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庸之道及其現代意義
《環球市場信息導報》 2014年3月29日 作者:許龍
中庸之道是中國思想史的重要的哲學觀念和踐行標準。《中庸》史論結合,縱橫交錯,通過開掘個體身心修為之維,將外在事物和天地人道相合相生,顯示了中國哲學的思辨性和踐行性。《中庸》的文化精神內核仍有相當的合理性。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將會慢慢地淡出歷史,而作為個體心性修為的儒學,和重視返身而誠精神生態平衡的儒學,可能具有更寬更大的國際意義。
一、中庸的內涵
「中庸」一詞始見於《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雖然「中庸」一詞在《論語》中僅出現了一次,中庸之道卻彰顯於《論語》的字裡行間。中庸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而:
執兩用中。「子日:『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孔子稱讚舜能把握事物的兩個極端而用中庸之適去引導人們,這也是舜能夠成聖的原因。「大知」的聖賢待人處事能不偏不倚,不杠不縱,無過不及,而取其中。「不及」固然是不好的,但是「過」亦不足取。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日:『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日:『過猶不及。』」(《論語·先進》)這都不是中庸之道,雙方面都不可實行,堅持中庸,就不能偏激,而要居中考慮。《論語》中中庸之道隨處可見,又如子夏請教孔子,「子日:『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處理事情不能過急過躁,不拖拉亦不求快,就需要「中庸之道「,快不慢,恰到好處,才能達到目標。再如:「子日:『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質」和「文」是為兩個方向,樸素超過文采就略鄙陋,文采超過樸素就略浮誇,文采和樸素相得益彰,這才是「中庸之道。
和而不同。孔子從史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出發,結合了晏嬰的「和與同異,否可相濟」的觀點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的觀點。「和」是說不論事物還是見解都是統一性與差異性共存的,君子崇尚道義,見賢思齊,見不賢而改之,從而求得和諧統一。「同」是指盲目認同,重利輕義,不能與他人交流,從而不能和諧共處。
權變時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中庸雖為天下致理,但也要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君子應一日三省吾身,應時而變,處處中庸,而又處處適中。「子日:『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犯乎!狂者進取,犯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孔子認為,完全實踐中庸之道的人是很少的,近朱者赤,近積極的人也會有積極地狀態去學習,孔子也是這樣做的。他說:「子謂南容,『邦有適,不廢;邦無適,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公治長》孔子主張「天下有適則見,無適則隱」(《論語·泰伯》),並讚揚甯武子「邦有適則知,邦無適則愚」(《論語·公治長》)身處亂世就要清靜自守,保全自身兔遭刑戮,然後才能厚積薄發,在有適之邦將自己的經天緯地之才施展出來。孟子認為孔子達到了「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公孫衛上》)之境界,故稱讚他為「聖之時者」。
二、儒家中庸觀的評價及其現代意義
中庸之道是「中和之道」,和而不同。從和來講,它是建立在差異性上面的多重矛盾的有機統一,沒有差異性就談不上和。和不是妥協的產物,也不是將差異性同化,不能人為的去掩蓋矛盾或者取消矛盾,而是在差異性之上建立的辯證統一。既要求差異性,又人們在處理事務的對立時,找到可以正確處理的平衡點。找到一個準確的「度」,度是在質與量的轉換之間的界限,不能做到過猶不及,也不能做到追求極端。「中」是指對「度」的保證,做到不偏不倚,沒有偏頗,適度的解決矛盾,不讓其惡化。對質與量的轉變起到控制作用,要在矛盾的一方的改變的時候適時的區調節另一方,從而達到平衡和和諧。
其次,從「時中」的角度來說,儒家強調的是應時而變,應事而變,隨時隨地的作出調整,不能一成不變。要求踐行者能夠靈活地辯證地去執行自己的行為。「中」和「權」是相輔相成的,而且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一者是標準,一者是標準的執行方法。沒有方法,標準就沒有執行的途徑;沒有標準,方法也就沒有用處。從孔子「無可無不可」,到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中」沒有固定的解答,我們理解的中就是辯證的居中,不是僵化的執著於中間,而是依據事物本身的特點來辯證的處理,不能形而上學。事物是不斷地發展變化的,中庸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去理解的,它的內涵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的合理調整才是「中」。我們不能盲目的去做和事佬或者好好先生,對一切保持折中的態度,這不是中庸。
儒家中庸思想作為歷史的產物,今天是否還具有現實意義呢?我們知道,「貴和尚中」是東力一文明的精髓,是中國文化的基木精神之一。從這點上看,中庸思想在現代社會強調蔡體和諧和平衡發展的人背景下,在西方文明的危機引發了對東方傳統文化的反思中,仍有著鮮明的時代意義,它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著不可忽視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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