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舟 ： 中產之怒 —— 兼論巴西世界盃的屁股

爆菊？煲劇？暴舉？足球可以成為政治工具，但足球也可以顛覆政治，足球可以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但也可以提供風向標和方向盤，尤其在巴西，足球往往可以成為日常生活的政治劇場。

哦也，政治個球啊，小清新朋友們是否又要喊「no politics」啦，又要喊「just for fun」啦？

教堂和球場是政治抗議的絕佳策源地，在這兩個地方發生的政治抗議往往是和平的，而一旦政治抗議是在大街和廣場上直接爆發，則往往可能引發暴力衝突，假如是從教堂到廣場，從球場到大街，經過了教堂和球場的動員和過渡，這樣的政治抗議會有所不同，會顯得更有凝聚力，足球和宗教一樣，成為一種強力粘合劑。經典事例之一是1989年在萊比錫，人們在聖尼古拉教堂參加完和平禱告後舉著燭火上街遊行，這個「星期一和平遊行」成為柏林牆倒塌的發端；經典事例之二是在利比亞，儘管卡扎菲也是個超級球迷，其子艾薩阿迪還在意甲佩魯賈隊效力過，但球迷們在一場比賽結束後公然高呼「卡扎菲是異教徒」，而卡扎菲果然迅速倒台。

（資料圖：當地時間2014年6月15日，巴西里約熱內盧，馬拉卡納球場附近爆發示威活動。巴西總統羅塞夫當天呼籲國民將政治與足球分開，不論是否存在政治分歧，一起支持足球。）

世界盃開幕當天，在聖保羅大街上的暴力衝突被全球媒體大肆渲染，而開幕式上，球場震天價響的針對巴西總統羅塞夫（也順帶針對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的噓聲乃至謾罵，卻遠沒有得到足夠關注。推翻汽車和砸玻璃，放催淚彈噴辣椒水總是更吸引眼球的，而開幕式上的政治呼聲，也遠沒有內馬爾的進球引人注目。羅塞夫和布拉特或許得感謝日本裁判，是他點球判罰引發的爭議，多少轉移了政治焦點。

這就是為什麼巴西對墨西哥之戰，羅塞夫乾脆就不去現場找罵了，儘管從拉美地緣政治的角度，巴墨之戰相當重要。

假如不是《體壇周報》記者王勤伯的報道，中國媒體和球迷甚至差不多壓根就不知道有這事——堂堂足球王國的總統，在世界盃開幕式，被那麼多巴西人當著全世界的面公開羞辱。按照王勤伯的考證，那一句針對羅塞夫的巴西髒話的意思，大約相當於吾國所謂「爆菊」。

中國人，從知識分子、媒體到普通球迷，似乎都滿足於對巴西的兩大刻板想像：一，巴西的街頭暴力；二，巴西的快樂足球。巴西作為一個快感符號，為遙遠的電視機前的人們，提供了夏日懶洋洋的冰啤，一切水深火熱，都化為快感消費。作為普通球迷這也無可厚非，熬夜看球就夠累的了，沒工夫玩深沉，但對於有的愛湊熱鬧的公知來說就另當別論。

他們那些關於巴西世界盃的陳詞濫調，差不多也可以「毫無違和感」地放到上一屆的南非世界盃以及之後的卡達世界盃上，他們無非是一臉苦大仇深地算計各種二手數據，諄諄教誨我們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不會被世界盃掩蓋之類真理——這種包裝精美的垃圾廢話，這種「公知消費」，是對巴西這個國家和對足球這項運動的雙重輕慢，從那樣的文章你既看不到對足球的熱愛，也看不到對巴西的關心或好奇心。

世界盃還沒有開打，羅塞夫似乎差不多已經輸掉了十月份的大選。假如巴西隊奪冠了呢，她不是臉上沾光可以藉此大打愛國主義足球牌嗎？在巴西，你必須努力學會做一個「足球總統」。前總統卡多佐就曾經贏得了一場經典的「足球選戰」：偽球迷卡多佐竟然利用足球擊敗了鐵杆球迷盧拉，贏得了1994年大選。

卡多佐曾在回憶錄中感嘆：「足球對我們不僅僅是一項運動，而是一個令人沉迷的魔咒。據說每個巴西嬰兒一出生腳上都粘著一個足球。」作為一個社會學學者，卡多佐不會把看書的時間輕易浪費在看電視轉播足球比賽上，但恰好他碰上了世界盃年，1994年他大膽進行了貨幣改革，雷亞爾的發行日和世界盃開幕居然是同一天——7月1日。卡多佐的雷亞爾計劃和佩雷拉的巴西隊的命運於是綁在了一起，雷亞爾沾染了足球樂觀的氣氛，也沾了巴西隊的光。在巴西隊比賽的時候，卡多佐都有意招來媒體到他辦公室，高調拍攝他觀看巴西隊比賽並慶祝獲勝的情景。

相反，盧拉這個遠比卡多佐專業和瘋狂的球迷卻不敢冒這個險，他安安靜靜地坐在家裡看球，沒有記者做任何報道。卡多佐事後自問：萬一巴西隊輸了怎麼辦？好在他賭對了，趁著世界盃奪冠後的愛國主義情緒，他最終一舉戰勝盧拉。就職當天，卡多佐在巴西利亞廣場組織了一場兩萬多人參加的「巴伊亞音樂會」（巴伊亞是巴西音樂和巴西文化的發源地）。在巴西，足球和音樂就是民心的兩大催化劑，一個政治家必須對此高度敏銳。

盧拉吃一塹長一智，後來當總統之後，「羅納爾多就是我兒子」成了他的口頭禪，而羅納爾多也為這個自作多情一廂情願的「乾爹」掙足了臉面。作為盧拉的嫡系繼任者，羅塞夫雖然不至於宣稱「內馬爾就是我兒子」，但巴西舉辦世界盃對她本來是個百年難遇的機遇，沒想到她的支持率反而緊隨世界盃而持續下跌。作為一個「窮人政黨」的領袖，她開始被很多窮人所疏離，最關鍵的是，擁有更多話語權和發聲渠道的中產階級更反對她。世界盃開幕式上的噓聲和謾罵聲，顯然更多來自於中產階級——因為各地窮人跑到聖保羅來看世界盃的比例肯定很少。

開幕式和揭幕戰我是在聖保羅隊著名的莫隆比球場看的大屏幕轉播，當轉播鏡頭對準羅塞夫和布拉特時，我周圍也響起了一陣噓聲。而莫隆比球場的這些球迷，看上去都是中產階級青年。

（資料圖：2014年6月12日，巴西聖保羅，2014巴西世界盃揭幕戰，巴西Vs克羅埃西亞。羅塞夫、布拉特領銜各國政要觀戰。）

據說從2003年至今，巴西有四千萬人進入了中產階級，考慮到巴西總人口也只有兩億餘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新能源的發現和開發，給了這個國家巨大的發展契機和動力，另外，迥異於很多國家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困境，巴西正在享受人口年輕化帶來的巨大紅利。光從足壇，便可以明顯看出球迷中產化和年輕化的趨勢，像弗拉門戈、科林蒂安、桑托斯這樣以往球迷群體大多不是窮鬼就是屌絲的俱樂部，近些年突然增加了大量中產階級青少年球迷，門票和球衣銷售大漲。相比之下，老牌的白人中產階級球隊弗魯米嫩塞反而沒什麼增長空間，這就是為什麼前幾年他們會養不起孔卡把他賣給恆大。

也就是說，從上一次世界盃奪冠（2002年）以來，從盧拉到羅塞夫，從羅納爾多到內馬爾，巴西悄然發生了一場「中產之變「，而羅塞夫已經漸漸無力帶領一個左派傳統深厚的底層政黨去因應時變，去應對中產階級日益強大的挑戰。羅塞夫依舊拿昔日軍政府獨裁時代她自己的苦難經歷（曾經是游擊隊員，也曾入獄）來教育民眾，但巴西的民主時代已歷經整整三十年，反獨裁的革命資本已然透支，時代的命題已經變成如何應對民主的挑戰。世界盃作為政績工程對羅塞夫來說已然破產，她現在能做的就是加緊實行一些取悅中產階級的政策。

被數萬人集體噓罵，羅塞夫的憤怒可以理解，然而她的回擊卻極為愚蠢，她聲稱那些在開幕式罵髒話的人「不是真正的巴西人」。羅塞夫這麼做未免有點「自絕於人民」了，因為噓完罵完她之後，全場差不多人人都在張嘴高唱巴西國歌——罵總統和愛國，非但不矛盾，反而相輔相成。

這令人想到1984年，那個喬治·奧威爾預言的年份，在巴西，從教堂到球場，發生的里程碑式事件。

那時候軍政府獨裁已經維持了二十個年頭，在經濟盛世的掩蓋下，巴西軍政府依舊壓制民主自由。但是變革的口子已經打開了，新生的中產階級開始行動。1984年1月，聖保羅大教堂，三十多萬人一起高喊：「直接選舉，就是現在（direita ja)！」卡多佐回憶說：「遊行的大多是激情澎湃的中產階級。當時的氣氛更像是在開派對而不是政治對抗，人們跳舞唱歌並組成人鏈。最後，所有人牽起手高唱國歌。"卡多佐和盧拉這兩位後來的對手相視而笑。隨後，里約熱內盧又有八十萬人集會，聖保羅則又爆發了一次百萬人集會。

決定性的時刻發生在這一年，在馬拉卡納大球場舉行的巴西聯賽焦點大戰：弗魯米嫩塞對達伽馬。在賽前國歌儀式上全場高呼：「直接選舉，就是現在！」人們一開始高唱國歌隨後這句口號山呼海嘯蓋過了球場廣播的國歌。馬拉卡納128713人的呼聲通過電視電台傳遍全國，最終促使總統菲格雷多順應時勢。第二年，巴西結束了軍人獨裁時代。

看上去這是一個頗為理想的政治動員模式：意見領袖和知識分子發聲，中產階級帶頭，底層民眾響應。聖保羅大教堂的中產階級和馬拉卡納的底層民眾遙相呼應。然而，變革不是突如其來的，那時候巴西軍政府儘管獨裁，但仍然存在多黨制和一定程度的媒體言論自由，並且菲格雷多上任後表達過要向民主過渡的願望和決心，只是害怕冒險而一再搖擺。1982年，在桑塔納帶領那支夢幻桑巴軍團在世界盃鎩羽之後，不少巴西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雖然感到惋惜，但卻又感到一絲慶幸：如果奪冠了，軍政府又更有理由利用足球苟延殘喘下去，就像1970年世界盃後那樣。1982年巴西沒能奪得世界盃，但世界盃之後這個國家卻邁出了重要一步：先在國會實現選舉。因此才會層層推進，才會釀成1984年從聖保羅大教堂到馬拉卡納大球場的人民行動。

羅塞夫從昔日反獨裁的英雄鬥士，一躍成為今日民主假面舞會的女王。此一時彼一時，她本來應該能理解巴西人這種獨特的「球場政治」——搖滾領域有所謂arena rock (指那些在體育場開音樂會的大牌搖滾樂隊），那麼在巴西則有一個arena politics 的傳統——何況盧塞夫和盧拉本來就更擅長這種被卡多佐一再批評的「低俗的政治煽動」。

爆粗不雅，尤其是針對女性。但開幕式上巴西人針對的，是政治，而並非女性，他們針對的，是政治的屁股。把政治和屁股牽扯到一起，全球皆有，吾國不也有過所謂「政治就像孔雀開屏後的屁股」這樣的比喻嗎？吾友胡文輝當年曾經因為僅僅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舊社會把政治和屁股以及女陰聯繫在一起的典故，就遭到了嚴厲批判和處罰。一般說來，專制（包括男權）的社會是這類歧視性比喻的溫床。不過巴西的情形可能稍有不同，這是一個崇拜屁股的國度，對他們來說美女的臀圍比胸圍重要得多，屁股既是巴西一個野性的美學圖騰，也是政治話語權混沌的磁場。

而足球和髒話一樣，誕生於泥沙俱下的土地。

這就是巴西人，難以用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難以用「政治正確」的統一標準去衡量的巴西人，他們可以在世界盃開幕式，飛速地從詹妮弗·洛佩茲的屁股過渡到總統的屁股，最後落實到巴西球員的屁股——比如綠巨人胡爾克（又譯為浩克）堪稱世界足球運動員之最的大屁股。世界盃球場，儼然變成了一個用髒話奪權的想像的烏托邦。

（綠巨人胡爾克）

最後添個蛇足。「中產之怒」這個片語，我是從溫州動車事故的媒體評論中學到的。樂觀者藉此指出：中產們將從災難中崛起，奪回自己的社會話語權。

中產之怒，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我們的中產是隨大國而崛起的，中產一怒，便多難興邦？但中產們究竟要什麼？

第二套房子？一個小三？一個上師？

去巴黎掃貨，還是去加州生孩子？去拉斯維加斯蛋疼，還是去拉薩捏腳？

巴西駐華使館珍藏著李鴻章接見巴西特使的檔案記錄，李鴻章，那個當時中國最「洋」的人，那個中國海軍之父，這樣問巴西特使：「巴西有海岸么？」

現在，且讓中國的屁民，借世界盃遠隔重洋，遙望巴西的屁股。