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窮人、工作、消費社會

作者：劉昕亭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題目為編者所擬，原標題為《新窮人·新工作·新政治》，為了讀者閱讀方便小編有刪減排版，未改變作者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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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窮人

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一書中，鮑曼定義的"新窮人"（new 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費者（flawed consumer）、失敗的消費者。"消費社會裡的窮人，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換言之，就是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新窮人有如下幾個特徵。

金錢的極度匱乏

面對消費社會提供的各種驚人選擇，這些收入水平僅夠維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窮人，不能購買、無法選擇；不能掌控、難以從容。他們辜負了這個24小時營業、購物中心林立、處處是導購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質世界。

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

消費社會中的"新窮人"並非闖入大觀園的劉姥姥，他們不是在驚鴻一瞥中偶然撞見一個洞天福地，而是必須生活在為富裕的消費者們所設計的社會空間中，但是消費社會所倡導的生活模式，連同消費至死的不渝精神，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根本遙不可及。所以消費社會的"新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著不能勝任挑選的社會職責，意味著羞恥感和不合群。當消費社會苦心孤詣地訓導其成員體驗"新消費生活模式"的時候，對於"新窮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金錢與物質的貧乏，還有最痛苦的剝奪與失落。

"新窮人"這一概念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經濟從生產向消費轉折的年代，普通人所歷經的生活變遷與千瘡百孔，將會以新的政治緊迫性提醒我們眼下正在進行時的、諸種不可思議的巨大反轉。

"窮人"並非一個自然而自足的概念。儘管從內容來說，窮人似乎從來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質的匱乏、自我信心的喪失、社會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空間與話語空間中，圍繞窮人的概念建構，關於窮人的政治想像，卻迥然不同。

2. 工作倫理

工作倫理在資本主義開端處的自我銘寫，用鮑曼的形容，是發揮了"一石二鳥"的功能：

一方面它解決了蓬勃發展的工業生產所急需的勞動力供給問題，解決了早期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將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的難題；

另一方面，通過把工作提升為一種倫理，工作——任何條件下的任何工作，被改寫成道德尊嚴的一部分。

當工作本身意味著一種價值，當工作成為一項高貴並能夠令人高貴的活動，當不工作、拒絕工作儼然是一種罪惡與道德墮落的時候，"任何由勞動收入所維持的生活，不管多麼悲慘，"都開始具有了一種道德優越性。工作高貴的倫理光環赦免了血汗工廠的半奴隸制，洗凈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骯髒毛孔。

工作倫理統治之下的窮人，作為生產社會最重要的財富來源，卻只能過著一種現掙現吃、掙扎在溫飽線上的生活--只有"使勞動力的生存維持到第二個工作日的黎明"，才能夠保證工人別無選擇，太陽照常升起，蒸汽機車滿載著資本家的財富夢想準時起航。

3. 消費社會

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眼下是一個生產過剩的時代，一個消費主導的社會。消費社會是一個信用卡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存摺的社會。消費社會高揚的旗幟不是生產，而是選擇，是在遠遠過剩的商品中，挑選、鑒別的能力與實力。消費社會淘汰了弗洛伊德，因為消費社會不接受延遲滿足，消費社會是一個現世社會，一個永遠創造慾望與欲求的社會。如果曾經資本主義所驅動的"生產的不斷革命"，把"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那麼眼下消費社會的幽靈，正在生吞活剝、茹毛飲血地吞噬掉曾經澆築了資本主義生產社會的"工作倫理"地基。

在消費社會，"工作"的話題顯得不合時宜，整個社會不再圍繞著工作建構。消費社會的主體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他們需要掌控的感覺，需要選擇的虛幻。"過有意義的生活"--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實現，而只能在超級市場的琳琅滿目中夢想成真。

4. 工作美學

這對於被排除在頻繁購買活動之外的"新窮人"，意味著什麼？

這首先宣告，長久的、確定的、穩定的、良好保障的"工作"，已經成為天方夜譚。在整個西方社會，現在"新的職位空缺傾向於有固定工作時間的人，或者兼職者。"消費社會不再奢望勞動者對於工作內在崇高性質的信仰。靈活性勞動代替了工作，浮動合同取代了保障，沒有什麼值得奉獻一生的工作，消費社會所培養的工作態度是隨意靈活。而這個"靈活勞動力市場"既不提供、也不容許對正在從事的職業，報以奉獻終身的理想與抱負。

工作絕不應該是生活的重心或者一生的戰略，它只是一個插曲，一次偶然的邂逅。然而，在自由選擇、自我肯定的冠冕堂皇之下，"靈活性"真正意味的是缺乏保障、居無定所，還有無法確定的未來。我們間或可以在飛特族（Freeter）的浮現中，體味到這種"靈活性"下的現實重負。

弔詭之處，也正是鮑曼頗具慧眼地提醒：消費社會並未將工作棄若敝屣，恰恰相反，工作，或者說某種工作，正在變得空前重要起來，一種新的"工作美學"正在取代曾經的"工作倫理"，成為消費社會裡新的遊戲規則。工作成為一個精緻的美學對象：

它必須是有趣的——多種多樣、讓人興奮、允許冒險、包含一定（但絕不過度）的風險；

它必須是富有創造力的--充滿激情、富於品味、巧言善辯、創意至上；

它必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沒有工作與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間的界限，工作就是最令人滿意的娛樂。

消費社會的工作美學，標榜的是"沒有固定時間，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時的工作帶來的挑戰里"。當然，這些工作狂人絕不會在窮人中被找到，他們是比爾·蓋茨，是喬布斯，是巴菲特，是維維安·韋斯特伍德，他們不消費，他們只負責工作，創造出讓人們樂此不疲去消費的東西。

一個巨大的反轉出現了。勞動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費機會的手段；工作不再是整個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重心，它摺合成的賬單才是評估人類價值與尊嚴的新標準。曾經，以工作的名義，生產社會把窮人改造成充裕的勞動力資源庫，今天，同樣是以工作的名義，消費社會徹底拋棄了窮人，把工作、創造、勞動的桂冠送給了富裕的精英們--"讓人獲得滿意經驗的工作、自我實現的工作，與生活意義相關的工作，作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樞的工作，作為驕傲、自尊、榮譽或者惡名根源的工作，簡而言之，作為職業的工作，已經成為少數人的特權，是精英所特有的標記，其他人沒有機會以作為職業的方式來經歷他們的工作"。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最新的社會分工是，精英人士負責工作，富裕人口主管消費，窮人?！對不起，系統不支持查詢。

5.福利制度崩潰

與"工作"一起倒戈的還有"福利國家"。在過去的20年里，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由大多數選民支持的執政黨，都在忙著削減、撤回福利供給，或是允諾更為優惠的個人所得稅。福利體系被指責為"效率低下且無法存活"，福利國家被解讀為寵壞懶漢、嬌養惡棍。一句話，全球範圍內的福利制度正在遭遇全線的潰敗。

曾經，幫助窮人的道德正義，促進與推動了福利國家的建立；現在同樣是以道德的名義，納稅人們高喊：不要拿我們的錢去養懶人。曾經，政治家、社會學者們"難以想像一個沒有福利國家的現代社會"；現在，"一個不是福利國家的國家，以及沒有國家主管安全網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成為了現實。曾經，建設一個福利國家被讚許為"超越左右"的ZZ共識，象徵著跨越階級的團結與人道主義；僅僅20年，即使最富洞察力的學者也始料未及--"從來沒有，民主政體下的大多數選民，在自由支持著社會不平等的加劇。"

6. 對底層、窮人持續的污名化

"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的出現並風行，成功建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窮人形象。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而兩個相關的伴生物也開始同時被販賣：

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議題，而只關乎個人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接受救濟是因為沒有工作，而沒有工作是因為不願意去工作，"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毫無道理，消費社會裡合格消費者們最為熟諳的挑選天職，現在也變成了窮人們的權利。

其次，把貧窮議題從底層階級的話語系統中分離出來，同時慷慨地贈與窮人們犯罪、反社會的添加劑。"底層階級"從物質的極度匱乏中走出，變成危險與犯罪的同義語。以社會治安的名義隔絕窮人，零忍讓（zero tolerance）政策的風行，監獄和更長期更苛刻的判決，聯手其他眾多社會機構，迫不及待地處決這些高風險的不穩定群體。當貧窮成為一種罪行，監獄開始代表衰退的福利機構出手挽救窮人。福利供給的削減，與犯罪率的上升，警力和監獄人口的增加，同步發生；眼下在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監獄產業均呈現欣欣向榮之勢。當窮人由社會問題轉變為典獄學和刑法學的問題時，窮人就不再僅是生存競爭中的失敗者，他們儼然成為了這個消費社會的頭號內部公敵。

"新窮人"的出現，"新工作"的轉變，連同福利國家的下崗歇業，真正的經濟基礎在於，我們進入了一個勞動力過分充裕的時代。現代經濟不再需要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它所仰仗的是社會成員快速而積極地購買商品，為清理商品供應做出有力貢獻，並且在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成為"消費者引導的經濟復甦"的一部分。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時代，"進步首要地意味著縮編"--企業合併、資產剝奪、裁減規模、外包和大規模裁員，輕裝上陣、縮減規模、節省人力成本，這才是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圭臬。

因此，勞動、工作、創造變成了少數人的特權。如果說生產社會裡的"失業"（unemployment）一詞，隱含著受僱傭才是正常狀態的假設（un），那麼消費社會的腳本與台詞是"剩餘勞動力"。剩餘，意味著多餘，意味著超編和不需要。

在消費社會，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忙著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遷他國，資本家們也都忙著在本國裁員，轉手在東歐、亞洲和拉丁美洲興建工廠，福利國家在任何意義上都變得不再可能也不再必須了。

因此，沒有可觀收入、沒有信用卡的"新窮人"，變得徹底一文不值。鮑曼痛心地告訴我們：今天的窮人，比任何傳統意義上的窮人，比任何過往時代的窮人，都更為無望，更為痛楚。他們不再是宗教意義上的救贖對象，也不再充當生產社會裡穩定的勞動後備軍，幫助窮人已經喪失了任何經濟利益，他們被徹底逐出了道德義務的世界。道德，現在只是為那些虛假的慈善嘉年華準備的，全球性的貧窮柏林牆、隔離帶正在重新砌起來，用鮑曼的話來說，"當涉及富裕者對世界上悲慘窮人的集體責任時，經濟算計佔據了上風，自由貿易、競爭和生產力取代了倫理訓導。在經濟說話的地方，倫理道德最好保持緘默。"

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窮人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了一無所有、一無所用的廢料。"新窮人"遭受著與以往窮人一樣的苦難，不同的是，他們已經沒有最後的棲身之所，他們已經無法把個人的苦難變成公共的社會關懷。

7. 中國的"新貧族"

與西方不同，中國正在摩拳擦掌建立惠及全民的福利體系，經濟的高速增長促生了空前的政治參與熱情，微博、網路打開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言說空間。在"新窮人"、"新工作"的全球性變革中，我們面臨全新的政治挑戰與機遇。

中國還遠遠沒有進入所謂西方式的"消費社會"，但是在北京、上海、廣州等超級大都市裡，消費主義的旗幟早已經獵獵飄揚。正如珠三角的流水線工廠和豪奢的高端消費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一樣，消費社會的"新窮人"和傳統的貧窮問題一樣，都是亟待我們回應的政治經濟議題。

早前有關"新貧族"、"月光族"的討論，已經將中國版的"新窮人"問題呼之欲出。這些當代中國"新貧族"們，出現在北、上、廣等超級大都市，接受過良好教育，月薪在5000-8000元左右。僅從收入衡量，他們不僅遠遠位居國家貧困線之上，相較同是輾轉都市求生存的"蟻族"群體，他們決不應該跟"貧窮"二字有任何牽連。與鮑曼的"新窮人"不同，這些當代中國的"新貧族"，並非苦在收入，而是肇因於消費，並非意味著金錢的匱乏，而是代表著物質的極度驕奢。名牌、奢侈品等諸種高端消費，將這些月薪並不菲薄的新中產們拖入一種入不敷出、舉債度日的窘境。但是鮑曼打開的這個新的消費討論路徑，卻在提示我們：

這些瘋狂地花著明天的錢、消費成為窮人的"新貧族"們，才是消費社會真正合格的居民，是消費社會培養、並且需要的中流砥柱。在這個意義上，消費社會的可怕陷阱在於，消費社會是一個大批量生產窮人的社會，亦是一個將整個中等收入群體拖入消費的泥沼，將其"下流化"的社會。

這正是今天前沿社會學者驚呼，剛剛成為消費社會的公民未幾，我們已然掉進"下流社會"淵藪的原因所在（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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