的漢唐發展之路，出於極端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守內虛外」，統治重心轉向內部建設。(23)為防範武將勢力對皇權的威脅，加大了對其壓制和鉗制的力度。清人王船山針對宋太宗朝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24)同時，進一步重用文臣力量，科舉出身的文官士大夫的地位遂不斷獲得提升。　　宋太宗在位期間，從事的崇文活動明顯增多，如率領群臣三謁文宣王廟，以示對儒學的尊重，(25)而對武成王廟僅光顧過一次；(26)宋太宗即位初便親自操持科考，錄取五百多人，不僅人數大大超過以往，又超等任官，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27)這就清楚地反映出宋太宗的傾向與決心。此後，科舉得到空前發展，大批舉子進入官僚隊伍。宋太宗後期，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統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以至於科舉出身的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主張；(28)宋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態度。此外，宋太宗還率先垂範，「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樂」。(29)甚至苦練翰墨，並為臣下饋贈御筆字幅。(30)因此贏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31)表達了士大夫對當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時代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得到發展，並基本確立其在國家政治各個層面中的重要地位。應當承認，宋太宗朝後期是「崇文」氣象開始萌生的重要時期。　　再歷經宋真宗朝至仁宗時代的統治，科舉出身的文臣已成為執政的主體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科舉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32)可以說，至北宋中葉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國的局面，幾乎當時各方面的重要職責皆由文官承擔，如時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33)甚至在中央軍事機要決策的樞密院和在外軍事統軍體系中，文臣也逐漸成為主宰者。至此，朝政發展的方向確已鞏固於文治路線，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氣象。　　如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在幸國子監時對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滿意，並稱：「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34)宋人曹彥約對此評說道：「真宗皇帝四方無事之語發於景德二年，是時澶淵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聖訓已及此，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35)影響所至，官場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時的一道詔書曰：「頃者嘗詔方州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36)故范祖禹認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堯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友。」(37)　　但到北宋中葉才真正出現的「崇文」氣象，主導朝政的文官士大夫並不滿足，基於現實的需要，不僅要堅持高揚「崇文」旗幟，堅定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決心，而且從諸多方面宣揚其由來已久的精神，以至於追溯到開國時代。宋真宗在位期間遂深受這種主流意識的影響，親自撰著《崇儒術論》，公開宣稱：「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浸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後垂裕之所致也」。(38)即為太祖皇帝時代渲染上崇尚斯文的色彩。　　宋哲宗朝，范祖禹在經筵期間，曾向皇帝進呈《帝學》一書。從《帝學》講授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士人推動儒家思想文化建設的巨大努力及成效。范祖禹說：「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主無不好學故也。」(39)其中將本朝開國以來皇帝都描述為崇文好儒之君。如對太祖幸臨國子監並拜謁孔廟的舉動，評說道：「儒學復振，是自此始，所以啟佑後嗣，立太平之基也」；宋太祖鼓動臣子讀書，其目的本是要求他們遵守儒家綱常規範，但范氏進一步引申道：「太祖皇帝之時，天下未一，方務戰勝，而欲令武臣讀書，夫武臣猶使之讀書，而況於文臣其可以不學乎？」並與「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向學」(40)進行了強烈的對比。除他之外，還有人也認為：「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雍，真儒有光有赫。」(41)但宋初許多右武的事實俱在，於是文臣劉安世委婉地辯解道：「太祖與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42)在北宋滅亡之際，宋欽宗也標榜：「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43)　　南宋時，文人士大夫對開國史的追憶就更為誇張。如陳亮上書宋孝宗時言：「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44)在此便宣揚宋朝「以儒立國」的開國原則，而掩飾了當時的歷史真相。朝臣周必大則稱：「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業，文治興……」(45)周氏將太祖朝定性為「文治興」的時代，也屬於士人有意識的過分描述。還有如吳淵所說：「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為最上』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46)宋代的「崇文」氣象，實在是真宗朝至北宋中葉以後發生的事情，與其朝開國史相距甚遠。但無論是以後的宋朝帝王，還是許多朝野士人，都將此氣象追溯到宋初，則反映著歷史記憶中包含的有選擇的失憶傾向。還是王安石清醒，他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47)在此將「以文持之」視為真宗朝才出現的事實。歐陽修撰文回憶稱：「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48)蘇轍參加仁宗朝制科考試時，在試卷中也承認：「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劃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49)都道出了更接近史實的評說。　　宋代士人作為時代及其變遷的記錄者，在官方編修機構中編纂了本朝歷史，使得其開國史被或多或少地描述為「崇文」氣象，宋太祖也因此獲得高度的讚美。其實這些光環，很大程度上是本朝士大夫不斷有意識選擇而不斷添加的結果。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士人在自己所寫的詩文、野史及筆記小說中，對開國史也不斷附加上自己的理解。　　從宋代的有關記載來看，北宋中葉以來一部分士人對本朝開國史的追憶，尤其是描述的「崇文」氣象，其實是在包含歷史記憶的過程中，有目的選擇、並逐漸放大的產物。顯然，這體現出宋代主流士大夫自身的價值評判。其很大程度上修正記憶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疏離了真實的歷史，卻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正如研究宋朝「祖宗之法」的學者所指出：「『祖宗之法』並非祖宗行為舉止與創製措施原原本本的反映，而是經過士大夫篩選、寄寓著士大夫理念、有賴於士大夫們整合闡發而被認定為『祖宗之制』的。」(50)　　眾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如宋太宗所說：「自梁、晉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51)數十年間，王朝更替頻仍，割據局面愈演愈烈。長期存在的這種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響十分深遠。西方學者也指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著政治狀態，並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52)在此期間，不僅皇權式微，割據政權帝王的威信掃地，而且文武之間的關係嚴重失衡，文官集團受到武將群體的壓制，地位淪落，仰承鼻息，縱然是宰相也要受制於掌管兵權的樞密使。清代史家即評說道：士人生於此時，纏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53)正因為如此，文教荒蕪，當時社會上還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風氣。所謂：「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向學。」(54)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宋朝再一次通過兵變而建立。因此，出於對唐末五代亂政的恐懼，文官士大夫群體在強烈的自保意識下，堅定地支持皇權壯大，積極協助統治者實施一系列的「抑武」舉措，並期望朝廷復興儒教。於是，宋太祖基於自身統治需要而初步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自然得到他們的擁護和歌頌。　　宋太宗統治後期，以科舉出身為主體的士大夫已重新獲得重視，逐漸成為統治集團的中堅力量。但是當門閥世族消亡之後，使得累世公卿、富貴長存的局面一去不返，這就決定了士大夫階層必須更緊密地尋求與專制皇權的結合。為了防止朝政偏離「崇文抑武」方略，導致武力因素再度猖獗，並最終危及自身的利益，他們必然更堅決地支持宋朝走「崇文」之路。　　宋真宗朝以降，文官士大夫終於完全成為統治的主體力量，把握了朝政命脈，以至於還向皇帝表達了朝廷「與士大夫共天下」的自信，(55)崇文氣象自然出現。至此，士人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現實中，都不能允許否定「崇文」路線，更不願看到軍功集團勢力復辟。因此，他們不僅在現實中堅持既定方針，同時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尋找並誇大開國時代的有關事例，以便宣稱「崇文」氣象一貫存在的合理性。　　歷史的記憶就這樣延續，多少附加著後世的理解和想像。現實遠離過去，但在國家認同的背景下總能修正過去的歷史影像。　　注釋：　　①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5頁。　　②脫脫：《宋史》卷256《趙普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8932頁；司馬光：《涑水記聞》卷1，中華書局，1989年，第9頁。　　③王明清：《揮麈錄·余話》卷1，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220頁。　　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1，建隆元年三月己巳，中華書局，2004年，第11頁。　　⑤《長編》卷15，開寶七年二月庚辰，第317頁。　　⑥《長編》卷3，建隆三年六月辛卯，第68頁。　⑦《宋史》卷105《禮志八》，第2547頁。　　⑧文瑩：《玉壺清話》卷2，中華書局，1984年，第19頁。　　⑨《涑水記聞》卷1，第15頁。　　⑩《宋史》卷439《文苑傳》序，第12997頁。　　(11)參見拙作《宋代軍功集團的消失及其影響》，《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2)《宋史》卷257《李處耘傳》，第8962頁。　　(13)錢若水：《太宗皇帝實錄》卷26，四部叢刊三編本；《長編》卷12，開寶四年七月己酉，第269頁。　　(14)《長編》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丁卯，第759頁。　　(1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8《本朝二·法制》，中華書局，2004年，第3074頁。　　(16)《長編》卷4，乾德元年六月壬辰，第92-94頁；《宋史》卷105《禮志八》，第2556頁。　　(17)《長編》卷4，乾德元年四月丁亥、六月壬辰、七月丁卯，第88、92、98頁。　　(18)《長編》卷13，開寶五年十二月乙卯，第293頁。　　(19)《宋史》卷256《趙普傳》，第8933頁。　　(20)《宋史》卷210《宰輔表一》，第5416-5422頁；並見《宋史》各傳。　　(21)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下相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63冊，第659頁。　　(22)《朱子語類》卷129《本朝三·自國初至熙寧人物》，第3085頁。　　(23)參見拙作《宋代主流意識支配下的武力戰爭觀及其實踐》，《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4)王夫之：《宋論》卷2《太宗》，中華書局，1964年，第37頁。　　(25)《宋史》卷105《禮志八》，第2547頁。　　(26)《長編》卷36，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第801頁。　　(27)《長編》卷18，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丙寅，第393-394頁。　　(28)《長編》卷30，端拱二年正月乙未，第673-675頁。　　(29)范祖禹：《帝學》卷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96冊，第744頁。　　(30)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6之4-5，中華書局，1957年，第2270-2271頁。　　(31)李昉：《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頒賜禁苑，今懸掛已畢輒述惡詩一章用歌盛事》，李昉《禁林宴會集》，載於洪邁《翰苑群書》卷7，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95冊，第372頁。　　(32)《宋史》卷155《選舉志一》，第3616頁。　　(33)蔡襄：《端明集》卷22《國論要目》，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094冊，第493頁。　　(34)《長編》卷60，景德二年五月戊辰，第1333頁。　　(35)曹彥約：《經幄管見》卷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86冊，第36頁。(36)《長編》卷155，慶曆五年三月辛未，第3760頁。　　(37)《帝學》卷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96冊，第765(B)頁。　　(38)《長編》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第1798-1799頁。　　(39)《帝學》卷8，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96冊，第778頁。　　(40)《帝學》卷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96冊，第743、745頁。　　(41)趙師民：《勸講箴》，呂祖謙《宋文鑒》卷72，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50冊，第750頁。　　(42)馬永卿：《元城語錄》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63冊，第366頁。　　(43)李綱：《梁溪集》卷34《戒勵士風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5冊，第802頁。　　(44)《宋史》436《儒林六·陳亮傳》，第12940頁。　　(45)周必大：《文忠集》卷53《初寮先生後集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47冊，第560頁。　　(46)魏了翁：《鶴山集》，吳淵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72冊，第77頁。　　(47)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2《上田正言書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頁。　　(48)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39《襄州谷城縣夫子廟碑記》，中華書局，2001年，第566頁。　　(49)蘇轍：《欒城應詔集》卷12《御試製策》，《蘇轍集》，中華書局，1999年，第1358頁。　　(50)鄧小南：《關於「道理最大」--兼談宋人對於「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51)《長編》卷37，至道元年五月丙寅，第815頁。　　(52)[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導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6-7頁。　　(53)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2《五代幕僚之禍》，中華書局，1984年，第476頁。　　(54)《帝學》卷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96冊，第745頁。　　(55)徐規《宋太祖誓約辨析》，認為宋太祖立誓碑，告誡後嗣不得殺大臣和上書言事者，是體現了「與士大夫共天下」，也顯然過高估計了宋初「崇文」的程度，《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

作者：陳峰 來源：《歷史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